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及其敌人》（1918）（节选）

《人的本性及其再造》（1923）（节选）

《道德及其敌人》（1918）（节选）

一、道德具备价值的原因及其价值的多少

毋庸置疑，战争是最匮乏人性的人类关系。当说服工作宣告终止，当裂地崩山的火药代替了足以改变意见的斡旋时，战争就开始了。这意喻着卷入战争的双方中至少有一方的国家意志主动地将其自身的人性悬置起来——只有人类的意志能做到这一点——将自己变成物质填充物抑或是一种威慑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正如人们所贯常指称的那样，是一场残忍的武力竞赛。战争显然成了人类一手制造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物质努力。当两条战线像奋力拼搏决胜局的摔跤手一样厮杀得云遮雾罩时，每一项资源以及大量的人力不断地涌向前线以增加整体火力。

但是，对于长期战争来说，物质力量从来就不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综合看来，除双方在人力、机械方面的比拼而外，战争还是技术与技术的对抗，是头脑与头脑的交锋，是持久武力之间的抗衡。一架全速运转的发动机，想让它持续运行，需要的只是消耗更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燃料，而不涉及需要多少勇气。而人却不同，当人想要竭尽全力时，必须调动自身的意志力量。付出的努力越大，内心或道德的力量所承受的压力就越沉重。由此可见，战争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怪圈，也即，正是由于战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物质努力，才需要最大限度地诉求于道德力量的支撑。只要人们手里还握着枪和刺刀，人，以及人的思想和意志这三项因素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战争中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只要人们参与的是不同国家间或不同军队间的战争，那种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的不易察觉却强有力的影响力，以及团队所禀有的气度和精神，理所当然地要以单个公民或士兵所禀赋的品质作为其综合考量的基始。与之相对的另一面是，每一个种族团体，每一支军队或军团，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精神传统，并将这一精神传统赋予每一个成员，同时享有一定的声誉。借此，每一位指挥官也会力图弄清楚对手是谁，而不单单是敌人的数量。我面前有这样一份文件，记载了如下文字：

进攻前夕，一位负责审问犯人的聪明的军官喜形于色地对我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新战线前方的军队是撒克逊人和巴伐利亚人。”众所周知，这些士兵不如普鲁士人骁勇善战。

另一段文字记载着：

据说，某一支外国的分遣队被一位蛮横的军官俘获了，但又被立即释放回自己的阵线，该军官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能再抓住你们，干吗白白喂养你们？”他对敌人的作战能力竟然如此地不屑一顾。

这样的故事也许不必当作信史，但也不至于荒诞离奇。

就我们自己的军队而言，每一组士兵在未经考验之前都是一个未知数，这一点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也许人们毫不怀疑美国士兵会表现得很好，但是有谁是真正带着浓厚的兴趣想要知道这些士兵到底怎么个好法或好在哪里，而不仅仅是依循所谓早期报告呢？当面临着如何创造出一种战争的道德时，我们这个对商业充满热忱的共和国将采取何等举措？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的精神气魄是与武器装备同样重要的战争因素。

但是，如何衡量这无形迹可言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战争因素呢？对此，拿破仑生前曾高度评价道：“在战争中，道德与体力之比是三比一。”不幸的是，自拿破仑时代始，实际情形逐渐发生变化。尽管在短兵相接的遭遇战中，人的因素依旧不可忽视，尽管罗马人的格言“战争中首先被征服的是眼睛”，尚流溢出部分的真理性，但是，当今之世的战争情形已然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一个人可能会花数个星期作战，可是他从来见不到任何敌人，看到一个敌人还不如目睹灵魂从眼前坠逝来得真切。即使是这样，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今天的道德因素并不是没有以前重要了，兹提出以下五个原因：

1.每一场战斗最后的焦点仍然不离于肉搏战，尤其是拼刺刀的形式。

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从史前的持矛者开始算起，接着是马其顿人的方阵，持长枪的人，以及后来的戟兵。直到今天，矛依然是许多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如果没有古代的矛作为原型，现在的刺刀是什么样就不得而知了。当我们今天的战争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就与古代历史上的战争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前期的战争准备。具体来说，如果刺刀没有及时跟上，把他们已赢得的优势扩大为胜利战果，那么，即使是最完备的炮兵阵营，以及顶尖级部队的威烈无比的火力又有何裨益呢？［1］

