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各国普及识字进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节将着重呈现文盲人口大国的普遍性做法，分析它们在扩大正规学校教育、设定行动政策、开展群众扫盲活动、创建有益的识字环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一、普及初等教育
在“一带一路”国家，除了极个别情况外，15～24岁的青年识字率普遍高于成人识字率，这说明最近几代人的教育有了改善，让我们对扫盲的未来充满希望。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青年识字率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文盲人数的减少。2015年，55个国家的青年识字率超过90%；阿富汗（58%）是唯一一个青年识字率低于75%的国家。同时，国家整体的成人识字率越低，青年与成人识字率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在叙利亚、老挝、伊朗、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也门、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二者之间存在10至25个百分点的差距。
在全球范围内，学校教育的扩大和儿童时期的教育质量是对青年和成人的识字普及影响最大的因素。学校一直是，而且会继续成为多数人取得基本识字技能的场所。历史记录表明，小学净入学率与成人受教育程度、成人和青年识字率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特别是青年识字率较高的国家，它们近年来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如老挝和柬埔寨。
世界各国的学校教育课程都希望儿童能够在小学二年级结束时学会阅读。[18]在实际工作中，更为常见的观点是，需要经过四五年的学校教育，才能让所有儿童学会识文断字。然而，不能认为普及初等或基础教育就能同时完成扫盲的所有任务。一项针对15～29岁青年识字情况的调查分析表明（图5.10），即便是完成了初等教育，也不能确保人们达到基本的识字水平。以印度为例，在这一年龄段中属于文盲的青年男女比例分别为17.9%和19.6%，还有27.4%的男青年和32.1%的女青年为半文盲。柬埔寨的半文盲问题较为突出，有超过40%的男性在校读书6年后只具备部分读写能力。尼泊尔的情况则相对好一些，80%左右的青年人在完成初等教育周期后掌握了基本的识字技能。
图5.10 2005—2011年在校就读仅6年的15～29岁青年人的识字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R].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96.
从来没有上过学或者只上过一两年学的年轻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成人文盲的行列。可是那些在完成初等教育后才离开学校的儿童，其陷入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深层原因又不同于失学儿童群体。随着各国努力普及初等教育，更多的弱势或边缘化家庭子女进入学校读书，但他们在完成初等教育之后往往就此止步。过早离开学校的学生很可能是因为在校表现不佳（除个人因素外，教育质量低下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导致他们不再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是读到初中阶段，可能也无法保证在全体入学学生中实现完全消除文盲的设想。如果我们希望未来所有的青年都是有文化的一代人，那么优质的学校教育就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不仅仅要让他们普遍进入小学学习，而且要确保他们能顺利地读完小学，接受有质量的教育。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密切监督和评估识字能力的获得情况，不应认为单纯地延长在校读书时间就可以降低未来的成人文盲数量。学校应该为学龄儿童（特别是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开展有效的教学与学习，不断巩固学生的识字技能。
二、推广扫盲计划
展望未来，普及学校教育是提高平均识字率的关键。立足眼下，坐等儿童普遍读完小学从而稀释成人文盲数量似乎并不是我们所寻找的答案。如果我们希望数以亿计的青年和成人文盲获得基本的识字技能并加以运用，就非常有必要推广扫盲计划。大量研究表明，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恰当的政策规划是一个国家取得扫盲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只有将建设有文化的社会的目标完全纳入教育部门规划，才有可能提供必要的组织、人力、财政和技术支持。
（一）扫盲政策与服务
200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后，许多拥有大量成人文盲的国家在扫盲运动方面的兴趣和投入有所增加，大部分扫盲计划都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表5.3 《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部分国家的扫盲运动
续表
