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拥有丰厚的积累，而且至晚在东汉班彪、班固时，已经形成了史学之历史的意识。说它年轻，是因为它作为近代学科之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被明确地提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今才有大约80年的历史。当然，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大约80年的历史也是很值得回顾和总结的。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深刻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把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史学史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认为：“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2]这里，胡适虽然没有具体地谈论“中国史学史”，但这是目前我们所知“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之最早的提出。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在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之一个分支的观念，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3]
总起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行进到20世纪初年，由于社会的变动和学术思潮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至“五四”前后则走上近代学科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史学史则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专史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之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中国史学史”提出的学术背景，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史观的传播，另一方面是学术史的发展。
1.新史观的传播。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其历史观的主导因素，是西方进化论。19世纪末，严复、康有为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近代进化论，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潮。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是这个思潮在史学中的延伸和突出表现。他在此文中十分强调“史学之界说”，实则是以进化论重新解释史学。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4]显然，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等，都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这就是把中国古代史学上很早就产生的朴素进化思想推进到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的新阶段了。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中，这种进化论思潮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新的中国历史著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纷纷问世，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陈黻宸的《中国通史》等。
上述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年，重庆）一书，在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指出：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5]
这里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虽未明指近代进化论，但联系上文所述梁启超的论述和何炳松所倡言者，进化论则是其中之关键无疑。这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著成而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的观点。
大致与此同时，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1947年，南京），论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作者以民国建立为界标，把这百年的史学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作者认为：“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他讲的“好几个助力”，主要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新史料的发现”等。顾颉刚与金毓黻的不同之处，是极鲜明的把“科学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顾颉刚在评价“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时这样写道：
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6]
所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云云，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方面的实际情形，因为中国史学上的朴素进化思想的成就还是很突出的。但是作者强调：“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在基本方向的估计上，还是符合实际的。
如果说随着“新史学”的倡导和进化论的传播，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提出及最初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话，唯物史观的传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提出及其早期研究，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了影响。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以通俗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他指出：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7]
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他略述了从孔道西、桑西门、蒲鲁东等人“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的论点，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8]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他写道：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9]
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已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撰写《史观》一文时，他已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10]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首创。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重要部分，李大钊从阐释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观的历史，到讲授史学思想史，是他深入研究史学之合乎逻辑的发展。李大钊所讲授的“史学思想史”，虽是西方史学的内容，但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大学讲坛上讲授，确乎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更充分表明他是在讲授中国学人的史学思想了。
2.学术史的发展。“五四”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梁启超在此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11]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专史的重要，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而“文化专史”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其中，“学术思想史”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史”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12]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门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了专史的门类，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史学史”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13]
“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史学史”作为一种专史被明确地提到学术史研究的日程上来的时候，其学术价值便有了比较恰当的定位。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二、草创时期的初步收获
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段坎坷的历程，这一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而有起有伏，二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步入近代以后不久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需要逐步摸索。
