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个人主义
我们的物质文化（诚如人类学家所言）正处于集体化与合作化的边缘。然而，我们的道德文化连同我们的意识形态，依然充满源于前科学、前技术时代之个人主义的理想与价值。其精神根源可上溯至中世纪的宗教，后者肯定个人灵魂的终极性，并将人生之戏剧围绕这一灵魂的归宿而展开。其制度的与法律的观念形成于封建时期。
这种道德的、哲学的个人主义，先于现代工业的兴起与机器时代。它是后者活动的背景。个人对既成制度的显见的从属，常常遮掩了个人主义在深层的顽强存在。支配性的制度曾经是教会这一事实提示我们，个人主义存在的终极意图乃是确保个人得救。个人被看作一个灵魂，该制度所服务的目的被推延至另一个生命，此二者掩盖了潜在的个人主义，使当代人无法认清。在其自己的时代，其实质正是个人灵魂的这种永恒的精神性；既成制度的权力来自于他们作为实现个人终极目的的必要手段。
工业革命的早期促发了一场伟大的转变。它将个人的追求转向尘世，将重心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从而瓦解了封建主义的固定财产观。不过，认为财产与报偿具有内在的个人性这一观念延续了下来。的确，在早期与晚期的个人主义中有不可调和的因素。但是，个人资本主义、天赋权利以及具有严格的个人特征与价值观的道德，所有这些因素的混合物在清教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理智综合——的影响下，保留了下来。
然而，此种综合的基础被随后工业系统的发展所摧毁，后者使个人的能力、努力与工作融入集中的整体中。同时，对自然能源的控制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结果是曾经适应地方性条件的行为，被复杂的、无限广阔的活动吞没。但是，旧的精神特征在其原因与基础消逝后保留下来。从根本上说，这便是产生当前混乱与虚伪的内部分裂。
早期的经济个人主义有明确的信条与功能。它寻求从法律的束缚下释放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它相信这种解放将激发潜在的能量，将自动地把个人的才能安排到适合它的工作上去，将用利益去激励它从事那种工作，并将确保才能与进取精神获得它们应享的回报与地位。与此同时，个个能量与储蓄将服务于他人的需要，并因此促进普遍的福利，实现利益的普遍和谐。
从上述哲学形成之日起，我们已走过漫长的道路。今天，这种个人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也不敢重复其乐观主义的断言。他们至多满足于宣称其与不变的人性——据说此种人性只被个人获利的希望激发——的一致性，并将向任何其他社会制度转变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描绘得一团漆黑。他们将当代文明的全部物质成就都归功于这种个人主义——似乎机器是由谋利的欲望而不是非人化的科学造出来的；似乎它只受金钱的驱使，而不受在集中技术指导下的电与蒸汽的推动。
在美国，旧个人主义采取了罗曼蒂克的形式。几乎没有必要设计一套把个人获取与社会进步相等同的理论。实际情形的需要，呼唤着在所有迫切的工作中发挥个人的首创性、进取心与活力，而个人的活动又促进了国家生活。克罗瑟斯博士（Dr.Crothers）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它的言论被西蒙斯（Sims）先生恰当地收入其《冒险的美国》一书中：
你若想理解美国的驱动力，你就必须理解那些互不相同的不满足、无耐心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代都为自己的能量找到突破口。……使你不安的闹声并不是愤怒的无产阶级的叫唤，而是寻求新机会的急切的年轻人发出的吼声。……他们在今天代表着新一代的热情。他们代表着俄勒冈人和加利福尼亚人，顽强的拓荒者们不顾艰难险阻向他们走去。这就是社会不安定在美国的含义。
如果这不是发自久远过去的一个声音的回声之回声，我便不知其为何物了。我真的听不到一声无产阶级的喧嚷；而我却要说这些听到的声音是对失去机会的怨声絮语，伴随着机器、汽车与酒店的喧闹，后者已淹没那愤愤不平的絮语，再也听不到为冒险的机会而发出的急切的吼声。
旧个人主义的欧洲形式曾有其价值与暂时的合理性，因为新技术需要从繁琐的法律约束下获得解放。机器工业本身尚处于开拓阶段，那些面对冷漠、怀疑与政治阻挠而冲锋陷阵的人，理应获得特殊的奖赏。而且，资本积累是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企业范围内进行的；当时无法想象资本积累会成为如此庞然大物，以至于能够决定法律与政治秩序。贫穷以前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之道。新工业许诺了一条出路。但那时尚不能预见这样一个时代：机器技术的发展将为合理的闲适以及所有人广泛的安逸提供物质基础。