从表5.3中可以看出，扫盲运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往往会提出过高的期望，具体的行动规划也不能照顾到多样性，而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统一使用规定的教学目标和教材。有些国家甚至把目标锁定为特定人群，比如，印度特别关注女性文盲，阿富汗关注受战乱影响的人口，印度尼西亚关注农村人口。
另外，20世纪60至9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制定的课程消除文盲现象，但是这些课程大多设计不良，无法与正规学校教育规划相媲美，并且扫盲结束后没有提供后续支持，学员巩固和提高识字能力的机会有限。少数民族和少数族裔语言群体的需求往往被忽视。扫盲中心拒绝或者没有能力向人们提供使用当地语言学习的机会。一些少数民族学员虽然在课程中掌握了官方语言的基本读写方法，但是他们在回到本民族的语言环境后，几乎没有运用官方语言的需求。[19]
然而必须承认，扫盲运动无论是昙花一现还是旷日持久，人们都会不断吸取过往的经验，完善相关的政策规划和工作方式。以印度为例，1988年成立的国家扫盲工作组通过20多年的持续努力，使国内的扫盲工作取得了成效。良好的工作效果成为激发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支持识字普及活动的动力。2007—2012年的“十一五”规划更是把工作组的预算投入提高到210亿美元。各类相关计划得以重新制订，并引入初级扫盲培训与扫盲后巩固课程相结合的综合性方法。此外，权力下放的做法还让各邦和区县对使用当地语言的扫盲教材的开发和编写工作做出了更加坚定的承诺。2009年，印度政府显示出进一步重视性别和平等的意愿，把国家扫盲工作组更名为国家妇女扫盲工作组，并发布了具体的战略目标，包括确保85%的目标受益人为妇女，50%的受益人来自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少数民族，重点关注穆斯林群体。[20]
在印度尼西亚，印尼总统于2004年发起了一场扫盲运动，旨在加强政府内部的合作，鼓励社区参与，提高政策制定者对扫盲重要性的认识。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采取了四管齐下的策略，目的是确保：①所有儿童能够参加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从而获得识字能力；②所有成年人均有接受相当于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平等机会；③开展针对15岁以上人口的实用扫盲教育，包括“提高生产率”和“儿童抚育”方面的教育；④通过提供阅读材料和建立社区图书馆，保持人们的识字能力。随后，2006年颁布的总统令和教育部长令再次提及，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普及九年基础教育和扫除文盲。[21]
针对少数民族的识字差距，一些国家开发并实施了以少数民族母语为基础的扫盲项目，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南亚和西亚地区的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以及中亚的蒙古。然而，中亚地区并未实施类似的扫盲计划。同时，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识字率，在学校教育阶段就为儿童提供母语教学环境，对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和学习效果是非常有必要的。菲律宾的教育政策规定，学前班至三年级的教学语言可以采用少数民族母语，不必强制采用双语教学。在越南，一些少数民族小学（如老街省的苗族和克木人）从2008年开始实施了过渡性母语教学方案。儿童在三年级前都接受母语教学，之后开始学习越南语。该方案希望小学生在五年级时能够掌握双语技能。[22]
很多国家还制订了社区学习中心发展计划，把它作为一个提供识字和非正规教育的平台，它同时也是一种提供技能培养和缓解贫困现状的机制。例如，尼泊尔的第十个国家发展规划（2002—2007年）和减贫战略项目都强调了社区学习中心的作用。2002年，尼泊尔的社区学习中心数量非常有限。到2011年，已经有1831个中心散落在尼泊尔各地。[23]
以阿富汗为代表的国家则是选择与多个国际组织和援助方合作，努力提高政策制定和项目规划能力。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阿富汗开发了一个扫盲和非正规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并进行了首个识字评估调查。这两项工作有助于加强政策管理层的现状分析能力和战略干预规划能力。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也在阿富汗实施了一个类似的项目。项目为期4年，通过改进监测和督导系统，让教育部扫盲司了解真实信息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政策制定者的规划能力。联合国人居署的贡献在于帮助阿富汗制定了全国性的扫盲教师资格标准，并设立了一所扫盲教师培训学院。同时，全国性的资格框架还能促使政府员工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扫盲问题，把普及识字纳入阿富汗国家发展规划，加强识字实践活动的相关性和可持续性。[24]
（二）培训和支持扫盲教师
