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测度了10年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研究发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性是较好的，不过依然存在动态提升空间。随着国力增强、劳动者收入提高、脱贫工作深入、社会福利改善，劳动力市场也将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将会走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均衡。2011年之后，劳动力市场形有波动、势仍平稳的状况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有些不平衡是为了向更高质量平衡调整的、暂时性的不均衡，有些不平衡则是影响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短期内难以调整的不均衡。根据马歇尔的价值均衡理论，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价格（工资）也同时达到均衡[47]，尽管竞争市场的理论假设非常严苛，但是对于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而言，这一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是客观存在的。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市场开放度、成熟度都有了显著提升。[48]本报告借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分别计算了全国和11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尽管存在数据可得性限制，但是全国和部分地区的指标计算结构仍反映了诸多借助单一指标难以发现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方面存在的特性和问题。具体来看，体现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上升趋势
如图2-12所示，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53.6上升至2016年的64.7。[49]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指数值下降，并在2010年恢复，以后年份虽然略有波动，但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四个二级指标中，除了供需指数略有下降之外，其他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可以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着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但整体发展态势是向好的。
图2-12 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总指数）
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趋势向好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从理论上讲，同时考虑人作为“劳动者”的经济属性和作为“劳动人民”的社会属性去研究劳动力市场平衡性问题并进行顶层设计是两个基本出发点；从具体实践来看，充分发挥市场自适应机制和提升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能力是两个主要途径，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两个最终落脚点。
从具体实践来看，2008年，人事部和劳动部合并，机构改革成效显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三定”规定》，人社部内设机构减少为23个，缩减了5个。同时，人社部新设6个司局，部分原有的职能部门进一步扩充。新部门在规范市场、放权减政、保障运行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
从大方针上来看，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目标明晰。2010年年初，国家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就业优先战略。2012年1月，发布了首部由国务院批转的就业促进专项计划《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促进就业体系更加完善的目标，十九大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的表述，凸显劳动者的双重角色，作为经济属性的“劳动力”和作为社会属性的“人民”都足以体现其在劳动力市场实现平衡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大政方针的设计使具体措施更加有的放矢。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以及2017年发布的《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是十八大理念的具体化，包括鼓励劳动者到中小微企业就业，促进高科技企业及相关产业链企业吸纳就业，推进创业带动就业，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大学生、农村转移人口和生活困难地区就业年龄人口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系列内容，这些政策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水平。
从具体政策措施来看，2007—2016年10年间，一系列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平衡发展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导向更加鲜明。一是政府为了保障劳动力市场机制正常运转和发挥功能而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旨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成熟，具体在明晰运行规则、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做出努力。二是从总体上进行宏观调控以弥补劳动力市场缺陷。具体表现为政府明确“守夜人”职责，厘清干预边界，在二次收入分配、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社会保障等方面提高行政能力，积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这里将具有以上两种导向特征的政策措施分别称为“促运转”型政策和“补短板”型政策。
“促运转”为主型政策中，以保障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有效运行、保障初次分配的合规性以及市场信号的客观性为主要内容，从本质上看，这是政府做减法的过程，通过借力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提高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水平。第一，为了保障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国家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削减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凭借制度性垄断获得的高收入。在2017年发布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提供了规范参考，农民工付出劳动、雇主支付工资、生产人工成本入账、生产得以进行，劳动力市场的交易与生产部门的流程对接是规范市场秩序下应有的正常活动，需要进行秩序维护。第二，为了保障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得到有效利用，实现劳动力市场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产业、不同人群、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均衡配置，2017年发布《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改革方案》，减少含金量低的证书信号对市场的干扰。