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劳动力市场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充分性、稳定性更加复杂，或者说劳动力市场将会更加不平衡、不充分、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复杂性诱使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明显增加，继而影响国家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进程。
一、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更加复杂
（一）劳动力供需波动明显
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更加复杂首先体现在劳动力供需更加不平衡，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主要经济社会数据显示，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548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三四百万人的速度逐年递减，2012—2017年共计减少了2344万人。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一方面使得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加剧了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招工难。人口结构变化还体现在老龄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双双保持上升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由2011年的18499万人（占总人口14.32%）增至2017年的24090万人（占总人口17.33%）。其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由2011年的12288万人（占总人口9.12%）增至2017年的15831万人（占总人口11.4%）。预测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人，占总人口的34.9%。[3]
除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外，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还与劳动参与率降低紧密相关。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性别平等化进程中的女性就业》[4]显示，由于受市场化改革、收入效应、人口结构转变、教育扩展、家庭照料时间变化等因素共同影响，二十几年来，我国劳动参与率呈现稳步下降态势，且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于男性下降更快（见图9-1）。具体来看，男性劳动参与率由1990年的84.5%降至2014年的78.4%，女性劳动参与率则由1990年的72.4%降至2014年的64%，劳动参与率绝对差距从1990年的12.1个百分点增加到2014年的14.4个百分点。虽然我国“二孩”政策已全面铺开，但由于受生育意愿、人口惯性等主要因素影响，一定时间内劳动年龄人口仍会呈现动态减少趋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预测数据表明，203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出现一个大幅下降的过程，平均以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到2050年会由2030年的8.3亿人降到7亿人左右。[5]
与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端则保持旺盛态势。《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2017年我国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员数量7875万人。[6]《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CIER指数为1.91，且具有显著的行业、职业、区域、城市特征。[7]该指数意味着一个求职者对应两个左右的岗位需求，反映出当前劳动力市场供需具有明显不平衡性。
图9-1 1990—2014年分性别劳动力参与率
（二）劳动力区域配置失衡问题突出
市场化改革提升了各类人才流动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体配置，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不平衡性加剧，尤其表现在城乡、东中西部以及不同行政层级地区之间。具体而言，在城乡方面，由于城乡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差异悬殊，使得人才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明显，这加速了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配置。如《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为28652万人，比2016年增加481万人；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外出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2016年增加125万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72.3%。外出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5%，比2016年提高1.6个百分点，接受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8]单向度的人才流动使得农村“空心化”趋势加重，城乡之间各类人才基尼系数差距显著。尽管近几年来不断有“城归”群体和外出农民工返乡，但农村人才总量与质量依然不足，成为制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瓶颈。此外，来自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历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也证实了上述判断。该数据库显示，2007—2017年，83.2%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于大中城市，仅3.7%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于乡镇和农村。[9]
劳动力在东中西部地区配置的不平衡则可以用求人倍率来反映。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它表明了当期劳动力市场中每个岗位需求所对应的求职人数。求人倍率越高，说明需求人数越多，而求职者却供不应求。使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0—2015年度登记求职人数、单位登记招聘人数测算的年度求人倍率数据显示，东部地区[10]求人倍率由2010年的1.66增至2015年的2.54，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由2010年的1.17和1.09变动为2015年的1.16和1.01。个别省市求人倍率差距明显，如东部地区北京求人倍率由2010年5.40猛增至2015年10.67，中部地区湖北以及西部地区宁夏则分别由2010年的1.24和0.56上升至2015年的1.29和1.16。总体上看，劳动力市场需求呈现明显区域特点，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好于西部地区。从测算数值的时间序列上看，东部地区求人倍率增加显著，中部地区则相对稳定，而西部地区则呈现下降趋势。求人倍率的区域特点诱使劳动力在不同区域流动与配置也呈现明显的东中西特点，使得劳动力区域配置失衡问题加速外显化。
此外，由于受制度、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劳动力在不同行政层级地区之间的分布也存在较大不平衡性。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尽管城镇籍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城市就业略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就业特点，即高校毕业生就业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比例最高（城镇籍为61.7%，农村籍为51.9%），就业于地级市次之（城镇籍为26.6%，农村籍为28.4%），县级市或县城比例居第三位（城镇籍为10.1%，农村籍为15.9%），而就业于乡镇和农村的比例则很低（城镇籍两者合计为1.6%，农村籍对应为3.8%）。[11]
（三）就业形态不平衡
传统就业形态可细分为工资雇佣或称工资性就业（wage-employment）、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和失业（unemployment）三种。[12]伴随共享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平台就业、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也飞速涌现。《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2016年新增1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为716万人，比2016年增加131万人，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意味着城镇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有约10人是共享经济企业新雇用员工。预计到2020年，共享经济领域的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全职人员约2000万人。新就业的直接间接就业效应总计约占全部就业的17%。但需要指出的是，工资性就业仍是当前我国主要的就业形态，其他两种传统就业形态比例较低。以高校毕业生为例，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7届中国大学生毕业工资性就业比例为77.1%，创业比例仅为2.9%，与2016届基本持平。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大学生就业力报告》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研判。[13]报告显示，79.89%的2018届大学毕业生仍然将工资性就业作为主要就业意向。而不同形式的工资性就业之间也存在明显不平衡。报告表明，2018届大学毕业生期望签约单位为国有企业（31.73%），然后是三资企业（27.77%）和民营企业（20.85%），而实际签约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签约比例最高（58.62%），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分别位居第二（17.85%）、第三位（14.35%）。此外，“慢就业”现象[14]也逐渐显现，6.99%的2018届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慢就业”实质上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不能有效衔接外部经济环境快速变化、无法及时协同变革的现实体现。[15]而在新就业形态中，则主要以出行平台就业为主，其他形式的平台灵活就业相对不足。《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代驾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就业与收入，其他规模相对集中的平台就业形式则相对偏低。[16]
