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尽管如此，但对道德底线做出某种实质性的说明还是可能的。我觉得这种努力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我们理解我们表达自己的深层道德的必要性。世界语的道德等价物大概并不可能——或者说，正如世界语相比之下更接近于欧洲语言而不是其他语言一样，底线主义当其以底线道德的形式表达出来时将被迫带着某一种充量道德的倾向和习语。并不存在中立的（非表现性的）道德语言。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我们的诸多价值和诸多承诺之中找出一些来，正是这些价值和承诺促使我们与布拉格的人民产生共鸣并一道游行。我们也能够在自家范围内列举出类似的情境，归纳出我们的种种反应，并尽力推想出什么样的情境和反应是共同的。这一努力的最终产物大概就是所有社会赖以维持的一系列标准——一系列否定性的禁令，极有可能是一系列反对谋杀、欺骗、酷刑、压迫和独裁的法则。这一系列标准在我们这些20世纪末期的美洲人和欧洲人自己的范围内可能是以权利（rights）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而这种语言正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充量主义（moral maximalism）语言。但是，用这种语言来谈论那些任何人都不应该承受的伤害和错行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认为，这种语言是可译的。

如果一种道德不能够顾及上述这一点，也就是说，这种道德的践履者对于他人的痛苦和受压迫不能够有所反应，或者（在有的时候）不能够加入到他人的游行队列中，那么，这种道德将是一种有缺陷的道德。一个侵犯底线标准的社会或政权（比如说捷克的共产主义政权）将是一个有缺陷的社会。在此意义上，底线主义提供了一个批判的视景（perspective）。但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道德底线不是一种独立的道德。它只是指出了各种特殊的深层道德或充量道德的一些重叠特征而已。因此，在我们批评其他社会时，把我们自己说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运用底线标准，我对此表示怀疑；至少，我们所做的比这更多。当然正是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底线主义才使我们加入布拉格的游行者队伍得以可能。但是，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建议其他可能的选择——来批评捷克的共产主义时，我们就很快地超越了底线，很显然，我们所说的有些内容能在布拉格（或者在布拉格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引起积极的响应，但有些内容大概就不能。比如说，我可能捍卫社会民主的诸价值，尽管这些价值无论如何都不是反独裁政治的普遍价值。对独裁的其他批评会与我的论点的某一部分重叠，而对其余部分却可能忽视或拒斥。但是，我并没有哲学上的理由将这些部分分离开来（我可以有政治上或审慎的理由）。

批判的事业必定是根据某种深层道德而展开。希望有根基的、引申出来的底线主义能够充当普遍性批判的理想，这是错误的。底线主义只促成某种有限的——尽管是重要的、令人振奋的——团结。它并不导向一种彻头彻尾的（full-blooded）普遍教义。所以，我们暂时一道游行，然后就回到我们自己的队列。道德底线的理念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扮演着一个角色，不只是在游行时。这一理念解释了我们何以走到一起，也确证了我们彼此的分离。这一理念以其深度保证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深层。道德底线嵌入其中的那种道德，也是道德底线只能临时从中抽象出来的那种道德，就是那种我们向来就有的、唯一的、彻头彻尾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底线必须有，但只要底线有了，其余部分就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应当加入布拉格的游行队伍，但是，一旦我们加入了，只要是与我们更大的道德理解相契合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为之辩护。游行队列是一个，同时也是许多个（或者说，游行队列有许多个，而有时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