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她”字出现后，究竟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何种新的变化和后果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她”字在现代汉语中最初如何被使用的实情。
概括而言，“她”字创生之初主要被用在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实在的女性第三人称；二是作为女性象征符号，同时被用于指代那些抽象的、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美好价值、值得珍爱的事物，像祖国、自由、科学、文学［12］等等。
在前文中，我们曾较详细引述1919年至1920年4月以前“她”字被使用的情形，也部分地提及20世纪20年代前期“她”字的有关使用，这些都可以印证上述用法。仅从当时“她”字入诗和入文的早期经历来看，它显然参与了揭示妇女被压迫的遭际、呼唤女性权益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从语法改造和女性解放主题等多个方面，参与了白话文运动和新文艺运动。由于当初“她”字的设计和实践，主要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们所为，故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也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其具有特殊标识性的符号之一。
这里，我们不妨以1921年《解放画报》上最早使用“她”字的图画——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明确使用“她”字的图画为例，来形象地补充论证这一点。《解放画报》创办于1920年5月，它致力于做“解放”和“改造”的功夫，主张革新旧社会，振兴新中华，因认为“妇女问题比别种问题重要，要讲解放，自然先从妇女做起”，故实际成为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通俗读物［13］。在五四后期的新式妇女刊物中，《解放画报》也是较早明确区分男女第三人称代词使用法、并大量使用“她”字的报刊［14］。1921年8月，该刊第14期曾专门刊登一个“更正”启事，颇为引人注目：“更正：本报第十三期不浊先生的《邻人》小说一篇，‘他’代表男子，其插图误会女子，特此更正”［15］。可见其对区别男女第三人称代词之郑重其事的态度。《解放画报》名为画报，实际上插图并不多，还是以文字为主，这就使得其中的插图相当惹眼。
在《解放画报》上，最早使用“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插图是1921年7月第13期上的《谁的罪，她为甚么要自杀？！》（见彩插图），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她”字最早入画的艺术作品。它通过“她”字这个崭新的女性性别符号，宣示了画面中的自杀者及其所代表的妇女阶层的不幸命运，谴责了“从一而终”的陈腐观念像幽灵一样毒害与残害中国妇女的罪恶，可谓是当时以艺术形式控诉摧残妇女的腐朽文化的新尝试。该作品的作者署名麟心，全名席麟心，生平不详。其同时和稍后刊登该画报的作品还有4幅（见图40～43），它们或批判妇女自贱自残、麻木不争的愚昧行为；或呼吁、鼓励妇女从家庭内部反抗不当的教训开始，逐渐走向社会，实行自救等等，总之都无一不以妇女解放、促其觉醒自强为主题。
映霞的两幅使用“她”字的作品（图44～45），也是如此，它们尤其凸显妇女自省、自尊和自立的意义。这七幅作品，也是笔者所能找到的《解放画报》上“她”字入画且专门指代妇女的全部作品。另有一幅作品中也有“她”字，但却指代国家，后文还会提到。
图40 麟心绘。画中题字为：“她也是丈夫的亲骨肉，为甚么要这样的恨她？”通过使用“她”字，旨在批判社会歧视妇女，尤其是妇女自我贱视的行为。原载《解放画报》第14期（1921年8月）
图41 麟心绘。画中题字为：“打器在她的旁边，她一味的不用，难道不要解脱这种束缚么？！”两个“她”字，承载着“妇女解放”的呼声，表达一种哀其不幸、愤其不争的情绪，呼吁妇女自救。原载《解放画报》1921年9月第15期
图42 麟心绘。针对画中老太教训女子：“社交国事女孩儿家不准开问的。”作者题词道：“这种束缚女子的言语，她再愿意服从的么？！”原载《解放画报》1921年10月第16期
图43 麟心绘。画中题字为：“这个婆媳的动作，可以代表专制家庭的恶习惯。吾看她不过是同性相残。为甚么还不快快改革呢？！”原载《解放画报》1921年10月第16期
图44 映霞绘 。画中题字为：“她的眼睛里只爱这样东西（指美元），随便叫她做什么多愿。”原载《解放画报》1921年8月第14期。作者借以表达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图45 映霞绘。画中题词为《深闺》：“她为什么要终日坐在这里，不去干点正经。仿佛守在牢监的样子。这人有什么用处呢？”原载《解放画报》1921年8月第14期
综观以上七幅（包括彩插图部分一幅）早期“她”字入画的艺术作品，可以看到《解放画报》的画家们自觉通过“她”字这个新性别符号，突出地张扬妇女自尊、自重、自强、自省、自救主体性的那种艺术旨趣和文化追求。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形象写照之一。
