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近来史学界特别关注的一个题目。受专业和学识的局限，我对这个问题很难讲出有分量的见解。但是我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史学工作者来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以增强我们的历史感和时代使命感，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方向，进一步明确我们的研究任务，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国史学在世纪之交的双重任务
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双重任务：总结和开拓。总结和开拓是分不开的，总结是为了进一步开拓，这才是积极的总结；开拓也只有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才可能是扎实的和有成效的。总结和开拓，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它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要花大气力研究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要研究和总结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的话，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最大的变革和最大的成就。因此，科学地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程，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中经历的曲折，以致它所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对当前的和今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与开拓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都具有启迪和鼓舞的作用。从史学工作的要求来看，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20世纪的中国史学，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师。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也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陈垣等，他们的治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尽管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并不相同，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他们的治学旨趣和研究领域亦各殊异，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贵自得之学。他们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十分了解当时外国史学发展的趋势，但他们不泥古，也不盲从，而潜心于继承和创新，各成一家。对于这些，我们是应当认真地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并以此作为进行新的开拓的借鉴。
第三，继续加强研究和推进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丰富的中国史学表明，大凡经得起历史检验因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史学名著，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要求。在这方面，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学风和成果，堪称典范。20世纪，中国历史经历了伟大的革命性变革。他们的成果，既是历史科学上的丰碑，也记录了革命变革的呼唤。太史公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令人感奋的体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开拓前进，就要研究这方面的经验，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二、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的初步认识
对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和认识，是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深入探讨才能做到的。本文所提出的只是一些初步认识。
（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
通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于错综纷繁之中，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轨迹：
——“新史学”的提出及其影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构想，后者着力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为“新史学”开辟道路的标志。
梁启超的“新史学”，讨论了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与“他学”的关系、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等史学上的重要问题。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近代化之理论上的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这些新的理论，在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史学”事实上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1924年李守常（大钊）出版《史学要论》到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把中国史学从近代化阶段推向科学化道路，显示出了在多种学派齐流并进中的主流作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在这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李大钊所著《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中国学人撰述的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又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直接的关系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在这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成的中国古史著作；其后，郭、范、吕、翦、侯等史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在社会史、通史、思想史方面，都有重要的著作问世，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
——新历史考据学派。在“新史学”兴起的浪潮中，新历史考据学派亦开始萌生。它的特点，不是以批判“中国之旧史”为目标，而是一则借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一则继承18世纪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传统，提出了许多阐释中国历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早在1921年，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即付梓刊行，成为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先驱。王国维用“二重证据法”，以达到“古史新证”的目的。他对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表示出极大的重视，认为这是推动了新学问的出现。陈寅恪、陈垣是继王国维之后的最有成就的两位新历史考据学派大师。前者以诗文与史事互证见长，后者以探求史源、区分类例为宗，在考据和撰述上都取得了丰富的、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在历史考据方面，由“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古史考辨上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主办的《古史辨》，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陈寅恪、陈垣、顾颉刚，都是跨越20世纪前期和后期的史家，为新中国的史学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和“影射史学”的泛滥。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在中国各族人民中开始普及，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条件。从1949年至1966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都纷纷写出了新的著作，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还突出地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历史课程和各种历史研究机构，都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广泛传播的重大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其中，一批又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连续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了“**”，国家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都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四人帮”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使学术界成为这场“革命”的锋芒所向，而史学界又首当其冲。继之而起的是“儒法斗争史”的泛滥和“批儒评法”的横行，历史被歪曲和篡改，史学被“四人帮”糟蹋成为用来搞政治影射的工具，完全失去了它的崇高尊严和科学价值。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所遭受到的最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年代里，一些真诚的史学工作者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信仰，坚持为史学工作的复兴而默默地耕耘。
