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她”字从“他”中分化出来并成功流行，若只着眼于“她”字与“伊”的竞争，还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要想探究深层的根由，还必须将其放到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甚至现代性因素彼此之间复杂关系的网络之中，并总体置于近代国人的能动选择之下，去做进一步的透视才行。
刘禾曾从中西文化不平等关系的角度，来把握当时中国人发明“她”字活动的实质问题。在她看来，那些把汉语中没有欧洲语言里第三人称阴性代词的对等词视作“汉语本身的一种缺陷”、并为之设计种种方案加以弥补的行为，与其说反映了汉语本身的不足，还不如说正体现了“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这就是证明［5］。刘禾的观点当然有其道理。不过基于前文已有的各种叙述，笔者看问题的角度却与之略有不同。
诚然，“她”字问题就其出现的契机而言，的确与中西语言的接触有直接的关系，但那不过是直接因缘而已，其最终得以与“他”、“它”、“他们”、“她们”和“它们”系列词一道，成为地道的中文第三人称系列代词的新成就之时，根本上仍取决于汉语自身被时代激发出的现代化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取决于汉语使用者自身的主体性诉求和选择。换言之，汉语中经过了各种争论与选择而终获成功的“她”字之实质，并不取决于其所直接因缘的“西方性”，它在本质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之果，而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诉求之结晶，尽管中西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因素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说得更明白一点：“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霸道的西方，不是因为西方语言中有，汉语中也就必须有，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发生了关联，从而为汉语所接纳。在这里，“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只是偶然发生了重合而已。因为“她”字最初被某人设计成第三人称女性单数代词本身，同其后经过学界讨论、社会文化的实际选择而最终流行开来，两者之间仍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当时，并不是所有西方性的语言特点都被汉语所吸纳，可以从反面有力地证实这一点，此其一；其二，在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中，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并非是其语言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其很早就有的语言构造现象。它形成和存在本身与现代性并无直接关系，只是伴随着其他西方现代性事物而来，从而被中国人纳入现代性想象、赋予其现代性意义罢了。
现代性的内涵是丰富、多维而矛盾的，它既有特定的历史内容，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范畴所包含的与古代传统相区别的现代价值，又可以容纳从更为宽泛的“合理性”角度来加以把握的一般原则。前者昭示其历史性，成为历史学家能够把握的东西；后者则往往内蕴某种延续性和开放性，为关心普世价值的哲学家所乐道。就后者而言，它同时还表现出明显的相对性。现代性也有其模糊性、未知性和永不满足性的内涵特点，这是它面向未来、需要永远接受人类生存需要和意义寻求的挑战，因而注定要不断被加以批判、更新改造的潜在条件和源泉。哈贝马斯所谓“现代性是未完成的方案”，其深意也就体现在这里——它为人类反思永无止境的“现代化”过程，或持续增强人类不可或缺的“反思”能力提供了可能。今人在把握“现代性”内涵时，至少应该将韦伯、哈贝马斯的关怀结合起来。［6］如果能调和进某些后现代思路，当然最好不过。
现代性有“精确性”的要求。这种精确性在近代中国打上了科学精神的强烈烙印。在“他”字成功分化出“她”、“它”等字，“他们”分化出“她们”和“它们”等词的过程中，这一追求精确的现代性原则在自觉的语言设计者们那里，发挥了直接的诱导作用。从前文有关的诸多论争里，我们不难证实这一点；同时，现代性又并不排斥人类习尚的“简约性”之要求。不一定什么都是越精确越被认为“合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既精确又简约，才被公认具有“合理性”。如果有关第三人称代词的区分过于精确以至于烦琐累赘，也会遭到来自人性的自然抵制，从而体现出现代性某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些关于第三人称代词过于繁细的分化方案，如设置“通性”词和“中性”词等过于精确化的两分方案，当时不仅本来就少有人提倡，并且很快就被社会所淘汰，便与此种“合理性”要求不无关系。在这一点上，汉语表达及其语法的某种简约性传统，也正好与此一要求内在契合，因而自然发生合力作用。可见汉语传统，也未必都与现代性诉求彼此扞格不通。