二、劳动力市场充分性更加复杂
（一）市场机制还未完全形成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当前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使得人力资源闲置和大量有效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劳动力市场规则不统一，部分行业和区域劳动力市场存在垄断和保护主义；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劳动力资源盘活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充分解决，统一、高效、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难以真正构建，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也将难以尽早实现。
中国劳动力市场机制还未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且这种制度性分割又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不充分配置，继而引发非充分就业或自愿性失业或“慢就业”问题。劳动市场制度性分割还对就业公平、就业增长、收入分配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近年来以测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成熟度研究成为探究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问题的重要视角。在代表性研究中，田永坡（2016）等从市场主体、流动性、灵活性、政府作用4个维度（一级指标）构建了12个二级指标的评估体系，并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数据测评了省际劳动力市场成熟度。[17]估测结果显示，2000—2014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成熟度呈现一种正金字塔型的结构，成熟度均值由2000年的32.99分增至2014年的34.26分，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值总体偏低。分地区看，经济越发达的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市场成熟度水平越高。由东向西属于较高级类型的省（市、自治区）逐渐减少，属于较低级类型的省（市、自治区）逐渐增多。劳动力市场成熟度排名靠前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靠后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呈现东西条块分割特点明显，这阻碍了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还体现在不同行业就业回报差异方面。《2017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7569元，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工资最高（122478元），金融业次之（117418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96638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83863元）则分别位居第三、第四位。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7577元），住宿和餐饮业（43382元），农、林、牧、渔业（33612元）则为排名后三位。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比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高出24736元。外商投资企业岗位工资差距最大，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32；其次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最高与最低之比为3.45；第三是国有企业，最高与最低之比是2.91。私营企业和其他内资企业岗位平均工资差距最小，最高与最低之比分别为2.27和2.29。
（二）就业质量整体不高
就业质量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释义。宏观层面包括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对话机制、劳动关系等，中观层面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就业服务等，微观层面则包括劳动收入、工作时间、人职匹配、就业满意度等。无论是基于宏观数据的实践分析，还是来自微观测算的经验证据，众多研究一致表明我国当前就业质量整体不高。[18]来自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的新近研究也再次证实了上述结论，如基于麦可思公司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和德尔菲法就业指数构建法测算的就业质量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处在66%～68%，就业质量总体水平偏低。[19]经济发展新阶段影响我国高质量就业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年新进入劳动力规模较大，但由于科技进步、机器替代人工等会使短期内就业形势严峻；二是高质量就业岗位（通常判断标准为工资高、福利好、工作环境宜人、晋升空间大，能兼顾家庭与生活等，即通俗意义上的“好工作”）供给有限；三是就业歧视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四是就业极化现象在重点就业群体中的体现更为明显；五是高质量就业尚未完全带来全体人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三、劳动力市场稳定性更加复杂
（一）科技进步增加就业风险
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高效地整合了分散化的闲置资源，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异质化需求，以此形成的经济活动称为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因重构体验、重构价值、重构连接，产生新经济、新业态、新趋势、新文化，为产业升级、创业促进、就业扩大提供了新动力。然而，科技进步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网络平台型劳动关系使得传统劳动关系治理工具或手段变得低效或失效，就业市场中大量的常规操作型岗位被替代，即机器替代人工，这使得不稳定就业的风险增大（如技术性失业等）。新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换人”对典型地区、特定人群替代趋势更为明显。如2015年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款名为AGV的搬运机器人，每年能给使用者节省12600元的人力成本，但却让3名搬运工、1名运输车司机失去原有岗位。曾被誉为世界毛织之都的东莞大朗镇，随着数控织机等大批智能生产装备的普及，近9成工人被机器替代了。[20]需要指出的是，机器替代人工并非中国独有。如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约有1100万个秘书职位被互联网服务所取代；同一时期，电话接线员减少64%，旅游代理减少46%，会计减少26%。欧洲则有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职位成为技术的牺牲品。[21]
（二）贸易争端增加就业市场不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贸易变为常态。国际贸易或FDI输入的理念、技术、资本、人才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就业形态，与此同时，也强化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国内劳动力市场伴随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和多变性而充满不稳定性。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例，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一场“就业战”，特朗普政府和我国（以及其他国家）争夺的是优质就业岗位（即好工作）。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恢复美国制造业辉煌的口号，其根本旨在增加美国就业岗位，使“美国再次强大”，希冀通过提高关税或其他贸易制裁从中国抢回失去的就业岗位。有专家测算表明[22]，美国对我国实施的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制裁可能涉及国内350万个就业岗位，按现行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计算，将会使我国的失业率上升1.5～2个百分点。以中美同时设置30%关税和非关税混合贸易战的情形测算，中国就业将会下降3.093%。实际上，无论具体数值为多少，都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贸易争端，尤其是单边贸易战，无疑增加了涉事国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就业市场压力
新时期，我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部署即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经济增长潜能。伴随“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和炼油等新旧产能转换将会陆续释放2700万人，短期内，化解过剩产能势必会给典型地区、重点人群带来失业、转岗问题，对劳动力市场构成新的考验。尽管城市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制造业布局，培养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能够在未来拓展就业空间，为失业、转岗人员提供新的工作机会。[23]但新产业新就业大多需要劳动者具备更高水平知识和技能，对求职者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有更严格要求，对劳动力供给质量也要求更高。而化解过剩产能所涉及企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岗人员素质通常滞后于新岗位需求，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就业毁灭与就业创造过程中对就业市场形成的冲击，最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复衡，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会给失业人员和转岗人员带来就业压力，使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并持续更长时间，继而显著提升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