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素质”是针对运动员的身体而言的，相应地，道德是针对人的头脑而言的，这也许是解释“道德”之意涵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如果道德是一种素质，那么善的道德就是内在于人的好的素质。具体解释如下：善的道德是一种精神意向或指向，意味着你可以从机械中获得极大的裨益，以最大的效果实施打击，并以最少的压力承受打击，而且可以坚持最长的时间。正如只要有哪怕是一瞬间的缓和就会对任何一种形式的和平生发出殷切的渴望一样，也正如看似放大了人本身的缺陷——直到这种放大看上去比敌人的打击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的敏感性一样，善的道德就是战斗力、忍耐力，以及用于抵御诸如害怕、气馁、疲顿和厌烦等纷至沓来的精神影响的力量。概言之，善的道德就是永久的回归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善的道德与良好的精神状态或者热诚并不相同，无论从何种情形来看，它都不可能是清晨心神愉悦的乐观精神，也不可能是取得胜利后欢呼雀跃的激越心情。同时，它也与心理学家详细研究的所谓“大众”情感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可言。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善的道德尚不易察觉，大多数对它的探究试验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对战争的厌倦情绪是怎样侵蚀你的心灵的？
去年从美国到欧洲的人们都可能切身感受到，长期处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思想与刚刚踏上疾驰的战车的民族思想迥然相异。在战火连天的欧洲大地上，所谓“大众心理学”在自相矛盾中走向自我毁灭的穷途末路，也没有了高扬的旗帜，一般饮食场合所播放的音乐也并非都是雄赳赳的国歌（如果允许播放的话），不仅如此，即使一些巴黎电影院播放《马赛曲》，也没有什么人站起来或跟着唱。更严重的是，人们由于在炮火的隆隆声中待得太久而变得麻木不仁，报纸上所报道的暴行激不起人们丝毫的愤怒，甚或哪怕是几句寥寥的评论——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简言之，连人的本性中最朴素的情感也耗尽了，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将这种情感看作知识与行动之间截然清晰的联系方式。由于这种对情感的机械式处理，人们发现，可以用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控制人的精神或情绪变化的步伐。这正是战争的可悲之处，即使赢得了巨大的进步，士兵们也要极力避免自己陷入过度的喜悦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玛恩开始进驻的又一个胜利消息传来时，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命令：
巴黎，请克制狂喜。
在战壕里，也是同样的情形，甚至更为严重。所有关于战争的冒险精神、憧憬幻想，还有紧张的情绪反应都消逝了，人们在所寄身的环境中，紧迫地控制着严格可靠的能源，并近乎机械地做着必要的事情。他们根本不会试图想要冒险，苦难、拖延、单调和伤痛也已经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而是沦为沉闷的每天例行的工作。而恰恰是在此时，道德显露出了另一个更加至关重要的维度。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作战双方之间，开始显露出实质性的差别，这些差别在训练营里是察觉不到的。
为行动所做的适时的准备，是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其关键不在于好与坏的分别，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持久力、勇气、精力和创造力，这些因素是可以从零开始变化，没有极限地不断攀升的。也许最重要的分水岭——已经在各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彰显出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到底是愿意进攻还是愿意防守，也在于进攻和防守的不同心态。这就是顺从与进取之间的差别，也是愿意居于同伴或领导者之下的忠诚与认定自己有能力胜任领导者的坚定信念之间的差别。
在任何一个大的组织里，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入境”的状态。说明如下：首先，对于人的思想来说，相较于对思想自身的笃信而言，它更倾向于根据冲动和暗示来进行思维活动。其次，对于军队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他们通过一系列自身无法掌控的事件来确立其在队伍中的地位，而且必须这样做下去，因为他们无退路可循。旧政权的所有军队总是秉持这样一条原则：“无论如何一定要将人放到环境中去，因为环境会使他们留下来而不溃散，而自我保护的天性会使他们持续战斗下去。”这条原则揭示出人性的张力：我们可以指望那些被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卷入的士兵在死亡的边缘奋力搏击。但是，单凭这种精神去构筑战争显然是不充分的，领导人战死，以及极端缺乏民主的纪律，这些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我们的国家或军队越少拥有这种精神越好。真正有价值的道德是能够构筑战争本身并摆脱一切羁绊的道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道德中的一个不太活跃的因素——严阵以待，与积极准备行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一道德要素时常是一种更难以秉持的美德。尤其是在完全无法预测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耐心对于那些跃跃欲试、心急火燎的人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进一步来说，急躁冒进，擅自违命行事，在要求大规模撤退的时候抗令不从，诸如此类的表现甚至属于道德的对立面。这表明，对于这类人来说，除非用和缓的或阿谀奉承的言语来刺激他们接着前进，否则很难将他们稳住。这样的思想状态会使发号施令的军官陷入一种严重的窘境，甚至作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进攻决策。［3］
