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处写道：“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①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的面貌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流通领域，货币占有者以等价交换(买者)的身份与面貌出现，劳动力占有者以等价交换(卖者)的身份与面貌出现，两者是平等的市场经济交换主体。一旦进入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占有者”成了资本家，而“原来的劳动力占有者”则成了“资本家的”工人。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建立在资本支配权的基础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支配关系，于是两者呈现出不同的生命面貌：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

《资本论》第四章结尾处所描绘的两种“剧中人”的“新面貌”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这种面貌产生巨大变化的根源并非由于工人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因为剩余价值的掠夺是隐而不显的，劳动力的买卖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等价交换。这种面貌变化的根源在于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和资本所具有的支配力。资本家通过货币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工人自由出卖的劳动力商品，并拥有了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基于这种支配力，资本家通过工厂的各种规章制度形成了对工人的规训力。资本家通过资本所具有的购买力、支配力和规训力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支配和控制工人的微观权力体系。这正是生命政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集中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面貌的变化正是一种生命面貌的变化，一种生命政治的后果。因此，《资本论》中不仅包含着商品拜物教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它还隐含着第三种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仅意味着雇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更加意味着雇佣劳动的生命政治内涵——资本家对工人人身的支配与控制。

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仅仅体现货币具有购买力这一简单的、基本的经济事实，而且彰显了资本有权力支配劳动者这一实质性的政治内容。资本支配力的形成意味着资本已经越出了经济权力的界限而具有政治权力的属性。“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①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也不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资本是对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展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权。

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具体展现为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这一存在样态的生命“基质”(substratum)的剥夺。在《资本论》“工作日”一章中，马克思强烈地批评资本家缩短了工人的生命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将人类社会的生产欲望膨胀到极致。资本增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而对剩余劳动、无酬劳动的榨取也表现为一种无限度的贪欲，对劳动力本身的支配也将大大突破道德和法律的限度。对无酬劳动支配的欲望最终表现为对劳动力生命基质剥夺的现实。马克思批评所谓纯产品的生产“只不过是无情而正确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顾工人死活地使资本价值增殖，从而创造剩余价值，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①。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这是**裸地偷窃工人时间(如吃饭时间、休息时间等)。“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②工人的活体(living body)是劳动力的基质。突破“纯粹身体的极限”直接表现为工人寿命的缩短(如未老先衰、过劳死亡),表现为对劳动力生命基质(工人活体)的剥夺。

马克思结合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始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现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车间(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能够反抗政府(资本主义统治的既定秩序),也只有车间有勇气反抗政府。诚然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了减少工人被迫在工厂内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工人阶级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开始进行罢工、示威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8小时工作制被1919年10月国际劳工大会所承认。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被迫陆续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规训、对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夺减轻了。时至今日，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资本家对工人的规训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在现时代，现代企业成为劳动组织的主导形式，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区分日益模糊，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安德森发现，现代企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有着等级制体系的独裁政府。在这里“没有法治。命令可能是随意的，并会随时更改，毫无先行通知和申诉的机会。上级不对他们所指挥的人负责，他们不能被其下级所任免。除少数特定情况之外，下级既没有对他们所遭受的待遇的申诉权，也没有对被给予的命令的协商权”①。现代工业公司的治理实质是一个任意独断和不负责任的“私人政府”和“专政”体系。这种统治不仅能够控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而且也控制人们在非工作时间的行为。“通常，这些独裁者(指企业老板)有合法的权力来规范工人的业余生活——包括他们的政治活动、言论、性伴侣的选择、娱乐性药品的使用、饮酒、吸烟以及运动等等。”②绝大部分工人受到私营企业合法化的、专断的、独裁的干涉、监管和支配。劳动合同以及劳工法进一步使资本家对工人事无巨细的监管、支配和管理变得公开化、规范化和合法化。可见，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和支配状态一直延续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学的建立，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规训日趋完善。

资本对工人人身支配权的形成意味着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诞生，资本不仅仅凭借购买力呈现为一种经济权力，更重要的是凭借支配力成为实质性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但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人的直接的依附性，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体现为人的间接的依附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①表面上看来，工人依附于资本家，是因为资本家能够给工人提供工资。实际上，工人对资本家的依附性是奠基在物的依赖性(资本)的基础上的，换言之，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力(政治权力)奠基于资本的购买力(经济权力)。《资本论》所揭示的生命政治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资本家对工人(自然生命)的规训。资本家监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并以立法的形式将这种支配合法化、规范化。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只能尾随其后。资本家笑容满面，雄心勃勃，而工人则战战兢兢，畏缩不前。二是资本对工人(自由本性)的规训。资本具有了主体性和独立性，而工人则丧失了主体性和独立性。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是被资本所支配的机械劳动。资本的支配力使“有意识的活劳动”转变成“有意识的机件”(死劳动),生命存在样态的这种转变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体现为对自然生命的支配和奴役，而且更广泛地和更普遍地体现为对生命发展的规训和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