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本真性起源的一个非常粗略的描述。我在后面必须补充更多的细节。但此刻看看推论在此是如何进行的就足够了。我想着手考察我在上节结尾处提出的第二个有争议的主张。对于沉浸在当代本真性文化中的人们，你能用理性跟他们讲话吗？对于深陷于温和相对主义之中的人们，或那些除了自身发展外不忠实于任何别的事业的人——比如说，那些为了向上爬而抛弃爱情、子女、民主团结的人，你能用理性跟他们交谈吗？
那么，我们如何推论呢？道德事务中的推论总是与某个人一起进行的。你有一个对话者，你从此人所处的立场开始，或者从你们之间实际上的差异开始；你不是从头开始，仿佛是在与一个不承认任何道德要求的人谈话。与一个不接受任何道德要求的人争论对错，就像与一个拒绝接受我们周围的知觉世界的人争论经验事物一样，都是不可能的。[4]
但是，我们正在想象与当代本真性文化中的人们进行讨论。这意味着他们正在试图按照这种理想来塑造他们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只是那些关于他们的偏好取向的事实真相。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理想开始，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在人类生活中，实现这种理想的条件是什么？恰当理解的这种理想究竟提倡什么？两个问题的次序是交织的，或许互变而成一个问题。在第二个问题中，我们试图更好地定义这个理想的内容。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想要指出人类生活的某些一般特点，这些特点制约着这个理想或其他任何理想的实现。
接下来，我想提出两条论证，它们能够描绘出这类提问的旨意何在。论证将是非常粗略的，更多地具有建议的性质，即对怎样才像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提出建议。我的目的是维护我的第二个主张，即你可以运用理性就这些问题进行论证，然后证明，尝试更好地理解真实性取决于什么实际上是有实践意义的。
我想唤起的人类生活的一般特点是其根本意义上的对话特性。我们通过我们获取的丰富人类表达语言，成为完整的人类行为者，能够理解我们自身，并因此能够定义一个同一性（identity）。为此讨论计，我想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语言”一词，它不仅涵盖我们说的语词，而且涵盖我们定义自身时使用的其他表达方式，包括艺术、手势、爱等“语言”。但是，我们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而接受这些表达方式的。没有任何人独自获得自我定义所必需的语言。通过与那些和我们休戚相关的他人——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称之为“重要的他人”[5]的交流，我们被引导到这些语言中。人类心灵的起源在此意义上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
此外，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起源的、随后就可以忽略掉的事实。我们并不只是在对话中学习语言，然后接着能够独自将它们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描述了我们在所处文化中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期待着我们自己通过孤独的反思去发展我们自己的看法、观点、对事物的态度。但是，对于重要的题目，如定义我们的同一性，事情却并非如此。我们总是在与一些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找出的同一特性的对话中，有时是在与它们的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即使我们由于成长离开了后者——例如，我们的父母——而且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与他们的交流仍在我们身上延续，只要我们还活着。[6]
所以，重要的他人的贡献，即使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初期，也无处不在延续。至此，有些人可能会领会我的意思，但仍然想坚持某种形式的独白式的理想。不错，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将自己从那些热爱、关怀、在生命早期塑造我们的人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应该努力在可能的、最完满的程度上独自定义自己，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并且因此抑制我们的父母施加的影响，避免陷入任何这类进一步的依赖之中。我们需要这些关系去实现自身，而不是定义自身。
这是一个共有的理想，但我们认为它严重低估了对话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它仍想尽可能将对话局限在起源上。它忘记了，我们对生活中善事的理解乃是通过与我们所热爱的人们一起欣赏它们才有可能改变的，有些善之为我们所理解乃是通过此类共同欣赏才有可能的。由于这样，要阻止由我们所爱的人们来形成我们的同一性，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且可能要经历许多痛苦的分裂。思考一下我们用“同一性”意指什么。它是我们之所是的那个“谁”，“我们的本原之所在”。就此而言，它是我们的口味、欲求、观点和志向得以有意义的背景。如果只有涉及我爱的人，我最为重视的某些东西才为我所理解的话，那么她就变成内在于我的同一性了。