使旧个人主义哑然失声的转变在我国来得更明显、更迅速。今天呼唤着创造力并为首创性与活力提供无数机会的荒野在哪里呢？欢快向前（即便身陷困厄）奔向征服的拓荒者又在哪里？那荒野存在于电影与小说之中；而拓荒者的后代们生活在由机器造就的非自然的环境里，无精打采地享受着影片中生动再现的拓荒者的生活。我看不到什么因竭尽全力寻求行动之突破口而导致的社会不安定。相反，我发现了抗议，这种抗议乃针对因创造性机会的缺乏而引起的活力的消退与精力的耗损；而且，我看见一种混乱，它表明我们无法在一个动**不安的经济环境中找到一个可靠的、高尚的位置。
由于旧个人主义的破产，那些意识到这种崩溃的人常常论辩起来，似乎个人主义本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并不认为那些把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人真的以为个性即将消逝，或者它不是某种具备内在固有价值的东西。但当他们谈起来似乎只有个人主义才是过去两个世纪的本土事件时，他们是在帮助那些想要保持这种个人主义以牟取私利的人，而且他们忽略了主要的问题——改造社会以利于一种新型个人的成长。有许多人相信，为了实现个人首创性与广泛的安全，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他们关注现存制度下少数人对权力与自由的控制，因而他们认为集中的社会控制是必要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其目的是要实现所有人的利益。然而，他们似乎过多地假定，只要将早期的个人主义推广到大多数人，目的就会实现。
这种想法把个人主义当作某种似乎是稳定的、拥有一致内涵的东西。它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个人的精神与道德机构，他们欲望与目的的模型，都随着社会构成的每一次大的变化而变化。不受团体组织——无论是家庭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教育的——约束在一起的个人只是些怪物。设想把它们维持在一起的联系只是外在的，而并不反作用于思想与性格，从而产生个人的心性结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失落的个人”之悲剧在于：虽然个人现在已为种种庞大而复杂的团体所掌握，但这些联系的意义尚未和谐且一贯地映入人们想象的与情感的人生观。当然这一事实进而又起因于社会现状缺乏和谐。无疑存在一种循环，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人们拒绝接受——运用本文前一章所界定的理智、观察与探寻的精神——社会现实，且因这种拒绝，或屈服于分裂，或从逃避或仅仅是感情上的反叛中寻求个性的解救。把合作与集体同个人相对立的习惯，有利于混乱与不确定的延续不断。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离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个人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社会环境中怎样重新界定自我，新个人主义将呈现怎样的品质？
问题不只是将经济上的首创性、机会与进取心等特征推广到所有的个人，而是造就一种新型的心理与道德，这一结论暗含于今天为实现美国观念的一致化与标准化而必须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中。组织化、树立一种由大众观念中抽取的作为行为调节标准的平均值以及一般说来数量对质量的控制，所有这些为什么竟然成为当前美国生活如此典型的特征呢？我只找到一种根本的解释。个人不可能在理智上保持真空状态。他的观念与信仰如果不是他所分享的公共生活的自然的功能，那么，一种表面的一致就会通过人为的、机械的手段达成。由于缺乏与形成中的新型社会共同性相一致的精神，于是那些貌合神离的外在的机构便拼命要填补这一空白。
结果，我们思想的一致性比它外在表现的具有更多的人为性。标准化是可悲的；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它之所以可悲，原因之一是它未能深入。它深入到足以压制思想的原始品质，但尚未深入到足以达到持久的一致性。它的不稳定性表明了它的浅薄性。所有通过外在手段，通过压制与威胁（无论多么微妙），以及通过精心策划的宣传而得到的思想一致，都必然是浅薄的；而凡浅薄的东西必然动**不定。所使用的方法导致大众的轻信，而这种轻信又根据流行的观点游移不定。我们思想一致，感情相通——但只有一个月或一个季度。随后又出现某个其他的轰动事件或名人，于是又实现一种令人陶醉的一致反应。在特定时间，从一定侧面看，一致是必然的。但在时间的长河中纵向地看，不稳定与波动处于支配地位。……我想，有些人听到诸如“无线电意识的”（radio-conscious）以及“热衷于航空的”（现在如此频繁地强加于我们）之类的术语时，一定恼羞成怒。我以为这种气氛并非全因为语言方面的原因。它证实了对我们的思想形成且摇摆于其中的外在方式，以及对其结果的浅薄性与不一致性的一知半解的意识。
