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考证，1919年5月20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第16天，24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在《晨报》上发表《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其中就已两次在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意义上使用了“她”字，而且在此后四个月，也就是1919年10月之前，莽莽神州，似乎也只有他一人热心于“她”字的书写，因此我们要称康白情为中国实践“她”字书写的第一人，应不为过［2］。
这个对“她”字情有独钟的康白情，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17年22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年底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很快成为当时新文学青年和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后，他又成为该会的重要成员。在郭沫若《女神》问世之前，康白情和俞平伯两人，还堪称当时成绩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青年白话新诗人。了解这一点，于我们理解何以“她”字要由康白情其人来率先付诸实践，或不无助益。
图10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合影。右数第5人为最早全面实践“她”字书写的康白情
1.“男女同校”与康白情对“她”字的最早试验
虽然，由康白情这位热心新文化运动、勇于革新的“新青年”率先接受刘半农的设想，创造性地使用“她”字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他之所以能于此时毅然尝试，仍有值得一提的思想背景，那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男女同校”和“男女正当交际”的时代新潮，在北京等地正蓬勃兴起。
还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1919年4月，康白情就在《妇女杂志》上参与讨论有关“男女合校”问题，主张男女学生之间应该有正当合理的交往。“五四”那天，康白情的新潮社同道徐彦之仍在《晨报》连载《男女交际问题杂感》一文。5月6日至10日，康白情又在《晨报》连载《大学宜首开女禁论》，强调“这女禁问题，就是那和他异物同性的‘黑奴问题’”，呼吁处于“征服者地位”的男子，应该“抛弃我们的特殊地位，倾注我们的十分同情，兴这种义战去解决他”。次日，罗家伦也加入到讨论中来，在《晨报》发表《大学应为女子开放》一文，给予声援。这样，“男女同校”的呼声就在社会上逐渐高涨起来，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康白情等人看来，“男女同校”、实行“正当的、纯洁的、互尊人格的男女交际”，首先无疑是“男女平等”的人权要求；其次则属于男女两性彼此涵育的内在需要，用康氏的话来说就是：“从形式一面看他，当男女交际的时会，所以克制放肆的一切礼文都自然会发生他们的效力。……从精神一面看他，男女交际，的确有陶育德性的能力。”有趣而值得注意的是，康白情率先使用“她”字的那篇报刊文章，就是他以自己参与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亲身感受，以他在与独立女子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所见证的女性力量，来论说其有关男女交际的思想主张的。
在那篇题为《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之先声》［3］的文章里，康白情告诉人们，1919年5月13日那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五四运动如何继续开展的问题，可会议开始后，却未能很快有效地进入正题，大家长久为一份不恰当的文稿和某人说话里两个不妥帖的字眼争论不休，令人沮丧。这时候，有一位名叫费兴智的女士终于忍不住站起来发言，她提醒各位道：“我们的集会，是要讨论救国的方法——看怎么样才于大局有补，并不是来争闲气的。我们的国仇还没有复，国贼还没有去，但我们对于他们却有时尽能相谅，何况我们自家人偶然说错了两个字，而他又已经自己认错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相谅的呢？”
在解释那位如今生平已难以查考的费女士发言何以格外富有效力的时候，第二个“她”字又在康白情的笔下接踵而来了：
在同一篇文章里，康白情还对五四运动中因为救亡、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开始逐渐走向社会的女性群体，对于那些为此成立和参与各种社会性组织的女性行为特别看重，称赞其活动“狠有秩序，狠有意识，远非民国元年的女子参政运动可比”，认为“这是他们觉着他们自己有和男子平等的人格的动机，这是他们抛弃闭关主义要和男子平等的往来的显例。这也是男子承认他们有和他们自己平等的人格的初步”。同时他还认定，这种现象属于他所盼望和社会所期待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
从康白情首先实践“她”字书写的上述情形不难看出，男女同校并实现初步的社会交往，正是那个同“他”字并肩携手之“她”得以真正步上社会舞台的前提条件和直接契机。
2.“她”字初入新文学之扫描
康白情不仅是报刊上正式使用“她”字的第一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把“她”字正式引入新诗和小说创作乃至文学评论的最早实践者。
1919年8月至9月，康白情在《学灯》的“新文艺”栏目和《少年中国》上，几乎同时发表《送慕韩往巴黎》一诗，以女性第三人称的“她”字，代称即将离去的汽船。同年9月，《少年中国》杂志还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社会》、新诗《江南》和诗评《新诗底我见》，全都在女性代词的意义上使用了“她”字。其中，《社会》是最早使用“她”字创作的短篇小说。该文全篇仅400多字，而使用的“她”字竟达18个之多。通过贯穿全文的代词“她”字的连用，康白情塑造了一个在西湖游憩时所见到的不知姓名的少妇形象：她婀娜多姿、朴素怯弱、心事重重而又善良传统。这应当是新文学家使用“她”字勾画出来的第一个中国传统妇女文学形象［4］。
图11 最早使用“她”字创作的短篇小说——康白情的《社会》片段
