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话语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主导形式及其运作方式所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在传统的专制社会，“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他身上掌握着的生与死的权力的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只有在君主杀人的时候，他才行使对生命的权利”①。以消灭生命为目的，将他人的生命占为己有的特权是这种权力发展的顶峰。“君主必须通过使用或暂停使用杀人的权利实现他对他人的生命拥有权利；君主施加生命的权力是通过他有权置死来表现的。这个所谓‘生杀大权’,实际上是‘处死’或‘放生’的权力。总之，‘利刃’是它的象征。”②但在今天，这种直接掌握人生死的传统权力运作形式早已日渐淡化，而被全新的生命政治的控制方式所取代。在福柯看来，在生命政治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新的权力技术，分别是“惩戒肉体”的技术和“调节生命”的技术。

“惩戒肉体”的技术是一种直接作用在人的肉体之上的微观权力，它通过纪律等手段直接控制人的肉体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这种惩戒肉体的终极目的或中心观念是“驯顺性”,通过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肉体，达到驯顺肉体的目的。因此，现代社会的惩戒肉体不再以整体的方式控制人，而是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规定人的动作和行为方式，通过训练来强化人的某种功能，最终将人生产为驯顺的肉体。“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②

资本所具有的对劳动的支配力、对工人的支配力，事实上首先只能通过一套“惩戒肉体”的技术发挥出来。这种支配力绝非一种生杀予夺的传统权力，工人所出卖的也并不是对其个人的全部的支配权，而只是对其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工人并没有使自己完全变成资本家的奴隶。因而当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这一商品时，事实上他拥有的只是对劳动能力和劳动行为的支配力，而不可能像君主或领主对奴仆那样有生杀予夺的全方位的支配权力。如果说资本家只拥有对劳动能力和劳动行为的支配力，那么就意味着，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更大限度的资本增殖，资本家就只能在工作时间和工作领域内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就是所谓的“纪律”。“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①与奴隶制不同，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而仅仅基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关系。因此，资本家对工人肉体的惩戒绝对不可能是专制体制下的“生杀大权”,而只能是模仿军队、医院等的“规训管理”。资本家制定各种各样的工作纪律，监督工人劳动，制定生产时间表，提升工人的生产技能，通过一系列“零敲碎打的方式”来直接作用于工人的肉体以期提高生产效率。相对于君主的杀人权力，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不需要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相对于传统社会“生杀予夺”的强暴力，现代社会“惩戒肉体”的纪律只是一种弱暴力或软暴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绝非想要征服工人，他的目的始终是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家通过纪律规训实现了“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②。资本家最终将工人打造为驯顺的肉体，并成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资本的增殖。

“调节生命”的技术构成了生命政治语境下不同于“惩戒肉体”的另外一种新的生命权力技术。在17、18世纪，惩戒肉体的技术就已经诞生，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才逐渐形成。二者的诞生虽然在时间上有着先后顺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权力技术的形式是互相抵触或具有取代关系的。调节生命的技术“不排斥第一种，不排斥惩戒技术，而是包容它，把它纳入进来，部分地改变它，特别是由于这个惩戒技术已经存在，在可以说固定在它上面，嵌入进去的时候利用它。这个新技术没有取消惩戒技术，仅仅因为它处于另一个层面，它处于另一个等级，它有另一个有效平面，它需要其他工具的帮助”①。惩戒肉体针对的是肉体的人，调节生命针对的则是活着的人，二者运行在不同的层面之上。“一个是惩戒的技术：它围绕肉体，产生个人化的后果，它把肉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它必须使这力量既有用又顺从。而另一方面的技术不是围绕肉体，而是作用于生命；这种技术集中纯粹属于人口的大众的后果，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它试图控制(可能改变)其概率，无论如何要补偿其后果。这种技术的目标不是个人的训练，而是通过总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相对于内在危险的整体安全。”②其实，两种权力技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叠的。

“调节生命”权力技术的运行在表面上显得极具合理性，它不再以谋求控制人，而是谋求保障人的整体安全。“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列：“肉体系列一人体—惩戒一机关；和人口系列一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制度机关的整体：如果你们同意，即制度的惩戒机关，另一边是生物和国家的整体：国家进行的生命调节。”①“惩戒肉体”的技术将人作为“肉体”来规训，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将人作为抽象的人口来对待。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来调节总体的平衡，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安全的。这种生命调节实质上遵循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法则。

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就是过剩人口的相对量。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马克思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积累的力量越大，资本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就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现役劳动军的压力也就越大，作为现役劳动军的就业工人就越容易被规训。“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②一旦就业工人反对过度劳动，不听从资本摆布，他们就立即会被产业后备军所取代。过剩人口看似游离在资本的控制之外，而实际上它随时可能被吸收，并且它成为规训现役劳动军最为有效的潜在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①无论是现役劳动军，还是产业后备军都从属于资本，在两者动态平衡中，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平衡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