各级各类教育不论其形式或内容如何，都有一个共通之处：教师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训练有素、积极性高、获得充分专业发展支持的教师是无可替代的。“任何成人教育计划的质量高低、效果好坏，显然都取决于这些‘满面粉灰’的工作人员，即培训班指导员或辅导员——正是他们去教那些目标受益人，去与学员们交流互动。”[25]但是全世界的扫盲运动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合格的扫盲教师奇缺。例如，针对阿拉伯国家的一项研究认为，“师资问题是扫盲和成人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26]
虽然一些国家设置了扫盲教师的准入门槛（例如，立陶宛要求成人扫盲教师必须获得教师资格证），但为他们提供的入职和在职培训非常有限。一些国家甚至对扫盲教师的教学资格没有具体的要求（例如，克罗地亚就没有官方授权的成人教育教师资格证）。尽管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有相当大比例的教师人选只接受过相对有限的正规教育。大多数教师还属于兼职性质，很多国家的小学教师或小学管理人员需要承担扫盲夜校的工作。[27]还有一些从教人员是聘用合同制教师或者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们参与扫盲计划的时间较为固定，工作热忱很高，但是和那些兼职教师一样，三者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其专业资质基本不是成人教育方面的。
扫盲教师也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中得到支持最少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工作条件较差，物质报酬较低，工作中得到的专业支持少之又少。2005年，一项针对全球67项扫盲计划的调查发现，有一半扫盲教员的收入是津贴或补助，25%的扫盲教员的工资为全国最低工资，大约20%的教员没有任何报酬。大多数扫盲计划给予的报酬（计时工资）是小学教师基本工资的25%到50%；其他计划给予的报酬几乎都不到小学教师基本工资的25%。[28]
师资短缺、支持力度有限，严重阻碍了扫盲计划的良性发展。在希腊，“二次机会学校计划”面向没有获得初中毕业证书的青年和成年人，希望为他们提供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从2001年项目伊始至2009年，共有7000名学生参加了这项活动。该项目的教学理念是，设立跨学科开放式课程，鼓励小组合作，其灵活的办学方法截然不同于正规教育系统。然而，项目的授课教师都是从普通中小学借调来的，他们都没有为讲授这种课程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案例凸显出提供适当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的重要性。[29]
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来解决扫盲计划中遇到的短板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多个扫盲规划文件中强调扫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计划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政支持来缓解文盲现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教师则有机会接受以扫盲项目为基础的培训。[30]埃及对扫盲教师的支持最为全面。
框5.1 埃及——支持扫盲教师的工作颇具成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埃及识字和成人教育总局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十年运动，中心工作是培养基本的阿拉伯语识字技能。作为核心扫盲内容的补充，该项目还提供相当于初等教育水平的学历课程和职业培训机会。为文盲亲属、朋友和社会成员提供扫盲培训的中学毕业生，只要获得了政府的认证，每月就可以领取一份津贴。不过，虽然识字和成人教育总局负责提供课本等教学材料，但却缺乏相关资源开展系统培训和监督。项目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入学率和毕业率出现下滑，整个运动陷入困境，特别是在较贫困的农村地区和女性之中。
为此，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了重新配置。在捐助方的支持下，识字和成人教育总局推出了“提高能力促进终身学习”项目。原先基于课本的教学方式被参与式教学法所取代，特别强**学材料要与学习者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新项目将目标锁定为旧项目未能成功推行的贫困农村，并招募社区领袖参与其中，提高人们对项目的兴趣。所有教师都是当地的中学毕业生。与旧项目一样，政府每月会为这些教师发放津贴。此外，他们还要接受三次提供住宿的入门培训，每月还要和项目指导教师共同召开支持会议。
加大支持力度果然收到了成效。2005年的一次评估发现，该项目的学生巩固率很高，82%的参与者完成了为期五个月的第一阶段学习，62%学完了第二阶段。此外，参与者的学习成绩也很高：该项目第二年入学的学习者中有65%通过了最终评定，而旧项目的通过率不足50%。该项目在吸引女性入学方面也比较成功，女性学习者占到四分之三。评估认为，项目结果的改善与招聘当地协调人、根据当地需求改编课程大纲、为教师提供大力支持有关。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R].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72.
