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或与他人的关联实现自身为服务和好客。由于他者的面容让我们与第三者发生了关系，我与他者的形而上学关联展开在我们的形式内，它催生了国家、机构、法律这些普遍性的根源。但自治的政治在其自身内具有僭政的性质。政治改变了将它产生出来的我与他者，因为它以普遍的法则来判断我与他者，就像审判缺席被告那样。在对他人的接待中，我接待的是人的自由所依存的至高者，但这一依存并非是不在场：它作用于我的道德创造的所有的个人作为中（如果没有道德创造，判断的真理就不可能产生出来），作用于对作为独一性和面容的他者的等待中（但愿政治的可见性松开对不可见者的手），只有在我的独一性内，他者才会出现。就这样，主体性在真理的作为中被恢复了名誉，它不是拒绝伤害它的体系的自我主义。与这种主体性的自我主义的保护相反——与这种对第一人称的保护相反——黑格尔现实的普遍主义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如何将这些普遍原则——可见之物——与他人的面容对立起来，而同时不在非人称之正义的残酷前退却呢？如何能在一开始就不引入我的主体性这个善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呢？
形而上学因此将我们带入了作为独一性之我的实现内，与我的实现相比，国家的作为应得到安排和节制。
我的不可代替的独一性以对立于国家的方式而立，它实现自身为一种繁殖性。但这不属于某些主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会迷失在受到理性现实嘲笑的内心性沙堆里，我们称呼它们时总要强调它们在人格上之于国家普遍原则的不可还原性，我的不可代替的独一性属于一种向度，属于一种超越的观点，此观点与政治的向度和观点同样的真实，甚至更真实，因为在超越的观点中，自我性的申辩隐而不现。由分离开启的内心性不是地下式的不可磨灭，而是繁殖的无限时间。这种繁殖性使当下成为将来的寄存处。它让地下从存在中走出，一种所谓的内心的和唯一主体的生活就隐藏在这地下内。
主体性显示给真理的判断，因此不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外在的、无力的、地下的、不能预料的和不可见的保护，与大全性和客观的大全化相反。但是，它在存在的入口只有分离受到中止时才成为一种在大全内的整合。繁殖性及其打开的观点证实了分离的本体论特征。但繁殖性在一种主体的历史内不会流变为破碎大全的片段。繁殖性开启一种无限的和不连续的时间。它将主体从人为性中解放出来，置于人为性不能超越的并以之为条件的可能之外；它将天命的最后痕迹提升到主体内，允许主体成为一他者。主体性的根本要求存于欲爱——但在这异在性中，自我性是恩典，它缓和了自我主义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