总的来看，这是一个为史学发展积蓄了宝贵经验和教训的时期。
——新时期史学的繁荣和当前史学发展趋势。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中国史学逐步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政治上的思想解放，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史学上一些“禁区”的被突破，极大地鼓舞了史学工作者的热情，史学界所积蓄的“潜能”一下子被释放出来，化作无数的鸿篇巨制。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又一个春天。
这个时期，历史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增多了，历史学的专门刊物增多了，史学工作者队伍的人数增多了，这都是史学发展的标志。从深层次来看，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扩大了，这表现在对学科理论、方法的关注，对国外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关注，以及对史学相关学科发展的关注；历史研究领域扩大了，如在重视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民族史与宗教史的研究、地方史与区域史的研究、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等等，而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则尤其活跃，还有一些规模宏大的历史研究项目，在这个时期开始启动，其中有的已经完成。从80年代开始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真实地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
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有两点是十分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工作者经过对50年代以来史学发展道路的反思，经过对当代外国史学发展状况的初步了解，并认真地考察了当代中国历史运动对史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从而在理论、方法、研究课题的价值取向、研究的手段与模式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可以预料，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将有一批面貌一新的、有影响的新成果问世。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发展在客观上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史学更多地接触到社会层面时，便出现了高雅与平庸混杂、通俗与媚俗并存的局面，这有势使之然的一面，也有学风不正的一面。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趋势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二）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成就
——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成就。在历史理论方面，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向近代进化论的转变，一是从进化论向历史唯物论的转变。前一个转变始于19世纪末叶，康有为在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下，结合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创立了历史进化论。其后严复译述《天演论》，西方的进化论进一步广泛流传。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明确提出历史撰述要写出人群之进化现象并求得公理公例的原则，从而使历史进化论在史学领域中获得了具体的表现形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章太炎、孙中山阐述了革命在历史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把历史进化论又向前推进一步。后一个转变是更重要的转变，这是因为历史唯物论克服了历史进化论的种种局限性，向人们提供了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1919年至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强调“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2]。他说的“新史观”即唯物史观，并对其内容与价值做了阐述。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对唯物史观有十分丰富的阐述和运用，同时也有一些专门性质的研究论著问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9年）一书，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同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名论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相互补充，反映了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80年代，侯外庐总结自己数十年治史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解和执行唯物史观的心迹与实践。[3]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1989年），反映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出理论说明的真诚的努力。这样的著作还有不少，不能一一列举。近20年来，史学界关于史学自身的理论研究，也有新的起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历史撰述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撰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2年编制的1900—1980年《八十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统计，这81年中出版历史类著作大约12400余种，平均每年出版历史类著作约150种左右。另据《中国历史学年鉴》的统计，1979年历史类著作的出版约170余种，而1994年历史类著作的出版则增加至约750种，足见近十几年来历史类著作出版数量增长的迅速。[4]历史撰述上的辉煌，并不只是指出版数量之大而言，主要还在于它们涉及广泛的历史领域，其中有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科学水平，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新发展。对此，林甘泉先生最近所撰《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已有中肯的和比较详细的论列[5]，本文不再赘述。
——历史编纂学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上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首先，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注重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揭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社会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等。在历史编纂内容上，在传统的纪传史、编年史、典制史、纪事本末史的基础上，开创了各种专史的研究和撰述，如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艺术史、风俗史等，从过去的着重于朝代兴亡为主要内容而发展到对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注。在历史编纂形式上，章节体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是它能在容纳历史信息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灵活性，一方面也便于广大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这是旧的史书体裁所不及的。当然，单一的章节体也会使多样的历史编纂形式变得单调起来，并且也不能完全适用于表现纷繁复杂的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近20年来，随着新综合体的创立，史学工作者开始注意到充分继承、发扬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促进了宏大的历史撰述工程的进行，这在中国通史、清史、太平天国史、民国史的撰述中尤为突出。