不过，这种“精确性”和“简约性”诉求的作用，又是不能孤立看待的。即便是从现代性诉求的内部角度说，它们也与男女平等观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彼此联动、相互制约。
单就“精确——简约”结构的现代性诉求角度来看，如果说在一般语言中，不妨从男女性别上对第三人称代词加以区别以表示其性别差异的话，那么单数词的性别区分，直接与独立的个体主体性相联系，相对来说似要比复数词的对应区分更显必要。刘禾所提到的近代以来，“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或许可以从这种相对“合理性”角度，得到某种释解。
无疑，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精确”和“简约”与否的认知及其标准都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同时代的人，也会有差异，这从前文有关“他”字分化问题的论争中不难得见一斑。但不可否认，将这两种受到近代科学精神洗礼的矛盾诉求结合起来、而又与“男女平等”原则形成互动的那种“现代性”整体诉求，的确是近代中国推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和复数代词以后来的流行形式产生、并终获认同的直接动力之一。当然，这并不表明，“她”字及其第三人称系统代词的最终成功，就在于它们完全符合了现代性的主导价值及其矛盾结构。因为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都同发一个“Ta”音的结局，无论如何都很难将其与所谓“精确——简约”结构的现代性诉求直接挂钩，而只能归结为汉语“多字可以同音”这一传统的强力延续及其与其他现代因素共同作用的互动之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she”或“elle”之类）的设置，乃至区分男、女、中的整个性别代词系统的存在本身，均不能说直接就是语言现代性固有的标尺。在西方，各种语言内部早在其现代化过程开始之前，就已产生此类语言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西方语言中那些原本并不必备“现代性”价值的词汇和概念，在转化成中国语言形式时，却也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不能带有“现代性”因素或功能，或者说一定不会卷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直接行为中。这里，时空已发生错位，刘禾的那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论［7］，或许能够发挥一点解释作用。由于中西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度的新文化人，在将“先发”现代化国家语言里女性第三人称代词转化成中文词汇的“跨语际实践”中，自觉地赋予这种性别代词以诸种现代性的使命与意义，寄予一种现代性的追求，乃是十分自然的。不过需要同时强调的一点还在于，在这些西方语言的性别代词里面，本身就存在着可供中国人进行类似精确性和男女平等价值想象的可能空间，此乃这类“跨语际实践”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
其实，即便不考虑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之区分与西方语言文化中的那些现代性因素是否具有涵容关系，仅仅将其视为众多西方语言文化系统里一个难以忽略的现象来加以简洁有效的中文“对应”，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当时，与现代性伴随的全球化过程相一致，满足或适应一种同世界性强势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时代需要与挑战本身，也未尝不可以说是语言“现代性”的体现或现代化的要求。西方语言在这一过程中，难道不也同样吸收了东方语言的东西吗？刘半农在论证“她”字的合理性时曾指出，即使该字并不能在汉语中最终流行开来，仅仅作为一种西方语言文化的翻译词存在，也是有其用处的。可见他对此种意义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从本质上说，不同文明下的语言或许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有没有男女第三人称代词的区分，也不构成为某种语言内在的“不足”、“缺陷”或者“优长”，在这一点上，笔者与刘禾的看法并无不同，因为不同语言的形成，均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条件［8］。但若是具体到各种语言自身的内部去看，每种语言无疑又都有着各自不断丰富、发展和先后经历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以前没有“她”字，固然不能说是中国语文内在的缺陷，但有了“她”字，却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文化自身的新内涵（下文还会具体讨论），这正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跨文化交流带来的好处。为什么新增的“美妙”就一定要是往日相对于其他文明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呢？！［9］