在2018年发布《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旨在减少所有制因素造成的行政性束缚对工资决定机制的负面影响。第三，为了保障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活力，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补短板”为主型政策中，以促进人力资本供给结构的合理化、通过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区域间社会保障差异、提升失业者就业能力、协调劳动关系为主要内容，这是政府做加法的过程，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即借力“看得见的手”提高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第一，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前提，国家在2018年推出了《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建立并推行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学习工作终身、适应就业创业和人才成长需要”的劳动者培训体系，帮助劳动者提升应对技术冲击、产业政策调整等失业风险的能力。第二，减轻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失业劳动者、伤病劳动者等其他弱势群体的挤压，促进体面就业。公平竞争存在闭环，即公平竞争与淘汰落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矛盾对立面，当弱势群体被市场过度挤压时，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出现，竞争机制建立起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可能会因此遭到破坏。国家借助失业保险金为失业者提供保障，借助税收提高弱势人群的收入，实现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相关文件包括《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等。第三，借助合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有效的劳动争议协商措施达到维护稳定和降低风险的目的，相关文件包括《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等。措施汇总见表2-3。
表2-3 有关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政策措施汇总
二、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显著
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充分性是制约其高质量平衡发展的因素。尽管市场平衡性水平整体向好，但是解决不充分性问题、为高质量均衡发展扫清障碍和提供保障工作任务艰巨。如前文所述，从广义上看，劳动力市场平衡包括无发展的绝对平衡和有发展的动态平衡，无发展的绝对平衡体现为无流动、无差异、无保障的完全平均，有发展的动态平衡体现为适度流动、合理差异、保障充分的相对稳定。而狭义上的平衡仅指有发展的动态平衡。显然，我国追求的是狭义上的均衡，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走出了无发展的绝对平衡阶段，正在向更高质量均衡发展阶段迈进，在这一循序渐进调整过程中，出现局部不均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在11个省（市、自治区）中，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较高，且2012—2016年5年的数据呈现小幅波动或者上升趋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好、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人民收入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民生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其劳动力市场吸纳力强、价格信号敏感、开放度高、流动性强、政府治理水平高。但是，四省市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在时间上的波动特征迥异。广东较为平稳，指数值在64～69波动；江苏、浙江呈现上升趋势，江苏从2012年的54上升至2016年的61，浙江则从42上升至54；虽然上海的指数较高，但是呈现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74下降到2016年的57。上海指标走势特征与其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上升有直接关系，2013年12月，求人倍率为1.03，到2014年同期，该指标已经上升至1.65。高端人才需求旺盛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高端人才，特别是拥有国际化背景的领军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与此同时，近年来，上海旨在通过减少流动人口解决“大城市病”的政策措施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低技能劳动人口减少，甚至难以满足高技能劳动者对一般技能劳动者的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基本需求。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较低，不过大部分地区呈现上升态势。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弱于粤、苏、沪、浙，但各具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种发展模式：一是依靠承接第一梯队产业转移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二是借力“中国制造2025”“长江经济带战略”等新的发展机会崛起；三是依靠自有禀赋优先发展旅游、服务等优势产业。殊途同归，不同发展模式均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扩张和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向好的发展态势有助于政府获得资源并提升治理水平。
重庆、陕西、江西等省市是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较低的地区，其劳动力市场的人才吸纳能力略弱。部分省份的禀赋不足、资源匮乏；部分省份与国家接轨的战略调整尚未真正开始，劳动力市场开放度低。这些地区大多属于脱贫攻坚战重点关注地区，劳动力市场不够成熟，甚至处于疲软状态，量、价信号不敏感。另外，河南等地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出现了小幅下降趋势，原因在于这些省份曾经一度依靠资源垄断或重工业优势获得发展机会，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很多产业被整合，新的产业格局在构建之中，劳动力市场稳定性不够。总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加成熟，但是由于地理空间大，人口、资源分布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各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平衡。这与一些学者（田永坡，2016）的最新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一种正金字塔型的结构，少数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成熟度高，大多数省份处于中等或者中等以下水平。不过，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产业梯度转移等的稳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会向平衡状态调整。部分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见表2-4。
