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认定，“她”字首次入诗，是刘半农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15］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刘半农作此诗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8月［16］，正式发表时间似乎更晚。笔者所见到该诗公开发表的最早版本，乃是1923年9月16日《晨报副刊》上所登的《情歌》。而且此次发表还并非刘半农本人主动，实际上是有人未曾得到他的许可而“自作多情”。据笔者查知，此“自作多情”之辈，名唤“洪熙”，也就是后来相当著名的民国作家章衣萍是也。
图14 《晨报副刊》1923年所载刘复（半农）《情歌》
笔者孤陋，不曾见此前有人提及此事，故这里不妨岔开一点，将章衣萍当年发表此诗时写在诗后的题记文字抄录如下，以供文学专家们进一步深究：
这首诗，是死友SY君六个月前抄给我看的，（他是从刘复先生给他叔叔的信里抄来的。）这诗的格调意境，在新诗界为不可多得的作品。我自失恋以来，几乎没有一日不背诵他。现在特地抄出来发表，介绍给国内的失恋青年。我想这在异邦的刘先生，或者不至于见怪罢。
九、十二晚，洪熙记
章衣萍，又名洪熙，安徽绩溪人。曾与同乡胡适较多交往，爱称“我的朋友胡适之”。他还曾和鲁迅等创办《语丝》等。后出版《情书一束》和《情书二束》，大为畅销。鲁迅在编完《两地书》之后，曾与李霁野戏说要编“情书一捆”，大概由此而发。章衣萍这位情种在失恋的时候得见刘半农此诗，遂认作情诗。虽然他的眼光的确不凡，但此诗题名为《情歌》，总让人怀疑并非刘半农本意，而是章氏自作聪明所为。1926年9月，刘半农出版《扬鞭集》时，收入此诗，题目就取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其有不同寓意，显然可知。
实际上，《教我如何不想她》不仅不是以“她”字入诗的最早诗歌，即便是从“她”字出现在诗的标题上来看，它也远不能说是最早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俞平伯的《别她》之外，1920年3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就曾刊登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诗，题目就叫《她么》［17］。全诗如下：
（一）
她么？
她嫁了么？
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
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
她也是完全的一个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
唉！嫁的是她么？
（二）
她么？
她离婚了么？
她嫁，是她的兄强迫她的么？
她现在觉悟，她的兄不反对她么？
她虽然出了苦海，她怎样才能得自由？
唉！离婚的是她么？
（三）
她么？
她死了么？
她的精神，万分苦痛么？
她是达观的青年，她为了旧伦理而死么？
她奋斗到死，是光荣呢还是屈辱？
唉！死的是她么？
这首《她么》一诗，以对“她”嫁人、离婚和抑郁而死的想象，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女性婚姻不自主的悲惨际遇之同情和独特命运之关切，实在是破天荒之举，给人以别具一格的强烈感受。其中，女性代词“她”字的频繁使用、反复出现，自然而艺术地超越了女人个体，格外凸显了“女性”性别的整体意义，表现出对“妇女解放”运动强烈的时代关怀。
可以肯定，尽管刘半农是“她”字的最早创议者，但当上述诸人都纷纷以“她”字入诗作文写小说之际，他却尚处在观望之中。这从他1920年年初以前，与上述诸人同时在《新青年》、《新潮》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可知。刘半农最早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以“她”字入诗之创作，为《一个小农家的暮》。这首白话新诗中运用新生的“她”字描述农家主妇的诗句，朴实而自然，同时把传统的“他”字留给了农夫，并用“他们”来指称孩子们，描摹出一幅黄昏时分平淡而温馨的农家生活图。其诗写道：
她在灶下煮饭，
新砍的山柴，
必必剥剥的响。
灶门里嫣红的火光，
闪着她嫣红的脸，
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衔着个十年的烟斗，
慢慢地从田里回来；
屋角里挂去了锄头，
便坐在稻**，
调弄着只亲人的狗。
他还踱到栏里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头向她说：
“怎样了——
我们新酿的酒？”
门对面青山的顶上，
松树的尖头，
已露出了半轮的月亮。
孩子们在场上看着月，
还数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两……”
他们数，他们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伦敦
