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通过“投资—风险”散点图分析法，从宏观综合层面探讨了投资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为国别层面的投资风险分析提供了基本参考。然而，综合风险水平低的国家也可能存在因某个维度风险过高而造成企业投资损失的隐患；反过来，综合风险水平高的国家，也可能在某个维度的风险非常低，从而帮助企业对冲其他维度的风险，在最大化利用资源的同时降低投资损失。因此，本部分在前面进行国别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挖掘5种风险中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类别，以帮助企业更加具体地规避投资风险。
(一)对低风险国家投资的阻力分析
延续第一部分对高低风险的界定，综合风险得分高于平均值的国家为低风险国家，综合风险得分低于平均值的国家为高风险国家。2020年综合风险得分高于平均值54.2的共建国家有78个，占比52.35%。以下对这排名在前78位的国家进行分项风险分析，以探索低风险国家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类型。
1.政治风险防范分析
2020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存量120.71亿美元，排在第4位，其综合风险排在第71位，总体上属于低风险一高投资国家，然而我们分析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和双边关系方面的投资风险排名，可以看出俄罗斯面临非常高的政治风险，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排在第133位。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比较紧密，排在第32位，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37位，这三个方面表现良好。
具体而言，衡量政治风险的指标有5个：政府稳定性、外部冲突、腐败控制、民主问责、官僚质量。从2020年俄罗斯的政治风险5个维度得分来看，5个维度的排名分别是第31位、第145位、第126位、第121位、第56位，可见俄罗斯的政治风险较高。主要表现在其较高的外部冲突，排名几乎垫底，排在第145位；而腐败控制和民主问责得分也不高，排在第126位和第121位；不过相对来看，其政府稳定性非常高，排在第31位，这保证了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官僚质量也较高，排在第56位。事实上，俄罗斯常年面临外部冲突问题，这一指标得分排名从2016年至2020年，分别为第146位、第147位、第140位、第146位、第145位。俄罗斯持续的外部冲突问题将直接加剧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风险。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使其在外部冲突方面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根据ICRG数据库，外部冲突衡量的是现任政府面临的来自国外行动的风险，范围从非暴力的外部压力(外交压力、扣留援助、贸易限制、领土争端、经济制裁等)到暴力的外部压力(从跨境冲突到全面战争),主要包含战争、跨境冲突和外国压力，其中外国压力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家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由此带来的实际或潜在风险。这种压力可以是外交压力、暂停援助和/或信贷，也可以是直接的经济制裁。外部冲突的得分满分为12分，得分越高风险越低。从ICRG数据库的数据来看(图5-9),从整体上来看，1992年以来，俄罗斯外部冲突风险有上升趋势，外部冲突风险得分从1997年的12分下降到2020年的7分。从月份数据来看，2008年9月风险达到最大，这可能与2008年8月8日到8月18日的格鲁吉亚战争有关。而2022年2月开始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外部冲突风险，这也是中国对其投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对俄罗斯巨大的投资规模，更应该就当地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预警，实时跟踪，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由此而导致的损失，保护在俄中国企业权益。
注：1.外部冲突风险得分越高，外部冲突风险就越低。
2.所用数据来自ICRG数据库，基于月度数据测算年度平均值得到，其中2020年统计到8月，因此是1月到8月的平均值。
2.经济风险防范分析
在低风险国家中，秘鲁综合风险得分60.66,排在第33位，综合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在考虑其细分风险时，我们发现其5个维度的风险并不都是偏低的。其金融风险最低，排在第8位，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排名也相对靠前，分别排在第36位和第39位。双边关系排名相对靠后一些，排在第81位。但是，其经济风险得分50.99,排在第110位。从图5-10可以更加形象地看出其经济风险在所有风险中非常突出，因此中国企业在对秘鲁进行投资时，一定要特别重视其经济风险。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秘鲁的投资存量为17.05亿美元，在共建国家中排在第36位。中国如此高的投资规模流入秘鲁这个综合低风险国家，总体而言好像没有太大问题，但必须对其突出的经济风险加以实时监测，以便更好地规避风险，降低中国企业在秘鲁投资的损失。
解析导致秘鲁经济风险过高的主要因素，有助于进一步找到相应的风险防范对策。在本研究测算投资风险的指标体系中，衡量经济风险的指标是人均GDP、GDP增速、年通货膨胀率、预算余额占GDP的比重、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5个指标。图5-11显示，秘鲁的GDP增速排在第133位，在共建国家中非常靠后。其他4个指标按照排名顺序依次是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排在第41位，人均GDP排在第58位，年通货膨胀率排在第61位，预算余额占GDP的比重排在第72位，这四个指标的表现相对较好，风险也不高。然而排名过于靠后的GDP增速加大了秘鲁的经济风险。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统计的数据，秘鲁实际GDP增速自1970年到2020年经历了3次非常大的下降过程，分别是1983年、1989年和2020年，经济增速分别下滑到一10.41%、一12.31%和一11.15%,都是经历了断崖式下跌(图5-12)。2020年秘鲁经济快速下滑是因为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多个经济领域受到严重冲击。2020年第二季度，秘鲁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GDP同比暴跌30.2%,降幅较上季度扩大26.7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滑31.4个百分点。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联合国于2021年发布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或将导致全球损失1.14亿个工作岗位，约1.2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至1万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35%,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境外投资所受影响不大，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亿美元，逆势增长3.3%。然而全球疫情的持续不可避免地对国际投资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必然给中国持续扩大的跨国投资增添新的风险和问题。
