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自然谈起,如果我们怀有这种宗教渴望,就会很自然地像马可·奥勒留[3]一样感叹:“啊,宇宙!你最大的愿望便是我的愿望。”我们的《圣经》和传统告诉我们,有一个上帝创造了天和地,并注视着它们,把它们看作美好的。然则,依据我们更切近的了解,这天地可见的表面却根本不让我们进入任何理智的统一体。我们可能赞赏的每一种现象都紧接着某种与之相反的现象,将它对心灵的全部宗教性影响剥夺得干干净净。美与憎恶、爱与残忍、生与死无法消融在一起。渐渐地,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俗不可耐的东西,它们代替了古老而温暖人心的为人所爱的神的观念,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这力量既不是恨,也不是爱,但却将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地卷入到一种共同的劫数之中。这是一种神秘的、不吉祥的、噩梦般的生活观,其奇特的恐惧感或毒害性显然在于我们把两种不可能一致的东西搅在一起:一方面在于我们对一种整体生活精神抱着执著的希望;另一方面是我们固执地相信,自然发展的过程必定是这种精神充分的显现和表现。此种特别的于生求死的(death-in-life)的悖论和忧郁滋生的困惑,恰恰存在于这种假设的包裹着我们并拥有着我们且我们应当分享之的精神存在,与通过可见世界而得以显露的这种精神品格之间的矛盾。卡莱尔在其《永恒的不》一书中那不朽的篇章“缝纫师的反复剪裁”里表达了这一结果。可怜的图菲尔斯德罗克这样写道:“我生活在一种持续、无限而痛楚的恐惧之中;面对我一无所知的一切,我颤颤抖抖、战战兢兢、忧心忡忡:仿佛天上与地下的一切都会伤害我;仿佛天地只是一个鲸吞一切的魔怪向我张着它无边的血口;在这天地之间,我心绪忐忑,惶惶不可终日,等待着被吞噬。”

这是沉思性忧郁的第一阶段。任何无理性的兽类都不会有这种忧郁;任何无宗教情感的人都不会被这种忧郁所吞噬。它是遭受挫折的宗教要求的病态战栗,而非动物式经验的纯必然的结果。假如图菲尔斯德罗克并未对混沌的世界寄予本是无限的信任和爱的话,他也许就会设法应付这种总的混乱和令人苦恼的世界经验。假如他可以零碎地遇到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精神毫无怀疑,避开痛苦的部分,珍惜甜蜜的部分,随遇而安,随时而定,那么,他可就会曲折地走向一个轻松的目的地,就不会觉得有任何责任去无病呻吟、长吁短叹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痼疾来说,轻率的心态或者“我不在乎”的心态,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和实际的麻醉剂(anaesthetic)。但是,且慢!在图菲尔斯德罗克和我们其他人的身上有某种深刻的东西,它告诉我们,在世界万物中有一种我们应该忠诚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的缘故,我们必须保持严肃的心态。于是,内心的热望和冲突便也被保持着,因为自然可见的表象没有显露出这种精神,而我们在现阶段的探询中并未设想我们自己已超越可见的自然事实。

现在,我毫不犹豫地向你们坦率而真诚地承认,在我看来,这种真实而纯真的冲突,证明了人们朴素而简单信奉的自然宗教不可避免地破产。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时代,那时,莱布尼茨式的数学家们头戴奇异的假发创造了各种神正论,而在一座已建立起来的教堂的马厩里养肥的那些官员们,则可以通过各种内心的法门和用玫瑰花图案织成的环形彩带,来证明存在一位“世界之道德和理智的发明者”。然而,这些时代已是过眼烟云;而我们正处在19世纪,通过我们的进化论和我们的物理哲学,我们已经对自然有了极为公平而深刻的了解,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去崇拜任何上帝,把她看作这些品格的一种充分表现。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善与义务是从自然开始产生的;但是,我们大家同样也都知道,恶也起自自然。可见的自然全都具有可塑性和冷漠感,正如人们可以如此称它的那样,它是一个道德的多样体(a moral multiverse),而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a moral universe)。对这样一个娼妓,我们不该有任何忠诚;我们无法与整体的她建立任何道德的共享;我们可以自由地对待她的各个部分,或是遵守之,或是消灭之;在慢慢与她交往时,我们得看她的特殊品格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我们的私人目的,我们是自由的,除了慎重的法则以外,我们不必遵循任何法则。如果确实存在一种神圣的宇宙精神,自然也正如我们对她的了解一样,根本不可能成为人的终极圣旨。或者,根本不存在任何在自然中显露的精神;或者,这种精神只是不充分地显露在自然之中;而且(正如所有较高层次的宗教经验假设的那样)我们所谓的可见自然或此一世界必定只是一层面纱和表面的阴影而已,她的全部意义都存在于一个补充性的、看不见的世界或另一个世界之中。

