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登出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态度鲜明、指名道姓地追讨“她”字的“始作俑者”，毫不含糊地反对使用该字，主张立刻加以废弃，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寒冰此文发表后半个月，孙祖基随即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登出《“她”字的研究——刘半农果真是错么？》，予以反驳。几天后，寒冰再发《驳“她”字的研究——刘半农不错是谁错？》一文，孙祖基也作《非“驳‘她’字的研究”》一文应战，于是两人一来一往，在《学灯》上打起了擂台。同时，邹政坚、梦沈等人也在《学灯》先后撰文，与寒冰辩论。而寒冰则越战越勇，复作《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和《再驳“她”字的研究》两文，继续与之周旋［1］。这样，1920年4月，关于“她”字问题的争论就进入到一个**。其中的主要文章，不久还被《新人》杂志的主编王无为汇集在一起，供人讨论，其势头一直延续到是年夏秋。
图16 《新人》1920年第2号对此前有关“她”字讨论文章的汇集
1920年6月之后，远在欧洲留学的刘半农也加入到论争中来。他写成著名的《“她”字问题》一文，寄回国发表在是年8月9日的《学灯》杂志上，首次正式而全面地申述了自己主张“她”字的理由。寒冰则仍不屈不挠，再作《续论“她字问题”》载于3天后的《学灯》上，给予激烈的回应，大有真理在手，决不服输之慨。
除《新人》和《学灯》外，当时卷入这场讨论的，还有《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等其他报刊。直接或间接参加论争者，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人之外，还有邵力子、陈望道、蔡元培、大同、壮甫等人。1920年年底到1922年关于“‘他’字分化”的讨论，其中也涉及不少“她”字问题，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余脉。
作为这次“她”字论争**中反对“她”字的主帅寒冰，在与刘半农直接交锋之前，他主张废弃“她”字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文字的最高目的，只在适应人的需要”，而文字是否适应人的需要，“就以能够得到大众的公认为前提”。“现在大众已经公认从前的他字已经达到适应需要的目的，（故）没有更改的必要”。二是从时间上考虑，文字使用对大众是越方便越省事越好，现在大众见了“他”字，一见便晓，不费思考的时间，而见到这样用法的“她”字，字典里也“无证”、“无据”，反而费思考的时间，“这真是庸人自扰”。三是认为，既然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要改为“她”，那么女子自称的“我”、“吾”、“余”和别人称女子的“你”、“伊”［2］、“汝”等，也应该一律照改，以示区别，这岂不是太麻烦。四是中国古文中本有“她”字，所谓“她字《玉篇》古姐字，《说文》：蜀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亦作她，或作媎……《六书故》：姐，古文，或从也声，作她。或从者声，作媎”。寒冰还提到该字的另外两种古代读音，即一为“子我切”，音“左”；二为“陈知切”，音“驰”。在随后的辩论中，他明确表示，其之所以要指出“她”字的这一来历，不是笼统反对“古字今用”，而是意在证明：“‘她’字不是刘半农自己造的，是从千年古墓里头掘出来的”。同时，“她”字在古文里既已有固定的意义，就不便用作新的意思［3］。五是强调“她”与“他”同音，故“‘她’字的改革，只能在字面上显现差别，口头上绝对分不出阴阳性，看得见，听不出”，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一点实际上还是重复前面提到的周作人的观点）。不仅如此，寒冰还进一步指出，即便是从字面上看，“她”字的分别意义也不大。因为反正读者无论如何得看上下文。而一旦看上下文，那么不加区别的“他”字，也能判别出其在文中的具体所指来，何必多此一举非要一个“她”字不可呢［4］？而如果不看上下文，不仅区分了性别的“他”或“她”字的具体所指仍然不明，甚至“我”和“你”等第一、二人称代词的所指，也未必就能够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楚［5］。
在不断的争论中，寒冰逐渐发现，他所主张废弃“她”字的核心理由其实只在于以下两点之上，即“‘她’字没有（区别于‘他’字的）声音，是一个缺点；‘她’字在字典《说文》里有固定的意义，容易引人误会，是两个缺点。有这两个缺点，自然要赶快将他抛弃，重新审定一个办法，来解决文字上头的困难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又何必苦苦的生吞活剥，将这‘她’字勉强消化进去呢？”［6］
针对寒冰所提出的废弃“她”字的上述理由，孙祖基、邹政坚、梦沈、大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或提出了疑义，或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反驳［7］。他们指出，正因为要适应人的需要，才须造出一个代表女性的“她”字或其他合适的字来。在有些场合，如果没有第三人称代名词的男女区分，无论你怎么读上下文，也搞不清文中“他”字的确指［8］。固然，不加性别区分的“他”字也曾经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得到过人们的公认，但“她”字这类改革更符合今人和未来的需要，不久也当会得到公认，成为字典中的“证据”，恰如从前的“他”字也曾经有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样；同时，“她”字的采用本是为了清晰分辨、节约时间起见，但刚开始时自然仍难免陌生，逐渐习惯后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女性第三人称与第一、二人称是有区别的，不能在一概混淆的基础上否认“她”字区分性别的必要，因为“第一二位的代词，是代表语者与对语者，其距离一定十分逼近；第三位代表被语者，却可离得很远。还有一层，说者与对语者，是变动的，不加多的；被语者却可从此人易为彼人，从一人增至二人以上”［9］。另外，他们还指出，古代虽有过“她”字，但现在几乎被人遗忘，这并不意味着今人不可以在新的意义上使用它。口头上“她”虽无法与“他”字相区别，但它首先在字面上凸显出性别差异，“使无含混的弊”［10］，这也是有意义的，等等。