考察“她”字引入中文后的文化效应，不能不从更为广阔的视阈明确提出“她”字的中国现代文学意义问题。这当然也只能是一种“后见之明”。2007年年初，笔者在日本京都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她”字问题做完报告后，坐在旁边的陈建华教授问我：“她”字算不算中国现代文学关键词？我们两人在简单对话中，都认为应当是！［16］但当时却没有机会就此问题展开充分商讨。我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讨论：角度一，“他、她、它”等第三人称系列代词的现代白话文学叙述功能如何？角度二，女性性别意识的变化、强化，对现代文学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妇女解放、女权伸张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主题中的地位怎样？角度三，“她”字及其相关字词的文学象征功能如何体现，等等。
全面深入地回答上述问题，非笔者目前所能办到。这里只能就自己思考所及，略作阐释。近年来，文学界已有学者著文强调性别意识状况“必须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考察的范围”。［17］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性别意识状态的总体构成特征是：“现代性的正面价值状态、现代性的异化状态以及前现代性价值状态交互并存”。［18］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较为客观的。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汉语中一个逐渐常见，变得最为普遍的女性性别符号词之一的“她”字，一个可以代表女性个体又可以超越女性个体的“她”字，随着其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它所代表的文学中的女性主体，就功能而言，可能既成为现代性正面价值的载体，也成为现代性异化状态和前现代性价值的载体，或者更多的时候成为这几种价值无法分割的“交互并存”之复杂载体。但尽管如此，由于“男女平等”的现代性价值与男女精确分别的现代性原则的统一（也即前文所言，男女平等以独立、明确的男女分别为前提），我们仍可以在现代性主导的正面价值域内，来讨论“她”字的现代文学意义问题。
拿鲁迅的现代文学实践来说，他所成功塑造的三个现代不朽的女性文学形象，即《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都出现在其起用“她”字之后。这虽然应主要归功于鲁迅小说创作技巧与思想成熟的结果，但如果离开了那频繁使用的性别代词“她”字的穿插勾连，以实现主体再现的功能，这些女性文学形象还能否如此清晰、鲜明、生动、自然和典型化？其针对“男权”的性别文化批判功能和女性命运之揭示力度，还能否如此凸显？我以为都是值得怀疑的，起码要打些折扣。换言之，鲁迅所塑造的女性文学形象的成功，与他正式起用“她”字的过程基本一致，这一点绝非偶然。其他作家的相关实践，或亦可作如是观。
谈论“她”字的现代文学意义，还不能将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看，否则将难以见到更为深层的关联与内容。在中国，本来一直存在着将事物作阴、阳二分的文化传统，比如，像花草、水、月亮等，也往往被文人作为具有阴柔之性的事物来加以描述，只不过没有在第三人称代词的意义上加以区分罢了。而现在一旦区分，并以“她”字这个鲜明的阴性符号来加以标识，其原有的传统文化意蕴不仅未因此埋没，反而得到彰显，那种有别于西方的无限阴柔之美的意象，借以生成和传达。这一点，我们从前文提到的1920年4月以前有关“她”字的诗歌书写中，已可略见一斑。这难道不是对传统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创新与传统，现代性与中国民族性的关系，有时正是如此体现。这对那些总愿意简单理解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者，未尝不是一种教训。
值得强调的是，“她”字的诞生与实践，无疑给女性性别意识的渗透创造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空间。在女性被赋予到各种各样美好事物上去的时候，带给人们思想、情感怎样的丰富与联想，这种思想与情感又怎样地有别于以往，这是人们理应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以“她”字被用来指代祖国为例，它一方面显然有助于激发人们对于祖国江山如画的美丽可爱情愫的联想；另一方面，在传载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又能自然地包容传统“儿不嫌母丑”的孝亲意识，从而给现代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强化，增添新的理性资源和情感动力。因此，对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她”字的新生和流行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对此，刘半农那首传诵极广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所具有的魅力，可以为证。该诗所表达的那种海外游子眷恋祖国的情怀，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
