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在转向宗教可能不得不谈的这一问题时，我慢慢也转到了我要谈论的核心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意味着许多东西。但是，从现在起，我将在超自然的意义上来使用宗教这个词；我宣布，所谓自然秩序——它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经验——只是总体宇宙的一部分。在这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延伸的看不见的世界。对此，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确定的了解，只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我们与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关系。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论它可能涉及什么更特殊的学说），在本质上意味着他对某种看不见的秩序存在的信仰。正是在这一看不见的秩序存在中，自然秩序之谜才能得到解释。在较为发达的宗教中，自然界永远都被视为一个更真实、更具永恒意义的世界之展览室或前廊，且永远被人们看作一个接受教养、考验或救赎的领域。在这些宗教中，一个人在他能够进入永恒生活之前，必定以某种方式结束其自然生活。这个由风雨山水所构成的物质世界在绝对和终极的意义上乃是作为一神圣的追求目标确立起来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日月经天，江河纬地。这是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基本概念，而我们只能在人类远古的宗教中找到这种概念，如，在最原始的犹太教中。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正是这种自然宗教（尽管事实上诗人和科学家们的善良意志超过了他们的颖悟，而他们那不断发表的见解已充斥我们当代人的耳目，它也仍然是原始纯朴的）在人们循环往返的意见中已经明确破产，我必须把我自己划入这类人之列，而且这类人正在日益增多。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能把自然物序（姑且按科学的看法简而言之）看作任何和谐精神意向的显示。一如昌西·赖特所说，它仅仅是气候而已，周而复始，毫无目的。
现在，我希望能使你们感受到（如果我在这一短暂的提示中能够使你们感受到的话），我们有权利相信，物序只是一种片面的秩序；且我们有权利用一种看不见的精神秩序来补充之，如果生活只有因此才可能使我们觉得更值得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相信这种精神秩序的存在。但是，在你们中的某些人看来，这种相信似乎是可悲的、神秘的，也是该诅咒的、不科学的。对此，我必须首先讲两句，以缓和你们可能认为是科学对此提出的否定。
在人的本性中，含有一种天生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心灵，它只承认实际可感触到的事实。对这种心灵来说，被称为“科学”的实体乃是一种偶像。对“科学家”这个词的嗜好是一种注脚，通过这种注脚，你们就可以了解那些科学家的崇拜者，就会明白它是如何扼杀各种它不相信的、被称为“非科学的”看法的。人们必须承认，对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哪怕是轻描淡写的指责。在最近300余年中，科学创造了这种光荣的飞跃，使我们的自然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拓展；而且，作为一个阶层，科学家已展示出颇让人羡慕的美德，正由于此，倘若科学家们因此而利令智昏也就毫不奇怪了。因此，在我们这所大学里，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位教师说，科学业已奠定了所有根本性的真理概念，将来只需要给这些真理概念填充一些细节画面即可。但是，对现实状况最粗浅的反思都将表明，这些观念是多么粗陋野蛮。现实状况表明，我们如此缺乏一种科学的想象，以至人们很难明白，一个积极推进某一科学研究的人怎么能犯如此粗陋的错误。让我们想一想吧，在我们这一代产生了多少绝对崭新的科学概念；又产生了多少新的疑难问题，而我们以前却从未思考过这些问题；然后再让我们看一看科学发展的简要历程。