（三）财政支持
大多数国家都认可识字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带来广泛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与国家对正规教育体系的投入相比，仅有一小部分预算用于支持庞大的全国扫盲行动。扫盲预算仅占教育总支出的1%到2%是很常见的现象。[31]
国际社会建议的扫盲活动投入的最低标准为人均50～100美元，或是把至少3%的教育预算分配到成人扫盲计划中。[32]但是实际情况非常令人失望。例如，2010—2011年，参与尼泊尔基础扫盲项目的学习者的人均经费仅为12美元，包括书本费、文具费、教师和人员工资、管理费等各项成本；扫盲后项目的人均经费为21.5美元。非正规教育和扫盲支出在2004—2005年仅占整个教育支出的0.52%。随后几年的支出比例相似。2008年，尼泊尔政府宣布开展一项扫盲运动（National Literacy Campaign Programme），作为配套投入，把2.85%的国家教育预算分配到扫盲工作中，是之前年度预算的4倍。但是随后几年中，这一比例有所下滑。
表5.4 尼泊尔的教育支出及非正规教育和扫盲计划支出所占比重
事实上，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文盲群体对教育活动的支付能力原本就十分有限，迫切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采取筹资战略和资源调动策略，增加扫盲工作的预算拨款，同时不能以牺牲其他教育（如学校教育）质量的投资为代价。[33]在巴基斯坦，为了扩大普及识字的资金来源，采用了公私合作的理念，计划从多方筹措经费，包括联邦政府、国际组织、私营慈善家、旅居海外的巴基斯坦侨民等。然而，在私人领域的募款进展并不顺利，扫盲活动仍然依赖于政府的支持。2002—2008年，政府为全国扫盲运动提供了约合1.0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占整个活动经费的74%。[34]
（四）创新途径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速发展拓宽了扫盲的工作途径，它在教育稀缺和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地区变得越来越常见。研究表明，由于可以覆盖更为广泛的受众，它为处于孤立地位和处境不利条件下的儿童、青年和成年人的教育带来希望。[35]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等国家，已经开发出了以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扫盲活动。
据估计，在2015年，埃及15岁以上的成人文盲数量为1，450万，其中女性约占66%。埃及官方信息显示，极为保守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妇女文盲尤为普遍。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一些妇女不被允许离家参加扫盲课程；即使可以参加扫盲课程，许多年岁较大的学习者明显不适应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人们想到了运用多媒体技术。教材包括3张CD盘：一张是预备性的入门课程，另两张是扫盲课程。课程为期4个月（传统课程为10个月），授课内容与识字和成人教育总局的官方课程相同，让学习者有机会参加总局组织的考试并获得认证。[36]
在印度，塔塔咨询服务机构（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开发了一套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功能性扫盲工具，用于提高成人的日常阅读水平。扫盲课程把全国扫盲委员会编写的教材作为蓝本，以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为重点，采用计算机软件和多媒体展示等方式教授阅读技巧，并辅以课本材料。音频画外音介绍了每个单词的结构和意义，以及每个字母的读音。这在泰米尔语的学习中尤为重要，因为字母的读音会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而改变。课程软件还加入了动画图形（如木偶）等元素，将课程设计得具有视觉新鲜感和娱乐性。整个学习过程会考虑到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和学习进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该项目成立了多个教学中心，每个中心都配备一台电脑和一名教员。上课时间一般是在晚上，每个班有15～20名学习者。由于扫盲活动主要依赖于计算机程序，因此对教员的教学资质要求不高。这对于缺乏优质师资力量的地区来说是个利好消息。[37]
框5.2 巴基斯坦——运用信息技术巩固扫盲成果
在巴基斯坦试行的一项扫盲活动把手机创造性地转化为教学工具。由于它是年轻人每天都必须用到的交流设备，有助于激励他们频繁地使用并巩固识字能力。