（一）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二）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三）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四）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如果人们想体验那种以“她”字或不分性别的“他”字来指代祖国时所带来的不同感受，不妨将刘半农此诗，与前面提到的俞平伯的《别她》一诗，以及1916年胡适所写的那首专门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他》进行参读对比。［19］有趣的是，当女性的“她”字与中性的“牠”或“它”字流行开来之后，人们再回过头去读胡适的那首白话新诗《他》时，会感觉到其中已发生了些微变化——即“他”字再也难以“超”性别传达诗意，而只能是“跨”性别酿造诗情了。
图46 这幅镜蓉所绘的画，是笔者所见中国最早以女性指代祖国，并以“她”字加以标明的艺术作品。载于《解放画报》1921年11月30日第17期。其中题词写道：“她受过四千多年束缚，已经半身麻木。现在有人扶着她走，总该起来活动了”。这里，不仅以女性指代祖国，且以女性来搀扶“她”醒来活动，由此寄寓了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象征性和主体性地位之双关意
在古代中国，国家虽常被称为“父母之邦”，但一般说来，象征和代表国家者仍为“君父”。将“母亲”作为国家喻体的“祖国母亲”说的流行，乃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它受到英、美、法和苏俄等西方国家相关用法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受到外来民族欺压凌辱的民族命运所引发的情感想象息息相关［20］。1925年3月，留学美国的诗人闻一多**撰写《七子之歌》的组诗，将澳门、香港和台湾等七地比作祖国母亲的七个“儿子”，通过对“母亲”的一声声肝肠欲断的呼唤，表达出一种催人泪下的爱国深情，可以称得上是此类文学活动的最佳诠释。
关于女性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克内则威在《情感的民族主义》中曾分析指出：
历史上有很多事例都证明民族主义一直明显地具有性别之分。……我们明白，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秽的策略。很清楚，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人们认为，女人“不仅是女人”，还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在男人的话语中，女人们被表示为一个团体，充满了一些（想象出来的特征），这些特征跟国家的特征很相像。比如，我们习惯于说“祖国母亲”或“故乡母亲”，就是这一观点的两个例子。［21］
此种情形也同样存在于近代中国［22］。这就为以“她”字来抒发对祖国和故乡的独特情感，以受辱受难来隐喻其多舛的命运创造了条件。1934年5月，当诗人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以这样的方式来大量使用“她”字时，就不能不引起受难中的国人强烈的情感共鸣。诗中的“大堰河” 既是诗人艾青的保姆，又何尝不是其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和家乡故土命运的隐喻与象征！实际上，在艾青的心灵深处，“大堰河”正是一个养育恩、阶级爱和民族情汇聚而成的“母性”统一体。
可以说，以女性及其标志符号“她”来代表和象征现代民族国家——祖国，这一用法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妇女和性别观念发生改变的结果，又反过来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尊重妇女这一新时代的性别价值取向。
在近代中国，“她”字的创制和运用，还曾一度参与引发国人对于个人与国家、性别与国家之关系，乃至国家性质与民族命运的某种新的想象与认知。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严复、辜鸿铭等人拿阴性第三人称的代词符号做文章，亦庄亦谐地主张帝制、反对共和政体，可谓一种别具意味之证明。这也是“she”字或“她”字在中国的一段特殊的现代政治思想经历。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载，严复本不喜共和制度，声称帝制属阳性，共和属阴性，“法国自由神乃一女子，金冠长裾。美国花旗，缀于绝色女子之身，或负肩臂。而征之古罗马国徽，曰战神（Mars）、曰日神（Apolo），未闻尊月神（Diana）。阿灵比亚（Olympia）大会，特尊天王（Jupiter），足征帝政为男性，始可君临天下。又以英语训‘国度’属女性，代名字曰‘she’。盖大地属阴性，而临天下于地上者，属阳性也”。同时，严复还别有用心地引证《汉书·外戚传》中的“共和”为“昭仪之号”中的最末等，“据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来隐射共和制为“最贱之女性”。对于严复的类似议论，保守的辜鸿铭极表赞同，并进而穿凿发挥，认定“严氏谓共和为女性国家，实发前人所未发，为建设国家不灭之论”。 他声言遍览西文群书，饱读中国古籍，“终疑共和制度无奋发振拔之气，今始知涵女性过多，始有此弊”［23］。
图47 民国初年，精通西学、英文，但从抵制共和政体角度间接反对引进“她”字的严复（左）和辜鸿铭（右）