科学从伽利略开始，而非始于300年前。自伽利略以来，出现过四位思想家，每一位思想家都告诉自己的继承者在他的生涯中所取得的各种发现，他们可能已经将科学的火炬传到了我们在座各位的手中。的确，对这一问题而言，每一位先前的听众都要比现在得高分的听众渺小得多，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自己的一代人说话，那么，人们就会将我们带到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类那里去，带到已经没有任何讲述他们神话的文献或碑文的那些岁月之中。这种有关宇宙真实的爆发性知识，这种一夜间的知识增长，会比人们在充分理解宇宙后对宇宙真实瞬间的一瞥更可信吗？不！我们的科学只是沧海一粟，而我们的无知却是茫茫大海。无论我们是否对其他事物确定无疑，但至少下面一点是确定的：我们现有的自然知识世界是被某个更大的世界所包裹着的，而对于后者的各种剩余属性，我们目前尚未获得任何肯定的观念。
当然，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理论，在最主要的问题方面承认这一原则，但它坚持认为，我们不得将此原则用于任何实践应用。这种学说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因为我们现在乐于为我们的最高利益去梦想或设想任何宇宙的看不见的部分，就如此地去梦想或设想宇宙有一看不见的部分。我们必须永远等待感觉材料来证明我们的信念；只要我们尚未获得这种证明，我们就不得作任何假设。诚然，这是一个足够可靠的抽象观点。如果一位思想家不想作任何了解未知世界的冒险，如果他没有任何生命的需要，或者没有任何按照不可见世界所包含的东西而生活的渴望，那么，一种哲学的中立性和拒绝相信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就可能是他最明智的方针了。但不幸的是，只要我们与一种抉择的关系是实践的和有关生命的，中立性就不仅有其内在的困难，而且在外在方面也是不可实现的。正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这是因为信念与怀疑都是生活的态度，都包含着我们的行动。比如，我们怀疑或拒绝相信某事实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行动，仿佛它不是事实。又譬如说，如果我不相信这间房子正在变凉，所以我打开窗户，也不点炉火，就好像它仍然暖和一样。如果我怀疑你是否值得我信赖，我就不会让你知道我的全部秘密，就当是你不值得我信赖一样。倘若我怀疑是否有必要为我的房子投保，那么，只要我相信没有必要投保，我就不会去交住房保险金。同样，如果我坚决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圣的，我就只能通过不断降低我特殊的信仰行为来表达这种拒绝，仿佛世界真的不是神圣的，而这仅仅意味着对某些批评性情形的反应，或是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来作出反应。你们看，当不行动也是一种行动且必须算作一种行动时，当不赞成实际上是一种反对时，我们的生活中便有各种不可避免的情形；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严格而始终一贯的中立性乃是一种不可企及的事情。
毕竟，把仅仅是由我们的内在兴趣引导我们去相信这件事当作中立性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最为荒谬的要求吗？认为我们的内在兴趣与隐蔽世界可能包含的力量没有任何真实的联系，这难道不是绝对教条主义的愚蠢说法吗？在另一些情形下，种种基于内在兴趣的先知先觉已经证明是极具预见性的。看看科学本身的情形吧！如果没有一种要求我们追求理想的逻辑和数学和谐的专横的内在要求，我们就永远不能证明这些和谐隐藏在原始自然界的所有裂缝与空隙之间。人们最初不惜血汗而孜孜追求的，并非一条在科学中确立的规律，或科学所确定的事实。科学中所确立的规律和所确定的事实几乎不能满足人们的内在需要。这种需要产生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在自己身上寻找它们，迄今为止，只有生物学的心理学才用达尔文的“偶然变异”来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但是，我们相信这自然世界是某种比它自身更具精神性和永恒性的存在，这一信仰的内在需要在那些感觉到该需要的人身上恰恰是很强烈的、权威性的，正如在一位声称自己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心里有着一种严格因果规律的内在需要一样。许多代人的艰难工作业已经证明，后者需要预言。为什么前者也可以不是预言性的呢？而且，如果我们的需要越过了可见宇宙的范围，为什么不可见宇宙的存在不可以是一种象征符号呢？简而言之，什么权威可以阻止我们信任我们的宗教要求呢？如此确定的科学没有任何权威，因为她只能说什么是，什么不是；而不可知论的所谓“在没有强有力的感觉证据的情况下，你不应该相信”之说，仅仅是一种私人性的渴求某种特殊证据之欲望的表现（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有这样的表现）。