因此,我不得不认为,自然对于我们人类总体上有一种收获(尽管她可能因某种诗化的构成性质而似乎只有一种非常可悲的失落),这种收获是,自然主义的迷信、对自然神的崇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早应该开始放松它们对有教养的头脑的控制了。事实上,如果我想要毫无保留地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我应该说(尽管我的这种意见在某些人听来多有亵渎,不大顺耳),走向健康的终极性天人关系的第一步,是采取反叛这样一种上帝存在之理念的行动。这种反叛本质上就是我前面所引卡莱尔的那段话后他接着描述的那种行动——

“‘你何故像一个懦弱者那般永远地萎靡不振、呜咽哭泣、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呢?卑鄙的两足动物!……难道你没有心脏?难道你就不能忍受任何沉重?你是像一个自由的孩子那样——尽管他是一个流浪者——将地狱踏在你的脚下?还是让它来耗尽你的生命呢?那么,就让它来吧!我将迎接它、反抗它!’而且当我这样想时,一股烈火涌上心头,燃烧着我的整个胸膛;我永远地挣脱了怯懦的恐惧……”

“所以,永恒的不敲响了威严的钟声,将我从我的存在和我的我之休眠中警醒;从此,我的我终于站起来了,我站在上帝创造的国王面前,我的生命中有了反抗的记录。这种反抗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用一种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可以把这种反抗合适地称作尊严和违抗。永恒的不说过:‘记住!你是个没有爹娘的孩子,你是流浪儿,宇宙就是我的!’现在,我的完整的我可以回答上天:‘是的,我不是你的,我是自由的,我永远憎恶你!’”图菲尔斯德罗克和卡莱尔补充说道:“从那一时刻起,我便开始成为一个人。”

我们可怜的朋友詹姆斯·汤姆森也同样写道——

在这悲哀的世界上,谁是最可怜的人?

我想是我自己;然而我宁愿成为

我悲惨的自我,也不愿成为他——

那个失去了自己尊严的他。

最卑贱的东西也不如你卑贱,我的上帝!我的主!

因为它从你身上赢得了它的存在!

万能的创世主,你是我的敌人!你是罪恶!

我憎恶你,你这恶毒而又不可取代的家伙!我发誓——

你并不能对一切随心所欲,

哪怕对所有为你的荣耀而修造的庙宇;

你在这个世界造就这些善男信女

我肯定这是一种无耻的罪恶。

我们都非常熟悉在这种共同体中发生的那幕景观:人们因摆脱对他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加尔文主义的上帝信仰而欢呼雀跃。正是这个上帝创造了伊甸园和蛇,预先点着了永恒的地狱之火。在这些欢呼的人群中,一些人已经找到了更具人性味的神来崇拜,而另一些人则干脆摆脱了一切目的论。但是,这两种人都使我们确信,丢掉了这种成熟老到的思想,这些人可能会觉得,即丢掉对一种不可能的偶像的崇敬和义务,给他们的灵魂带来了巨大的快乐。现在,去创造一个自然精神的偶像,并且去崇拜它,也会导向成熟;而这种宗教上的(也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成熟,将会滋生一种哲学的忧郁,逃避这种哲学忧郁的第一步是否定这种偶像,而随着这偶像的衰落也就会缺乏这类积极的快乐,随之,悲哀与怯懦的心态也会减轻。由于人们只是这样简单地看待恶,他们可能会简单从事,因为这时候他们与恶的关系仅仅是实践方面的。恶不再像幽灵一样隐隐约约了,随着人心对恶的情形率真的攻击,随着人不再担心他们会偏离这“唯一的权力”,它也就失去了它所有纠缠人心而又让人困惑不已的意义。