自20年代中国史学史被提到专史研究日程上来至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草创时期（30年代至40年代）、沉寂时期（50年代）、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今）。其间，它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演变轨迹。其中，草创时期、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是我们要着重阐述的。这里先说草创时期。梁启超在提出撰写“史学史”的问题时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14]梁启超这样说，足以表明中国史学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对史学的重视。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梁启超提出了初步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5]他关于“史学史的做法”，就是依照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或研究对象的主要论点。他的这些认识，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在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同时，有许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出来，有的研究者写出了综论性质的论文，有的研究者写出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还有一些研究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专书。这种发展形势表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一旦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就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繁富，确有吸引学人进行研究的魅力。通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在学理上和撰述上的主要成就，突出地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史学史”研究什么，撰写什么？第二，“中国史学史”是怎样发展的，应当怎样表述出来？第三，怎样看待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的变革，即怎样看待“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三是阐说“新史学”。
1.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撰写内容。如前所述，梁启超对此已提出其明确的见解。这一时期人们发表的总论性文章或出版的专著，多关注于此。
这时期所发表的概括性或通论性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16]，何炳松《中国史学之发展》[17]，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18]，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19]，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20]等。这些文章，或概说中国史学之一般印象，或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其中，论述比较简略的是何炳松文，它把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至荀悦，荀悦以下至北宋末年，南宋至现代。[21]此文行文过于简略，其论点未能充分展开，而其着重点又放在论述浙东史学及其影响方面。论述比较详尽的是周谷城文，它分别讨论了六个问题：历史与史学之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进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此文的目的是试图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它最后落脚到“创造中的新史学”，认为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应在“确认史学的对象”、“稳定史学的地位”、“改进史学的方法”等几方面着力。[22]这是一篇有特色的、现实感很强的论文。
其一，作者开宗明义，阐述“历史与史学之别”，他写道：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我们今日治史，对于历史与史学所涉两个不同的范围，务必分划清楚，否则治史的目标最易流于歧误或暧昧不明。[23]
作者如此重视“历史”和“史学”的区别，极有道理，不弄清客观的历史同撰写的历史的区别和联系，便无从讨论史学、史学史、史学理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里程碑式的大文章，但文中并没有把客观的历史和撰述的历史加以区别，可谓一大缺憾。1924年，李守常（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起首两章，就论述“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他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24]按照李、周二人的说法，则中国史学史当是关于中国史学这一知识或学问的发展史。应当指出，李、周二人所作的论述，直到今天，都还是需要人们予以关注的。
其二，作者强调指出，“通史”应有明确的、独立自存的研究对象，认为：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与种族的斗争；有阶级时，包括阶级与阶级斗争。梁任公先生于专史的对象，能明言之，而于通史的对象，则未能以一语道出。因此之故，乃不能抛弃习俗之见，仍不能不以通史为等于专史之和。……积专史之和以为通史，无异于认通史的对象为不能独立自存。实则通史并非专史之和，其对象乃有客观独立的存在者。[25]
这一认识，堪称宏论，对于全面把握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十分重要。
其三，作者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提出了精辟的、辩证的认识，认为：“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求真以致用可，若欲致用而首先毁灭其真则大不可。”[26]这一论点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时至今日，有些论者还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之间徘徊、蹒跚，以致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文章。看来，今日重温前贤之论，大有必要。
以上这几点，不仅对于认识中国史学史究竟写什么多有启迪，而且对于认识中国史学史应当怎样写也大有帮助。
2.怎样撰写中国史学史？这不仅涉及内容，还涉及对内容的处置和表述。这时期的研究者写出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主要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1933年）[2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1938年）[28]、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印行）[29]等。蒙著认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此书“爱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30]注重思想与史学的关系及史学流派的区分，是蒙著的特点。此书的一些内容，先后在三四十年代的刊物上发表。[31]作者在“绪言”中写道：“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32]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此固无疑。这从古代优秀史家之论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史识、史意等，可以看得清晰、了然。然蒙著所论，不免过分夸大了这层关系。一是哲学思想的发展不能等同或替代史学的发展，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思想家，而杰出的思想家未必是史学家。即以诸子而论，他们的立论多以运用历史知识为一大特点，其思想对后世史家发展或者多有启迪，但对当时的“国史”、“家史”撰述是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除孔子修《春秋》外，其他则少有直接联系。二是史学发展，从时代、思想（历史观、史学观、社会观等）、内容、形式、方法诸多方面考察，自有其客观存在的轨迹和规律，良史和名著的出现，本有多种因素促成，并不仅仅限于哲学思想的影响。这时期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等。这些著作，除金著内容丰赡、叙致严谨和顾著着眼于当代史学的考察而颇具特色，一般都还带着明显的史部目录学和历史要籍介绍的痕迹，并于史官、史家论述较多，从中不难看到梁启超有关论点的影响。未出版的讲义，亦大致如此。如卫聚贤的《中国史学史》（1933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它的几个部分是：历史的起源及演进（按：实际是讨论史书的起源及演进）、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陆懋德的《中国史学史》共九章：历史的起源（按：实际是讨论历史记载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学、春秋战国的史学、两汉的史学、魏晋的史学、南北朝的史学、隋唐的史学、宋元明的史学、清代的史学。其二、三两章，论先秦史书；第四章以下，大致是依次列举各个时期的史家与史书。[33]其他公开出版之著作，亦多与此相近。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的著作，有的亦涉及史学史。如周容的《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有“史学史”的中国之部的专章；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有“中国史学史的鸟瞰”；胡哲敷的《史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有“中国的旧史学”专章；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有“史学略史”上中下三章，等等，都很简略，姑录此备查。
