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下的论题具有某些结论的性质。我们将对这些论题只作粗略的讨论，就像画炭木画那样，只是用黑白粗线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而把细节和着色留待以后去做。在所有关于伦理学的社会品格问题中，首先要论及的是伦理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

既然伦理学的功能是在共同体成员各自独立的目的、意志之间起协调作用，那么我前面的论述就已经尝试在社会历史方面提供一个框架。所有原则总起来形成一种道德法典，每一项道德原则只是与某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相联系；而道德法典却是从整体上与整个社会有机体相联系。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之所以接受“借书不还是错误的，因为失信于人是错误的”这样一个论据，是因为承诺和守信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事，承诺是我们社会的一项制度，“板球得分”、“贷款”和“交通规则”也都是社会的制度。反过来，每一项社会制度又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义务和特权之基础上的，如国会议员在道德上有坚定地代表选民利益的义务；丈夫有供养妻子、儿女的义务。义务是在伦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形成的概念，人们用“我的角色及其义务”［9］这一短语，对道德义务概念作出了明确规定。

然而，历史发展的链条并非就此终结，伦理学首先把我们从“人人为己”带入到“我的角色及其义务”，然后再引导我们对现行确立的“义务”和“角色”进行评析并提出变革建议。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其一是使道德法典和社会制度“凝固起来”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为此就要维护这些法典和制度的绝对权威，并尽可能地通过立法使之合法化；就要隔绝外界对该共同体的影响，并阻碍独立思考，防止产生不满情绪；最后还要提出一个迫使公民都能喜欢或容忍的共同目的。

另一种倾向是鼓励人们对道德法典和社会制度的批评和修改。只要有理由说明通过可行的变革，就能够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紧张因素，就能够创造和开拓新的发展机遇，那么批评和修改就是受到鼓励的。实际上，这种倾向就是主张社会制度以其自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且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应该考虑每一位公民的个人目的和不满情绪。

在前一种发展类型中，道德和制度不能通过任何推理形式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它是统治者之间意志冲突的结果。统治者要求公民向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一整套的“道德职责”，但同时，统治者自己却拒绝尊重公民。他们披着“道德的”外衣，却在缺乏伦理基础的条件下，为自己聚敛各种各样的特权。

第二种发展类型则表现为一种伦理学的自然发展的过程。伦理的本性就是要求不断变革道德法典，并通过变革来推动一种具有自我发展机制的“开放的”社会的形成。所谓“开放的”社会，就是具有个人自由、鼓励个人独立作出道德决定的社会，而那种部落制或宗族制的、君主专制的和集体主义制度的社会则不是开放社会，而是“封闭的”社会。［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