对某些人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们渴望挣脱掉的限制。这是理解隐士（或者举一个我们的文化更熟悉的例子，孤独的艺术家）生活背后的冲动的一种方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看成是对某种对话性的渴望。在隐士情形下，对话者是上帝。在孤独艺术家情形下，作品本身是讲给未来听众听的，听众或许仍是被作品本身创造出来的。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显示其特点是讲话式的。[7]但是，无论人们怎么想，如果不能勇敢地努力挣脱日常存在，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同一性的形成和维持仍将是对话性的。
下面我想指出，这一中心事实在正在成长的本真性文化中已经得到承认。但我现在想做的是，一方面承认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对话性，另一方面承认在本真性理想中固有的某些要求，并显示当代文化的更自我中心的和“自恋的”方式显然是不充分的。我尤其想表明，选择了自我实现而不考虑（a）我们与他人关联的要求，或（b）来自多于或异于人类欲求或渴望的任何种类的要求，这些方式是自拆台脚的，它们摧毁了实现本真性本身的条件。我将用逆次序讨论这些问题，从（b）开始，从作为一个理想的本真性自身的要求开始进行论证。
（1）当我们理解了何为定义我们的自我，确定了我们的独创性取决于什么之时，我们看到，必须将某种对重要东西的感觉当作背景。定义自我意味着找到我与他人的差异中哪些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我可能是唯一的头上恰好有3732根头发的人，或者刚好与西伯利亚平原上的某棵树高度相同，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说，我定义自我是通过我自己准确表达重要真理的能力，是通过我无与伦比的弹钢琴的能力，或者是通过我复兴先辈传统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处在自我定义的可承认的范围之内。
这种差别是明显的。我们立刻就明白，后一种特性对人而言是重要的，或者人们很容易看到这种重要性，而前一种特性却不是这样——那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或许3 732这个数字在某个社会是个神圣的数字；那样，具有这个数量的头发就可以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是通过将它与神圣的东西联系起来才得到这一结论的。
我们在前面第2节中看到当代本真性文化是如何滑向柔性相对主义的。这进一步助长了一个一般的、关于价值的主观主义的假定：事物具有意义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有——似乎人们能够确定什么是有意义的，或者通过决定，或者（或许不知情地和不情愿地）仅仅通过那样一种感觉。这种看法是疯狂的。我不可能只是决定我最有意义的行为是在热泥浆中搅动我的脚趾。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解释，这就不是一个可以理喻的主张（就像上述的3 732根头发那样）。所以，我不知道如何理解某个宣称感到如此的人。这样讲的人能够表示什么意义呢？
但是，如果只是在有一种特别解释时这样讲才有意义的话（或许泥浆是世界精神的元素，人用脚趾与之联系），那么它就容易受到批评。如果解释是错误的、不成功的，或可以被一个更好的说明代替，那怎么办呢？人的感觉绝不是坚持自己立场的充分理由，因为人的感觉不可能确定什么是重要的。柔性相对主义是自毁的。
事物具有重要性是针对一个可理解的背景而言的。让我们称这个背景为视野（horizon）。那么，如果我们要有意义地定义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隐埋或否认事物对我们而言据以取得重要性的那些视野。这是一种自挖墙脚的动作，在我们的主观主义文明里被频频采用。在强调在某些可选择事物之间的选择的合法性时，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使那些可能的选择丧失了意义。例如，有一些为非标准的性倾向作辩护的讨论。人们想要论证，异性一夫一妻制不是唯一的实现性满足的方式，那些倾向于（例如）同性关系的人们不应该感到自己的做法少有价值。这种带有差异、独创性的观念极为符合那种对接受多样性的本真性的当代理解。下面我将对这些关联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无论我们对它怎么解释，清楚的是，“差异”“多样性”（甚至“多文化主义”）这些虚饰的辞藻处于当代本真性文化的核心。