我想，有人会认为我对美国现在社会的合作性的强调，事实上（即便不是作者的本意）是在要求比现存状况更大的顺从。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将社会等同于或高或低的一致程度（无论何种程度），是引起个人失落之误导的又一证据。社会当然只不过是个人相互间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关系。而且所有关系都是相互作用，而非固定的模式。构成人类社会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包括参与中的予与取以及一种共享中的予与取，这种共享增进、扩大井深化着那些相互作用之因素的能力与作用。顺从意指没有充满活力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交流的阻止与窒息。正如我一直试图要说明的，它是在缺乏被纳入思想与欲望的内在倾向中的种种联系的情况下，用于维系人们的人为替代品。有些人将“社会”同人际交往中的亲密关系（如友谊中的）对立起来。他们会给“社会”一词赋予怎样的意义呢？我常常不得其解。可想而知，他们心目中装的是一幅充满僵化的制度或某种固定的、外在的组织的图画，但是，一种不同于人际联系与交往结构的制度，只是某一过去社会的化石而已。组织，正如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所表现的，是相互交换中的不同细胞的合作性一致。
我推想，那些操纵宣传机构制造一致感的更为理智的人们，在目睹自己的成功时也会感到不安。我很能理解，他们对自己在特定时间获得预期效果的能力，一定有几分玩世不恭；但我却在想，他们也会惧怕这种同一心态在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调转方向，同样全体一致地反对那些它曾受人操纵而支持过的事物与利益。从众心理在不稳定时是危险的。依靠它获得永久支持，无异于玩火。顺从若要长期有效，就必须成为对源于真正共同生活的种种和谐一致所作的自发的、主要是无意识的表现。一种人为导演的思想与情感的一致，是内在空虚的表现。并非所有现存的一致都是有意制造的；它不是蓄意操纵的结果；相反，它是一些外在原因的结果，这些原因的外在性使其成为偶然的，不稳定的。
一般美国人的“参与”习惯及其过分的社交性，或许可以作与顺从相同的解释。它们也证实了人们对旧个人主义的消逝所导致的真空怀有本能的憎恶。我们在独处时如果有深植于我们思维习惯的共同思想为伴，我们应不致如此反感孤独。由于没有这种共享，就需要通过外在的联系来加强。我们的社交性主要是一种寻找那种正常的联系与一致意识的努力，这种意识源于作为社会整体中为社会支持且支持社会的一员的需要。
新个人主义不可能通过将旧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好处推广到更多的人而实现；同样，它也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慷慨、好意与利他主义而达成。这些品质是令人羡慕的，但同样它们或多或少是人性的永恒表现。在当前情形下存在许多刺激它们活跃起来的因素。或许它们更多地表现为美国生活而不是任何时期任何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我们的慈善与博爱，部分地是内心不安的表现。作为这种表现，它们证实了一种见识，这就是，为牟取私利而推行的工业制度并不能满足即便是那些从中获利的人们的全部人性。现存经济制度通过阻止其明确表达而窒息的本能与需要，在种种行为中找到了宣泄口，这些行为承认现存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所否认的社会责任。因此，慈善措施的发展不仅是对商业活动所造成的人性窒息之补偿，而且是一种预言。建设胜于缓解；预防胜于医治。缓解贫困及其相关的精神紧张与生理疾病之类的活动——而我们的慈善活动（甚至包括教育捐资）之终极原因乃在于经济的不安全与窘迫——向人们悲观地预示着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日常的职业与关系将给所有顺应社会主流的正常的个人提供独立与丰裕的生活，并以缓解的策略对付特别的危急事件。我们无须考察伟大的慈善家的个人动机，便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看到我们现存经济组织之衰败的明确记录。
创造一种新型个人——其思想与欲望的模式与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现在所有常规的人类联系中的合作性——的主要障碍，是早期个人主义之典型特征的顽固存在，这种个人主义用一己的金钱利益观念来定义工业与商业。为什么这里也存在如此热烈的追求标准化同一性的兴趣呢？我想，这不是因为顺从本身让人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而是因为某种形式的顺从为我们现存制度的金钱本色提供了防御与保护。
其前沿可能布满有关变化之恐怖的描绘，以及支持法律秩序与宪法的叫嚷。隐藏其后的则是使现存的制度永久化的欲望，因为这个制度用经商谋利中的成功来定义个人的创造力与能力。