道德的性质无法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来加以检验。目前的一些暂时可行的心智测试手段，只能用来判断一个士兵到底有没有当兵的前途，而无法检验那些最关键的道德要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在于耐久力的不同，但是耐久力是无法在实验室里被检测出来的，除非个别情形。一场战役或运动的最终结果要看剩余的一些人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的表现，但是，这种被逼到绝路上的、临危授命的“当下”情况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无论使用多么严格的方法。另一个证明实验室手段之局限性的例子是，在强硬果断的领导人的影响力的感召下，士兵所迸发出来的威力是不可限量的——任何人的价值在伟大的领导力的魔法作用下会发生数十倍的增长。显而易见，在实验室的极度沉闷的环境下，我们无法检测到单个人的爆发力到底有多么强大。
然而人是可以立即感受到道德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并清楚地知道道德的表征及其大小：一个排对新增任务的应变能力，一个营在突围时对未加解释的拖延的接受程度，或者一个人对层出不穷的战时命令的服从情况，等等。人的性格禀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显现：对命令自愿接受的快慢；对越来越严酷的要求——或者只是个动议的接受方式；购买债券和支付额外税收；在小的享受方面自愿地克制的结果；克服内部分歧所作的部署；对战争工作道路上的障碍的态度；加在公司员工身上的压力所产生的并不显著的结果；对人的清醒而公正的判断；在没有什么人的远见能够完全规避错误的情况下，允许准备工作出现稍许偏差。
还有一些细微的征兆向我们进一步展示道德的更多方面，那就是人的情绪的征兆，还有在情感资源被践踏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反应。这正是驻扎在阿尔萨斯的德国政府官员所采用的聪明办法。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他们想要检验一下当地居民的忠诚程度。因此，他们到处走动，询问居民们对“辉煌胜利”的看法。官员们所表达出来的热忱的态度或者对热忱的渴望，只是为了掩饰谨慎的嘴巴绝口不提的秘密。诚然，对于领导者来说，情感流露的瞬间，最容易因泄露秘密而遭受攻击。领导要么听取人民的意见，要么疏远他们。而当道德正处于低潮时，人们已经失去听从命令的耐心，正如一个不受欢迎的演员，在表演感人的一段情节时被观众的嘘声轰下台是最危险的一样。俄国人的情绪向我们明白无误地表达着这样的信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再也不会害怕建立自己的政府了！”在一些纳粹德军占领区，德国军官强行要求男人向他们行礼——也要求妇女向他们行礼。［4］据说，他们还要求人们在行礼的时候必须要面带“顺从和欣然”的表情，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顺从和欣然”的表情呢？因为这是道德的象征。敬礼动作所传达出来的精神要比实际情况多，德国军官似乎认为，只要他们成功地控制人们的礼节，就意味着成功地实现了用暴力手段压制人们的精神的目的，道德在被强制服从的精神中得以体现，强烈的自由意志将活泼与尊严的感觉加到对人的要求之上。
这样，对于热爱自由的人们来说，即使是最刻板的军队生活也会成为他们的一种可见的自由的模式。无论命令多么神通广大，在人的灵魂深处最终总有一种感觉并不是靠命令得到的，而只能以给予的方式获得。战争动员的有效与无效之间的所有差别就在于，政府或命令能否成功地将这种自由的贡献加到人们规定的职责上。
不过，一种善的道德的最佳表现是，各个等级的军官在说出真相时所体会到的自由的感觉，无论是针对将来工作的艰巨性，还是参与过程中的失败。
当看到德军的最高命令将朝向玛恩的“撤退”说成是夺取“新的高地”时，我们可以解读出这个标志着其野心的苦心孤诣的用语背后隐藏的真正含义是，他们对自己民族道德的恐惧。大家知道，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将自身的感受看作一剂苦口良药；通常情况下，发生困惑的是政治家的道德，而非公众的道德。在接近1918年3月21日的几天里，关于英军五十师的灾难性的噩耗频频传来，因之，英格兰和加拿大的招募新兵的规模陡然激增，由此可见，声明和审查的工作必须谨慎小心。人类的头脑对事物具有理解力并试图预见未来，而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偶然性面前，它却变得困惑了，主要是害怕离真理越来越远。
原因是，事态发展的趋向所体现出来的第一个征候是，企图从外部操控道德，那么任何事情由于立即获得了目的性而被承认，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任何一个宣称要援助道德的机构，任何一种决意重新振兴摇摇欲坠的或沉睡的道德的运动，都将部分地（我没有说完全地）挫败自己的意图，因为上述针对道德的举措实际上立即在它所故意指向的受益者旁边建立了一种保卫和审查的机制。举例来说，对于三个人的意志状态而言，道德的演变只能依靠人自身，以及人对自己的数字的反应。而德国人认为，灵魂可以通过科学管理而加以控制，这样的想法从根本上就错了。
实际上，道德越是善的，从功利主义的价值角度来看，道德就越神秘莫测，难以捉摸。不可否认，在果敢的、毫不犹豫的宣言的影响力当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这一宣言的提出是为了扭转局面以加强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其有能力作出牺牲或应对紧急事件。没有人能触及一个军队或国家的道德源泉的最深处，因为就连军队或国家自己也找不到一条公正合法的依据，以证明人们处理他们笃信的问题的可能性。曾经有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特别嗜好承受痛苦，从他们自己的行为来看，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折磨人的命运莫过于有机会面对死神，或者承受非人的压力。这一思想状态不是自发地存在的，而是道德的极致体现，只有当机遇拨动了人的神经，从而激起超现世的人类意识和潜意识时，这一思想状态才会出现。通常情况下，它只出现在领袖所发布的命令中，因为领袖本人愿意迎接他分配给后继者们的任务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艾尔弗雷德将军的神奇之处：他向上司主动请命与丹麦作战，事实上，他没有任何作战的把握，有的只是他头脑中对前景的想象力——
看，天空正在布满阴霾，
海水也在盈溢。
对所有具备更大意图的战争来说，道德是一种信仰；道德的逻辑就是庄重而深邃的人类信念的逻辑。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道德——不同于动机的公正——是永无止境的，除非战争的目的被完整无缺地保存在毫不伪装的人类的道德感中。这就是在事物更深的层面上为更好的正义观念的优势积累所做的准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