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词发端于福柯对“生命权力”(bio-power)的研究。福柯于1976年3月17日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首次明确使用了“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生命政治成为研究思潮甚至被称为政治思想中的生命政治转向则出现在阿甘本对生命政治进行阐释之后。在福柯和阿甘本的语境中，生命政治意味着掌控生命的权力。这与传统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生命政治中，政治权力不再是对“天赋人权”之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命权的有效保障，而是对生命权的宰制或决断，其实质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生命政治作为对生命和人身的支配与控制虽然由福柯明确提出并加以使用，但究其思想内核而言并非现代性的产物，而是“最初就已镶嵌在人类共同体之结构当中”①的。
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作为生命政治表现为直接作用于肉体的“惩戒权力”(disciplinary power)——“使你死”、对死的管辖；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在于通过安全技术——“使你活”、扶植生命。这就是在现代社会新的生命政治所实施的新的权力技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中，生命的统治通过资本权力对劳动力(实指生命)的支配与规训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指向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规训和惩罚，内在地蕴含着福柯所指认的新的权力治理技术即生命政治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自然生命**裸地控制和奴役，而是以资本为中介来实现对雇佣工人的规训和惩罚，这是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巨大转向。现代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现实场域主要是企业工厂体系，而它的理论场域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