疫情持续影响企业经营，如原材料和远洋运输价格上涨，用工难、用工贵、融资难、融资贵，这些因素导致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而部分海外市场仍未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问题导致国内部分行业供应链韧性趋弱。费尔南德斯(Fer-nandes)研究发现，全球每停产增加一个月，将造成全球GDP增长减少2%～2.53%,服务型经济体将受到更大的冲击。①Duan等人采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给交通、旅游、零售和娱乐产业造成18%的损失。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体系产生冲击，中国的纺织服装、电子电气、金属冶炼加工等行业可能存在着较高的产业对外转移风险。③
因此，在全球疫情持续期间，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的过程中，要及时关注东道国的实时疫情信息、人员出入境管制要求、投资报备、原材料与中间品等的运输限制等情况，以及疫情期间各国针对我国的投资政策调整情况，企业帮扶与税收优惠政策等。相关政府部门可建立疫情期间对外投资风险保障机制，为投资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指导等；对于投资企业遇到的各类困难及问题，与其进行高效地对接、沟通，帮助解决，保障疫情期间对外投资的稳步提升与积极发展。
3.金融风险防范分析
我们的测算发现，蒙古国、意大利、希腊、牙买加等16个国家具有非常突出的金融风险,这些国家的综合风险除了土耳其和阿根廷排在第78位和第52位外，其他14个国家的排名均在前50名，是综合风险较低的东道国。但是，这些国家的金融风险排名均在100位之后，而蒙古国、意大利和希腊分别排在第146位、第142位和第141位，金融偿债压力巨大。
这16个国家的分项风险排序结构，只有金融风险排序在100名之外，其他分项风险均相对较低。从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类型来看，意大利、希腊、斯洛文尼亚、奥地利、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塞浦路斯、克罗地亚9个国家均为欧洲国家，接近六成的国家来自欧洲，面临较高的偿债风险。欧洲债务危机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自2010年起，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陷入债务危机之中，希腊已非债务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急剧攀升，债务总额增加到11.1万亿欧元，占GDP比重攀升至97.3%,欧盟27国公共债务率升至90.1%,债务总额12.07万亿欧元。13个成员国公共债务率高于60%,其中负债最高的是希腊(206.3%)、意大利(155.6%)、葡萄牙(135.2%)、西班牙(120%)、塞浦路斯(115.3%)、法国(115%)和比利时(112.8%)。从这一点来看，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塞浦路斯是需要我们重点防范金融风险的国家。因此，我们前面关于第二象限国家的一些总体国家风险分析的结论需要跟这里所做的关于金融风险分析的结论结合起来，从而做出更为全面的判断。
根据图5-14,我们发现蒙古国的金融偿债风险非常高，排在第146位。而其他风险则较低，尤其是对华双边关系方面，排在第3位，蒙古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这总体上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其次是政治风险排名第43位，社会风险排名第53位，经济风险排名第83位，都相对处于较低风险水平。因此，中国在对蒙古国投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金融偿债风险问题。
进一步观察蒙古国金融风险下的5个细分指标，我们发现，外债总额占GDP比重排名在第148位，属于所有细分指标中排名最靠后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图5-15),蒙古国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50.44%快速攀升，到2020年达到249.65%,增长了近200个百分点。高额的外债使加等风险并存的情况下，蒙古国经济将越来越难支付债务成本，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击以及外债规模很大的。世界银行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影响、油价大幅上涨，美元，这对该国只有4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很显然压力是10亿美元，按照蒙古国总人口330万人计算，人均负债约1万年底，蒙古国外债总额高达330亿美元。
压力将越来越大。蒙古国海关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1月该国的外贸总额为10.961亿美元，比2021年同期减少260万美元，其中货物和原材料出口总额更是大幅下降16%,但进口总额却超过出口1690万美元，贸易逆差将直接影响到外汇储备的增长。在目前形势下，加大向中国市场靠近正成为蒙古国走出其当前经济困境的新动力。中国对蒙古国的投资存量2020年达到32.36亿美元，排名第19位，在如此高的投资规模下，如何有效规避蒙古国的偿债风险，是需要我们谨慎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4.社会风险防范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孟加拉国，其综合投资风险水平排在第68位，风险得分54.94,高于平均值54.2,属于风险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但如果深入分析其分项风险的话，我们发现该国并不是各专项风险都低，图5-16直观显示出这个国家具有非常高的社会风险，在所有共建国家中排在第112位，社会风险得分38.21,但其他类型的风险得分均较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的得分分别为51.85、53.42、71.46和59.74,在共建国家中分别位于第74位、第47位、第17位、第33位。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孟加拉国投资的过程中，应重点考虑如何规避其较高的社会风险问题。本项研究测算社会风险使用的指标是内部社会冲突、法治制度稳定、对外国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管制以及营商环境便利度5个方面，观察孟加拉国在这5个指标的得分情况，我们发现导致其社会风险较高的原因是内部社会冲突和营商环境便利度两个方面，这两个指标得分排序分别为第131位和第128位。
