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价值的哲学展望服从于人们评价意识的源头活水。甚至比那些理念倡导者的展望对人们评价意识的依赖更大，因为，倡导者很少是哲学家。而对于苏格拉底、费希特、尼采而言，我们会发现，在他们那里，这两种展望实际上已合二为一。但是，在一个广阔的视阈里，这些人就不具有典型性了。中世纪和当代的改革家，毕达哥拉斯或恩培多克勒，都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例证。但是，在这些人的价值意识里，哲学因素并不是最突出的要素。柏拉图全心全意地确信，整个世界正在呼吁哲学家成为道德领袖。但是，除他本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之外，也只有孤独的乌托邦思想家们才承认他的观点。
实际上，哲学伦理学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另一条理论路线。它认为，哲学伦理学领域里的所有价值都是由他人发现的，这些人努力使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促使它们进入人们的意识，并确立这些价值。因此，哲学伦理学所坚持的原则是：“人们已经知道它了”。对这一原则的承认以及确立价值的任务当然不容轻视，尤其是在对已发现价值的整体的接受程度被扩大的地方，以及没有狭隘而任意的选择行为发生的地方，更是如此。为了确立价值，需要一条更加迂回的路线，也需要求助于形而上学，使关于世界的实践观点与理论观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过深思熟虑，模糊不清的东西以及纯粹的感情事件都被提高到了科学层面。这样一来，伦理学就很自然地趋向理论的境界和价值系统。
但是，一旦后者被看作一项任务，其他倾向就非常有必要介入。伦理学解释中必须增加对价值的质询、观察的探究。对此我们不能因为前景的渺茫而止步不前，挫折感通常全都来自于哲学的经验——人们几乎没有认真地探究过价值问题。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并非所有价值都是已知的或相同的，我们尚不知道什么是善与恶，伦理学才有可能心满意足地回顾那些早已被人们了解的东西。伦理学无法逃脱这一新的任务，也无法抵抗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因此，为了理解人类是否已经成熟，伦理学必须探究更多的价值。向前看的、建构性的、探究性的、评价考量的伦理倾向，将与那种向后看的和纯沉思性的伦理倾向不可避免地相互颉颃。
只有在前一种伦理倾向（人们对它期待已久）中，伦理学才能变成真正规范性的——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伦理学才能成为规范的科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伦理学才得以回返她自身的原则，成为人类的引领者。在这样的伦理学中，柏拉图的理想不会死亡，通过理论的洞见，通过哲学的觉解从精神上来规导和塑造人类的理想便可实现。原则上，伦理学也不像那些想要实现该理念洞见的、草率而熟知的企图那样，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原因是，伦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单凭个人的智力所能解决的，这只是一种假定，也是乌托邦的失误所在。伦理学的问题应该是一项普遍探究工作，它关注的不只是我们的时代本身，而是一个广泛的、缓慢前进的、科学的连续统一体。单个的探究者的工作对伦理学的贡献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然而，转折点的关捩已然通过，一种新的开端已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