旧个人主义的全部意义已经萎缩为一种金钱尺度与手段，这样说并不过分。那些被认为属于倔强的个人主义的美德可以高声赞美，但无须什么远见卓识便能一眼看清，真正受重视的是与在谋利的商业中有利于成功的活动相关的东西。这样，个人主义在商业领域的信条与其在思想和言论领域对个性的压制相结合，恰成反讽。对于任何标榜的个人主义，我们无法想象较下述更尖锐的评论：这种个人主义使唯一的创造个性——心灵的——服从于维持一种制度，该制度仅为少数人提供机会，因为他们在经营唯利是图的商业中老谋深算。
据称，自我奋斗的经济个人主义虽然没有实现能力与报酬的适应及其早期预言的各种利益的和谐，但它给我们提供了物质繁荣之利。这里无须问及此种物质繁荣在多大范围内实现了，因为把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说成是物质繁荣的动因，是没有道理的。它曾是某些大富翁发迹的原因，但与国家财富无关；它在分配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与终极创造无关。在机器技术中发挥作用的科学知识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表现为牟取私利之热情与事业心的经济个人主义，一直主要是技术与科学运动的附庸，且常常是寄生的附庸。
产生个人主义的背景已经改观。正如克罗瑟斯所揭示的，拓荒者并不太需要任何与其所从事的急迫任务无关的观念。其精神问题均出自同物质世界种种力量的斗争。荒野是一种现实存在，它必须被征服。由此产生的那种性格便是强壮的、粗犷的、常常是鲜明的，且有时是英雄化的。个性在那时是一种现实，因为它与环境相对应。宗教与道德方面无关的传统观念被承接了过来，但被控制在无害的范围内；的确，不难过这些观念重新解释，使之成为对坚强者的鼓励，对弱小者和失败者的慰藉。
然而再出没有那必须与之搏斗的物质的荒野了。我们的问题出自社会环境：它们与人际关系相关，而与人同物质世界的直接关系无关。个人的冒险——如果真会有任何个体的冒险，而不是陷入自满的死气沉沉或绝望的不满——只是尚未征服的社会边疆。应急的观点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全面的，而非地方性的。它们涉及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的种种复杂的力量，而不是那些眼前的、几乎是面对面的环境力量。传统观念非但无关，反而是一种累赘。它们是形成一种新个性——既有内在的整合，又具备在个性赖以存在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被释放了的功能——的主要障碍。只有通过控制性地利用业已掌握自然界物质力量的科学与技术之全部资源，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新个人主义。
现在这些科技资源并未从根本上加以控制。相反，它们控制着我们。它们的确在物质上受到控制。每一个工厂、发电站与铁路系统，都证实我们已达到这种方式的控制。但是，通过机器控制动力并不是对机器本身的控制。通过科学对自然能源的控制，并不是对科学的控制性利用。我们尚未接近控制的顶峰，连开始都谈不上。因为控制与结果、目的与价值相关；而我们并未没法掌握——很难说我们已开始这样梦想——物质的能量，以实现计划中的目标与预期的利益。机器突如其来，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没有因此构建与其潜力相当的新目标；相反，我们却极力使之服务于过去的目标，这些目标代表着把对自然能量的任何大规模控制视为奇迹的时代。正如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所说：“诚如某些史家所言，我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工业中半打的技术革新开始的；而我们却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认清，任何重大的事件都是在纺纱、织布技术的明显改进后才发生的。”
我并不是说早期的目标与价值本身微不足道。但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手段相比，它们就不足挂齿了——如果我们的想象力足以包括这些手段的潜在用途。它们比微不足道更糟；当人们面对那些有形的工具与机构——因缺乏周全的目标与协调的计划，它们盲目地使我们四处漂泊——时，它们使人茫然而误入歧途。我无法从布尔什维克俄国为之激动的那种所谓哲学中得到理智上、道德上或美学上的满足。但是我肯定，未来的历史学家面对我们的时代将既仰慕又惊讶，他们所仰慕的是那些首先预见到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计划引导技术资源服务于选定目标的民族，他们所惊讶的则是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另一些民族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迟钝。