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不解者看来，一个小小的“她”字的历史，却费去著者如此多的心血，这样的努力值得吗？我的回答是：值得，当然值得！历史上的事情肯定有大小之分，而划分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对于心灵日益丰富，越发渴求“明智”的现代人和“后”现代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借助历史学家对各色“历史”的真实呈现，巧妙揭示和智慧把握，去获取无尽的人文省思与意义感悟。从这个视角去窥测，“她”字问题焉能说小？！
五四时期的胡适曾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我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与分量。较之通常被人们挂在嘴上的那句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学术国策之高论，胡适所说的这句话显然更切实、灵性和高明，也就更为精彩。“她”字的历史虽谈不上“古”，对于今人却早已“若明若晦”，何况笔者的努力还并不囿于传统语言学的字义史范围，而致力于一种文化史内涵的多方开掘呢？如果说我在“引论”中所提到的陈寅恪那句“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是本研究的方法论提示，那么胡适此言，则是我自己对于这本小书努力追求的价值期许，或者说是自我安慰。
我正式开始“她”字历史的研究，是在2003年至2004年。当时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我申报的研究课题不是新项目，而是延续2000年我所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她”字问题，乃是该课题中新确立的一个组成部分。2005年7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拙文《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引起一点讨论，并激起了我进一步全面收集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兴趣。2006年底，我完成了《“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一文，大体实现了初步的预想。该文次年4月刊在同人创办的《新史学》第一卷上。在此文刊行之前，我应邀赴日参加“东亚科学与艺术综合研究的继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这篇论文并发言。论文和发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也获得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中日学者诸多的教益（我在本书第八章已有提及）。可惜当时论文已没有机会再多加修改了。不久文章在《新史学》上公开发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鼓励。特别是孙江兄，他不断推动我对论文予以扩充和完善，还部分地将其译成日文供课堂讨论使用，尤其令我感动。两年多来，在孙江学兄的一再督促和张寿安、陈建华、杨念群、夏明方、王奇生、沈国威、朱京伟等友人和我妻子刘辉女士的诸多帮助下，我陆续又补充、修改了不少内容，从而使原有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写作这本小书时，我对自己提出四个要求：一是尽可能多地呈现有关“她”字的各种“故事”，也就是关于“她”字的来龙，不同设计方案的争论，最早的书写实践，文化意图及其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认同问题的具体生动的历史过程。努力将“叙事”与“考证”相结合；二是尽量以插图的形式，呈现“她”字及其姊妹字早期被实践或论争时的载体文本之原始样态，乃至运用者主体的风貌，希望能带给读者以某种历史现场感；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去揭示一些相关的历史联系，有节制地发表一点分析评论，努力避免过度阐释；四是不能只见字词不见人。字词毕竟都是由人来使用的。缺乏“人”、“场景”和“历史内涵”的语词研究，语言学家可以做，而不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主体追求。至于我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上述自我要求，只好交由读者去评论了。另外，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自己的相关研究旨趣，我还特将2007年发表的《文化史研究的省思》一文，附在了书后，供作参考。
对于“她”字问题的研究，只是我有关近代中国新名词长期系列研究成果中的一篇。原本并未打算单独出版。后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改变了主意。需要说明的是，“她”字的文化内涵虽然丰富，但作为概念，其内在的思想张力仍有局限，不足以充分体现笔者关于近代中国新名词思想史研究的那一部分追求。这是单独出版此篇所难免的一点遗憾。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但我又力图不为其中某些“后现代”的极端化偏向所囿，而愿意对传统史学“求真”，进行适度的因果追寻（尽量摆脱“目的论”的**），以及凭“以古鉴今”的信念固执坚守。在我看来，那种认为“新文化史”只该专注微观问题的看法，也仅是皮相之见，与其说新文化史的旨趣在于揭示微观现象，不如说其志在洞悉微观问题背后的意义更符合事实。惟其神髓如此，它才更有值得我们取法之处。
其实“新文化史”与民国文化史研究的“旧”传统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以陈寅恪先生为例，他那“以诗证史”的强烈趣味，他对于语言文字之历史内涵的格外看重，他晚年融心智、心态、语言文学和性别史于一炉的独特努力等，都与“新文化史”的诸多表象不谋而合，只不过其表述方式较为“旧式”而已。在校对书稿的这些天，我一直在阅读陈先生80万字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除了不断体验其字里行间闪烁着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念之外，我还强烈地感受到他那治史理念的大胆和新颖。同时，但见满篇“河东君”，却不见“她”字踪影，也似乎使我找到了本书“引论”部分自我设问的可能答案。我仿佛听到先生晚年，面对“她”字的“横行”，由内心深处不断发出一种执拗的声音：我有不用“她”字的理由，更有不用“她”字的自由！这与我的史学研究方法无关。
自然，由于受到自身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本书仍难免存在诸多缺陷乃至错误，有待同道去弥补与修正。人文世界的博大与深邃，总是使得研究者感觉“贫困”与敬畏；而“事后诸葛”这一历史学者的社会职责，又不断激励着无数以此为业者勉为其难地去追寻，这种“困境生存”，早已成为清醒的史家们难以摆脱的宿命。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这种清醒。
最后，我还要对完成这本小书给予过无私帮助的其他学者、朋友、老师和学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之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我在各种注释中都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需要特别提到的还有方维规教授。方兄是我多年的学术同道和朋友，此次惠予序言，给以鞭策，亦当鸣谢。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和陈一鸣编辑，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不仅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还协助我重拍了那些独特的照片，这里也要一并致以谢忱。
黄兴涛
2009年7月25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