的确，《一个小农家的暮》已不愧为一首很优美成熟的白话新诗，不过其发表时间却已到了1921年8月1日。［18］应当说，在“她”字的实践方面，刘半农还只能算作是一位后进。即使是在《新青年》杂志上，更早以“她”字入诗的，也属“新青年”俞平伯等人。如1920年11月1日，俞平伯在《新青年》发表新诗《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19］中，就大量使用了“她”字。该诗写道：
她含着所谓的我；
我却藏住另外一个她。
有我没有？是她不是？
那个，可知吗？
这个，可识吗？
谁耐烦管这些，
怕还夹点不愿意，
只会扭扭捏捏推托着。
“唉！愿了——什么不能？”
“是！暂恕我这现在！”
……
这是《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最早以“她”字入诗的诗歌，也是该杂志对“她”字最早的正式使用。不过总的说来，1921年以前，《新青年》杂志对尝试“她”字一事似并不热衷，远不如《少年中国》和《新潮》等其他提倡新文化的刊物。
那么，最先以“她”字来指代和象征祖国，是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以刘半农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为最早呢［20］？实际上也不是。前面提到的俞平伯1920年2月发表在《新潮》上的那首《别她》，诗中的“她”就是明确指代祖国。此诗是他赴英国留学之前，书写和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及其立志从改造自身做起报效祖国的复杂心绪的。笔者以为，《别她》一诗，大概也是第一首明确以“她”字指代祖国、专题抒发对祖国深情的诗歌。由于此诗过去并不为一般人所熟悉，这里不妨将其全文引录如下：
别她（八年十二月去国作 ）［21］
厌她的，如今恋她了；
怨她的，想她了；
恨她的，爱她了。
碎的，病的，龌龊的她，
怎不叫人恨，叫人怨，叫人厌。
我的她，我们的她；
碎了——怎不补她；
病了——怎不救她
龌龊了——怎不洗她
这不是我的事吗？
我说些什么好！
想躲掉吗？怕痛苦吗？
我怎敢！
我想——我想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爱我便爱她，救我便救她。
安安的坐，酣酣的睡；
懦夫！醉汉！
我该这样待我吗？
我该为她这样待我吗？
我背着行李上了我的路；
走！走！快走！！
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正在把他们的她治活了。
把祖国女性化，从而表达一种前人所不曾熟悉的别样情愫，这既是诗歌主题别开生面的变革，也是爱国文学前所未有的尝试。可惜此前的近代中国文学研究，对于此类现象却还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
实际上，1920年4月以前，“她”字不仅开始被人用来指代祖国，同时也被用来指代作者心目中其他美好的、被赋予情意的事物，如指代自己心爱的作品，自然界的花草、月亮和地方等。前文我们曾提到俞平伯以“她”代菊的诗歌实践，他还以“她”字指代上海这样“最先时髦开通”的现代城市［22］。在“她”字的运用方面，早期的康白情更为灵活，早在1919年年底，他就已经以“她”字来代称自己的文章了。［23］同时，他还以“她”字来指称离别之船和月亮等。
1920年2月5日，在《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刊有一首署名“T T” 的新诗《满月的光》，就以“她”来指代月亮。不仅形式新颖、而且诗意盎然。诗云：
好一片白茫茫的月光，
静悄悄躺在地上！
枯树们的疏影
**漾出他们的伶俐模样。
仿佛她所照临，
都在这般伶伶俐俐的**漾；
一色内外清莹
再不见纤毫翳障。
月啊！我愿永永[久]浸在你的光明海里
长是和你一般雪亮！［24］
至于“她”字被用来指代凝结自己理想和心血的事物之用法，我们也可以举一个较早的例子。例如，1920年5月，清华学校的一名学生就称自己所参与创办的以改革社会、推进“文化运动”为宗旨的“唯真学会”为“她”，并充满情义地写道：
唯真学会的前途，可以由她的过去之变迁痕迹推想。……然而我们学会进步不是她自己进步，她要看她的会友为转移，她的会友如果是“日进无已”，那么她一定也是“日进无已”，这是我敢断言的。［25］
可见，在最早使用“她”字的新青年中，已有人从感情上将“她”字与新文化运动的事业自觉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了［26］。
下面，我们再来简单看看“伊”字现代书写的最初实践情形。
用“伊”字来对译西方的第三人称单数词的做法，如前所述，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自觉而较多地开始将“伊”字作为第三人称单数来从事翻译和写作，则大体与“她”字同时。笔者不曾专门考察五四前后“伊”字最早出现的情形，但可以断言，至少从1919年年初《新青年》发表那篇讨论“she”字的翻译问题之后，周作人等人便已开始了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比较自觉地使用“伊”字的文学实践了。比如，1919年11月1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译作《沙漠间的三个梦》，其中就非常自觉地在与“他”字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了“伊”字（见图14）。此后至1923年年底以前，他一直都坚持使用“伊”字。周作人的兄长鲁迅对“伊”字的使用，情况大体类似。他在《一件小事》中，已用“伊”字指代女性单数第三人称。该文最早刊于《晨报》1919年12月1日的周年纪念增刊上。不过据我所见，1919 年6月，一个署名“辽左布衣”的人在其短篇小说《慧姐》里，已开始使用女性第三人称的“伊”字作为代词。［27］这比周氏兄弟的正式使用，还要早近5个月。