习俗以及对眼前枝叶末节的热衷所导致的想象麻痹症的征兆，莫过于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所极力鼓吹的信仰：机器本身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当然，巨大的潜在资源将责任加于我们；无论人类的能力能否利用机器与技术为我们已经打开的机遇，这种责任还将不得不表现出来。但是，很难想象任何比那种将一切归咎于机器的万物有灵论更幼稚的东西。因为机器乃是一种梦想不到的动力资源。如果我们将这种动力用于获取美元而不是人类生活的解放与丰富，那是因为我们满足于停留在传统目标与价值的框框之中，尽管我们已拥有一种革命性的改造工具。对个人主义的陈旧信条的重复，只不过是对这些束缚心满意足的证据。依我之见，很难相信，这种特殊形式的自认落后会再持续很久。当我们开始自问我们能用机器为创造与实现与其潜力相当的价值做些什么，并开始有组织地计划实现这些利益时，一个与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现实相适应的个人也将开始形成。
把机器视为社会邪恶的制造者加以反击，这有其美学的根源。一种更理智的准哲学的反对将自然科学视为社会邪恶的根源；或者，如果不是科学本身（只要它安于其适当的卑微地位，便准其平安无事），那就是那些依靠科学作为观察手段的人所持的态度。对自然的轻视可以理解，至少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理解，尽管对我们生命的发源地与生活无法逃避的环境持轻视态度，似乎不仅在理智上可悲，而且在道义上无理。但是，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人们竟然会畏惧、厌恶研究自然的方法。眼睛看到许多邪恶的东西，手臂会做许多残忍的事情。但是那挖出眼睛、砍掉手臂的疯子，只能是疯子。有人或许会说，科学只是我们用以接近自然的自然手段的延伸。而我所谓延伸不仅是数量上的广度与深度，如显微镜增加肉眼的视力；而且是通过将关系与相互作用纳入视野而对洞察力与理解力的延伸。既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以某种形式、通过某种途径接近自然——要是通过死亡之途就好了——我坦率承认自己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反对理智的、有控制的方法——因为这正是科学的要义——的人。
我对他们的态度能持有任何同情的唯一办法就是回想曾经有那么些人，他们宣称崇敬科学——并大写该词——他们不是把科学当作一种研究的方法，而是当作一种自我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存在，一种有关自足的、权威的、固有的绝对真理的新神学。然后，似乎纠正他们的误解要比首先赞同这种误解，然后一反崇敬而为谴责，要简单得多。理智的方法之反面是毫无方法或盲目的、愚蠢的方法。从列举“科学的局限”中获取乐趣，此种心态何其怪矣。因为知识的内在局限反在于无知；赞美无知的动机只有那些从维持他人无知状态中谋利的人才知道。科学当然有其内在的局限。但此种局限乃由于应用它的人的无能；克服局限的办法在于矫正其使用方法，而不是诅咒被使用的东西。
这样来看待科学与技术才是恰当的，因为它们正是当代生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力量。只有通过在理解其潜在意义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利用，一种与当代现实和谐一致的新个人主义才能诞生。在个人及其种种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层次和许多要素。我们不可能整个地一齐理解和把握它们。敏锐和辨别力与选择是必要的。当艺术获得其客观的效果时，正是此种选择的结果。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用以创造一种新型个性的艺术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因为敏于接受作为我们时代动力的科学技术，将能正视科学技术可能为之服务的广阔的社会文化。我并不急于描绘这种正在出现的个人主义将采取的形式。的确，只有在取得更大进步后我们才能进行描绘。但如果我们不停止用社会合作对抗个人，如果不培养一种创造性的、富于想象的眼光以正视科学技术在实际社会中的功能，这种进步就不会实现。上述思路的最大障碍，我再说一遍，就是旧个人主义的永久化；正如我已指出的，这种旧个人主义现已堕落为利用科学技术服务于牟取私利。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些意识到当前弊端却又不遗余力地攻击一切——除上述障碍之外——的人，是否不受他们无意识中宁愿藏之于意识之下的那些动机的干扰。
选自［美］J.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孙有中、蓝克林、裴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