这样一来,在挣脱纯一元主义迷信的这个阶段,想自杀的人可能已经在生活价值问题方面获得了令人鼓舞的答案。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有着各种本能的生命力之源,当他们卸脱那形上学的负担和无限的责任之后,这些本能的生命力之源便可产生健康的反应。现在,你可以随时随地迈开你坚实的生活步伐。这样做既不是亵渎,也非荒诞之举,这行动本身乃是一种巨大的解脱。自杀的想法现在不再是一种挑战和分心的罪恶了。

这微不足道的生活是我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坟墓最神圣的安宁是永远的安定。

汤姆森如是说。他补充道:“我沉思着这些思想,它们使我安宁。”同时,如果我们只盯着明天的报纸会说些什么,或者只盯着下一次邮差会带来什么,我们就总能一天24小时地坚持活下来。

但是,生命中总会产生比这种纯粹的生命好奇心深刻得多的力量,甚至在具有悲观主义倾向的心灵中也是如此,因为当人失去爱和崇敬的冲动,恨与好斗的冲动就会不失时机地反映出来。对这种恶,我们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它也是我们可以推翻的东西。因为它的根源——现在,在这些根源背后再没有任何“实体”或“精神”了——是有限的,而我们能够逐步地来分别对付它们。作为一种规则,忍受痛苦和艰难并不降低爱的生活,相反,它们似乎通常能给予生活以更丰富的内涵,这的确是一个让人瞩目的事实。忧郁的主要根源是生活的充盈。需求与斗争是让我们兴奋和鼓舞的东西,而我们赢得生活凯旋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感到生活空虚的时刻。感到忧郁的不是那些被囚禁的犹太人,而是生活在那洋溢着所罗门荣耀的日子里的那些人,正是从他们的身上发出了《圣经》中那种悲观主义的呻吟。当德国人处在波拿巴军队的铁蹄之下而蒙受被侵犯之苦时,他们却创造出了这个世界所能看到的最具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作品,而在1871年以后的法国,还没有等到瓜分“亿万金钱”,悲观主义便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在整个法国蔓延滋长。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乃是一长串伴随着战争之苦的快乐纪事。或许,我们可以把韦尔多教派[4]作为忍受痛苦的强者之范例,我最近一直在阅读有关该派的文献。1485年,英诺森八世教皇颁谕消灭他们。教皇的通谕赦免了那些应该参加十字军的教徒,使他们免受教会的酷刑和惩罚,把他们从咒语中解脱出来,将他们可能非法获得的所有那些财产权合法化,并允诺赦免杀害异教徒的人的罪行。

“在皮德蒙特的所有城镇,”一位韦尔多派作家写道:“我们的一些同教兄弟都被判处死刑。乔丹·特班诺在索萨被活活烧死;希帕赖·特罗西罗在都灵被烧死;麦可·戈内托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萨森那被烧死;维勒密·安波罗西奥被吊死在科第民诺;芬勒斯特雷饵的雨果·恰耳波思在都灵被抛尸街头,衣不裹体;在路塞那,彼特·波比奥被以同样的方式杀死,期间刽子手们还让一只凶猛的猫去撕咬他,让他受尽折磨;在罗卡帕西亚,玛丽娅·罗曼娜被活埋;在圣乔瓦尼,麦格多伦那·方诺遭受同样的厄运;在萨森那,苏珊娜·米切丽妮被砍断手脚,最后冻死在冰天雪地;在芬来尔,巴托罗密欧·法奇被军刀砍伤,多处伤口塞满石灰,致使他在剧痛中死去;在波泊,丹尼尔·米切里尼因为赞美了上帝而被割去了舌头;詹姆斯·巴里达里被用硫磺火柴物包了起来,将硫磺灌入他的肉体,再后用钉子钉住他的手指、鼻孔、嘴唇和全身,然后将其焚烧;丹尼尔·罗维利的口中被塞满火药,然后将其点燃,把他的脑袋炸成碎片;……萨拉·罗斯梯格洛尔从脚到胸都被割开,然后被抛尸于艾罗尔与罗森纳之间的马路上;安娜·恰本丽尔被刺刀捅穿,尸体被抛在从圣乔瓦尼到拉托尔的乡间马路上。”[5]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630年的这场灾难夺去了沃州人口的四分之三,包括他们17位牧师中的15位。这些牧师的位置都被取而代之,日内瓦、多芬尼和整个沃州的居民都得学习法语以聊养生计。由于爱到不可赦免地迫害,它们的人口已从通常标准的25 000人锐减到4 000人左右。1686年,萨伏伊公国的国君命令仍活着的3 000人或是放弃他们的信仰,或是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拒绝这一命令,与法国军队和意大利皮德蒙特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直到剩下八个人(或是只有八个人未被俘虏),最后这八个人被迫投降,被赤身**地驱赶到瑞士。但在1689年,在奥兰治的威廉国王的鼓励下,他们中约八九百人在他们的牧师首领的领导下又杀回老家。在返回波比的途中,他们英勇奋战,头一年人员就减少到400来人,他们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地与前来镇压的敌人拼杀,直至最后萨伏伊公国国君路易十四放弃其令人憎恶的惨绝人寰的征服,恢复他们相对的自由,自那时起,他们又开始在荒凉的阿尔卑斯山山谷重建家园,繁衍生息至今。

