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赶快言归正传吧。我想提出的是,让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理性地思考一位终有一死的处在这种生活条件下的同类,唯一留给他的安宁只是去沉思这一信念——“只要你愿意,便可了此残生。”我们能够祈求的可以让这类兄弟(或姐妹)愿意重新担当起生活重任的理由是什么呢?日常生活中的基督教徒按照可能的(would-be)自杀进行推理,很少有超出“你将不”这类惯常的否定性答案。他们说,唯有上帝才是生死的主宰,而预期他的赦免之手,则是一种亵渎行为。但是,难道我们除此之外就无法找到任何更丰富更肯定的答案,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反思有关驱使人们自杀的原因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弄明白,在所有悲惨严肃的感觉中,虽然他身处重重逆境,他的生活仍然是值得过的吗?人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杀(在美国,每年就达3 000起左右),而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对这些自杀者中的大多数来说,我的提议是软弱无力的。只要自杀是精神错乱或突发狂怒之冲动的结果,反思就无法有效地遏止其发展势头;而这类情形都属于终极性的神秘之恶,对此,我只能在演讲的最后提供这样一些考虑:即趋向宗教忍耐。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的任务实际上很狭窄,我所讲的也只涉及形上学的冗长乏味的生命简历,它特属于人的反思。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自或好或坏的动机而献身于反思人生。你们中的许多人是学哲学的,且已经在你们自己的人格中感受到了哲学怀疑论和它的非现实性,它太过于刨根寻底、抽象无形。的确,这是一种苦心孤诣的学究生涯。太多的问题和太少的行动责任,经常将我们引到失望的边缘,几乎与太多的感觉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一样,而在失望深渊的底层,只有悲观主义和噩梦或自杀的人生观。但是,更深刻的反思仍然能够给这些由反思所滋生的痼疾提供各种有效的医治。我现在开始谈的正是这种由反思所滋生的忧郁和悲观情绪。

好的,让我说,我最终求助的不是任何深奥难懂的东西,只不过是宗教信仰而已。如果我的论证是破坏性的,那么我的论证就只不过是某些风行一时的观点,正是这些风行一时的观点使得宗教信仰的发展受到伤害,不断萎缩;但只要我的论证是建设性的,它就将给人们的某些思考以启示,为其宗教信仰正常而自然的生长播撒阳光。悲观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疾病。在其表面形式上(你们最容易相信这种形式),它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要求,而这种宗教性要求是任何正常的宗教所无法满足的。

现在,要摆脱这种疾病,有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在这两个层次上,人们可以摆脱深夜的噩梦,重新用白天的光明来看待一切。我必须依次来谈这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更为完善,更令人高兴,它与更自由的宗教信任和想象实践相适应。众所周知,有些人在这方面生来就非常自由活泼,而另一些人却恰好相反。譬如,我们发现,有些人常沉浸于内心深处的思考,憧憬着不朽的前景;另一些在进行这种深思时经受过巨大磨难的人,似乎能完全真诚地忠实于他们自己,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受到了一种对他们称之为“严酷事实”的理智忠诚,人们在轻松的生命远行途中走进了无形的世界,给他们的理智忠诚以积极地震动,而另一些人则只是在纯粹的情感呼唤下才走向这无形世界的。然而,处在这两个层次上的人的心灵可能都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他们可能同样都渴求赎罪与和谐,渴望顺从并分享万物的灵魂。但是,当人们的心灵被幽闭于那些严酷的事实之中时,这种渴望就会滋生悲观主义,而今,科学尤其揭示出这一点,这与它在激发人们的宗教信任和希望展翅飞向另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宗教幻想时容易滋生乐观主义的情形完全一样。

这正是我为什么说悲观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痼疾的原因所在。噩梦式的生活观有着大量的固有根源,但其重要的反思性根源则永远是自然现象与人们相信自然背后有一种由自然表现出来的精神这一心灵渴望之间的矛盾。哲学家们称之为的“自然目的论”一直是安抚这一渴望的一种方式。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处在我们所说的第二层次的人的心灵,其想象被幽闭于结果性的事实内,他把这种心灵的事实看作“严酷的”;而且,让我们设想,这种心灵强烈地感觉到了分享万物之灵的渴望,然而却又意识到要解释自然的科学秩序(从目的论的意义上或从诗学的意义上)又是多么困难;难道结果只能是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吗?现在,这种内心的冲突(仅仅作为冲突)可以用下列方式中的一种来加以解除:或者终止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读解这些事实的热望,不管那些**裸的事实;或者,我们可以发现或相信那些补充性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使宗教的读解得以继续。这两种解脱方式是人们恢复心态的两个阶段,也是逃脱悲观主义的两个层次。对此,我刚刚谈到过,我相信,接下来我会讲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