在严、辜二人那里，“she”字指称国家，竟成为欧美近代共和国家“阴性”过重、必须加以反对的理由，自然也就不会赞同在汉语中独创对应新字，将其郑重延揽进来了。由此反观，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创制，由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刘半农来完成，最初又被热心新文化的康白情等新潮青年所率先使用，也就并非纯属中西接触的偶然结果，而实际上包含了新文化运动者的主动选择过程。
刘禾曾经从文学对“她”字运用的角度，就“她”字这个新的性别符号出现后，“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利关系”的问题，做过简单的提示性分析。她指出，“她”字作为一个“指示性的性别建构”符号，“反映并参与了20世纪初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男人、女人和国家分别地同时也是通过对方发现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建构性别差异，以及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应该或者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能量” ［24］。由于笔者对所谓“20世纪初以来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是否存在，以及实际状况如何还缺乏研究，故无法判断“她”字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切历史功能如何。但笔者也的确看到，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性别意识确实得到了新的强化。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以“女”字参与组合的新词，如女界、女权、女学、女国民、女士、女报、女性、妇女（旧词新用）等，无疑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在标识女性的新字新词中，最具有社会日常化功能意义的，又是“妇女”和“她”这两个词。研究民初以来中国性别问题史的学者，对于包括“她”在内的一系列代表女性的新词汇之运用及其功能问题，实无法回避［25］；而对于各种（具有管理性质的）登记表里，都程序化地设有“性别”一栏这一做法的社会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在中国，以“她”和“他”的分别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区分的意识觉醒，还曾引发信仰宗教的人们展开神性与人性差异的联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介入到宗教意义域。在指代男神和女神的时候，一般人通常会自然而然地使用“他”和“她”。但也有人会认为这样使用不妥，特别是部分极端自觉而又很敏感的基督教信仰者。于是，专门指代神或耶稣的第三人称代词“祂”便随之诞生了。笔者不曾考证该字出现的具体时间，但在现在的香港和台湾的教会人士和基督教机构里面，这种用法至今仍然存在，在基督赞歌集和坊间的报纸文章中还较为普遍。甚至它还曾一度导致在新的《圣经》翻译里，有关耶稣的第三人称究竟是该用“祂”还是“他”字的讨论。台湾牧师（蒋介石夫妇追思礼拜的主持人）周联华曾写过《圣经中的“祂”和“他”》一文，就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认同在通常情况下谈到上帝或耶稣时使用“祂”的合理性，却反对翻译《圣经》时——即“在历史脉络里”也这么用［26］。
笔者不曾研究“她”字盛行后，对基督教、佛教等经典和文献的翻译与传播是否产生过影响，比如民国以来的佛教界在提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第三人称究竟是用“他”、“她”，还是其他什么字词？我想，这类问题也应该是值得注意和探讨的吧。
除此之外，笔者还想就“她”字是“借用”还是“发明”的性质问题，再说几句。如前所述，早在五四时期“她”字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寒冰就曾指责该字并非刘半农所新造，而是从“千年古墓中挖掘出来”。2005年笔者在补充刘禾有关“她”字历史的短文中，因同刘禾一样使用了“发明”一词，也遭到张巨龄先生同样的质疑，认为古汉语中本有“她”字，严格说来刘半农只能算是一种“借用”，未可称之为“发明”。［27］张先生所使用的证据，与寒冰基本相同。