金著与顾著，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金著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至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司马迁、班固、刘知幾、章学诚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之丰赡的面貌。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记载了作者撰写《中国史学史》的全过程[34]，它生动地反映出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心境和思想的轨迹，反映出作者在撰述上曾经碰到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有学术上的启发。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可资参考者甚少。其1938年2月23日日记说是“无可依傍，以意为之”的话，确乎事实。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他在1944年版的“导言”中说：“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他在1957年修订版“导言”中也说：“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诚如白寿彝所指出的那样：“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我说这话并无意贬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选的书目和解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把书目写得那么详细，解说得那么有根据，体现了他治学的功力。我们如果对于他的书能够善于利用，对于研究史学史还是有些帮助的。”[35]作为中国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创始之作，必有一个由晦而显、由略而详、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这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排比材料为主。关于这一点，金毓黻在1957年为《中国史学史》所写的“重版说明”做了这样的阐述：“本书创稿于1938年，系大学授课讲义，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而尤要者，则在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征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爱由作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当为读者所谅许。”作者在撰写此书后的20年，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著作，其所感受，自是出于真诚。然而，自本书修订版面世（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至今，我们来看待金著《中国史学史》，还是应当肯定它在20世纪40—60年代产生的学术影响，肯定它在推动学科创建中的积极作用。
此书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就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做了进一步说明：“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及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这是修订版“导言”中增加的几句很重要的话。结合本书各章内容来看，第一、二章，分别讲古代史官、史家与史籍，是第一个时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讲马、班史学，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史及汉魏以后史官制度，是第二个时期；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分别讲唐宋以后官史、私史、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个时期（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时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作者在出版修订版时删去。其实这一章对于了解作者当时对史学发展趋势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分期还比较笼统，而尤其对于分期的依据少有论述；但对于清代以前之史学“由简趋繁”的大势，朦胧分为三期，已见端倪。这也是作者在撰写本书后20年所提出的新认识。[36]
此外，在不少问题上，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如第五章论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学，是近代以来的较早的系统论述，而所论“《史通》以扬榷利病为主亦兼阐明义例”，对章学诚“论记注与撰述之分”、“论通史”、“史学之阐明”、“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以及关于“刘章二氏之比较”等，都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认识。对某些问题，作者也不苟同旧说，而提出新见，如对元修宋、辽、金三史，就后人“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等问题，一一予以辨析，读来都能使人有所启发。当然，本书在有些评论上存在的偏颇是很明显的，如评价《文献通考》高于评价《通典》，认为《宋元学案》优于《明儒学案》等，早在40年代已有论者指出所论不妥。又本书在体例上因贯彻作者关于官修之史与私人撰史之不同这一主线，故于内容处置多迁就依傍于此而呈现出首尾零乱、时间重复，“史”的特色未能鲜明地反映出来。凡此，读者均可有自己的认识，唯不必苛求于作者就是了。
总的来说，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在关于“怎样写”的问题上，显示出深厚的功力，无愧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或这门专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如果说金著评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那么顾著则是以论中国近现代史学为其特点。顾著的可贵之处，是对民国前后的史学做了对比的分析，以当时史家的亲历和感受，其所论颇多中肯之处。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概括1845—1945年的百年史学时，写道：
这百年来的史学，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大致民国成立以前为前期，民国成立以后为后期。……
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详前引，此从略——引者。）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铜器，西北发现的古代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保藏的档案，与新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帮助。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这是使小说、戏曲、俗文学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37]
顾颉刚所论后期史学之所以不同于前期史学，之所以获得明显进步，是由于五个“助力”所致，是很重要的见解，其中关于新方法、新史观、新材料的论断，尤为深刻。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呼唤“新史学”的出现；40多年后，顾颉刚已做出这样的概括，中国史学确有了巨大的变化了。《当代中国史学》作为第一部对新旧史学做出总结的史学史著作，应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许多可以参考的价值。
3.关于“新史学”的阐述与评价。这个时期人们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除一般性地讨论中国史学史的发展问题，如写什么、怎么写而外，较有特色和分量的，是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这两篇论文都是数万字的力作，而重点又都是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学，它们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相得益彰。
周文开篇，首先表明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上的认识，继而着重对“新史学”加以评论。作者是这样说的：
中国史学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荣的地位与悠久的历史。
中国史学的演变，从殷商以来，依个人的私见，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称为“萌芽期”，从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辞、《易》的一部分的《卦辞》、《爻辞》、《今文尚书》中的一小部分，可认为代表的材料。第二期称为“产生期”，从春秋经战国而至汉初，相传为孔子著修的《春秋》，以及《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书，可认为伟大的代表的作品。第三期称为“发展期”，从汉初直至清末民初。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时期，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专记学术的《四朝学案》，都可认为丰饶的代表的作品。第四期称为“转变期”，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为行文简便起见，萌芽、产生、发展三期的中国史学，可称为“旧史学”；而第四期，转变期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38]
作者把转变期的史学称为“新史学”，此前的史学称为“旧史学”，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来看，是可以成立的。同时，作者又把“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而全文则从政治、文化、学术去阐述这两派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概括说来，作者从明、清更迭和康、雍、乾政治分析了政治形势变化对士人的影响，从清末经今文学的崛起说到梁启超、夏曾佑、崔适同“新史派”的发端，从“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胡适说到“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郭沫若，同时兼及郭沫若与陶希圣的异同等。周文高屋建瓴，写得浩**畅达，勾勒出“新史学”的面貌及发展态势，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活力。他在引用章炳麟所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等语后写道：“这位民族主义的史学家的话是会万古流传的。中国史学有其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因之，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也必然的会保持他的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39]
历史已经证明，史学家的这种忧患意识是深沉的，史学家的这种信心也是有根据的。