当我谈到信任我们的宗教要求时，是不是就是我说的“信任”的意思呢？这一词语的意思是不是可以使我们详细地界定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呢？是否允许我们诅咒那些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教会呢？当然不！我们的信仰能力在根本上不是让我们去划分正统教徒与异教徒，这些能力是给予我们好好去生活的能力。而且，信任我们的宗教要求首先意味着按照这些要求去生活，并以这些要求所揭示的仿佛那个不可见的世界真实存在的心态去行动。人们能够借助一种没有任何单一教条或界定的信念而生而死，这是一个人性的事实。一个简单明了的确信是，自然秩序不是终极的秩序，而只是一种纯粹的象征符号或视象，是一个具有多重修饰的宇宙之外的台景。在这外在的自然秩序中，精神的力量具有最终发言权，而且是永恒的；这种简单明了的确信将使这些人完全能创造值得过的生活，尽管自然星球上的种种环境表明存在各种相反的推定。然而，对于这些人来说，把这种内在的确信作为含混不清的信念加以消除，也就扑灭了他们的存在之光，使其不再发散，这无疑是对他们的致命一击。这样，他们就会用一种野蛮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对生活产生那种自杀性的心态。
现在这种实际情况就要直接落实到你和我的身上了。大概，对我们在座的差不多每一个人来说，只要我们能够确定，勇敢而耐心地对待生活才是善始善终并能在一个看不见的精神世界里结出果实，那么，最不利的生活也可能是很值得一过的。但是，姑且我们尚不确定，难道就必然推出人们单纯信任的这一精神世界只是一个傻瓜的天堂和懒汉安逸乡的结论吗？还是相反，这种信任只是我们自由沉浸的一种生活态度呢？好吧，我们自由地相信我们自己对任何并非不可能且可以与其背后所含的一切相比拟的事情的冒险。我们同动物生活的类比已生动地揭示出，物理世界大概不是绝对的；所有掩盖着众多有利于理想主义论点的一切也往往证明这一点；而我们整个物质生活也可能浸润于一种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器官能够理解的一个存在维度。比如说，我们的狗存在于我们的人类生活之中，但狗却不属于人类。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目睹着各种外部的事件，然而，它们的理智却无法揭示出这些事件的内在意义，无论凭借何种可能的操作。在这些事件中，它们自身常常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又比如说，我的那只小猎狗咬了一个逗它玩的小孩，那小孩的父亲便要揍它。这只狗可能会出现在我与那孩子的父亲进行的每一次谈判过程之中，并目睹我给那位父亲赔款，但它对这一切所意味的事情却全然无知，也不担忧此事与它有任何干系；它永远无法知道其实际的狗的生活。或者，让我举另一种情况为例，这种情况出现在我的医学学生接待日里，给我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考虑一下被这些学生在实验室里进行活体解剖的一只可怜的狗吧。狗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朝着刽子手尖利地嘶叫着，它黑暗的意识如同处在地狱之中。在整个事件中，它无法看到一丝获得拯救的光芒；然则，所有这些明显的凶残事件常常都是由人的各种意图来控制的，如果它已经陷入黑暗的心灵只可能瞧上这些刽子手一眼，所有那些对它施展英雄行为的人都会以宗教的心情默许这一切。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是改善性的真理，是解除未来动物和人的痛苦。这可能是一个真诚的拯救过程。躺在木板上，它所履行的作用要比任何充裕的狗类生活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然而，就它整个行为表现来说，这种作用只属于绝对超出其狗窝的一部分。