在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由于其社会、政治和文化优先进入现代化，故其语言在许多方面也较早地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当这些西方国家以殖民侵略的方式来到东方时，其所带来的语言强势乃至文化压迫中，自然也会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这种现实的文化“不平等”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与启迪实际是并存的。回顾近代，理性的中国人不会否认，清末民初大量科学术语和新词汇的引入、新创，正规汉语语法的自觉探索和现实讲求，西方新式标点符号系统的选择采纳，均已构成为汉语现代化毋庸置疑的重要内容。“她”字虽不能说是这一西方语言现代性引进中国的直接产物，但它无疑是中国人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通过与西方语言文化接触、碰撞而创造出来的美妙之果。
此外，从“现代性”的历史内涵角度来透视该问题，“她”字的产生和社会化认同的实现，与男女平等、女性自主的现代价值原则，以及大众至上的民主想象所参与起到的复杂多向作用，也不无关联。
关于大众至上的民主想象的功能，我们从前文分析的民众白话口语发音、大众语运动等对社会选择“她”字的影响，可以集中概见；而男女平等价值原则所发挥的作用却远为曲折而复杂，并不完全呈一个作用方向，有时甚至是反方向。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揭示过的，它的真实效果，最终取决于同时参与作用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一方面，它不仅曾被笼统反对“他”字应分化的人们所利用，也一度成为拥护“伊”字者排斥“她”字的重要观念因素；另一方面，它与精确性分别原则也有着相互涵容之处。男女平等，既是消灭男女畛域的共同人性标准的呼唤，同时也未尝不是男女性别首先明确区分、彼此独立的诉求。更确切地说，要“平等”必须先“区分”，只有真正把握了彼此的“差异”，才能最终寻得真正的“平等”。现代性内在的这一深层矛盾，在一个小小的“她”字问题上，可以说得到了高度集中的体现。就此而言，汉语传统中不分男女的“他”字，也并不意味着尊重女性的男女平等——实际上，与其说它是旧时代男女平等的文字标识，就像前文提到的当时有些论者所声言的那样，毋宁说它乃是漠视女性、甚至轻贱妇女独立个性的语文表征。因为那是一个公认妇女遭受歧视、女性独立意识没有觉醒的时代。［10］当然，更为稳妥的看法或许是，传统汉语中男女不分的“他”字使用，只是一种独特的东方语言习惯而已，同男女平等与否，本无直接关联。
不过，创制“她”字的五四时代却出现了新的背景。尽管笔者在当时有关该字的争论中，并未看到有人直接以“男女平等”为辞，主张女人应该有一个与男人并称的第三人称单数符号，但谁又能完全否认在众多的认同者和使用者的心目中，男女平等可能也成了其潜在的价值动因呢？事实上，“她”字诞生于主张社会平等、男女同校、同工同酬，妇女参政等思潮澎湃的时代，康白情等人对“她”字最初实践的例证，以及人们从“男女平等”价值观出发对“伊”字的维护和拥戴等，都能间接、曲折地说明这一点。
至于说到“她”字在“他、她、它”序列里最终获得定位的过程中，这一“男女平等”原则参与作用的途径，那就更加微妙了：它虽不足以根本动摇“她”字的地位，却帮助抑制了“牠”字（至少在继承左翼文化运动传统、更强调男女平等政治文化的大陆，“牠”字终被淘汰），从而成全了“它”字。而这反过来，无疑又有助于“她”字地位的巩固。今天，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尽情地享用这一方便的女性新代词符号的时候，从字形上已经很难再感受到“她”字当年那些曾经让人敏感的内容了。因为习惯成自然的语言属性，有助于人们忘记这一切。
综上所述，笔者愿意再强调一遍，汉语中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发生与成功，最初虽起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也有传统语文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却是其被时代激发出的具有内在矛盾和张力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主导作用的产物，是这种诉求、需要与西方语言和汉语传统互动的结晶，尽管其最终结果及其达成的方式本身，未必全然符合“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换言之，在“她”字生成和得到认同的过程中，以英语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存在和以“女”旁造阴性字的汉字传统等只是直接因缘，却不是其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其最具能动性的决定性因素，乃在于作为主体的中国人的现代性需要、诉求及其选择［11］。正因为如此，“她”字在刚刚诞生之时和被书写使用之初，其身上充满了生气淋漓的现代性，也就毫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