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应该借鉴德国的发展经验。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发展情况接近于德国的情况，而德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坚持的“实体经济为主”导向，正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德国在“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过程中，寻找到有效的解决就业平衡性的路径，值得中国借鉴。
一、重视品牌效应，加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德国在横跨制造业的各个领域都具备较强的整合能力，制造业形成了网状的交叉互补工业体系，着力于在尖端品牌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核心技术上追求完美品质，成就了德国企业不败的知名度和品牌盈利能力。德国的十大品牌公司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工程和科技领域。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2018年上半年德国制造业就业总人数达到560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4.4万人，同比增长2.6%，创下2005年以来德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最高纪录。分析认为，当前德国制造业就业形势良好主要得益于“德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品牌效应。数据显示，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行业、电器和光学产品生产行业、机械制造及食品加工行业。优质品牌不仅能够直接容纳就业，而且优质品牌都在转型升级中，能够提供更好的就业孵化机会，成为优质的“平台”企业，利用品牌效应，拉动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在转型或者破产过程中的就业人员安置问题。
二、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竞争格局，以“技能”为引才的核心
近年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实体经济不强，不强是因为缺乏人才。然而，我国在多项竞争指标上都不是很弱，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黄群慧，2017）。为何我国仍然没有建立有效的人才体系？因为我们的竞争和政策都集中于把人才引入当地/本省，并不注重人才的配套措施，如子女入学、科研条件、便捷审批等问题，导致人才来到后没有用武之地。同时，这种区域性的“人才战”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和财富，却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建立更广视野和更高格局的人才战略。弗里曼（Freeman）多次提出美国的发展是靠全世界的人才提供的，德国通过建立蓝卡计划让人才能够在德国生根发芽，这正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借鉴的地方。
三、重视智能制造业的发展，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在改革中要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警惕“从工业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到城市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转换过程的效率鸿沟”（黄群慧，2017）。现阶段，中国经济总体呈现“脱实向虚”（苏治等，2017；黄群慧，2017）的趋势，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值远低于金融等虚拟经济行业，而且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挤出效应”（苏治等，2017）。数字化建设是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德国工业4.0核心之一就是通过“互联网+工业”的方式，降低地理位置对于企业合作连贯性和有效性的限制，加强企业的生产和研发环节的合作，增强企业的空间区域。然而，德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并没有领先于欧盟国家。欧洲电信网络运营商协会2014年度经济报告显示，德国以4%的光纤到户覆盖率，在欧盟地区排名第二十六，以32%的VDSL（超高速数字消费者环路）家庭覆盖率，在欧盟排名第十二。德国通过《数字议程2014—2017》规定国家应该在信息基础设施层面投入更多经费。随着农业占比降低和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在进一步减弱（蔡昉等，2014）。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看，中国将会着力发展技能偏向型的第二产业和就业容纳能力较强的第三产业。短期来看，这种转变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尤其是结构性失业问题。总之，我们可以预测中国的新经济发展会有一个长期的提速期，短期之内并不会因为经济增速减缓而受到重创。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信息化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加速，与此同时，这个阶段也是美国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失业率的阶段。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机器的边际投入显著递减，机器替代普通工作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以互联网为例，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宽带接入成本非常高，随着宽带接入的空间占比增加，互联网铺设成本迅速降低，互联网的普及率呈几何级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电子商务的突飞猛进。因此，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数字化建设，可以为深入中国基础设施层面的“互联网+”政策提供良好的人才保证。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数字融入计划，促进媒介所有权的多样性，扩大“数字扫盲”。公民数字人力资本的提升并非简单的“数字扫盲”，而是培养劳动者深入学习和使用互联网来提高个体收入、个体技能的重要手段。
四、强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性
随着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土地租金高等问题的集中爆发，中国当前企业的成本接近历史高位，企业的发展面临困难。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后期”（黄群慧，2017），制造业面临的是企业的绿色智能化升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发生较大变化。同时，中国对于高端服务业的需求日益增长，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性都有了更高的要求。灵活化的核心就是希望通过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多干预，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就业，以及更加体面的工作。许多OECD国家都放开使用临时性工作（Boeri，2011；Kahn，2010）和工作时间的灵活性（Eichhorst et al.，2016）来应对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的减少。
麦肯锡的报告表明，2025年，各种在线人才平台有望贡献约2%的世界生产总值，并创造7200万个就业岗位，“零工经济”发展增速明显。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总数从4467万人增长到7009万人，增幅达到56.9%，灵活就业者的绝对量显著增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挖掘，各种依托于网络平台的平台就业和灵活就业形式层出不穷。近三年来，淘宝平台解决的就业人员数量分别为1200万、1800万和3083万。新经济形态中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主要包括：网络平台的P2P用工模式，如众包、众创等。B2C用工模式，如在滴滴出行平台上的专车司机、快车司机等。这些新就业形态从工作场所、雇佣关系等方面形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新表现。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解雇成本和成本黏性，降低了部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自主能力。因此，中国应该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之外，构建类似于“哈茨改革”的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改革方针，以鼓励临时就业为导向，以接近于最低工资的迷你工作为基础，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1] 《波士顿咨询报告：这个就是可怕的工业4.0》，http：//www.sohu.com/a/112496351_475865，2018-11-01。
[2] 《〈华尔街日报〉：美国科技业繁荣十多年却未能创造大量就业》，http：//news.163.com/16/1123/09/C6I1499D00014SEH.html，2018-11-01。
[3] 《德国劳动力短缺危及经济：足有160万个空缺岗位难填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313/16025810_0.shtml，2018-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