——历史文献学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新发现的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二是对传世的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三是对明清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新发现的文献，有甲骨文字、商周金文、侯马盟书、秦汉简牍帛书、敦煌写卷、吐鲁番文书、碑刻墓志等。其中《甲骨文合集》这一巨型工程的完成，以及关于敦煌写卷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这些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更加突出地展现出中国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对传世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荦荦大者，如30年代《廿五史补编》的出版，50年代《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等的编辑、出版，50年代开始的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的点校、出版，以及近十几年来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所展开的大规模的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在保存和利用历史文献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便利条件。明清档案的清理和利用，对于推进明清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然，对于20世纪历史文献的整理，尚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这对21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近十几年来，关于历史文献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专著，探索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研究和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方面的成就。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的反省和继承。20世纪初，中国史学着眼于对自身的反省和突破；60年代以后至今（其间，“**”10年例外），着眼于反省和继承。没有突破不能发展，忽视继承也不能发展。“新史学”的倡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史学起了突破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广泛传播之时，史学家们有可能比较冷静地来思考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于是在60年代出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开始兴起的局面。“**”结束以后，中外史学史的研究更加发展起来，并且有专业学术季刊《史学史研究》的创办和在国内外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十种有关史学史论著的出版，许多高校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全国的和教委的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史学史课题。这种“史学寻找自己”的热情，必将进一步推动史学的发展。
——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有益成分的成就。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就其整体来看，都是同研究、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尤其是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积极成果相联系的。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最近，于沛先生有专文进行评论。[6]这三次**，虽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引进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但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即由简单搬用到认真辨析，再到具体对待。其中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于文总结了三条“规律性现象”，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从来不曾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第二，“外国史学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要立足于中国史学坚实的基础上。对其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同盲目地排外、否定一样，都将对中国史学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几点认识，可以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从整体来看，20世纪中，中国学人对外国史学的研究与借鉴，成绩是不小的；从发展水平来看，以第三次**为例，我同意这样的评价：“目前，西学之引进正处在转折点上：一般性的介绍与表层的移植已经过去，但真正独创性的深入地研究的时代尚未到来。”[7]
——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的成就。20世纪，是中国近代考古事业从起步而走向辉煌的世纪。近百年中的许多震惊世界的考古新发现，足以使中国学人重构自西侯度文化、元谋人文化至夏文化间的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文明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更加显示出中国文明的悠久和灿烂。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极其重要的部分。
——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的成就。中国史学有注重通俗化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有重要的意义。“新史学”的倡导，也包含有这方面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重视这一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史论和史剧，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1948年，翦伯赞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一文中指出：“本国史知识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8]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的基本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项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吴晗在60年代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曾一度成为史学界、知识界、读书界关注的事情，成为大众所关注的事情，堪称进行这项工作的典范，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工作的范围更加扩大了：如历史文献的今注今译，图与文相结合的历史读物的增多，各种通俗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等等，使这一领域显得格外活跃。其中，一定会有经得起大众和时间的考验的产品流传下去，而媚俗和平庸之作，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还有许多具体的表现。以上所举八项，都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它们是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的主体。
（三）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思潮
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纷繁、复杂，对于它的研究、认识，实为从思想上、观念上总结20世纪史学遗产所必需，更是明确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所必需。关于20世纪初中国史学思潮和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已见有专书、专文论述[9]，但总的来看，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还很不够，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思潮，主要是指一种思想倾向。史学思潮主要是指史学观点上的某种倾向。但就广泛的意义上讲，史学方法上的不同，有时也会造成史学思潮上的歧异。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这里，我们是否可以从宏观上来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思潮，以便把握它的基本思想脉络。这就是：
——早期“新史学”思潮，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活跃于20世纪初，在批判传统史学、引进外国史学、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方面，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是，早期“新史学”思潮有两个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它在理论上没有提出对客观历史的科学的说明，以及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二是没有提出系统的、有影响的中国历史论著，留下足以代表这一思潮的主要遗产。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发展，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经过“**”10年的历史性考验后，八九十年代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潮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同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本质特征和民族风格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以追求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为史学发展的目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中流砥柱的作用，代表着、反映着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发展中，也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一旦把理论当作教条并以其去剪裁历史，那就不仅曲解了历史、损害了史学，而且也使理论失去了指导的作用和科学的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记取这一严重的教训。