在维护“她”字方面，刘半农稍晚发表的《“她”字问题》［11］一文中的看法，总的说来要更显成熟。他强调说，中国文字中应该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是现今才有的新需要。中国古人没有这个代词，但却“都在前后文用关照的功夫，使他的意思不至于误会”。现在我们与世界各国语言发生接触，且不说它在本国文字中将来是否有大用，“至少至少，他（它）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占到一个地位”。为此，他还举出翻译上的例子，来给予具体的说明。
对于寒冰以第一、二人称即“我”与“你”等“为什么不分出阴阳来”为辞，反对第三人称性别区分必要性的意见，刘半农的反驳也显出了更高的水准。他除了综合前人的看法，以“距离远近”和“是否加多”两方面的特点对之加以区别解释外，还认为寒冰的这一反诘“很好”，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没有“把他误会作‘取笑’”，而是予以了精心的辨析。在刘半农之前，和寒冰激烈对垒的孙祖基，曾以英文中第一、二人称不能像第三人称一样区别男女性别为例，来嘲笑寒冰“异想天开”、“不读书”，甚至盲目地认定“无论哪一个国，都是这样的用法。”［12］这曾激起寒冰的反感，声言此乃仅“拿英语做标准”［13］。不过限于见识，不服气的寒冰当时却未能举出反证来。刘半农则不同，他毕竟留学法国、见多识广，了解世界各国语言的复杂性，故他一面策略性地承认“法德文中，把无生物都分了阴阳，英文中把国名、船名和多数的抽象名，都当作阴性，阿拉伯文中，把第二位代名词，也分作阴阳两性”［14］（这些知识若要被寒冰得知，还不早成其反对“她”字的理由）；一面又机智地提出“需要”与“盲从”的界限，强调“这些现象，都是语言史上遗传下来的，我们若是‘盲从’，为什么不主张采用呢？”。言下之意，采用“她”字并非盲从于英、法、德乃至其他任何语言现象，而是根据自身新的需要作出的理智选择。
接着，刘半农又以“无论哪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是永远不动”；“我们做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可并在内），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汉语古文里好些字的古音早已改变等三个方面的史实，驳斥了所谓不能重新造新字、不能改动字的古义和古音的说法，进而明确指出：“综合这三层，我们可以说，我们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像，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要用他。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若是从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作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
可能是因为造“她”字之初，刘半农尚完全不知古文中早已有个“她”字字形符号的缘故，所以他此时似乎还不太愿直接正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即便历史上有过此字，也不过是一个不甚习用、早被人遗忘了的“废字”而已。故他自己在文中仍称“她”字为“新制”。
对刘半农来说，“她”字唯一的遗憾就在发音上与“他”字仍无法区别开来。同“伊”字相比，这难免显出不足。但是同时，“她”字也有胜过“伊”字的地方。用刘半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二、‘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不甚调匀”。因此最后，刘半农认定：“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图17 寒冰反对“她”字的《续论“她字问题”》一文片段
然而，刘半农的意见却并没有使寒冰折服，反而引起后者更激烈地反弹。在《续论“她字问题”》［16］中，寒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辩。他首先批评刘半农绝口不提“她”字早已存在的事实，以及 “‘她’字有与‘媎’、‘姐’相混的弊病”。认为专门造成一个与其他字容易相混的字，在使用时还得要“留心”去辨，还不能“绝对”分明，这个字也就“实在看不出什么可贵的地方”；其次，他也不认同采用英语中“强式”或“弱式”的发音法区别两个字读音的可行性。认定，平时一般人说话本来就“轻重没有标准”，在实际发音上，恐仍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同时，寒冰还强调，“造字借字，必须三要素：第一音符，第二便利，第三不勉强”，若按刘半农造字改音的办法，“她字音不能表字，音符的作用失了；用口读不得，不便利了；只就译文的便利，及分为‘强式’、‘弱式’两方面着想，太勉强了”，因此寒冰认为，“她”字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