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日，刚刚拍毕《女足九号》并率片中的主要演员在全国各地举行首映式的谢晋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回老家作短暂休息。晚年的谢晋对于故乡的这块土地是越发的魂牵梦萦了。如果说，壮年时期的谢晋回故乡的原因较多的是侧重于他电影活动的话，那么，晚年时期的谢晋回故乡，则纯粹是一种思乡之情的缠绵和牵挂了。与十年前相比，谢晋在晚年时期回故乡的次数更多，住的时间也更长。而足迹，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他老家谢塘小镇那栋谢氏小楼里，而是在家乡到处走、到处看。
谢晋在这次回乡中先在上虞宾馆休息了一下，然后便回到谢塘镇上自己的家。他在离开宾客前为一位结识多年的年轻文友留下了一盒月饼、一张《文艺报》和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小顾，我今天回谢塘住几天，主要想躲起来，修改《石头说话》的剧本和世行导演的构思。10月7日返沪。中秋佳节带上月饼一盒，祝节日愉快。我每读到有启发的文章，老想到你今后的创作道路，附一一七期《文艺报》——《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不知你读过没有，我想你应该与故乡结缘了。谢晋，10月2日。”
此后不久，谢晋又回到故乡来休息。不过，这次他给这位文友带来的则是一本新近出版的《大漠祭》。在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约这位文友到他谢塘镇上的家里去叙谈。那天谢晋显得很闲适，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休闲服，脸上虽然有点肿，但气色还不错，说明昨晚充足的睡眠已使他疲劳的身体恢复过来了。那天他们两人坐在小楼的廊檐下，秋日的阳光暧洋洋地照射在他们的身上。谢晋的膝盖上摊着那本已显然被他翻旧了的《大漠祭》，他说这部书写得好，他被震动了。看了这部书，他才知道中国西部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悲苦。
在谈了对《大漠祭》的感想后，谢晋突然转变了话题，用那双充满睿智的目光注视着面前的文友，突然说：“你也应该写这样一部书，应该说，在我们家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是可以而且应该写得出一部大作品的，你应该是出作品的时候了。”接着他又说：“你看看，上虞这块地方的历史和文化是多么的丰厚啊，你可以把章镇、丰惠、崧厦等一些地方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捏拢到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要突出地方特色。作品的语言尽量要有吴越风味，你甚至可以写它几十年，上百年，从解放前，甚至从民国、前清写到现在，还可以写一写强盗……”呷了一口茶，谢晋叹息了一声说：“我上次说你应该与故乡结缘了，这话不仅对你说，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这些年我也老是在思考这件事。虽然我至今已拍了几十部片子，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还没有真正为故乡拍过一部片子。因此每当乡亲们问我何时才能为家乡拍一部片子时，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内疚和不安。我总觉得欠了乡亲们一笔‘债’。可这笔‘债’怎么还，何时还？
我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所以我希望你能沉下去，沉得越深越好，这就好比挖井，浅的地方可能也有矿藏，但真正的富矿肯定在井深之处，只有这样，你才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到那时候，就由我来把它改编成电影。这样，你我都可以对家乡有所交代并且结缘了。”
渴望与家乡结缘的谢晋自然是不会在家里坐等大作品的降临的。他要去寻找，要主动地出击，他与家乡政府大张旗鼓地向海内外征集电影文学剧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即为一例。然而，艺术是有其严苛的标准和规则的，尽管他真心地渴望着想为故乡的女儿祝英台作传。尽管他怀有浓厚的爱乡之情和报恩之意，但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最终还是使他坚守住了艺术的准则，当他认为所有征集的剧本都无法达到他所要求的标准时，他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虽然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但却为日趋商业化和庸俗化的艺术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不过谢晋倒并不因此而灰心，他依然充满着希望地说：“不要紧，弄一个好作品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等机会，我想机会总会来的。”
然而，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