现在，再让我们从狗的生活转到人的生活上来。在狗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对狗来说不可见的世界，因为我们生活在（动物和人的）双重世界之中。在人的生活中，尽管我们只看到了我们的世界和这个世界内的它的世界，然则，仍然有可能存在一个世界包围着（人和动物的）两个世界，正如我们看不到它的世界，它也看不到我们的世界一样。而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也许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所不得不履行的最根本的作用。但是，人们现在却听到实证主义者带着轻蔑的口气在大喊大叫着：“也许！也许！一种科学的生活怎么能使用这些也许？”那好，我来回答：这种“科学的”生活本身与种种“也许”大有关系，而一般说来，人的生活与这些“也许”有着各种关系。只要人代表着某种东西，只要人最终还是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我们就可以说，他的整个生命功能就不得不涉及“种种也许”。只有基于一种“也许”，人才能获得一种胜利，才能履行一种信念行为或勇敢行为；任何一次服务、一种慷慨的表现、一次科学探险或实验，或者是一部科学的教科书，都不可能不出现一个错误。我们时时刻刻的生活都只是在用我们的人格冒险。而且，我们对一种未明确的结果所持的预先信念常常是唯一使该结果成为真实结果的原因。例如，假设你正在攀登一座山峰，且你自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位置，从该位置出发，你唯一的逃避就是纵身一跳。如果你有信心成功地跨步一跃，你的脚步就将受到刺激，完成这巨大的跳跃。但如果你连自己都信不过，只想到你在科学家谈论“种种也许”时所听到的那些甜言蜜语，你将会面对这巨大的沟壑犹豫不决，最终失去自制，战战兢兢，使自己陷入绝望之中，跌入万丈深渊。在这类情形（属于大量情形中的一种）中，智慧和勇敢的作用都是去相信什么是你的需要的实现，因为只有依靠这种信念，你才能实现你的需要。如果拒不相信，且认为你确实正确，那么你就将不可救药。但是，如果你相信且你确实正确，那么你将拯救你自己。你通过你的信与不信使两个可能的宇宙各自成为真实的，而在你作出行动选择之前，这两个宇宙一直都只是两种“也许”，在这种情形中尤其如此。
在我看来，生活是否值得过这一问题，逻辑上属于大多数类似情形。它的确要看你这位生活者怎么过。如果你以自己的自杀屈服于那种噩梦景象，而对于罪恶的渊薮却大加美化，那你的生活就的确是一片漆黑了。随着你生活世界的展开，由你自杀的行动所造成的悲观主义也就确实是无可怀疑的了。你对生活的不信任，已经使你自己的持续存在而可能产生的生活价值消失得干干净净；这时候，贯穿于你整个可能的存在领域的只有这种不信任，它本身已经显示出神圣的力量。但是，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你放弃这种噩梦式的观点，你就会执著于生活，相信这世界并非末日。设想一下，你发现自己有着一个美好的春天，一如华兹华斯所说——
因为信念，生存才充满热情和美德，
如同战士因为勇气而拥有了他们的生活，
水手因为心中的力量而敢于面对激浪滔天的大海。
再设想一下，无论你被蒙上了多厚的面纱，你不可征服的主体性都可与之抗争，永远信任更大的整体将会使你得到比任何**的快乐更为美妙的享受。有了这些条件，你难道还不能创造出值得一过的生活吗？如果生活只给你带来公平的气候而没有给你更高的能力留下任何余地，那么，凭借你所具备的拼搏生活的各种品质，生活实际上又该是怎样的呢？请记住，快乐主义与悲观主义都是我们对生活世界所采取的一种观念，而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反应尽管在巨大的生活世界中微不足道，却也是整个事物中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些反应必然促使我们决定采取一种生活观念。在确定生活观念时，这些反应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给一个庞大的平衡器加上一根羽毛的重量，它便会失去平衡，给一个长长的句子加上“n”“o”“t”三个字母[6]，它的意思便会颠倒过来。我们可以说，生活是值得一过的，因为从道德的观点来看，生活是由我们创造的；而且，从这一观点来看，只要我们离不开生活，我们就必定能成功地创造我们的生活。
在描述这些能够自我证实的信念时，我已经假定，对于那些有道德的人来说，对一种看不见的秩序的信念，正是激励他们去努力而耐心地创造其可见秩序的动力。我们对已见世界的善所怀有的信念（现在，这种善的意义只适合于成功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已经通过了解我们对未见世界的信念而得到证实。但是，我们对未见世界的信念是否可以同样得到证实呢？谁知道呢？