1919年10月，《新潮》杂志刊载康白情的新诗《送客黄浦》和俞平伯的短篇小说《炉景》，其中也都分别较早地使用了“她”字［5］。1920年2月，他们二人同时发表在《新潮》上的诗文，如康的新诗《疑问》，俞的短篇小说《狗和褒章》、《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和新诗《别她》等，也都同样使用了“她”字。［6］稍早些的1919年12月，俞平伯在《新潮》第2卷第2号还发表长诗《菊》，以菊为“她”，倾诉着对其复杂而真切的“爱慕”之情史。其中“她”字竟可谓连篇累牍，甚至有点泛滥成灾（达20个之多）。可以想见该新诗问世之时，其夺人眼目之程度。
1920年年内，康白情使用“她”字的白话新诗还有《鸭绿江以东》、《庐山纪游三十七首之二》等。其中，前文提到的他的《疑问》一诗，已经写得有点诗意，多少能让人有所回味。其诗之“二”云：
花瓣儿在潭里；
人在镜里；
她在我底心里。
只愁我在不在她底心里？［7］
图12 较早使用“她”字进行创作的新文学家俞平伯
在早期创造性使用“她”的新文学实践者当中，除康白情之外，其新潮社同人俞平伯最值得注意。他肯定是1920年4月以前，也即“她”字在中国引起热烈的争论之前，新文化阵营里最爱使用“她”字，用得最多（内涵相应最为丰富），也最为娴熟的一个。而且他创新的自觉程度也很高。在以“她”字书写**的那首《菊》诗的开场，他特意写道：“前人做**诗的很多，题目差不多是用旧了。我做这首诗算是‘旧戏新排’，但被那些遗老遗少看见，必定摸摸胡子——但遗少没有——叹口气道：‘风雅扫地了’！”这“旧戏新排”中的关键之一，无疑就是以“她”字来指代**，用拟人化的手法特别明确地赋予其女性性别意义，从而酿出一种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的别样诗味。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属首次［8］。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俞平伯还是在小说中最早熟练使用“她”字的新小说家之一，以及最早在诗歌中以“她”字题写诗名的白话诗人之一。其小说《炉景》与《狗和褒章》对“她”的使用，都很老到和成功。《炉景》发表于1919年10月，全文不足700字，生动地描写了一个有钱男人将娶小进门时，哄骗、威逼，使得妻子被迫接纳的小故事。《狗和褒章》发表于1920年2月，全文篇幅不长，但构思巧妙，通篇始终不见主人公的名字，唯有一个“她”字反复出现。全篇共使用了40个“她”字，生动、鲜明而又典型地塑造了一个独守空房一辈子，孤苦寂寞而又敏感多疑，整天与狗为伴，最终见到褒章才得以瞑目的悲剧妇女形象。这是对传统礼教摧残中国妇女于无形的一种自觉的文学鞭笞，其中“她”字的反复出现，强烈凸显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和终身“守贞”的悲哀，很好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这是以反旧式礼教为主题、以“她”字书写为鲜明表征的新文学实践之早期佳作。以往有关的文学评论，基本上都忽视了俞平伯关于“她”字书写的鲜明时代特色，甚至没有一位从这一角度对上述作品加以关注者。
较早自觉地以“她”字入小说和诗歌的，还有新文学家王统照。他1919年12月1日在参与创办的《曙光》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小说《她为什么死》，通过使用88个“她”字，清晰地叙述了山东曲阜县城一个名叫慧如的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有力地弘扬了妇女解放的新文学主题。《她为什么死》还可能是中国最早以“她”字直接入标题的短篇小说。1920年2月，王统照发表的《忏悔》和稍后发表的《是艺术杀了他》等小说里，以及在1920年2月5日发表于《晨报》上的《二十世纪的声》等译诗中，都大量实践了女性代词“她”字的书写。
图13 较早尝试“她”字书写的新小说家王统照
如果从刊物角度来看，对“她”字的早期使用和传播贡献最大的，当推新文化人所创办的《少年中国》、《新潮》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特别是由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该杂志由当时中国最富有创造活力的新文化人创办于1919年7月1日。从该年9月的第1卷第3期开始，它就不断刊登使用“她”字的诗歌、小说、剧本和其他文字。其重要作者和译者康白情、田汉、黄仲苏、周无、郑伯奇等人，都是书写“她”字最早期的一批实践者。尤其是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田汉。从1920年年初开始，他在该刊上的“她”字书写连续坚持了4年。如1920年2月至6月，他先后在《少年中国》发表《诗人与劳动问题》、《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新罗曼主义及其他》等文，均大量使用了“她”字［9］。此后，他所创作和翻译的剧本《环珴璘与蔷薇》、《沙乐美》、《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也都自觉尝试了“她”字的书写。值得一提的是，他1920年3月所写的《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一文中所引用的德语诗歌，乃是其好友郭沫若帮助翻译，该诗也较多地使用了“她”字，可见至少到此时，郭沫若也已可能零星地开始了使用“她”字的文学实践。［10］
在《少年中国》杂志上，1920年4月以前较早使用“她”字的，还有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周无、黄仲苏等人。如1919年12月，周无在该刊发表《去年八月十五》一诗，就使用了10个“她”字［11］。但此人1920年在该刊又改用“伊”字［12］，表现出一种游移不定的态度。这种情况在早期也并不少见。又如1920年2月至3月，黄仲苏在该刊发表《泰戈尔的诗十七首》、《泰戈尔的诗六首》等译诗和《送会友魏时珍、王若愚、陈剑修、许楚僧赴欧留学》等自作的新诗，［13］也都熟练地使用了“她”字来表现诗境和诗意。至于1920年4月以后至1921年，在《少年中国》上实践“她”字书写的新式作家就更多了，如郑伯奇、恽震、袁弼、沈泽民等都是，但总的说来，还是以诗人较为积极和突出。实际上，在“她”字的最早期书写实践中，诗歌乃是最为重要的尝试领域，自然也是受到影响较多的文学形式。因为诗歌对文字简洁的高度要求，其达情的特别需要，象征式表达的惯用手法等，都为女性代名词的“她”字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用武之地。
除诗歌外，小说包括翻译小说领域，也是“她”字肥沃的试验场。1920年4月之前，像《申报》这样社会阅读面较广的报刊，也开始在翻译文学中使用了“她”字。如1920年2月15日，《申报》上刊登庐江凤生所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所著的短篇小说《暮年》（时称“哀情短篇”），其中所使用的“她”字就达到49个之多，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