2.战争的本质依然无法脱离人性，尽管看不到对方。人类的面孔仅仅是带有表情的器官，我们已经学会阅读其“表情语言”，类此，对于任何一种可显示情绪迹象的物质实体，都可以像阅读一张人类面孔一样去解读它。举例来说，一个人学会了识别火力，就能够依据导弹发出的呜呜声推测出导弹的口径。炮声时而断断续续，时而坚决果断，时而狂喜不已，时而紧张躁动，时而胆小怯懦，时而……总之，变化诡异，莫测纷呈。除了对炮火的识别，其他类似的方法不胜枚举。这就向我们昭示出：战争有它自己的面孔，无论这是不是一张人类的面孔，久经硝烟的人会直接感受到对方的眼睛是耀武扬威的还是正走向被征服的深渊。

3.也许正是肇始于两场战役之间漫长的等待与不安，各个部队的神经在瞬息万变的幻觉的笼罩下变得史无前例地敏感，犹如股票市场上信心与美梦的起伏跌宕。凡是来自外界的象征性事件，尤其是命令和信差，都会被下意识地当作预示战争风向的稻草，必然要对其精心审视一番。如果军官凛然无畏的辞呈是出自善解人意的头脑，那么他将很难隐瞒住事实真相；不仅如此，那些表面上被接受的事实在他的听者心中只能留下空虚一片，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可以想见，较之过去的荏苒岁月，战斗的**已经离纯然的本能越来越遥远了。与此同时，谨慎、敏感和精明却以同样的速度在人们的头脑中愈演愈烈。

4.加诸神经和勇气之上的战争压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以前更加严重。举例来说，“导弹休克症”是目前普遍出现的一种迹象，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体质大不如前，其真正的意涵在于，相较于人类此前所经历的，成群结队地被号召着去承受战争压力的情形而言，此种症状则是以更昭彰的方式在更加野蛮更加持久的忍耐当中展现自身的。

5.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体察出，如前所述的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拿破仑时代。这基于军队背后的国家的存在。进一步可推知，军队和国家——这一繁冗芜杂的联合整体，比昔日的任何战争更具备精神组织的特质，每一方都以对方的勇气与虔诚愿望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当军队的规模不那么庞大时，如若某一部分国民发生叛离，这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件。但是，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不仅信息的传达迅捷无比，而且关于事态发展趋向的信息要比事实信息本身传播得更疾速。我们不难肯定，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的一场罢工将会直接导致第二天佛兰德斯战役的失利。身处战壕的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战争时期都更加了解他们家人的命运。但一个可能的流弊就是，百姓生活中哪怕是最细微的喜怒哀乐的迹象都会在作战前线更加显眼地突出出来，从而使战士身后的全体民众演变成了他的一部分作战精神状态。所有关于士气低落或斗志昂扬的精神意象都以无线讯号的传输速度从中心传到作战前线，又从前线传回来。

依余之见，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战争那样涵纳如此多的人性：恒心、进取心、献身的勇气、忠诚、个人旨趣与尊严、服从能力，以及人的掌控全局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战争情势的正确估计，二是适时地扭转不利的战局的影响，三是以加倍强硬的决策而非畏缩，去积极回应恐怖政策的威慑，四是对真实发生的突发事件的敏锐判断和积极举措。我们将这些人类的精神品质和禀赋统称为“道德”，而正是“道德”控制着战争中的力量平衡。

通过对战争的全面审视，我们会发现，战争事实上并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冲突，而是意志力量之间的对抗。毕竟，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意志，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调集了战争的资源、作战的兵力、军火，以及一整套相关的物质配备。正是这一无形的因素发动了战争，同时也是它决定了一方或另一方必须接受结局并停止战争。就这一推理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道德”的要素控制着战争的结果。

我说，“就这一推理而言”，是因为上述结论未必整全，只是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讨论所得的结论。因此，当我们将这一结论视作一个历史规律，也即，相信在具备了高昂的斗志、睿智以及正义良知的前提下，意志力量确然能够赢得战争胜利，这显然是不真实的。比利时拥有上述所有方面，但却不得不臣服于没有任何道义支撑的德国的铁蹄下。诚然，比利时的国家精神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曾在列日市创造奇迹，将德国部队的行进计划整整拖延了十天，因而挽救了——也许是巴黎，也许是欧洲。但是，比利时被拯救的另一个也许是更关键的原因是，塞尔维亚和比利时源源不断地为部队提供物质支持，直到他们的力量足以与物资占优的敌人相抗衡。可见，“道德”不是靠其自身的力量赢得胜利的，而是靠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打比方说，“道德”的价值类似于少数派所秉有的潜力，或者像是一个动态的储备力量。只要“道德”最终向一方或另一方加入少许力量，就能置对手于死地，进而将其击溃。