——新历史考据学派思潮，以重视治史方法、进化史观和新史料的发现相结合为基本特征，滥觞于20世纪初，在20年代至40年代获得丰硕成果。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概括了这一史学思潮的特征：
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
他说的“后期史学”，即指20世纪前期而言。我以为，这一段话，大致可以反映出新历史考据学派思潮的主旨。
——“当代新史学”思潮，这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当代欧美史学发展中提出的新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对社会历史做跨学科研究或对社会历史做某一层面的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健康发展，将推动中国史学对外国史学的借鉴，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对外国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应取分析的和慎重的态度。分析并不意味着保守，慎重亦并非拒绝。
三、学风建设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前景
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许多历史性的任务。为了迎接这些新的任务，迎接新的挑战，史学队伍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没有高素质的队伍，便不会有高水平的研究和出色的成果。
现在，使人感到忧虑的是，史学队伍的学风建设荒疏，在有些问题上反映出不良学风的严重倾向。学风问题是根本性质的问题，不端正学风，不提倡和建设起优良的学风，我们的历史科学以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要去攀登21世纪的高峰，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学风建设，首先是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是反省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式的搬用，因而造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反省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此而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国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又一次升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史学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能不能坚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能不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纠正以往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把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推进到更高的、更科学的新阶段，这是中国史学能不能在21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的关键。这里，有两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症结。第一，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并不是由此证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不可以用来指导研究历史，更不是证明研究历史必须脱离唯物史观的指导。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最终还是要明确什么是“正”、什么是“源”，并把这个“正”、这个“源”坚持下去。第二，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使历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从而能够在唯物史观的总的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并善于吸收当代国内外各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新的进展，以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对过去的反思进行反思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这些问题。
其次，是尊重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尊重当代人的论著所提出的积极成果。这是后人对前人所做的探索应取的态度，是个人对社会应取的态度。现在有的研究者，不考虑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对前人的成果横加指责，甚至全盘否定，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和批评方法，有时还受到赞扬和吹捧；现在也有的研究者，明明是参考了、借鉴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论著中不作说明、不注出处，以至故意向读者加以隐瞒，从而把自己装扮成某个观点、某种见解的提出者、首倡者。这两种情况，都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都在助长着不良学风的泛滥。纠正这种不良学风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提倡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研究。在历史学界，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论著，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很出色、很优秀的成果；也有一些是重复地做着前人做过的文章，甚至也重复地做着当代人做过的文章，而又没有新的创意，这对于通俗读物来说，未为不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应当努力避免的。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平庸的学风在滋长呢？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的历史学要创造21世纪的辉煌也是很困难的。
学风建设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对于现代汉语的规范性使用，对于文风的重平实不尚浮华，对于克服治学上的浮躁情绪等。所有学风上的问题，都直接同提高史学工作者队伍的素质有关，都同走向21世纪的史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水平有关，应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总之，只有加强学风建设，我们才能走出目前存在着的一些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各种误区，使当代史学得以更加健康的发展，得以迈出更大的步伐，走向世界，走向21世纪。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研究方向上，一方面要有利于学科建设的发展，一方面要努力使之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0]。
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努力探索和改进历史研究的模式，使之更加科学化和多样化，更加富于社会启示意义。
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学人才模式的自觉意识。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把“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工作者，称为“探索的一代”[11]。是的，这是跨世纪而展宏图的一代史学工作者，希望在他们当中能够涌现出一些这样新型的史学家。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本文发表时，题为《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今从标目体例上考虑，乃删去“论纲”二字。
[2]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8页。
[3]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页。
[4] 这些数字，包括译著、重印书和考古著作在内。
[5]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6] 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7] 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8] 翦伯赞：《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
[9] 分别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0]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11] 向燕南：《世纪之交的史学回顾与前瞻——访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