表2-4 2012—2016年部分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验证指数计算结果的科学性和稳健性，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各省（市、自治区）人社部门网站以及新闻网站中搜索数据再次进行指数计算[50]，研究发现，用31个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市场均衡性指数判断各地区劳动力市场情况，按照平衡性程度由强到弱，大致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劳动力市场均衡性强，包括北京、天津、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其均衡性指数在50以上。借助官方数据计算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性指数较高的几个省（市、自治区）均在此梯队中。第二梯队：劳动力市场均衡性较强，包括海南、辽宁、湖北、山东、河北、福建、湖南等。其均衡性指数在40～50之间。第三梯队：劳动力市场均衡性一般，包括甘肃、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宁夏、黑龙江、广西。其均衡性指数在30～40之间。第四梯队：劳动力市场均衡性较弱，包括四川、青海、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其均衡性指数在30以下。官方和非官方数据相互印证，得到的结果相对稳健。
三、劳动力市场回到相对平衡状态的能力较强
应对冲击的能力也是考量中国劳动力市场健康水平的重要内容。本报告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从冲击中回到相对平衡状态的能力较强，政府在积极作为，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受到来自国内外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冲击，平衡性水平存在降低风险，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可以刻画这些冲击。通过研究不难发现，指数值在1～3年内能回到冲击发生前的水平，并在之后呈现继续上升趋势。
如图2-13所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对经济、政策冲击反应较为敏感，其上升趋势是非线性的，2007—2016年的10年间出现了两次波动。一次是较为明显的国际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企业用人需求降低、各行业失业率上升、靠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维持生活的劳动者数量增加，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下降，2009年探底，之后缓步回升。另外一次是国内冲击，在2014年，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从68.1下降到65.7，政策因素占主导。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重点推动山东、河北、辽宁、山西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劳动力市场受到政策冲击，总指数略有下降，但并不显著。不过从供需指数、价格指数以及流动性指数的变动中可以抓捕到其影响效应。
从二级指数来看，部分产业退出导致劳动力市场局部供需不平衡，供需指数下降，从2013年的55.6下降到2014年的52.1。与此同时，岗位黏性和工资黏性效应凸显，价格指数和流动性指数比供需指数的波动滞后。供需决定价格，劳动者收入指数从2014年的66.0下降到2015年的61.5。前期国际市场冲击的负面影响需要消化期，2011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滞后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其次，政策层面对劳动力市场趋向均衡的负向效应减弱，其减弱力量源自两重因素：一方面是政策落实期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新政策调整的逆向作用。尽管收入差距仍在不合理区间，但是已经在各个指标上呈现缓步收窄的特征。流动是实现新的均衡的有效途径，部分劳动者需要流动到其他岗位需求量大的地区才能找到新工作，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流动性指数从2014年的65.7上升到2016年的68.3。
图2-13 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
冲击发生之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总指数及二级指数回到冲击前的时间在1～3年之间。2007—2016年的两次冲击中，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最为显著，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在2008年降到谷底，为50.4，之后在2010年回复到58.8，与2007年的水平基本持平。第二次冲击持续时间更短，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在2014年略有下降，之后回复到冲击前的水平，波动不显著且波动期只有一年。从二级指标来看，首先，对冲击反应最为敏感的供需指数在2009年降至最低，为46.4，在2010年基本回复到危机前水平，为68.1，与总指数一样，也是两年回复至原有水平。第二次冲击对供需指数的影响在2015年回复到2013年以前的水平，回复期为两年。其次，价格指数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第三年回复到原有水平，而从第二次冲击中回复到原有水平的时间为两年。流动性指数和政府治理指数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而且总指数的平滑效应主要靠流动性指数和政府治理指数拉动，或者说总指数之所以较供需指数和价格指数更加平缓，原因在于有序流动和高质量政府治理有利于提升劳动者应对冲击的能力。图2-14对总指数、供需指数和价格指数的回复周期进行了对比。
图2-14 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遇到冲击后回复到原有水平所需年限
总之，市场机制的健全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缩短劳动力市场回复到新的动态平衡的时间。当市场遇到冲击时，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在短期内出现下降趋势，不过劳动者能很快通过职位搜寻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行业间、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性增强，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就业，为失业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回复。通过简单的国际对比不难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的影响就持续了2～3年，2011年之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价格指数均回复到危机前水平。而希腊等很多西欧发达国家就业不景气的现状都持续了4～6年。尽管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局部灵活性偏高和安全性不足的现象[51]，但是整体向好趋势是显著的[52]，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凭借产业布局广、产业链延展程度高、区域协调空间大、保障基础有力等优势可以迅速从危机中走出来。
四、“高技岗难求”与“金饭碗不金”现象并存
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水平除了受外来冲击、局部地区发展不充分等因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技术变革、产业调整的影响，相比前者，后者影响的持续期更长、影响范围更广、波及劳动者更多。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部分行业高级技术岗位招人难，而部分可能被新兴技术取代的行业面临垄断性收入下降和失业风险。
技术变革引发“高技岗难求”。新技术变化导致的就业技术极化现象在城市地区已经出现，部分行业一岗难求。而求人倍率往往与流动性水平具有高度相关性，劳动者一旦获取到超过现有薪酬水平的岗位求人信息，流动到高薪酬岗位的可能性增加。例如，2016年，数据分析人才的供给指数仅为0.05，数据分析师属于高度稀缺岗位，而大数据分析师的平均跳槽速度为19.8个月。[53]2007年以来，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较高，连续10年在2～3.5之间波动，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