本项研究是基于ICRG数据库测算内部社会冲突情况的。根据该数据库对内部社会冲突的界定，该指标衡量的是该国政治暴力及其对治理的实际或潜在影响。分配的风险评级是对3个子指标评分的总和：内战/政变威胁、恐怖主义/政治暴力和内乱。分别评估内战的实际或潜在风险，恐怖主义的实际或潜在风险，以及大规模抗议对治理或投资的潜在风险，如反政府示威、罢工等。图5-17显示了这3种内部冲突的得分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001—2020年得分持续较低的是内乱和恐怖主义/政治暴力这两项，内战/政变威胁得分较高，相对风险较低。当前，孟加拉国政局总体稳定，因此发生内战或政变威胁的可能性较小，风险相对较低。孟加拉国的天然气、电、水都涨价，已引发诸反对党系列示威游行与相关罢工活动。此外，偷盗、抢劫甚至持械入室抢劫等案件时有发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
注：1.得分越高风险越小。
2.根据ICRG数据库公布的月度数据整理，求平均值得到年度数据。
3.2020年的数据截至2020年8月。
综上所述，孟加拉国总体投资风险得分较高，排在第68位，然而在细分风险中，社会风险得分较低，投资者尤其应关注其社会冲突引致的示威冲突风险、局部政治稳定性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恐怖活动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等。2020年，中国企业对孟加拉国的投资存量为17.11亿美元，在共建国家中排名第35位，孟加拉国属于吸引中国投资存量较多的国家。因此，我们建议重点做好对孟加拉国的社会风险防范。
5.双边关系风险防范分析
在低风险国家中，有10个国家在双边关系风险方面需加以特别关注，这些国家是纽埃、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波黑、拉脱维亚、哥斯达黎加、汤加、文莱、沙特阿拉伯。表5-6显示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都相对较低，但是在对华关系方面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短板，即与中国的关系不紧密，纽埃和库克群岛分别排在第149位和第145位，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波黑三国分别排在第139位、第136位和第130位。
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这些国家的风险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在其他风险排名都比较靠前的情况下，对华关系在外圈分布，显示出非常突出的风险特征。当进一步分析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其他国家均尚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这就必然直接影响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便利性安排，也加大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另外，除了文莱、汤加、哥斯达黎加和波黑外，其他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入境免签协议，这也不利于人员自由流动。我们还发现这些国家的投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都相对较低，在共建国家中排名均比较靠后，尤其是纽埃和波黑，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排名垫底，分别排在第149位和第148位，库克群岛和哥斯达黎加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只是排在第111位和第100位，而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纽埃、哥斯达黎加和波黑与中国的投资依存度排名也都在100名以外。种种因素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对华关系，虽然其他维度的投资风险都较低，但这些国家在对华关系方面的短板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对其扩大投资的重要障碍。
数据显示中国对这10个国家的投资规模也相对较低，中国对波黑的投资存量仅0.23亿美元，排在第121位；对哥斯达黎加的投资存量为0.66亿美元，排在第110位；对基里巴斯的投资存量为0.36亿美元，排在第114位；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投资存量为0.13亿美元，排在第128位；对沙特阿拉伯的投资规模较大，为29.31亿美元，排在第23位；对文莱的投资存量为3.88亿美元，排在第72位；对汤加的投资存量为0.12亿美元，排在第131位；对拉脱维亚的投资存量为0.17亿美元，排在第125位。对库克群岛和纽埃几乎没有投资，排名垫底。由此可见，除了文莱和沙特阿拉伯外，中国对其他几个国家的投资规模非常小，而文莱和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也是这些国家中最好的，在所有共建国家中分别排在第106位和第101位。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文莱与中国签订了入境免签协议，有利于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便利性。
(二)对高风险国家投资的动因分析
高风险国家给企业造成投资损失的可能性大，那么企业对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是不是有所减少呢?从我们得到的相关数据来看，答案似乎不同。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有一部分共建国家位于第四象限，尽管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比较高，但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这反映出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特征。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有些企业在高风险国家投资呢?下面以高风险国家的分项风险指标分析为依据，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基于前文对风险国家类别的划分，高风险国家的综合风险得分均低于平均值，排在78位之后，共有71个共建国家位于高风险国家行列，占比47.65%。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中有一大部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得分较高，有19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名在前50位，其中8个国家排名在前20位。并且高风险国家吸引中国的投资存量排在共建国家前50位的也有20个。于是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在高风险国家，中国投资与双边关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正向关联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绘制了2020年高风险国家投资规模与双边关系排名分布散点图。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双边关系越好，中国对其投资存量越高。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双边关系是驱动中国企业到高风险国家投资的重要动力，以便形成与其他高风险维度的对冲，以帮助规避部分风险呢?