在上完一个月的基础课程后，学员们（半文盲）可以拿到一部手机，每天早晚两次会收到用乌尔都语编写的短信，内容涉及生活技能、宗教课程、健康、卫生等各类主题。他们需要把短信内容抄写到作业本上，并大声朗读出来。这些年轻人平时还会通过手机短信与其他同学保持联系，进一步练习了读写技能。扫盲小组的成员每周要和自己的老师在社区学习中心至少会面一次，评估一周的情况，交流彼此遇到的问题。他们还要参加月度考试，检测学习成果。
项目最初是在旁遮普省的一个地区开展试点工作。第一个月结束后，有90%的学员没能通过月度考试；四个月后，学员的识字能力有了明显改善，86%的人通过了考试。由于学员大部分时间是在家自习，他们还能把学会的内容教给自己的姐妹或母亲。在提高个人安全意识方面，手机短信发送的生活技能信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资料来源：UNESCO and UNICEF.Asia-Pacific End of Decade Notes on Education for All：EFA Goal 4 Youth and Adult Literacy[R].UNESCO Bangkok，UNICEF EAPRO and UNICEF ROSA，2012：41.
三、关注识字环境
识字能力大多是在学校或者扫盲中心获得的，然而在走向普及识字的过程中，各国政府除了要扩大获得识字能力的途径，还要重视保持这种能力所需的社会文化环境。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如果生活在没有图书、报纸或其他书面材料的环境中，那些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得识字能力的个人也会逐步丧失相关技能。
毫无疑问，识字活动是最有益于培养识字技能的环境。校园或扫盲班中丰富的书面和视觉材料让学生们能够学习并不断刺激他们去练习各类技能。除了学校，还有哪些有效的识字环境呢？其实，它存在于广泛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家庭、工作场所、社区甚至整个国家。例如，在家庭中，一个有利的识字环境会有大量阅读材料（如书籍、杂志、报纸）和新兴媒介（如电视、电脑、手机）。在职场中，识字环境主要与单位的工作重点和个人业务方向有关；工作中运用读、写、算技能以及参加在职培训都有助于提高功能性识字的熟练程度。在社区中，丰富的识字环境应该有多种标志、标语、宣传单。公共场所中也有很多提高识字的机构，如图书馆、银行和餐厅。有鉴于此，识字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不仅仅是知道如何读写一篇文章，还应该在特定环境中将这些知识用于具体的、多样化的日常生活，包括自由交流信息、填写表格、从报纸中摘录信息、看价格、付账单、买卖商品与服务、正确服药，等等。理想的识字环境还能为人们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38]
为了衡量个人、家庭或社区的“识字环境密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在22个国家启动了“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Literacy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LAMP），用于收集识字实践的背景信息。已经完成项目主要评估工作的国家包括“一带一路”的约旦、蒙古和巴勒斯坦。这3个国家均实现了较高的识字率，但是人们利用并巩固识字能力的做法各有不同。自述为娱乐而阅读的成人比例，在巴勒斯坦为36%，在蒙古为60%。使用计算机撰写电子邮件的比例从约旦的26%到蒙古的38%不等。在工作中进行书面运算的比例，约旦（21.5%）和巴勒斯坦（21%）相当，落后于蒙古近7个百分点。
项目还通过日常阅读活动调查了上述3国成人的读写技能。研究发现，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互联网搜索等新兴的日常阅读活动在青年和成人的识字基础上，进一步维持和拓展了他们的读写技能。参与者在调查中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技能水平。在最低水平上，参与者能够看电视，听广播，用手机打电话。中等水平的参与者除了掌握上述技能，还会用手机发短信。位于最高层次的是电脑使用者，他们会收发电子邮件，用互联网搜索信息，会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绝大多数人不超过40岁。
但是，两个受过同等学校教育的人，最终可能达到不同的技能水平，这取决于他们在业余时间里使用读写技能的频率。图5.12显示，在极少进行日常阅读活动的人中，至少有一半属于阅读的最低水平（水平1）。他们至多能从报纸的广告上认出电话号码，或者从一段文字中找到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并逐字誊写下来。阅读量较大的人往往受过更多的教育，不过这类人群同样受到技能使用频率的影响。例如，在蒙古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中，如果很少开展日常阅读活动，其中只有12%的人属于阅读测验的最高水平（水平3），而相对于经常阅读的人，这一比例高达31%。