技术变革引发“低技岗需求增加”。新技术的变化导致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双涨、中等技能劳动力需求缩减的现象。该现象在城市尤为突出，且呈现高技术劳动者需求增加先行，低技术劳动者延迟跟进的特征。显然，高技术产业带动产业链向纵向延伸、横向拓展，以高技术为依托的产业群逐渐形成，最终带动中低端产业发展，于是，产业链传导的时间效应显现。与此同时，2017年，包括保洁、保安、餐厅服务员等在内的简单体力劳动者需求增加，求人倍率超过2.0；财会人员、银行坐柜职员、行政办公人员、速记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相对较小，市场处于饱和甚至超饱和状态，“一技在手，不愁吃穿”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原来的部分高收入岗位被机器取代。不过只有北京、深圳等规模较大城市出现了就业极化现象，各地人才需求特征差异很大。
产业结构调整引发人才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抑制采矿、初级产品制造、批发零售等行业劳动者需求，刺激高端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等行业就业人口增加。如图2-15所示，从三次产业从业人数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可分成两个阶段，2012年是分水岭。2007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为20186万人，之后持续增长，2012年增至23241万人，之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2016年降至22350万人。2007—2016年，第三产业劳动者从业人员数连续10年呈现递增态势，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年均增速达到10.3%。2007—2011年，第三产业劳动者从业人数年均增速为2.8%，2012—2016年，平均增速为5.1%。同时，2012年也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由增转降的拐点年。
图2-15 2007—2016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
数据来源：2008—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调整导致曾经的“金饭碗”——银行业收入下降。如图2-16所示，2016年，非农行业中，金融业“收入”老大的身份被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替代。2016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2478元，超过金融业的117418元，成为收入最高的行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行业无一不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直接相关，行业规模迅速扩展。这一发展态势还将继续，以互联网企业为例，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为7101亿元，比上年增长20.8%，增速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可以预见，无重大经济冲击的情况下，未来10年，行业两位数增长态势将持续。近五年来，住宿和餐饮业一直是平均收入最低的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性特征突出、劳动者供给充足决定了这样的市场表现。收入最高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住宿和餐饮业的2.8～3倍，各年略有差异，但并不显著。
图2-16 2012—2016年三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2013—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工业和信息化部。
高技岗难求、低技岗需求增加、第三产业从业者增加、昔日“金饭碗”不再光亮如初，这些现象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水平高度相关，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且大趋势不可逆转。如前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变革在短期内对劳动力市场平衡性产生负向影响，但长期会助力劳动力市场调整至更高质量的动态平衡。因此，政府能干预的范围很窄，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劳动力市场回复动态平衡的时间。例如，在保障公平竞争、规避潜在人为风险方面，政府可在传统金融企业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传统出租车行业和网约车行业之间做出权衡；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政府可在新兴职业人群，如网络店主、快递/送餐员等劳动者群体的合同规制方面给予辅助；在基本权益保障方面，政府可在新兴劳动者群中构建新的保险模式、提升弱势群体保障力度。
五、政府调控引起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较大波动
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体现出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体现了危机期间的过度调节问题。四个二级指数中，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的波动最为敏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长率出现了过冲效应（overshooting）[54]，“四万亿计划”是这一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来看，过冲效应并不明显，但是供需指数刻画了该特征。如图2-17所示，2010年，供需指数值从2009年的46.2提高到66.1。“四万亿大礼包”基本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施的，而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有了足够大的比例，政府可以控制这些企业强行提高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很多工程吸纳了大量临时性劳动力，进而实现劳动力需求在短期内的增加，政府主动“出击”应对金融危机反映了其经济作为，以及使经济尽快从危机中复苏的迫切愿望。但是，这种主动出击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提拉作用的可持续期有限。2011年，供需指数值为59.8，而2010年为66.1。之后，指数值呈现继续下降趋势，2013年，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正式出台，政策影响与过度调节效应叠加，2014年供需指数值探底，为52.1。不过2010年以后，虽然指数值有一定波动，但是并没有出现比2009年更低的情况。可以认为，过度调节是特殊时期个别政策波及劳动力市场后的临时性反应，且这种临时性反应对政府主导的国有制企业可能更加奏效，在今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必要充分认识政策实施对象特征。总体而言，过度调节在短期内给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带来一定影响。
图2-17 2007—2016年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
2015年之后，供需指数逐年上升，这与国家宏观经济规划以及促进充分就业的“组合拳”策略有关。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提升西部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2013年9月，国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倡议。2014年，西部地区求人倍率呈现上升趋势，并超过中东部地区。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由于正式文件未出台，市场投资预期不明朗，劳动力市场需求有小幅波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相关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55]强劲的投资带动力导致西部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上涨，求人倍率从2015年第二季度的1.08提高到2017年第四季度的1.29，且高于中东部地区（见图2-18）。