我们的悲痛和磨难与这些人相比又当如何?难道如此不屈不挠的反抗、如此力量悬殊的斗争还不能使我们果敢地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微不足道的黑暗势力——那些机械式的政治家、政党投机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家伙——吗?生活是值得过的,无论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只要我们在这些生活的战斗中坚持到胜利的终点,只要我们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样,在那些自杀者设想的复杂多样而又永恒长存的自然世界里,你可以耐心等待,看看他们是如何在其生命的战斗中自我终结的。你会看到,正是自杀这种罪恶的名义,使自杀者的内心成为病态的。而且,继续生活的允诺,即你要求他在此环境下继续生活的允诺,并不是奉献者害怕宗教传道而产生的精通世故的“顺从”:它不是恭舔某位强暴神灵之手意义上的那种“顺从”。相反,它是一种基于人的豪气与自豪基础上的“顺从”。只要你可能的自杀仍然是一种没有治愈的罪恶,它与抽象的和普遍的罪恶就没有任何严格的关涉。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求你自己的对这种罪恶的普遍事实之服从,即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明显顺从,在这里不是别的,而仅仅是这样一种确信:在你清算和解决好有关你自己私恶的事情之前,这种普遍意义上的罪恶与你毫不相干。唯有那些正常生命本能尚未衰竭的人,才需要迎接这种恰当而具体指明了的挑战;而你反思性的可能性自杀很可能受到这一挑战的驱使,从而使你又一次饶有兴趣地面对生活。荣耀的情感是一种极能打动人心的东西。比如,当你和我意识到,有多少无辜的牲畜不得不在运畜车和屠宰场中受苦,不得不为了我们的生长而放弃它们的生活,我们大家都酒足饭饱、衣冠楚楚,在这里安宁地坐在一起漫谈人生,这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与宇宙有着一种更庄严意义上的关系。正如阿默斯特的一位年轻哲学家(爱克森洛斯·克拉克,现已去世)曾经写道的那样:“凭借这些条件来接受一种幸福的生活难道不意味着一种荣耀吗?”难道我们就没有义务靠我们自己来忍受某些生活困苦吗?难道我们就没有义务为了回报那些我们靠之建立自己生活的生灵而作出某些牺牲吗?如果人们有一颗正常构造的心,那么,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好好倾听一下这个问题。

至此,我们便可明白,纯本能的好奇、好斗和荣耀似乎可以在一种纯自然主义的基础上,使生活对于那些为了消除忧郁症而抛弃一切形上学的人来说,成为了日常意义上值得过的生活;但对于那些决心仍要倾心于宗教及其更肯定的神圣馈赠的人来说,情形却不是如此。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这还只是漫长里程上微不足道的一半,但你们必须承认,这是真诚的一步;任何人都不敢粗俗地谈论这些本能,这些本能是我们最好的禀赋,而宗教本身必须在其最后的凭藉中,表明她自己对这些禀赋的特殊求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