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9 最早参与磋商“她”字问题的语言学家钱玄同

三是照他们平日的看法，“中国字不够就拿别国的字来补；不必别造新字，老实就写一个she字”。可这样一来，本来包括阴阳中三性的“他”字，其中阴性被分出来后，意义变狭，而剩下的阳性和中性都用一个“他”字，刘半农觉得“也不太好”，因此又进一步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英文中的he，she，it 三字全都搬到汉语中来作罢，同英语相比，甚至用世界语中的li，si，gi，可能还要更为合适些。

面对钱玄同1919年2月8日来函的质询，周作人5天后给予了回复。他首先详细解释了自己此前采用“他女”的真实想法。原来，他本人要造这样一个“从女，从他，他亦声”的怪字，乃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面要求翻译上的适用，一面又要顾印刷局的便利，一面又教中国人念着‘他’字，心里想着‘女’字，合成一个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他说明“他女”两字不妨读一个“他”字音，“女”字在此则姑且只视作一个不发音的符号。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这一发明其实自己也不太满意，主要原因“便只在他是眼的文字，不是耳的文字，倘若读音而不看字，便不能了解，实是缺点。至于字形上的不三不四，尚在其次”。

接着，在评断钱玄同前面所提出的三种假定办法的时候，周作人又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自己的做法，承认“他女”这个法子“不能适用”，“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代名词的本意了”。他指出，在中国旧书中也有“生如何如何”、“女如何如何”的说法，但这里的“生”或“女”都是用作名词，不能作代名词用，“倘若名词可以兼代名词用，我们要代名词何用呢”？由此推论，他还“想起日本的‘彼女’，也不甚妥当”。实际上，这也等于否认了前面所提到的胡适曾采取的那种办法。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的确又将有关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10］。

如前所述，晚清时已有人进行过以“伊”专译“she”的实践，但是在“她”字出现以后，从不同于“他”字发音的角度自觉选择“伊”而排斥“她”字，确认把“他”字留给男性第三人称专用，并对五四前后文坛学界的有关使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周作人和钱玄同二人无疑堪称先驱。只是此后，关于“她”字的讨论，却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先驱人物暂时取得高度的共识而终结。钱、周二人对“伊”的格外钟情，在一年之后曾一度传染给更多的文人学者，然历史最终的结局，却也并不符合他们排“她”的逻辑与护“伊”的意志。

参考文献

［1］刘半农：《“她”字问题》，原载《学灯》1920年第8期，转载《新人》第6号。

［2］有一些文章，如，蒙树宏：《说“她”》［载《辞书研究》，1981（4）］；翟华：《西式男女有别》（载《青年参考》，1999-05-28）；肖杨：《她：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载《南方日报》，2001-01-10）等文，均说刘半农1917 年于所翻译的英国戏剧《琴魂》（或误为《梦魂》）中，曾使用过自创的“她”字。然笔者查考过1917年最早刊于《新青年》上的《琴魂》原文，有关各字皆作“他”。可见此说有误。据笔者推测，其误可能来自于1934年6月星云堂书店出版的《半农杂文》第1册。其中，不仅《琴魂》中的“他”字均改成了“她”字，同时还出现了原文也没有的“它”字。1917年以后他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此类现象。但文章最后的发表时间却保留未变，这很容易造成误解。刘半农1934年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当时“她”字已流行开来的缘故之外，可能与1917年后他已经就有了“她”字的创议有关。由此可见，在新名词的研究中，版本和时间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3］周作人译：《改革》，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

［4］两文分别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和《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学灯》1919年3月21日从《新青年》转录《卖火柴的女儿》时，“他女”被改成“他”字。

［5］周作人《改革》一文1920年收入《点滴》（周作人辑译，新潮社1920年8月初版，为“新潮丛书”第三种）时，有关“她”字的说明文字被删除了，“他女”也改成了“伊”字。1928年，《改革》收入周作人的译文集《空大鼓》时，同样也没保留下有关“她”字的说明。胡适的《弑父之儿》，1919年收入《短篇小说（第一集）》（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初版）时，也删掉了有关“他女”的注释。故朱金顺先生特作《有关“她”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38）］，将上述史实公诸同好，以“不使有关文献被历史湮没”。

［6］叶绍钧（圣陶）：《这也是一个人？》，载《新潮》1919年3月1日第1卷第3号。

［7］叶绍钧：《春游》，载《新潮》1919年5月1日第1卷第5号。

［8］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中，开篇第一句即为：“他女生在农家，没有享‘呼婢唤女’、‘传粉施朱’的福气”。但除这句之外，后面全文遇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时，却不再出现“他女”，而都是“他”字。这应当是漏排字问题。至于把“他女”里的“女”字排大的现象，在叶圣陶首次使用“他女”的《女子人格问题》一文（载《新潮》1919年2月1日第1卷第2号）中，即有发生。这一点，从正文引录的部分便可得知。

［9］如《鼠灾》写道：“在他（他的女人）想来：他（女）把他（女）的衣裳，放在他（平甫——男主人翁）的帆布的箱子里面，……若是他回寓的时候，他（女）在流泪，或者同平时遗失了东西的一般在烦躁，那他定然还会要安慰他（女）。”见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1919-1921），载《南开大学学报》，1978（3）。

［10］此后，这种“他女”的用法并没有完全终结。不过也有人主张将“他女”二字合成一字者，但意义已不相同。如1933年，有人就著文指出： “然世竟有嫌她牠二字，不足以表三人以上，中夹男女，而造为‘他女’者，（见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刊》中某君所译书），则离奇怪诞，尤不可究诘，实令人不得不长太息也已！倘此风气渐染广披，则苦杀铸字工人与读书子弟矣，吾复何言？” （见厉筱通：《“她”和“牠”的俗书问题》，《时代公论》第114号）。

［11］以上钱、周对谈的内容皆见《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载《新青年》1919年2月第6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