图15 周作人较早使用“伊”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译作《沙漠间的三个梦》片段
1920年4月以前，除《新青年》之外，《晨报》、《东方杂志》、《新潮》等很多报刊上，也都较多出现了以“伊”字来充当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则较早地成为这种“伊”字现代写作实践的著名探索者。至于此后到20世纪30年代，“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书写就更为流行了，甚至一度风头还超过“她”字。这一点，我们后文还会谈到。
参考文献
［1］郭沫若1919年至1920年初所写的一些新诗，如果只看其各种文集、全集，或早年的诗集，很容易误认他当时已经使用了“她”字。如1919年9月29日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死的**》一诗，1920年1月7日、8日 发表在《学灯》上的《别离》和《演奏会上》二诗，诗中原本使用的“他”字，都一律被改成了“她”字，却并未注明。现有的《冰心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亦然。甚至新近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有这种情况。如1919年5月1日，傅斯年发表在《新潮》上的《前倨后恭》一诗所使用的“他”字，“全集”就都改成了“她”字。因此研究相关的语言文化问题时，好些今人编的“文集”或“全集”实不足为凭（很多时候责任不在编者，而在出版社编辑想当然地加以改动），必须非回到当年他们活动或实践“她”字的“现场”去不可。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2］署名为“康白情投稿”。有关康白情最早实践“她”字写作的结论，系笔者2006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考证所得。见拙文《“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5～164页。
［3］该文原载《晨报》1919年5月20日。其中也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可见那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为罗家伦发明于1919年5月26日的流行说法，并不妥当。该说起源于胡适1935年《纪念“五四”》一文，其中认定在一个署名“毅”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发表于《每周评论》1919年5月26日）里最早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后人们发现“毅”为罗家伦的笔名。“罗家伦发明说”遂流行开来。近些年，已有人考证并提出异议。或认为该词最早见之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罢课宣言》［见孔凡岭：《“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涵义》，载《历史教学》，2000（7）］；或认为该词最早见之于1919年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致各省各团体电》［见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6（3）］。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这些宣言和通电的，都是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而当时该组织的会长为北大学生段锡鹏。代表北大轮流出席有关各次会议的除段氏外，还有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而罗家伦并不在其中。这一点，罗家伦有关五四运动的回忆录亦可证明（另，以罗氏自身的性格，如果真是他所为，恐也不会不自告奋勇的“承认”）。从1919年5月20日康白情所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之先声》一文可知，1919年5月13日代表北大出席联合会有关讨论的正是康白情。他可能是次日“宣言”或“通电”的重要起草者。该文中标明的写作时间也是1919年5月14日。此文开头一句即为“‘五四运动’之后，产生了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就中女学界也不少参加入内的”。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五四运动”一词实有可能为康白情最早发明，并影响到他的同学和朋友罗家伦等。当然，该词的形成也有可能是北大诸新青年之间互相启发的结果，而康使用在先。