诚然，在南朝梁代的《玉篇》等古文献中，都曾有过“她”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但其字或谓乃古文“姐”的异体，或谓乃“毑”的异体。就认同较多的前者而言，它也不是“姐妹”之“姐”，而是“母亲”的称谓字，且不是代词，而是名词。两者之间所同者不过仅为字形和代表阴性而已，字音、字义、词性均风马牛不相及。不仅如此，此字当时还早已为世罕用甚至不用，刘半农造字之初，也并不曾知道古汉语中有过此字，故他在《“她”字问题》一文中曾明确表示：“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要是以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成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若仅就字形符号一点立论，刘半农此话实可为今人定性其活动为“借用”提供理据。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他当初创用此字时，并不知早已有同形的古字存在，实际上钱玄同和周作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谈及此事的人，起初也多是如此。只有寒冰一人乐意反复强调这点。因此笔者以为，指出“她”字字形的古代存在和阴性表示功能是有意义的，甚至也可以说它体现了某种汉字造词的传统之延续，但如果就字义、字音、词性和创用者刘半农本人最初对古字形的实际“未借”的综合情况来判断，称其活动为“创造”和“发明”，似乎也大体不差，甚至比称“借用”，还更能体现这一活动的创新性语言文化意义。刘半农逝世后，胡适、鲁迅、林语堂、周扬，以及许多语文史家，都认为“她”字为刘半农创造发明，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为稳妥起见，更严谨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不只是看外形，而是就形义的统一体而言），乃为刘半农所创造和发明。
20世纪30 年代，鲁迅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郑重宣称了刘半农对于现代意义的“她”字的发明权，并作为权威的见证人之一，对他这一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令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28］。鲁迅先生这种理性的称赞，对于今人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刘半农等创造使用“她”字的思想文化史意义，显然很有裨益，不过他同时把另一个“牠”字的发明权也归为刘半农，却并不准确。
实际上，如若更严格说起来，就形、音、义三者统一体这一更完整现代意义上的“她”字而言，将发明权归之为刘半农一人还未必很妥当，它应该是刘半农、康白情等许多人争论与实践的智慧碰撞之结晶。因为刘半农本人一直并不主张“她”字读“ta”音，甚至直到最后，在他看来“ta”也不应是“她”字的第一个读音。当时主张发“ta”音的人很多，这一发音毋宁说是汉语传统与该字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社会文化实践中被选择的结果。
现代的“她”字从其创生至今已有90余年了。当今人熟练、自然、乃至痛快淋漓地使用这一阴性代词的时候，已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它的过去。笔者相信，一旦人们了解了“她”字前述曲折而多彩的历史，听过或看过它生动而具体的近代故事，一定会增加使用“她”字之时的文化自觉，并从一些特殊的角度，丰富和深化对于那段中西交融互动的文化史的认知与理解。
最后，笔者还想提到的一点是，“她”字虽然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极其常用的“关键词”，但有关“她”字问题的争论，民国时期似乎还不能说就已经完全终结了。甚至直到今天，对于“她”字乃至整个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化，也依然存在着非议者。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就不断有人公开宣称：“她”字是“没有必要的”，是“不该用的”或“多余的”。［29］不过除了旧有的理由之外，非议者们大多会使用所谓“语用价值”的衡量标准，强调其不符合传统“汉语、汉字的规律”等一类新表述。而与此同时，关心女权的人们，有的也很自然地仍不满意于男女混合或泛指的第三人称代词继续使用“他（们）”而不是“她（们），认为这仍然是歧视妇女的体现。［30］或许，在未来的岁月里，类似的讨论还会不断借助新的契机、以新的方式，持续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字的地位无论如何都不会因此而有所动摇。
参考文献
［1］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1页。
［2］在查阅金福申此文的过程中，曾得到清华大学魏万磊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3］1934年夏，陈望道等领导发起的大众语运动，正是直接针对汪懋祖等倡导的“文言复兴”运动的。而“文言复兴”运动所酿造的情绪明显不利于“她”字的流通已如前述。
［4］笔者并没有“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情结。但我觉得这两个概念仍是可供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的有效工具。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也仍有可以改进、发展的必要和空间。何况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一词即已流行，30年代中期，“现代化”概念也已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了解，并成为影响当时现实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观念呢？