高风险国家中有8个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名居前20位。根据我们的指标测算，刚果(布)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得分最高，在所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在第一位，缅甸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在第二位，吉尔吉斯斯坦、加蓬和伊拉克也分别以第4位、第5位和第9位居双边关系前10。老挝、赤道几内亚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排名分别为第13位、第17位和第19位。这些国家的综合风险得分较低，排名都在78位之后，除了加蓬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排在第79位和第89位外，老挝和巴基斯坦分别排在第95位和第99位，其他国家都排在100位之外，伊拉克排名最低，排在第116位。在综合投资风险如此高的情况下，伊拉克吸引了中国17.38亿美元的投资存量，排在第34位。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对老挝的投资规模最大，2020年投资存量达到102.01亿美元，排在第6位；其次是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存量达到62.19亿美元，排在第12位；对缅甸的投资存量为38.09亿美元，排在第15位。很显然，中国对这些高风险国家保持着大规模投资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都分别建立了很好的双边关系。
分析这8个国家分项风险的不对称特征，可以看出双边关系风险这个维度的得分排序非常靠前，相比于非常高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与中国良好的双边关系可能是促进其吸引中国投资的突出优势。其中老挝和巴基斯坦是吸引中国投资规模比较大的高风险国家，以老挝和巴基斯坦为例进行详细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现象，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中国和老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和睦相处。自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老方高度认同并积极响应。2019年4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这份文件不仅是开创中老关系新时代的纲领性文件，也在地区和国际上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引领示范意义。中老签署行动计划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了先行者和示范者作用，有助于带动更多的国家加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共建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正是中老两国不断紧密的关系，驱动了中国在高风险国家老挝的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中国对老挝投资存量自2003年的0.09亿美元上涨到2020年的102.01亿美元。
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虽然中国与老挝之间的双边关系不断升级，中国对其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但老挝仍然是个高风险国家，其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都比较高，分别排在第112位、第116位和第103位，经济风险排名相对靠前，也只是排在第67位。这些风险都有可能使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遭受较大损失，因此在对老挝的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中老两国政府关系紧密的有利条件，加强与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有效地做好各项风险防范工作。
具体来看，老挝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外部冲突、民主问责、官僚质量方面，这3项的排名比较靠后，分别排在第108位、第136位和第103位。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管制、法制、营商环境方面，这3项风险排名分别为第131位、第111位、第114位，其中社会风险方面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是老挝存在的高风险领域。我们这项研究采用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标是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FW index),其中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标体系是用来测量经济自由的限制程度的，细分为“雇佣管制和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管制”等6个子指标分值加总平均，得分从0到10,分值越高则管制程度越低，自由度越高。老挝在劳动力市场管制方面比较严格，这一指标得分排在第131位。老挝对工资标准和雇佣关系进行了严格规定，对工时、加班、工休、年休、解聘、工资、加班费、社保等内容进行详细规定。因此，中国在老挝投资可能面临劳工矛盾的问题，这是需要防范的重要风险。中国企业应利用中国政府与老挝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加快推进跨国投资环境改善，提高老挝政府治理能力，尽量规避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与社会风险。