［4］康白情的《社会》一文载《少年中国》1919年9月第1卷第3期。
［5］载《新潮》第2卷第1号。
［6］载《新潮》第2卷第3号。
［7］载《新潮》第2卷第3号。值得注意的是，康白情实践“她”字书写的《疑问》一诗，当时至少刊发过三次。 1920年2月登载于《少年中国》杂志第1卷第8期，同月登载在《学灯》上，接着《新潮》杂志又重登。
［8］当俞平伯在《**》中大用“她”字时，同期刊载于《新潮》的胡适《李超传》仍以“他”字指代女性。
［9］文中所列田汉所作《诗人与劳动问题》《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三文，分别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8～9期。
［10］据笔者目前所知，郭沫若1920年12月，在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我的散文诗》四首中，已有两首明确使用过“她”字，一首为《她与他》，一首为《女尸》。可参见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1919—1921），载《南开大学学报》，1978（3）。
［11］周无：《去年八月十五》，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
［12］如周无1920年10月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翻译的法文诗《幸福》中，就又改用“伊”字作第三人称女性单数词。
［13］黄仲苏诸诗，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8～9期。
［14］庐江凤生译：《暮年》（俄国柴霍甫著），载《申报》1920年2月15日第15版。
［15］蔡瑛：《刘半农的“她”》，载《人民政协报》，2006-07-27。将有关内容在“百度”网上一搜，发现类似的不准确说法随处可见。还有人认为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乃是最早正式使用“她”字。这一错误说法同样众多。出处不赘。但愿笔者的考证，能够有助于纠正这些不准确的说法。
［16］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据刘小蕙在《父亲刘半农》中说作于1920年9月4日；另有一流行说法认为作于1920年8月16日。待考。
［17］《她么》原诗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3月12日。
［18］同期《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还发表了刘半农的一首诗歌译作，题为《夏天的黎明》，也大量使用了“她”字。刘半农注明此诗和《一个小农家的暮》都作于英国伦敦，时间分别是1921年4月和2月。
［19］俞平伯的《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一诗，载《新青年》第8卷第3号。
［20］刘半农写作《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初，究竟主要指的是他的情人，还是祖国，曾有疑义。他的女儿刘小蕙在《父亲刘半农》一书中强调：“当时父亲所写歌词中‘她’确实是指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一个令人思恋的女友。”它后来被赵元任谱曲，“表达了他们两人对祖国的无限思念之情”。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父亲刘半农》第57页。此书还认为，该诗是“首次将‘她’字引入诗句”（《父亲刘半农》，第158页）。这种说法有误，前文已述。赵元任等也认为“她”最初即是指祖国。
［21］俞平伯的《别她》一诗原载《新潮》1920年2月第2卷第3号。
［22］见俞平伯《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一文。其中有云：“在本文以前，先要把她的背景略说一说。上海是在扬子江的下游，和外国通商很早，所有江南的工商界都集中此地，欧美日本也就她做工战商战的大本营。所以上海一面是江南物质世界的结晶；一面是欧美物质世界的尾闾。她在中国总算最先时髦开通的一个地方。但是到了现在，她的姊妹们都觉醒了奋起了，她还是睡着，盲目跟着人家跑，这不奇怪吗？……”载《新潮》1920年2月第2卷第3号。
［23］见《康白情启事》，载《新潮》1919年10月第2卷第1号。
［24］较早以“她”字指代月亮的诗还有1920年5月8日《晨报》上所载杨宝三的《找月亮》。
［25］鸣希：《唯真学会的过去与现在》，载《唯真》1920年5月创刊号，清华学校唯真学会出版，第59页。
［26］稍晚一点于1921年10月10日创刊的《共进》杂志在发刊词里，也这样使用“她”字。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1979年印刷，第611～612页。
［27］辽左布衣：《慧姐》，载《晨报》1919年6月5日“小说”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