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实证道德的多样性无法完全涵盖道德意识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前者在这里只不过是组织——这个组织甚至是一个以经验主义的方式选择出来的，并从表面上得以呈现的组织——中的一个维度。那么，在现实情况下，不仅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观点产生差异（更不用说来源于这些时代和民族的各个哲学体系之间的观点差异），而且，在这些体系和道德内部，也能够将各种清晰可辨的伦理学倾向区分开来。这些倾向，一部分再现于各种各样的体系之中，另一部分仅仅是个别观点的特征，但它们总是以某种相互混杂的方式出现。对这些倾向的划分（人们只能在模糊的概念中通过暗示来重现这种划分）超越了其他界线，也就是说，它是直线式的分类。

因此，共同体（国家）的道德与个人的道德之间存在着原则区别。同样地，男人的道德与女人和儿童的道德之间也存在原则区别（例如，古代的道德几乎为男人所独有）。在权利、正义的道德与爱情的道德之间也是同样的情形。此外，类似对比也通过另一维度展现出如下情形：

（1）劳动和生产的道德←→节俭和知足的道德；

（2）奋斗、竞争和武力炫耀的道德←→和平、和解和宽容的道德；

（3）最高或最隐秘的需要←→日常简朴的要求（与我们自己自然反感的倾向和需要相反）；

（4）权威，以及对公认的、广泛接受之标准的服从←→寻找、关注新标准的责任，以及为之奋斗的责任（在这里，深入探索、理解和改革等行为都被认为是责任，而且，人们会假设这些责任是已被发现的东西，并将之假定为在其人生中出现的理想责任）；

（5）当前的道德，以及人们本身所处的当下环境中的道德←→未来的、遥远的或理想的道德（当前的、真实的人和关系都从属于或献身于这样的道德）；

（6）一般行为的道德，以及积极生活的道德←→价值评价的道德，以及价值享受的道德。

很容易再增加一系列这样相互对比的道德倾向。两类倾向中的每一种都是合理的，它们都来自于条件本身的充分性，是互不相同却又不可避免的两个方向，人们生活的普遍任务被引向这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些方向表明了观点或各个哲学目的的自主性，它们同样不能被随意地操纵、互换，或者被降低到一种静止不动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