另外，社区所营造的识字环境在这些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包括是否设立报刊亭或公共图书馆、是否有街道名和门牌号码。公告牌、广告、电影院等也在巩固识字能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社区学习中心开展的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活动，更为贴近文盲群体的生活，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课程调整。这种基层社会组织往往还会针对未能完成正规教育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因地制宜地开展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如果把使用当地语言和恰当的教学内容以及生产性劳动结合起来，就会极大地激发参与者的学习动力。
1971年起，泰国就通过社区学习中心开展了一项功能性扫盲活动，帮助成人文盲学会基本的识字和认知技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由非正规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前身为泰国教育部非正规教育司）制定学习大纲，类似于正规学校系统四年级的课程。学习内容根据学习者的生活环境和具体需求而有所不同，如南部的穆斯林和北部的山地部落的课程就不完全一致。除了该项目，还有专门为泰国西部和北部山区的文盲人群设计的山地人群教育项目。2001年，共有59941名学员参与其中。部分学员还拿到了相当于六年级课程的结业证书。[39]
图5.11 约旦、蒙古和巴勒斯坦的识字实践活动（2010/2011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R].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94.
图5.12 受过中等教育的成人的阅读技能表现（2010/2011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14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73.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的开放式基础教育以刚刚成功完成扫盲和扫盲后项目的新识字人群为对象。学员可以选择学习印地语、英语或某种地区性语言，而且没有规定参与年龄的上限。该计划提供三个层级的教育，每一层级相当于正规学校体系中基础教育的一个层级（A级相当于正规学校系统的一至三年级，B级相当于四至五年级，C级相当于六至八年级）。学员只要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就可以参加考试。人力资源开发部和雇主都承认开放式基础教育证书的有效性。学员们还可以凭借该证书进入中等或中等后教育阶段学习。[40]
印度尼西亚的社区学习中心更倾向于在基本识字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学员的就业技能。例如，AKRAB！项目的教学就融合了识字、创业培训、生活技能、性别平等、当地文化等内容。基础扫盲课程分为三个等级，相当于初等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并颁发相应的证书。很多结业的学员进入了劳动型企业、家庭作坊或者从事保安工作。[41]
越南政府把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制度化，努力惠及边缘化群体，扩大扫盲和生活技能培训项目的覆盖面。新修订的教育法规定，社区学习中心是全国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2003年，越南总理签署决议，规定由教育培训部牵头并协调内务部、越南学习促进委员会、社会伤兵劳动部、各省人民委员会，共同扩大社区学习中心的规模。这些国家政策和规划极大地催化了社区学习中心的发展前景。1999年，越南仅有15个社区学习中心，到2006年，该数量激增到7384个。在许多省市，每个公社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区学习中心。正因如此，参与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人数在2001—2006年，从2001/2002年的25万人，急速增长到2003/2004年的233万人，随后2005/2006年的参与规模更是高达630万人。[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