图2-18 2008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四季度东、中、西部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第二，个别市场的非合理化发展诱发劳动力市场供需波动，以房地产市场最为典型。2007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为167348.2亿元，2016年达到587857.2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5.0%。投资规模的扩张伴随着企业扩张，2007年，全国房地产企业数为6.3万家，到2016年已经增至9.5万家，年均增速为4.8%。企业扩张撬动劳动力市场需求，房地产企业从业人员数从2007年的166.5万人增至2016年的431.7万人，年均增速达到11.17%。作为不可贸易部门的房地产业，其扩张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十分显著（范言慧、席丹、殷琳，2013）[56]。产业上游的建筑业以及下游的租赁及相关服务业劳动力市场都受到直接影响。相比房地产业，建筑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更强，行业从业人员数从2007年的1050.8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2724.7万人，年均增速与房地产业持平。另外，租赁及相关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从2007年的247.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88.4万人，年均增速为7.86%（见图2-19）。
图2-19 2007年、2016年建筑业等行业就业人员数及增速
数据来源：2008年、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为促进充分就业，国家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管住闲不住的手”，另一方面“放任能伸进去的脚”。
第一，技术手段。从科学监测失业率入手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监测能力。统计局提出就业登记、失业监测制度建设，为动态关注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奠定了基础，已经启动的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2018年1至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该数据更加客观地刻画了自然失业率，指标统计方法和国际接轨、可比性强，长期的数据积累对制定更加科学的就业政策、应对劳动力市场冲击、促进劳动力市场实现高质量供需平衡提供依据。
第二，行政手段。取消部分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缩减职业资格鉴定机构，清除影响供需平衡的干扰信号，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从2015年开始，国家先后分多个批次取消数百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削减了70%以上。与此同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大幅缩减，从2015年的12156个减少到2016年的8224个，下降了32.3%。但是，取消职业资格并没有降低劳动者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热情，报名参考人员数和获得证书人员数减少幅度要远远低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缩减幅度，含金量高的职业资格认证依然“火爆”。2016年，共有1755万人参加了职业技能鉴定，较2015年下降了7.3%。1446万人取得不同等级职业资格证书，较2015年下降了6.0%。其中，取得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有47万人，与2015年基本持平，这说明缺口大的高级技能岗位薪酬吸引力强，市场无形的手影响着劳动者技能考试选择偏好。另外，2016年，全国共有1150多万人报名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206万人取得资格证书。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累计共有2358万人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因此，政府改变统一管理模式，取消部分含金量不高的职业资格认证，改由企业、行业组织按照岗位条件和职业标准进行管理并自主评价，并没有降低职业岗位的标准要求，而是加快简政放权、突出市场导向的选择（见图2-20）。
图2-20 2007—2016年全国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数及考核、获取证书人员情况
数据来源：2008—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第三，教育手段。高考扩招积蓄的人力资本在新时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劳动力市场人才结构调整最有力的助推器，降低失业人员工作搜寻时间最长效的途径，实现劳动力市场高水平供需均衡最重要的抓手。1999年的扩招计划让更多的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自由选择学校和教育服务。在之后的近20年时间内，尽管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等现实问题，但是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人才结构的改善是迎接新经济、新业态的法宝，在未来，这种正效应会更为突出。2016年，城镇失业人员平均未工作时间为11.5个月，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失业劳动者为9.2个月，大学专科学历失业劳动者为10.4个月，显著低于其他学历劳动者（见图2-21）。从工作时间构成指标来看，大学本科失业者中，未工作时间为2～3个月者占比最高，为24.8%；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失业者中，也是该时间占比最高，为27.8%；其他学历失业者中，未工作时间为7～12个月者占比最高，均超过20%。尽管高等教育扩招在每年的毕业季会增加劳动力市场高学历劳动者供给，但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强，失业后再就业能力更强，其工作搜寻时间更短。这一结论与大学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远高于初次就业率的现象具有一致性。
图2-21 2016年全国分教育水平失业人员平均未工作时间情况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第四，培训手段。失业者的培训工作主要靠政府托底保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民办培训机构不会付出更多成本到支付能力较弱的劳动者身上，只有通过政府购买或者政府承办培训机构的办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就业训练中心2741所，民办培训机构19463所。全年共组织各类职业培训1775万人次，其中，就业技能培训959万人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551万人次，创业培训230万人次，其他培训35万人次。从培训人员类别来看，就业训练中心和民办培训机构存在明显差异。全年各类职业培训中，就业训练中心培训农村劳动者占比42%，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占比28%，在职职工占比14%。民办培训机构培训农村劳动者占比37%，比就业训练中心低5个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占比11%，比就业训练中心低17个百分点；在职职工占比32%，比就业训练中心高18个百分点（见图2-22）。民办培训机构在培训失业人员、农村劳动者方面的贡献不足，而在培训在职职工方面成绩显著。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对企业而言，在职者是利润创造者，失业者被市场竞争机制淘汰，而对社会而言，失业者属于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培训工作需要政府托底保障。
