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已经出版五年了。五年来，该书得到了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学者的鼓励，也获得了多项意想不到的奖励。这样一本为“她”字做“传”的小书，能有如许影响，老实说早已超出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期待。特别让我欣慰的是，此种多少有些“取径”异样，不免被认为“微观”一点的研究，不仅受到语言文学界和性别研究界朋友的关注乃至嘉许，竟然还很快得到许多史学同行的认可，可见历史学这门古老、博大而深厚学科所内具的包容性。对于笔者来说，在这个喧闹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为知识积累做点切实的努力，所做事情虽小，却不乏一种实实在在的充实感。
2015年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希望增订再版《“她”字的文化史》一书，笔者欣然应允。这次增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借机增补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资料，涉及诸如郭沫若与“牠”字的关系；鲁迅有关“她”字的笔墨官司；1923年民国“通俗音乐之父”黎锦晖为推广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正确认知与用法而专门发表的《他、她、牠》歌曲；1924年蔡晓舟在中华教育社有关“她”字的提案和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一些有特色的相关新图片；等等；同时，还增补了一些当时被遗漏的前人研究成果。二是做了个别地方文字的修改。如为避免误解，把第八章的标题改为“现代性诉求与外语因素、汉语传统的互动”，特别补上了“外语因素”四字；该章的第一节把原标题改为“与‘他’发音相同又形体略别：‘她’字胜‘伊’之主因”，特别补上“形体略别”四字等，但基本观点则保持不变。同时，为使全书各章标题统一，特分别给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七章，增补了副标题，并在有关“文化史事件”及其叙述方法，“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与“她”字产生和社会认同的关系等方面，也略做了一点补充，以使原有的观点更加清晰化。
另外，这次增订，为尽可能弥补疏漏和多少有所改进，笔者还集中时间查阅了拙著出版后海内外陆续发表的近20篇有关书评。尽管书评作者对拙著鼓励居多，但也兼有批评或建议，如有的认为本书还是较多地关注了精英人物的选择，对下层民众的认同仍嫌揭示得不够充分；有的以为本书对“她”字的古代存在之性别延续意义的作用估计不足、强调不够；还有的认为20世纪40年代有关“她”字认同情况，可能仍有多加考察分析的必要；等等。可惜由于时间原因、资料局限或者认识分歧，这次增订却只能作个别表述的调整，无法多加改进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修订此书的过程中，得以见到杨剑利博士评论拙著的书评《现代性与“她”字的认同》一文，读后觉得颇有启发和感触。因就文中提出的批评做出回应，并作为附录收入此次增订版之中，但愿对读者了解本书的观点与内涵，能够有所帮助。
最后，笔者还想借此次增订拙著的机会，对梁文道、赵刚、张仲民、胡其柱、沈洁、岳秀坤、贾永梅、胡传吉、毕新伟、胡文辉、张俊峰、王飞、曹静、倪雪君、李倩、栗月静、王天根和杨剑利等为拙著写过评论文字的所有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的评论，多少都有益于自己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在原书撰写和增订过程中，戴逸、李文海、龚书铎、王思治、王汝丰、王道成、史松、李佩芬等前辈曾接受我的采访，特别是李文海、龚书铎和王思治三位先生，他们虽然都已离开人世，但其教诲和勉励，却将永远铭刻在笔者心中。李文海先生在拙著出版之后，还曾主动提议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既使笔者大感意外，又让笔者倍觉温暖。他老人家对学术创新的期待，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不会忘怀。此外，余华林、沈洁、韩秋红、陈鹏等曾帮助查阅资料；张仲民、瞿骏等曾提供参考意见，在此也要一并致谢。同时，笔者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王宁编辑，她为出版此书的增订版，特别是调换插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黄兴涛
2015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