另一个以紧密的双边关系驱动中国扩大投资的高风险国家是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了极其稳固的双边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建设了很多项目。2015年，中巴关系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两国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引领，以瓜达尔港口建设、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的经济合作布局。这是中巴两国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内容。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把中巴经济走廊描述为“一带一路”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年4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是名副其实的“铁杆”兄弟，中方愿同巴基斯坦新政府一道，以更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密切和强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它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工程和旗舰项目，也为巴基斯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巴基斯坦的综合投资风险排在第99位，属于高风险国家。图5-22显示，其具有非常高的社会风险，排在第127位，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也较高，分别排在第107位、第89位和第94位。2020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存量达到62.19亿美元，排在第12位。在如此高的风险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规模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很好，排在第19位。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推动了中国在这个高风险国家的投资。即使是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势头仍未减缓。2021年12月，中国已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启动了一系列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帮助巴基斯坦满足其国内民用和工业用电需求。其中，有些工程已经完工，有些发电厂仍在建设之中。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等方面，都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中巴双方政府应联合采取措施，尽量避免风险爆发，为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可持续投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图5-23显示，基于ICRG数据库，自1984年到1990年，巴基斯坦的政府稳定性下降，之后快速上升，到1998年处于高位，这一较高的政府稳定性一直持续到2006年，然后开始下降，到2008年降到最低点，近10年来这一得分未发生显著变化，政府稳定性持续走低。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的社会冲突得分也伴随着相近的变化趋势，不过相比于政府稳定性，社会冲突在经历了1992—1994年的快速提高后，开始持续下降，率先在1997年前后得分下跌，内部社会冲突风险不断加大，高风险持续了将近30年，虽然从2017年开始得分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未得到明显改善。
巴基斯坦动**的政局是最现实的不稳定因素。巴基斯坦的内部斗争激烈，且政府与军方在有些重要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上，不同部族势力、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也是存在分歧的，巴国内对于经济走廊路线的走向也是争议不断。由于巴基斯坦国内利益难以协调，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备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因此也面临许多困难。此前，中巴已有在两国建设自贸区、打通经济走廊的尝试，但由于安全、交通、电力等方面的问题，并未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因此，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中国应坚持适当和适度原则，加强对项目投入和项目方向的把控，重视对风险的评估和预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建立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规范项目参与企业及人员的行为，为中方树立良好形象，减轻和避免不同文化间的误解与冲突；进一步密切与巴方在具体事务上的协调与配合，如共同维护项目及相关人员安全，为巴方民众提供职业技术培训等。同时，加强政党沟通、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积极协调中巴两国国内在具体项目操作上的分歧，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建立信任和默契；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开放、包容的心态，鼓励多方参与，支持和接纳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为增信释疑做出更多的努力，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争取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总之，只有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进行全面了解和充分评估，才能促进中巴经济走廊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效，让经济走廊建设真正惠及两个国家及其人民。
以上对老挝和巴基斯坦作为案例的初步分析，可以拓展到其他同样是高风险而双边关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在对双边关系紧密的国家扩大投资规模过程中，也要重视这些国家本身具有的高风险特征，做好风险预评估与项目分析工作，尽可能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在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损失。应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正如胡必亮和张坤领研究发现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双边及多边合作框架与机制安排可以为中国跨国企业投资活动提供正向激励，并且为海外跨国企业经营活动提供重要保障，进而为中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积极支持。①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应加强双边沟通，共同为跨国投资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一带一路”投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