再者，这也是一个“也许”的问题。而“也许”正是这种境况的本质。我们坦率地承认，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见世界的存在本身部分地可能不依赖于个人的反应，而这种个人反应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对宗教祈祷产生的反应。简而言之，上帝本身可能从我们的忠贞中吸取生命的力量并增长其存在本身。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如果认为生活的血汗艰难和悲剧只是意味着缺乏生活的话，我不知道生活的血汗艰难和悲剧还能意味着什么。如果生活不是一种真正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可以在宇宙中成功地获得某种永恒的东西，它就不过是一场私人性的游艺而已。在私人性的游艺中，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退出。但是，我们感觉到生活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仿佛宇宙中真的有某种野蛮的东西，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拯救，这中间，首先是将我们的心灵从各种无神论和恐惧中拯救出来。因为我们的本性适合于这种半野蛮半需要拯救的宇宙。在我们的本性中，最深刻的东西是这种内心深渊（正如一位德国大夫后来称之为的那样），只有我们的意愿和无意、我们的信念和恐惧才寄居于这无言的心灵领域。正如涌动于大地深处的水通过洞穴尽头无数的裂缝和缝隙渗透而出，然后形成那喷发不息的涌泉一样，我们全部外在行为和决定的源泉也正源出于这些尚未开化的人格深处。我们与自然万物的最深刻的沟通器官正在于此；而与我们灵魂的这些具体运动相比，所有抽象的陈述和科学的论证——比如说，严格的实证主义者对我们信念的否定——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喋喋不休的唠叨。因为在这里，各种可能性（而非业已完成的事实）都是我们主动去料理的现实性，借引我的朋友、费城伦理学学会的威廉·索尔特的话说：“正如勇敢的本质是生命之可能性的冒险一样，信念的本质就是坚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我对你们的最后忠告是：别害怕生活。相信生活是值得一过的，而你们的信念将帮助你们创造这一事实。在你作出判断（或者在你到达你的判断可以象征性表达的某一存在阶段）之前，那种你认为是正确的“科学证据”可能并不清楚。但是，处在这一时刻并持有信念的战斗者，或在此时此刻代表着这些战斗者的存在，此时却可能会心灵衰竭，不敢继续向前，让我们用亨利四世的话告诫这些人吧！亨利四世在获得一次伟大战斗的胜利后，对那位动作迟缓的克里伦将军说：“勇敢的克里伦，去上吊吧！我们在阿奎斯战斗，可你却不在那里。”
选自［美］威廉·詹姆斯:《信仰意志》,纽约,朗曼—格林出版公司,1923。万俊人译。
[1] 这是一篇对哈佛大学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的演讲。该演讲发表在1895年10月号的《国际伦理学》杂志上，为B.S.韦斯顿所收藏。1986年，费城。
[2] “liver”一词在英语中有两种释义：一指人的肝脏；二指生活者。詹姆斯实际上在这里一语双关，既指生活者，又暗涉生活者的生活心境。在稍后的行文中，读者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3] 马可·奥勒留，古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也是此期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品有《沉思录》等。
[4] “韦尔多教派”（the Waldenses）是由法国里昂商人彼得·韦尔多（Peter Waldo，或Petrus Waldus）于1179年所创立的一个宗教教派，教徒均为背叛罗马天主教教会者。他们潜心于读解《圣经》和布道，以复活原始的纯洁生活为宗旨。
[5] 转引自乔治·E.瓦林的《关于提洛尔的故事》一书。可比较参阅A.伯拉德的《沃德瓦、洱伏富和斯多克州的居民》一书。
[6] 即英语中的“不”或“非”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