齐文从近百年中西史学发展状况着眼，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这个问题落笔，认为西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方面都已走在中国前面，这是西方史学近百年来走在中国史学前面的根本原因。作者有感于此而撰成此文，而意在“从近百年来中西史学发展上来作对比”的论述，以勾勒出一些“大的趋势”。细读齐文，它是一篇近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纲，与此文论题相吻合。至于中西比较，则所论不多。
齐文总共讲了十个问题：（1）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2）清代学者的治史精神；（3）道光时期史学界的转变；（4）晚清今文学与史学；（5）晚清的边疆史地学和域外史地学；（6）晚清时期关于当代史的纂修；（7）新史学的输入和通史教本的纂修；（8）从古史辨运动到社会史运动；（9）新史料的发现和专题研究的进展；（10）结论。从这些标目可以看出，本文对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史学的特色把握得很恰当，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反映了作者要阐明“大的趋势”这一撰述旨趣。
齐文对晚清史学的梳理和概括，颇有特色，多有启迪。作者在论新史学时，把它同“通史教本的纂修”结合起来，亦多新意：于“新史学”，作者评论梁启超、胡适、何炳松三人；于“通史教本”，则评论夏曾佑、刘师培、邓之诚、王桐龄四人。作者在论述“社会史运动”时，评论了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郭沫若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真正走上了学术的路上”。作者还这样评论范文澜及其《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时期。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合适的了。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毛病。称之曰“简编”可谓名实相符。[40]
此外，作者还评论了吕振羽、翦伯赞的史学研究。这些评论，颇多中肯之言，显示出作者不凡的史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似可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之后的20年左右，涌现出了一批专论、综论、讲义、专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史学界所认同。
第二，这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大多带有草创阶段的特点，即开创性与幼稚性并存。就幼稚性而言，它们对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和某一时代之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发展的规律涉及甚少。
第三，这个时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重视史学流派的考察；周谷城着意探索史学进化的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论述之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种种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顾颉刚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当代中国史学”的考察，以及周、齐二文所论，更加紧密地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社会与史学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三、活跃时期的突出进展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发表，终究未能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说了。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活跃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关于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
1.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广泛讨论。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41]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42]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4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例如：
北京地区的讨论，很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包含有三种规律：第一种是中国社会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反映，以及史学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种规律是一定时期的史学跟当代学术文化的交互关系。多数同志认为，史家下笔，必然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写到史书里去，也必然在写书时表达出自己的才华。这就是说，史学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等有显著的相互的关系。第三种规律是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也牵涉到中国史学的特点问题。多数同志认为，一定时期的史学除跟当时社会、当时学术思想的关系外，还有本身的承前启后，就是对前人的史学有所继承，并且也使后人有所继承。这种长期继承性的发展，使中国史学形成自己的面貌、自己的路数。还有人认为，中国衔接不绝的“正史”，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科学多方面，应该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还有人认为，从很久以前，一直注意少数民族的历史，注意外国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史学的特点。[44]
上海地区的讨论，在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嬗的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斗争的历史。因此，史学史要对各家历史学说做出科学的评价，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史学遗产做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编纂与史料考订，应重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有人认为，史学史首要的任务在于阐明史学及史著本身发展的规律。例如，在中国史学史里，就应当说明诸如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史著特别多，为何清朝的史料学特别兴盛等问题；其次在于总结过去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家一向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国传统的史学一向重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这些过去史学上的优良传统都有待于总结。[45]这些意见，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的时代特征，但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和内容问题，广东省史学会1962年年会期间，中国古代史组展开了讨论，刘节和陈千钧等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刘节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绍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阐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抛弃很多应该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它们的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话，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钧认为，史学史的内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线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既与哲学史、思想史、考证学、史料学、目录学有关，但又不能与之等同，而是史学发展的历史。[46]他们所强调的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史学史应当写出史学发展的过程。
在60年代初的这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中，有些研究者还撰文就有关专题做深入的探讨。譬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具体问题上涉及史学史应阐明自身发展规律；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47]当然，作者所说的这些问题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每个问题都是研究史学史所不能回避的。例如，他在讲到“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时指出：
史学史应总结出过去历史家的遗产。当然要用批判与继承的方法，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里也应指出：史学史也和历史一样可分为国别史学史或断代史学史，也可综合地去研究，作为世界史学通史。由于各国史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它可采用比较方法，在和社会发展状态联系下，来阐明各国或各时代史学发展的异同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古时期，阿拉伯的史学对欧洲史学的影响。
其中，关于史学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间、时间范围，以及做比较研究的设想，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如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来了，有些问题（如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问题）则是过去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的，有些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是三四十年代人们很关注的，但此时的讨论更全面、更深刻了，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明显的进步。