开放型、发展中的新的文化史研究，固然可以置重“叙事”，但也不应简单排斥“论析”，更不应限制分析工具。笔者以为其根本旨趣，或在于更为多样生动的叙史方式，更为广泛灵活的材料使用，更为自觉的意义寻求和反思精神，更为浓烈的语言兴致……还有对于展示“过程”高度看重，对于曾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尽量“呈现”，等等。而归根结底，其基础不外是对于文化“主动性”作用的极度重视，以及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透视、把握、反思各种范围历史的空前自觉。新世纪以来，关于西方的“新文化史”，海峡两岸已有不少介绍和研究，且逐渐引起更多关注［可参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新文化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载《河北学刊》，2004（6）。他另著有博士论文《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等］。但实际上，对于西方这种既存的“新文化史”，我们也当取借鉴和反省的双重态度，不应一味高唱赞歌。
［5］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的中文译本，第50页。
［6］关于现代性的内涵可从历史性和开放性两个维度来把握、即从历史和哲学的双重视角来认知一点，可参见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谈“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4）。
［7］参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一书。
［8］在这方面，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认识或许更为机智。他关于文化的论说也适用于语言。他说：“按我的界定，强的相对主义者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与别的文化一样好。我的立场更具有怀疑论色彩。我是一个弱的文化相对主义者。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知道各种文化是否平等，因此聪明的办法或许是照此行事：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给别的每一种文化某些教益！……由这种立场出发，在我眼中，某些文化长于某些方面，别的文化则长于别的方面。”（见［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9］2007年3月，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东亚科学与艺术综合研究的继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与孙江、刘建辉、陈力卫、冯天瑜、方维规、荒川清秀、铃木贞美、吉泽诚一郎、川尻文彦、杨念群、王奇生、陈建华、张寿安、岩月纯一等学者围绕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获益匪浅，而看法愈坚。
［10］在此问题以及汉语在清末民初被强烈激发出“现代化”诉求一点上，夏明方教授曾给予笔者很好的启发意见。
［11］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辨析，请参看本书附录二。
［12］如1925年1月，刘半农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写道：“说起文学，我真万分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她竟如被我离弃的很渺远的一个情人一样”。见《半农杂文》第1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出版，第199页。
［13］参见《解放画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96页。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说《解放画报》只见16期，这是不准确的。我就见到第17期。
［14］《解放画报》第7期（1921年1月26日）上已出现标题中带有“她”字的小说《她悔婚的理由》。
［15］见《解放画报》第14期，第22页。
［16］从性别意识关键词的角度探讨文学现代性问题，陈建华也是一个自觉者。他的《“**”的都市与革命乌托邦想象》，便是这方面的尝试。见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59页。
