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是我的一篇题为《一种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概述》的专论的修订稿。本文初稿得到阿德莱德大学的经济资助，于1961年由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原书的序言中曾表达过我的感谢之情。在这里，我乐于再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阿德莱德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同时，我也感谢A.G.N.弗卢（Flew）教授，R.M.黑尔教授，B.H.梅德林教授，D.H.门罗教授，A.K.斯托特教授。他们评价了本文的初稿。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帕特里夏·斯金纳（Patricia Skinner）建议这篇修订稿与伯纳德·威廉斯写的一篇短文合并发表。我对她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写完初稿的数年里，我一直没有在伦理学领域里作更多的研究，因此，我没对初稿作更多的改动。然而，我已尽了某种努力，试图回答某些近几年出现的通常被用来反对功利主义，尤其有时是反对我的观点的意见。同时，我也作了不少删减和添加工作。不过，这些工作远远不是对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本文最后一章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我的论文《科学的方法和伦理学的方法》（《哲学杂志》，1965（62），344～349页）改写而成的。
自初稿发表以来，我经常与我的朋友们讨论和通信。他们是（包括我已提到的某些人）：R.B.布兰特教授，D.K.刘易斯教授，H.J.麦克洛斯基教授，R.H.托马森（Thomason）教授，J.W.N.沃特金斯（Watkins）教授，H.韦斯特（West）教授和B.威廉斯（Williams）教授。我从他们提的建议中获益匪浅，尽管他们也许感到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教益，对于他们的帮助，我致以谢意。
我也非常感谢R.M.黑尔教授，是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于1970年的米迦勒节学期在牛津大学为研究生开设的关于功利主义的课程。
我附了一个书目提要，希望它尤其对学生（包括研究生）有所帮助。有关功利主义的文献资料增长得如此之多，以致我也不安地感到，我一定遗漏了某些应当列在本书目中的参考书，但我已尽了努力，试图使这一书目更为详尽。
注释
［1］C.L.斯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4。
［2］R.M.黑尔：《道德语言》，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
［3］参见R.B.布兰特：《伦理学理论》，新泽西，普雷泰斯—霍尔出版社，1959，380页。布兰特区分了“行动”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
［4］H.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2。
［5］D.H.门罗：《经验主义与伦理学》，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
［6］参见我对门罗一书的评论。载《哲学评论》，1969（78），259～261页。
［7］B.H.梅德林：《基本的原则与伦理利己主义》，载《澳大利亚哲学杂志》，1957（35），111～118页。
［8］参见《功利主义与正义》一章。
［9］大卫·罗斯爵士：《伦理学基础》，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
［10］参见《功利主义与正义》一章。
［11］查尔斯·兰德斯曼：《对行动功利主义的评论》，载《哲学评论》，1964（73），243～247页。
［12］R.M.黑尔：《道德语言》。
［13］参见R.蒙塔吉（Montague）：《逻辑必然性、物理必然性、伦理学和限量词》，载《探索》，1960（3），259～269页。
［14］见《心灵》，1936（45），137～156页。
［15］见我的一篇题为《极端的和有限制的功利主义》的文章，载《哲学季刊》，1956（6），344～354页。这篇文章有许多印刷错误。较好的版本收录在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编辑的《伦理学理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一书中，或迈克尔·D.贝尔斯（Michael D.Bayles）编辑的《当代功利主义》（纽约，杜博莱德出版社，1968）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我用“极端”和“有限制”来指代布兰特使用的“行动”和“准则”。现在，我更喜欢布兰特这种恰到好处的提法。
［16］参见A.K.斯托特（Stout）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假如每个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动》，载《澳大利亚哲学》，1954（32），1～29页。这篇文章实际上讨论了与此相同的问题。
［17］关于准则崇拜，参见I.M.克龙比（Crombie）：《社会的钟表结构与功利主义道德》，载D.M.麦金龙（Mackinnon）编辑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3，109页。
［18］大卫·莱昂斯：《功利主义的形式和局限》，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与其相似的观点也可以在以下书中发现：R.M.黑尔：《自由与理性》，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131～136页；R.B.布兰特：《一种可信的功利主义形式》，载H.N.卡斯托内塔（Castaneda）和G.纳克尼基安（Nakhnikian）编辑的《道德与行为言语》，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63，特别参见119～123页。
［19］在本文的第一版中，我说：“这一行动可能在现在和未来，产生某种对整个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整个有知觉的存在者的幸福和福利来说是最好的总体境遇。”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福利不等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可能的福利。大卫·布雷布鲁克（Braybrooke）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他的文章《在功利主义之间的选择》，载《美国哲学季刊》，1967（4），28～35页。
［20］摩尔：《伦理学原理》，162页。
［21］M.A.卡普兰：《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的某些问题》，载《伦理学》，1959—1960，总第70期，228～232页。这篇文章批判了我的《极端的和有限制的功利主义》，本文载《哲学季刊》，1956（6），344～354页。卡普兰也提出了一种反对我的游戏理论的观点，但该观点似乎只对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来说是令人信服的。卡普兰在一篇有趣的《有限制的功利主义》（载《伦理学》，1960—1961，总第71期，301～302页）的论文中，继续讨论了该问题。
［22］《德拉姆大学杂志》，1963（55），86～87页。
［23］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413页。
［24］同上书，469页。
［25］同上书，428页。
［26］A.N.普赖尔：《行动的效果》，载《亚里士多德学说增刊》，1956（30），91～99页。
［27］K.E.M.拜尔： 《道德观点》，纽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58，203～204页。
［28］《英国的功利主义》，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66，145页。
［29］布兰特：《伦理学理论》，389页。
［30］运用混合策略将在理论上为A.K.斯托特论文中浇花园的例子提供解决办法。见斯托特的论文《假如每个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动》，载《澳大利亚哲学》，1954（32），1～29页。
［31］参见M.A.卡普兰《有限制的功利主义》和大卫·布雷布鲁克《功利主义之间的选择》中所作的敏锐评论。
［32］D.K.刘易斯：《契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
［33］T.C.谢林：《冲突的策略》，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
［34］参见《澳大利亚哲学》，1972（50），17～19页。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回答D.H.霍奇森（Hodgson）的一个观点。参见霍奇森：《功利主义的效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38～46页。
［35］我说“与真理相距不远”，这是因为观察陈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的载体，如果它们负载的是不好的理论，我们必定会反对这些观察陈述。
［36］参见P.A.希尔普（Schilpp）编：《G.E.摩尔的哲学》，伊利诺伊，西北大学出版社，1942，554页。
［37］H.J.麦克洛斯基：《对功利主义惩罚的评论》，载《心灵》，1963（72），599页。
［38］J.W.N.沃特金斯（Watkins）在他的《否定的功利主义》［载《亚里士多德学说——增刊》，1963（67），95～114页］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对我来说，我的文章《伦理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给了沃特金斯错误的印象。我的这篇文章载《哲学杂志》，1965（62），344～349页。本文的最后一章便是根据这篇文章写成的。
节选自:［澳］斯马特等:《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牟斌译。
[1] 应译为黑人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