2.对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入。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48]有些论文所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史学素来发达，史学可以独立作史。这当然不错。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从理论和学术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必要的。1964年，师宁发表《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49]，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
——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继承性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史学也特别发达，向来具有优良的传统。2000多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史学遗产，是整个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就是清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对于今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过去的史学遗产，更好地发展今天的历史科学，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2000多年来，中国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其中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它们有用的科学价值。
——通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素养。而对于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及刚开始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外，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应该作为他们基础理论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也有着重要的迫切的意义。
这些看法，深化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诚然，当一个学科能够有力地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时，说明这个学科开始走向成长的阶段了。
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是人们最为关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如何高屋建瓴地来把握这个问题、阐述这个问题，实为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大讨论的发展趋势所要求做出回答的。白寿彝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50]，就是在这种趋势中产生的。作者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为了很好地进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必须善于对成果作科学的分析，辨别其精华何在，糟粕何在，二者又有何联系。真正做好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又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作者把全文概括为15个字：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这15个字，把中国史学史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的关系都说明了。这是一篇理论性强、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篇理论文章，首先，它能注意到把理论分析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如作者论述“规律”问题时写道：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五四以前，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相对立。在史学史上，当在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有反映新兴阶级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当同一性质社会内部出现阶段性变化时期也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跟反动的、落后的观点相对立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把这两种观点跟五四以后的辩证法和政治思想，也是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它们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史学的这两个基本规律，这同样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51]
这样来讲规律，一方面便于读者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优秀的思想遗产，从而明确了研究的途径。
其次，作者在讲到资料工作的时候，不独强调了资料积累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如何去做这种资料积累和资料占有工作，他写道：
中国史学史工作中的占有资料，特别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占领堡垒。第一，所谓堡垒就是各时期的代表作。……第二，所谓集中精力是要真正地坐下去，一部一部地研究这些代表作。……这样的作法好象是很笨很慢，但这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作法，是保证有成效的办法，是必须坚持的。[5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的艰难，以至于作者使用了“下硬功夫”和“一步一个脚印”这样的口气。
由于此文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故在发表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怎样总结史学遗产？在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中，不少人都提到总结和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不仅是如“批判继承”、“区分精华和糟粕”等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它还是一个学术实践问题，即必须明确总结什么，如何去总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的认识，那么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无法继续深入和发展的。白寿彝的《谈史学遗产》一文[53]，全面深入地阐明了有关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概括，又有具体分析，显示出作者对史学遗产的深刻认识和在运用上的自如。此文开篇提出关注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指出：“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继而文章谈到“精华和糟粕”、“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其核心，是阐明了三条意义，分析了六个“花圃”。作者说的三条意义是：“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作者所谓六个“花圃”，是史学遗产中六个重要的方面。作者认为：
——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
——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邻近花圃。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
——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个花圃。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实际上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花圃”，他说：“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用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54]
通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讨论史学遗产的论著，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此文的精辟论述，才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才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洋洋洒洒的专论发表出来，如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论刘知幾史学的文章[55]，都堪称杰作。
这个时期，没有新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白寿彝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专业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陈垣题写刊名，白寿彝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分工合作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刘节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杨翼骧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等，也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此种局面，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在讨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的标志。第三，教材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