图2-22（a） 2016年就业训练中心培训劳动者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图2-22（b） 2016年民办培训机构培训劳动者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与此同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继续推进，全年举办300期高级研修班，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2.1万人次，开展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和岗位培训127.35万人次。2016年新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20家，总数达120家。另外，国家还提出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职位搜寻人群和失业人群的就业指导和就业促进工作，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第五，第三方力量。借力工会开展充分就业工作也是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重要举措。工会在降低失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截至2016年年末，工会开办职业介绍机构1634个，其中，获得政府有关部门资质认定的机构有709个。全年成功介绍就业12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51万人次、失业人员34万人次。分省（市、自治区）来看，广东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最为突出。2016年年末，广东共有393个工会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见图2-23），成功介绍2.7万人次就业。工会是三方协调机制得以实现的关键力量，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优势在于了解企业需求、能深挖失业劳动者就业潜力。
从10年的数据中总结规律，不难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力市场制度变革和经济危机是影响劳动力市场较大规模供需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人力资本质量增进的内在调节机制助力劳动力市场横向层次结构调整，基于景气指标监测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助力劳动力市场纵向时间动态调整。
图2-23 2016年各省（市、自治区）工会开办职业介绍机构数和获得政府有关部门资质认定的机构数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六、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性提高，但收入不平衡依然明显
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变化趋势类似，价格指数呈现递增趋势，从2007年的51.9上升至2016年的61.7，三级指标均为测度收入差异的变量，价格指数的变动特征表明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这与蔡昉（2017）[57]针对城乡劳动者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
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波动特征类似，这种趋势也是非线性的，价格不平衡性问题尚存。量、价波动是具有关联性和相互影响的。价格指数的波动特征比供需指数更为平缓，原因在于供需变化是引起价格变化的基本因素，因此，供需指数的波动往往超前于价格指数，这里不再对基本理论进行赘述。从二级指标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来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价格指数下降到49.6，2009年探底，为45.2。之后持续上升，直至2014年达到顶峰，为66.0，2015年降至61.5，2016年与上年基本持平（见图2-24）。该指标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2016）[58]结果呼应，中国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劳动力市场在价格方面的表现逐渐趋于稳定。
图2-24 2007—2016年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超过经济增速，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关乎劳动者收入总量水平最宏观、最概括的表述，总量水平向好的研判是合理的。但通过计算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发现，相对水平差异的形成除了受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等内生因素影响之外，还有制度垄断、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外生因素的影响。正如库兹涅茨所言，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可能是特殊发展时期的特殊现象。[59]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国家或地区劳动者收入已经达到中高水平，忽视经济发展的分享性，必然难以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协调统一。而经济发展分享性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劳动者收入差异的合理性问题。关注趋势和波动性是报告研究价格指数的主要方面。
具体来看，第一，西部地区正在借“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实现与东部发达地区劳动者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东北地区略显滞后。2007—2014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比维持在1.24左右；2015年出现突变，指标值下降至1.17。这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在同年反映出来的特征具有一致性，“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西部地区用人需求的增加同时体现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2014年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全面实施深化了东西部区域合作[60]，为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带来的机会。与西部地区形成对比的是东北地区，2007—2016年，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平均收入比为1.42，年度指标略有波动但变化不大，且2012年以后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见图2-25）。收入是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信号。东三省的GDP增速在全国排位靠后，传统产业占比高且退出困难，新兴产业发展不足、难以推进与区域周边国家的联系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影响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不过，真正实现西部崛起，西部劳动力市场发展跟进东部地区步伐，提升劳动者素质是核心。从2016年分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来看，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中，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占多数，具体包括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等（见图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