［17］李玲：《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2）。另可参见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李玲：《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19］胡适《他》诗作于1916年9月，是一首爱国的白话五言诗。该诗写道：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要如何待他？《他》首次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1920年被胡适收入《尝试集》中。1922年，赵元任将其谱曲后收入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诗歌集》。1926年，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被赵元任谱曲，同样收入《新诗歌集》中，不过，“她”字却被赵氏改成了“他”字。据晚年的赵元任解释，改为“他”字后，意义更为宽泛，有助于各种想象的发挥。关于《教我如何不想她》，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据赵元任夫人在《杂记赵家》一书中载，1930年前后，她所任教的学校学生原以为刘半农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有天见到刘半农，发现竟然是个丑老头，大失所望。刘半农知道此事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以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1934年，刘半农早逝后，赵元任挽联写道：“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20］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情况似有些例外。李洪岩指出：“德国人是以父亲而不是以母亲指称他们国家的，莱茵河就是他们的‘父亲河’。这与我们将祖国或黄河比喻为母亲的情形刚好相反”。见氏著：《读书逢喜事》，载《中华读书报》，2007-12-19。
［21］见［克罗地亚］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见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转见杨慧赠阅的论文：《中华民族共有的最高诗情——“祖国母亲”考辩》（2007年未刊稿）。
［22］郭沫若那首著名的《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1920年2日与3日发表于《学灯》），就开始把祖国比作无限思念的“年青的女郎”，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炽热的恋歌。
［23］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9页。
［24］刘禾《跨语际实践》中文译本第52～53页。
［25］关于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新的性别名词的关系，目前学界重视不够也研究不足。比如近代以来，“妇女”一词作为群体符号极为流行，而同“妇女”相对应的“×男”双音节词却从未构成，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它或多或少表明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始终是一个不能忽视、需要经常作为整体对象来谈论的“问题”、“话题”。只有那些不必格外关注和特别对待的对象，才不需要有明确的流行的整体称谓。
［26］周联华：《圣经中的“祂”和“他”》，载《圣经季刊》，2007（21）。感谢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寿安研究员帮助提供此资料。
［27］参见张巨龄：《“她”字不是发明，而是借用成的另一形声字》（载《光明日报》，2005-08-09）和黄兴涛：《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载《光明日报》，2005-07-26。前文是对后文的某种回应。这里借此机会，笔者也对张先生的文章作出再回应。实际上，类似张先生的观点除了本书中已经提到的之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如徐柯：《康居笔记汇函》中的《闻见日抄》中即有此类意见）。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类似意见也时有出现，可见刘又辛、鲍延毅：《关于“她”字的商榷》［载《语言研究与教学》，1984（3）］；刘兆吉：《“她”字略考》［载《语文园地》，1985（11）］；贺祥：《“她”字并非刘半农所造》［载《咬文嚼字》，1997（5）］等文。
［28］鲁迅：《忆刘半农君》，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2页。
［29］可见张质相：《不该用“她”和“妳”》，载《汉字文化》，1994（2）；李栋臣：《没有必要的“她”》，载《语文建设》，1995（4）；王媛媛：《从“ta”看“他”与“她”》，载《大众文艺》，2010（6）。如王媛媛就认为“‘她’其实是个多余的字，从产生到运用都是不符合汉语、汉字的规律的，其语用价值曾经并且也是可以完全被‘他’取代。如若没有‘她’，也从根本上避免一些如‘他∕她’，‘他（她）’及‘他（她）们’等的不规范语法，也许更不会有‘ta’了”。
［30］可见陈丛耘、李彤：《谈“他”与“她”的语言性别差异》，载《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1（8）。张质相先生20世纪90年代反对使用“她”字的重要理由之一，仍然是坚持认为 “她”字有歧视妇女意味。见其前引文《不该用“她”和“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