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真性之源

本真性的伦理规范是某个相对新颖的东西，它是现代文化独有的。它滥觞于18世纪末，以个人主义的早期形式为基础，例如笛卡儿首创的不受约束的理性观点（disengaged rationality）的个人主义，它要求每个人自负其责地为他或她自己思考，或洛克的政治个人主义，它试图使人及其意志先于社会责任。但是，本真性也在某些方面与这些早期形式相冲突。它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产物，对不受约束的理性观点和不承认共同体纽带的个人利益至上主义持批判态度。

描述其发展的一个方式是去考察它在18世纪的一个思想中的起点，该思想认为，人类具有一种道德感，一种对是非的直感。这个学说起初的思想是去抗衡一个对立的观点，即知道对与错就是计算后果，尤其是与神的奖赏和惩罚相关的后果。而该学说的观点是，理解对与错并不是枯燥的计算，而是扎根在我们的感受之中。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个内在的声音。[1]本真性概念滥觞于这个领域中道德重音的移位。早先的观点认为，内在声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哪些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在此，作为通向正确行事之目的的手段，与我们的道德感觉保持接触就很重要了，当这种接触具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道德意义时，我所说的道德重音的移位就发生了。它成为我们为了成为真正的和完整的人而不得不获取的东西。

为了看看这里有何新意，我们必须与早期道德观点加以类比，这些早期道德观点认为，与某个源头——比如说，上帝或善的理念——保持接触对于完整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现在，我们必须保持联系的源头才深藏于我们内心之中。这是当代文化的大规模主观转向的一部分，是一种新的本质形式，我们以此视自己为具有内在深度的存在物。起初，源头是内在的这个思想并不排除我们与上帝或理念的关联；它可以看成是我们通向它们的合适方式。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看成是圣奥古斯丁开创的思路的继续和强化，圣奥古斯丁认为通向上帝之路就是经历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意识。

这个新观点的第一个变体是有神论的，或者至少是泛神论的。让-雅克·卢梭论述了这个新观点，他是推动这个变化之发生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我认为卢梭重要，并不是因为他首发此变；相反我倒认为，他之所以得享大名，部分出自他清楚地阐述了业已发生在该文化中的某种东西。卢梭频频地将道德问题表述为我们遵从自身本性之声的问题。这个声音，总是被那些由我们对他人的依赖所诱发的**所淹没，“自尊”或者说骄傲是这些**中关键性的一个。我们的道德解救来自于恢复与自身的本真的道德联系。卢梭甚至为这种与自身的亲密联系取了一个比任何道德观都更为基本的名字，那就是，欢乐和满足之源：“存在之感受”[2]。

卢梭还以一种最有说服力的方式阐释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思想。这就是我想要称为自决自由（self-determining freedom）的观念。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当我自己决定什么东西与我有关，而不是被外部影响所左右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我不受他人的干涉，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因为这与我之被社会及其要求服从的法律所塑造和影响是相容的，在这里，自由的标准明显地超越我们称之为消极自由的东西。自决的自由要求我打破所有这些外部樊篱的禁锢，独自做出决定。

在这里我提到这个观点，不是因为它对于本真性至关重要。很明显，这两个观念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一同成长，有时在同一些作者的著作中得到发展，它们的关系一直是复杂的，有时是冲突的，有时紧紧地捆在一起。如同我将要论证的那样，其结果是，它们时常被混淆，而这就是本真性的异型的来源之一。我在后面将回到这一点上。

自决的自由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一种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在卢梭的著作中，按照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国家的观念，它采取了政治的形式，而恰恰因为公意是我们共同自由的形式，所以它不容忍以自由为名义的任何对立。这种观念成为现代集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人们或许认为它起始于雅各宾党人。尽管康德从纯粹道德方面将这个自由的概念重新解释为自律，它仍随着黑格尔和马克思而更深地退回到了政治领域。

让我们回到本真性之理想：它变得至关重要，是由于卢梭之后出现的一个进展，我将这个进展与赫尔德（Herder）联系起来——再讲一次，赫尔德是其早期主要的阐释者，而非其发明者。赫尔德提出这样的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being human）的方式。用他的话讲，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measure）。[3]这个思想已经深深进入现代意识之中。它也是时新的。在18世纪末之前，没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会具有这种道德意义。存在着某种做人的方式，它是我的方式。我应该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模仿任何他人的方式去生活。而这就给忠实自我（being true to myself）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没有领会生活的目的，我就没有领会对我而言什么是做人。

这就是流传给我们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它赋予与自我、与自我内在本性的接触以无比的道德重要性，而看来这种接触正有被丢失的危险，这部分是由于驱使我们服从外部的压力，也由于在对自我持一种工具主义态度时我可能会失去倾听这种内在声音的能力。因此，通过引入独到性原则，这个理想极大地增强了这种自我接触的重要性：我们的每个声音都有其自己的东西要说出来。我不但不应该让我的生活符合外部一致的要求；在我之外我甚至不可能找到我据以生活的模型。我只能从内部找到它。

忠实自我意味着忠实我自己的独到性，这是某种只有我自己才能够阐明和发现的东西。在阐明它的过程中，我也在定义我自己。这是对现代本真性理想的理解背景，是对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的目标（其中常常表达了这种真实性理想）的理解背景。正是这种背景赋予真实性文化（包括其最低级、荒谬或琐碎的形式）道德力量。它赋予“做你自己的事”或“找到你自己的满足”这类想法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