然而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道德发生的变化具有积累效应。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讲，格言“没有什么能像成功那样成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这同样适用于军队。另一方面，沮丧导致控制的懈怠，从而招致失败和更进一步的沮丧。也即，恐惧削弱了控制力，从而导致恐慌的增加，而恐惧在面对加剧的恐慌时也变得更加剧烈了，像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一支军队不认为自己遭受到挫败，那么他就没有被挫败，也就是说，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很可能首先取决于道德的胜利。当巨大的人力资源被投入其中时，上面的判断就更加接近真理了。相反，如果战争意志被击溃，那么，在碎裂的意志中包含的所有信心的碎片也会被统统堆砌于废墟之上。

我并不想给人造成“道德的优势在我们一方”的印象。确切地说，我所指称的“道德”并不等同于“事实”中的道德，诸如信心、决心、恒心和纪律等品质的提出也可能会出于某一个非常不好的动机。举一个例子来说，上述品质经常出现于纳粹德国的各种律令中，长达四年之久。军队的职业形象、对自身力量的认识、从向别国挑起的战争中获得的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是一笔沉重的资产，一笔精神上的资产，其价值尚未完全消耗殆尽。从众多人选中选拔出来的英国和美国军队的军官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还是相当陌生的，与经受长期体力和心智锻炼的敌人相比，他们估计只能算业余水平。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自己摸索晋升的道路。这是因为，对于单个士兵的道德而言，从经验中获得的能力正如军官的睿智一样，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当然，我们有自身的优势，也不必轻视敌人的优势。

而且，道德的构成要素必须取自于一个民族意志的普遍品质，也即她的活力、诚实、勇敢和恒心等。这些品质中，正义美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获得各种要素而外，道德本身——一种特定情境中的美德——是需要建构的。要知道，道德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建基于一定的环境之中。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提供了兵力和武器装备之后依然存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单个人心中以及在一个整体中究竟有多少斗志？正如我们所见，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增加我们的战斗力：一是扩大军队规模，即增编；二是增加每一支兵团的军事火力。如果可能的话，要想使一百万人的士气加倍，可以增加一百万同样的人。

这样说，有武断之虞。原因是，每个人的战斗力在一场战争之后会发生比拿破仑所说的三比一的比例更加显著的变化，即使是日常小规模的波动也是如此，这才是真实的情况。10个处于最佳状态的人可以轻松地对付100个被饥饿、伤病和疲惫困扰的人。当然，还有多种多样原因，比如轻松的心态和幽默的性格。幽默给人以游刃有余的感觉，具备幽默感的人可以在作战的同时，环顾左右并讲个笑话调节气氛。也许这样的人正好可以成为一名军士，只需带领一小拨人就能俘获一个营的敌军；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同伴心中凄然掠过的痛苦。正如我们在下面一则故事中所见到的一样：在菲律宾，一位爱尔兰下士，尚克斯将军的通讯员，在经过了酷热白天的行军和迷途之后，被派到山脊高处勘察地形。他的一个同伴问道：“我说，矮子，这是最后一座小山了吗？”下士高声回答道：“没错！这是最后一座小山了，接下来是座高山。”［2］

而这些细微变化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系列意志与恒心在本质上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本质差异造就了顽强的、不可战胜的人，当然，也会由于这些本质差异造就相反的另一类人。

在人群当中，在军队内外，最重要的、影响道德的区别并不是忠诚与叛逆的区别，而是全心全意与心猿意马或三心二意之间的区别。在战争中，这些心猿意马或三心二意的人，要么意识保守，要么干脆没有意识；他们的动力通常是先天不足的、模糊的、茫然的，并戴着社交的假面具。这些特点使得这类人没有能力在贯穿开始与后来的新的更严峻的前景的整个过程中坚定不渝地保持着战争所要求的禀赋和个性。简单地说，由于他们的“恒心”这一道德因素建立于不充分的基础之上，因而很容易在战争进程中的某一个阶段就发生退缩甚至是改弦更张。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基础进行专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