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起，在《新青年》的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she”字的对译问题，而刘半农则由此最早提出了创一个“她”字的建议。不过，在1920年以前，他虽有此非正式的提议，却还没有发表文章明确阐述自己的有关见解。笔者至今，仍未能找到此前有关他正式使用“她”字的明确证据。1920年年初，在《“她”字问题》一文中，刘半农自己也曾表示说：“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像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1］刘半农并非虚掩客套或不敢承担责任之人，
图5 《新青年》杂志1918年第五卷第二号封面
他当时的回忆值得今人重视。有人说刘半农1917年在《琴魂》等文中，就已经尝试使用过“她”字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恐多属于误判或误传［2］。
实际上，在文章中公开提出并讨论这一问题的，应推周作人为最早。1918年8月15日，周氏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改革》一文（原作者为瑞典著名作家、北欧戏剧大师斯特林堡），文前有两段说明文字，其中第二段写道：
“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才好。”［3］
这里，周作人不仅向世人率先透露了刘半农创造“她”字的设想，也表明了从学理上基本认同的态度。只是鉴于实际操作中排字印刷的困难，他才模仿日语，采用了“‘他’字下注一个‘女’字”的临时性办法。前述刘半农所谓周作人对此事提过一提的那篇文章，指的无疑就是这篇《改革》一文。
在1918年8月以后几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凡翻译涉及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周作人都是使用“他女”。如他翻译的著名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爱的人》［4］等小说，就都是如法炮制。这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马礼逊在《英国文语凡例传》中的最初处理并无不同。不过，《卖火柴的女儿》翻译的是丹麦小说，《可爱的人》则属于俄国小说，可见他已不是专门针对英语中的“she”字，而是以之对应所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了。
图6 周作人1919年1～2月发表译作《卖火柴的女儿》时较早使用“他女”
周作人翻译的小说中连篇累牍的“他女”，即便今天看上去和读起来也觉得十分别扭，想必当时即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读后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新青年》编辑内部，胡适、钱玄同是率先对此作出公开回应的人。1919年1月26日和2月2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6、7两期上连载他所译的莫泊桑小说《弑父之儿》，其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除仍使用“他”字外，有时还用“那女的”来表示。译文的最后，他特别做一注释说明道：“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5］可惜胡适并没有留下他当时反对使用的具体理由。对于胡适的这一表态，刘半农后来在《“她”字问题》一文中也曾有所提及：“若依胡适之先生的办法，用‘那个女人’代替‘她’（见《每周评论》，号数是记不清了），……意思是对的，不过语气的轻重，文句的巧拙，工作的烦简，就有些区别了。”
不过在当时，周作人的创议也曾有过正面响应之人。在翻阅新文化运动另一份主要刊物《新潮》杂志的时候，笔者有趣地发现，现代中国童话之父、小说大家、新潮社成员叶绍钧（圣陶）就曾一度是“他女”的热心实践者，他不仅率先将“他女”使用在为女子争人格的“妇女解放”专论里，还可能是小说创作中最早书写“他女”的新文学家（此前周作人基本上是在译作里使用此字）。在1919年2月1日、3月1日和5月1日分别发表在该刊的《女子人格问题》、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和《春游》中，叶绍钧都曾响应和追随周作人，将“他女”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来使用。
图7 响应周作人的提议，率先进行“他女”创作的新文学家叶绍钧（圣陶）
从《女子人格问题》一文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叶绍钧使用“他女”时那种为女子争与男子平等权利和独立地位的明显意图。换言之，在叶氏那里，“他女”本身就是女子独立和与男子平等的象征符号。该文强调，“人格是个人在大群里头应具的一种精神”，也即“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妇女无疑和男子一样，都应当享有这种权利、拥有这份精神。由此出发，作者激烈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妇女人格的摧残和践踏，谴责了纲常名教、三从四德所导致的所谓“贞操节烈”。作为一名男性作家，作者还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自我批判精神。文章这样抨击男权社会里压迫女子的男人们：
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义，一是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女的人格，叫做“**主义”；一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女，不承认他女是和己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他女的人格，叫做“势利主义”。
《这也是一个人？》和《春游》这两篇小说，都是以揭示当时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倡导女子独立以及同男子平等为明确主题的。前者刻意描述了一个在夫家当牛马、经常挨打受骂、毫无人格尊严的悲惨妇女形象：孩子早丧，婆家却指责是她“命硬”；逃到城里去做佣工，却又被发现追回；丈夫病死，终被强迫卖掉，充当“丈夫的殓费”——这和后来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的形象多少有些近似之处［6］。《春游》则不足千字，它通过31个怪诞的“他女”，讲述了一个原本全然以丈夫的喜怒哀乐为转移的妇女，终于在出去春游的过程中第一次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真实感受的故事：“他女只觉得眼前的景物，自然、活泼、高洁，自己早和这自然、活泼、高洁融合了。”［7］作者的隐义是：一个妇女只有走出家庭那狭小的圈子，才能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独立。哪怕是仅仅走进“自然”，也会因此获得某种意想不到的独立性，从而减少自身的依附人格。
叶绍钧上述的思想阐发和独特的文学实践，使我们看到了“他女”一字在其诞生之时，实际上就已背负了五四时期以“女性解放”为主旨的沉重的启蒙使命。
图8 叶绍钧《春游》使用“他女”片段
需要说明的是，《春游》等文在1922年收入叶绍钧的短篇小说集《隔膜》时，文中的“他女”已全被改作成“伊”字，故现今一般读其 “文集”或“全集”者，往往不知叶绍钧曾热心使用过“他女”一事（窃以为好的“文集”尤其是“全集”的编辑者，应当对所收文章和论著进行版本对勘，最好是以初版本为底本）。另外，可能当年“他女”一字出现时给人以过于怪异的感觉，排印者不愿意或不太习惯这种特殊处理的缘故，在有关文章里，“他女”的“女”字漏排或故意不排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如在《这也是一个人？》中，除了开篇第一个“他女”外，后面的竟全都被错排成“他”字。这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似乎也预示了“他女”一字极端不妙的前景［8］。
1920年年初，郭沫若在文章中也特别使用过类似的“他（女）”的用法。如该年1月26日，他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短篇小说《鼠灾》（署名沫若），就多次大胆使用“他（女）”，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读之者，多能由他所设计的语境，强烈感受到发明出一个便当的字来代表女性第三人称，使之与男性第三人称代词区别开来，是多么的必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