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政策平衡性
德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就业政策改革。第一次是“俾斯麦改革”，该次改革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强调以保险为核心的劳动力稳定性，并为德国劳动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就业福利制度和失业保障；第二次是2003年开始的“哈茨改革”，该次改革旨在建立激励型劳动力市场政策，强调短时工作制为核心的灵活性，更加重视“适度工资”（见表11-2）。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要求，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将被视为对欧盟经济稳定有威胁，而2014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7.3%，对周边国家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德国为了保持实体经济持续的竞争力，对于工资水平的增长进行严格限制。为了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和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德国政府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接近最低工资的兼职工作或者迷你工作。从图11-2可以看出，德国兼职工作主要由女性劳动者从事，占兼职工作的79%，有效地解决了女性就业的难题。然而，德国不同性别劳动者的就业公平问题并没有解决。2017年，同等工作中德国女性劳动者的工资比男性低21%，“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仍然严重。
表11-2 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与灵活性政策
图11-2 德国全职工作与兼职工作者的性别占比
数据来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二、实体经济为主导，嵌入“镜像化”的虚拟经济
根据OECD的统计，在过去的20年中，整个OECD地区的平均生产率差距（按每个雇员的GDP衡量）已经扩大。OECD国家前10%与后75%地区之间的差额增长了近60%，从15200美元增至24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4年，德国ICT部门占GDP的比重仅为5.5%，难以对国家经济产生结构性影响。德国是一个“制造大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从2010年以来保持高位稳定发展趋势。2016年，德国的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2.62%，远高于法国、英国等欧盟国家。从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指数）来看，2015年1月以来，德国的制造业都保持扩张姿态，德国制造业的PMI指数略低于澳大利亚和荷兰，略高于意大利、爱尔兰、法国等国，在欧洲处于领先序列。一方面，德国的制造业向服务性制造业转型，制造设备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制造服务占制造业总收入的比重超过设备制造。另一方面，德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密切相关，制造业的繁荣催动服务业的发展。根据一项研究，科技型制造领域的岗位在显著减少。现在五大科技公司比之前五巨头的员工数量少22%，截至2017年员工总数为434505人，而2000年思科系统、英特尔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甲骨文和微软的员工总数为556523人。[2]
同时，德国在实体经济中嵌入“镜像化”的虚拟经济。从资本占比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ICT资本的占比都远低于其他要素占比。从1995年到2014年，ICT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不足1%，但是发展中国家的ICT资本贡献率远高于发达国家。未来，ICT部门对于经济的贡献将进一步增长，甚至可能会占到经济总量的半数左右。德国制造业的升级是以信息化和数字化为重要动力的，在整个制造业发展中，德国力求在产品设计、规划、生产、销售、终身服务等环节都打通实体与信息化的壁垒，通过建立完善的数字化系统，实现企业“镜像化”的监管和服务过程，减少企业的库存压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劳动力供给缺口增大，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
德国工业4.0体系着力提高企业灵活性，要求个性化大规模制造、多变的市场和高效柔性生产，这就要求提升劳动力素质。从图11-3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德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不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OECD国家的平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7.89%。截至2012年，德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达到28.1%，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比达到57.8%，这得益于德国有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体系。从图11-4可以看出，2017年，德国有职业证书的劳动者占比相对较高。而在有学历证书的劳动者中，拥有硕士及以上的劳动者占比相对较高。德国人严谨的风格，以及其独特的“学徒制”高等教育模式，使得德国制造业的风格非常务实，理论研究与工业应用的结合也最紧密。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历来被看作德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是“德国制造”产品的质量保障。第一，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世界知名，这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质员工。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一种针对中学毕业生的为期三年的专业技术人才教育模式，由企业和学校合作开展。在德国，每年约计60万年轻人开始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约占同龄人数的三分之二。职业教育期满后，同一行业的学生参加由德国工商协会组织的全德统一资格考试。德国有高达400多个职业需要执业证书。第二，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了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同于综合性大学的一种独特类型。目前，德国约有219所应用技术大学，学校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但是可以和综合性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同时，德国政府为应用技术大学在电子、材料、机械制造等制造领域的成果转化提供大量的经费支持。
图11-3 德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占比变化趋势
注：不同技能劳动力以受教育程度衡量。
数据来源：世界宏观经济数据库。
图11-4 2017年德国不同技能劳动力人数
注：部分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然而，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经济受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最为严重。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工商联合会（DIHK）表示，2018年，德国就业市场将增加60万个新就业岗位。不过，德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正危及整体经济，企业难以补足约160万个空缺岗位。据DIHK对2.4万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几乎每2家企业中，就有1家无法为空缺岗位找到合适的长期任职人选；每10名经理中有6名认为，合格人才短缺对公司业务构成威胁。[3]在德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结构特征态势显著，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缩减。德国也很早就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2015年各国竞争力指数的报告中，劳动力是德国唯一弱于创新驱动型国家平均水平的一项。近年来，德国也在积极吸引移民来补充劳动力市场的缺口。根据德国统计局的统计，2017年德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移民为360万，占总就业人数的11%，其中来自欧盟地区的人数为192万。例如，德国汽车零件制造商Burger Group的移民劳工占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为了吸引更多移民技术劳工，该企业提出Burger Care福利政策，对移民劳工提供当地火腿和香肠的欢迎拼盘，以及举办社交活动，如团体徒步旅行、滑雪旅行和足球比赛，让移民感到暖心，帮助他们快速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伴随着德国的城市化发展，德国形成了独特的人口流动特征。第一，德国的大城市集聚人口的能力缓慢增强。与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概念不同，德国很早就完成了城市化发展，大量亿万级企业分布在不同的城市群当中，医疗和教育资源分布相对均衡，德国劳动力并不会大规模迁移到某些一线城市。但是，中小企业抗击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随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出现，社会保障体系的缩减再次打击民众的信心，因此，部分劳动者转而前往大城市搜寻稳定工作。第二，德国的制造业发展面临两极化的格局。在一些老工业城市（如鲁尔区等），政府被迫推行去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大量第二产业劳动者转向第三产业。一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地区，则对高技能劳动力有强烈的市场需求。
四、建立完善的科研创新政策体系，鼓励人才的跨国跨区域流动
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规定了欧盟在研发创新领域的政策和法律约束，是欧盟一体化科研创新体系的重要法律支撑。此后，欧盟先后制定了“欧洲2020”战略、欧洲研究区、“地平线2020”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欧洲在应对“智慧全球化”过程中进行一系列自我改善。具体来说：（1）欧盟国建立增强科研和教育合作的跨国合作，例如“创新联盟”；（2）完善欧盟国内部的科研人才流动环境，降低科研人才的跨国流动成本，建立开放的劳动力市场；（3）改善科研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建立诸如“欧洲学者伙伴关系”等来提高科研人员的就业质量（见表11-3）。
表11-3 欧盟和德国科研创新政策文件或行动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