但是，这类话语的某些形式滑向了对选择本身的肯定。所有可能的选择都同样有价值，因为它们是被自由地挑选出来的，而正是选择赋予其价值。作为柔性相对主义的基础的主观主义原则在此起了作用。但这隐约否认了一个先存的、有关重要性视野的存在，而在这里，在选择之前，某些事物是有价值的，另一些有较少的价值，更有一些事物根本无价值。但那样的话，性倾向的选择就失去了任何特别意义。它与任何其他的偏好处在一个层次上，像对高的或矮的性伴侣的偏好，对金发碧眼型或浅黑型妇女的偏好一样。没人会对这些偏好做出高低之辨，但那是因为它们都不具有意义。它们确实依赖于你的感觉。一旦性倾向成为与这些偏好相似的东西（当人们将选择当成决定性的辩护理由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初的目标，即断言这种倾向的同等价值，就会受到微妙的挫折。被如是坚持的差异变得无意义。
肯定同性倾向的价值必须以不同的、更为经验的方式进行，有人可能会说，应考虑到同性和异性体验和生活的实际性质。根据凡我们选择的皆是对的，它不可能只是被设定为是优先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价值的肯定，由于它与另一主要思想的关系而受到了侵害，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该思想是与本真**织在一起的，即自决的自由。这是把选择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的部分原因，也是滑向柔性相对主义的部分原因。我在下面讨论本真性的目标如何变质时，将会回到这一点上。
但此刻，一般的教训是，本真性不可能以破坏重要意义视野的方式得到捍卫。甚至我的生活的意义来自于它之被选择——这是本真性实际上基于自决的自由的一个例子——这种认识也有赖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在塑造我自己的生活时，存在着某个独立于我的意志的崇高的、无畏的因此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当人类被置于这种自我创造的选择与更容易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等模式之间的时候，人类之所是的一个情形。对此这里会有一个说法，这种情形被视为是正确的，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决定的。视野是给定的。
但这种支撑选择的重要性的、最低程度的给定性，作为一个视野是不充分的，如同我们通过性倾向的例子看到的那样。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8]中指出的，我的生活是被选择的，这一点可能是重要的，但是，除非某些选择比别的更有意义，否则，自我选择这个观念就流于浅薄，并由此支离破碎。作为理想的自我选择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事务比其他的更加重要有意义。我不能只是因为选择了牛排和薯条而不是布丁当午餐，就宣称自己是一个自我选择者，并且使用关于自我形成的一整套尼采式的语汇。什么问题是重要有意义的，我并没有确定。如果我确定了，那么任何问题都不重要。但届时作为道德理想的自我选择的理想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自我选择的理想假定了在自我选择之外还有其他重要问题。这个理想不可能是独立的，因为它要求一个关于重要意义问题的视野，这个视野帮助我们定义在哪些方面自我形成是重要有意义的。依照尼采，如果我重新制作了价值表，那么我就确实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但这意味着重新定义与重要意义问题相关的价值，而不是重新设计麦当劳的菜单，或明年的便装。
在一种有关重要问题的视野里，必须要有那种寻求生活中的意义、试图有意义地定义自己的行为者的存在。这就是当代文化形式中的自挖墙脚之处，这些文化形式关注对立于社会或自然的要求的自我实现，将历史和团结拒之门外。像布卢姆所说的那样，这些自我中心的“自恋主义的”形式实际上是肤浅的和琐碎的，它们是“平庸的和狭隘的”。但这不是因为它们属于本真性文化。毋宁说，那是因为它们悍然罔顾本真性的要求。将自我之外的要求拒之门外恰好就是要隐埋重要性的条件，并由此招致了琐碎化。从人们正在此寻求一种道德理想的意义而言，这种自我闭塞是自愚的；它摧毁了能够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换言之，我只能依据那些要紧的事物背景来定义我自己。但是，排除历史、自然、社会、团结要求，排除发现自我之外的每件东西，就会消灭一切要紧事物的候选者。仅当我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其中，由历史、自然的要求、我的人类同伴的需求、公民职责、上帝的号召或其他这类东西来确定有决定性关系的事务，我才能为自己定义一个非琐碎的同一性。本真性不是超越自我之外的要求的敌人；它以这些要求为条件。
但是，如此的话，人们就可以对那些深陷于本真性文化的更琐碎形式中的人们提出质疑。理性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当然，至此我们还没有怎么深入；仅仅是表明了某些自我超越的事务是不能撇开的［上述问题（b）］。我们还没有论证任一特别的事务都必须得到严肃的对待。到目前为止，我的论证只是一个轮廓，我希望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这个论证展开（一点）。但现在我想转到另一个问题（a），即在一个否认我们与他人的纽带的满足方式中，是否有自挖墙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