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合上了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帷幕，年已七十五岁的谢晋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回到了上海。虽然家是温馨的，但他在家里只待了半天，仅仅只有半天，他就急着去办公室上班了。

虽然《鸦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自己从影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也搞得热烈而隆重。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是关起门来坐在家里日光融融的阳台上自得其乐地回忆自己辉煌的过去，还是在办公室里不断地接受影迷的追捧和娱记们的采访？1998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脸色略显疲惫的谢晋就坐在上海自己公司的办公室里，思考着这问题。他想得很多，也很远。不错，他已经七十五岁了，也已功成名就了。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他从此可以放弃对于电影和艺术的追求，像一个真正的老人一样回到家里养花弄草享受天伦之乐吗？不，他不能这样，因为他还没有老。他最好的电影还没有拍出来。他还要在有生之年拿出几部像样的片子来。可以这么说，他是为电影而生的，也渴望着为电影而死。而死亡离他还那么的遥远，他才七十五岁，在那些仍奋斗在第一线的电影界前辈们眼里，他还是个年轻人。而与他毕生崇敬的日本大导演黑泽明相比，他更是一个小弟弟。

可能是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这种理念的鼓**和激励，自觉依然年轻的谢晋终于又精神抖搂地扛起了摄影机，他那洪亮的大嗓门又在片场上空响起来。那部被谢晋称为献给“自强不息的中国妇女”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女足九号》就是在这时候拍摄完成的。平心而论，这部倾注了谢晋一腔心血的片子是拍得不错的，谢晋自觉也是满意的。他这样说：“电影《女足九号》的人文意义已远远超过体育本身，试想，六七十年前，中国妇女还缠着小脚，今天，她们用大脚在体育场上踢足球，争夺世界冠军，这是多大的变化……我们采用跌宕多变，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中国女足辉煌之前的悲壮而又充满**的动人历程，她们那种敢于牺牲、拼搏的女足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被谢晋称为**和悲壮、朴实和自然为一体的好影片，却受到了观众的冷遇。这使谢晋感到十分的不解和纳闷：中国的电影观众究竟是怎么了？他那些忠实的电影观众在哪里呢？那些曾如痴如醉般追看他电影的影迷们又在哪里呢？而更为严峻的是，与《女足九号》放映时稀落的观众相辅相成的，他还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拍摄《女足九号》所出现的巨额亏损。

也许只有在这时候，谢晋那颗永远热血沸腾的心，才稍稍开始平静和冷却了下来。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是残酷的，艺术作品只有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才能够站稳脚跟，并且才能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是谢晋作为一个艺术家率先在《鸦片战争》一片中就开始尝试过的。但这种尝试是有风险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谢晋品尝过成功的喜悦，也吞咽过失败的苦果。而《女足九号》，便是其中的一颗。

步履越来越蹒跚的谢晋在这一时期的心情是焦虑和茫然不知所措的。虽然，当二十一世纪到来的钟声在频频敲响的时候，他激动万分心潮澎湃。但当激动过后，澎湃消退，而必须面对现实时，他又开始迷茫起来。他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他的电影怎么拍？他的观众又在哪里？面对新一代电影导演的崛起，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和世界电影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谢晋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奈、落寞和力不从心。

拟议中的那些庞大的拍片计划看来必须得做重新审视和调整了。但这并不表明谢晋开始从中国电影阵地的前沿后撤或放弃，在谢晋性格的字典中，永远也不会出现“后撤”和“放弃”这几个字。他是一个进击者，更不是一个轻易言败者。即便在八年后，当年已八十三岁的谢晋在听到一位朋友要他学会放弃时，他的激烈回音仍令在场的所有人吃惊，他亮着嗓门说：“放弃？我放弃什么？现在主要是没有好本子，只要有好本子，我照样拍一部大片子给你看看。”

但是好本子又在哪里呢？在他看来，《江湖祭》算是一个好本子，《桥魂》、《乡村女教师》、《大人家》也算是好本子。由著名编剧王兴东编剧的《与皇帝离婚的女人》也是一个好本子，这个本子送到谢晋手里时，他竟一口气将它看完了，然后便用兴奋的口气对王兴东说：“连夜读完剧本，是多年来没有见到过的好本子。故事好、人物好，有卖点，也有国际市场，操作好了，会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影片。”可能是因为难得遇到一个好本子的原因吧，他竟在2003年1月24日参加完最后一次政协常委会后，冒着东北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拉着王兴东直飞长春。之后不久，又在北京“非典”还没有解禁时，独自进京，连口罩也没戴，对前来接机的朋友说：“我不在乎非典，我就是要工作、搞剧本、拍电影。”

然而，所有这些曾给谢晋带来过激动、带来过快乐和希望的本子，最终都没有变成一个个拷贝，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有一些在媒体上多次披露甚至被炒得十分热闹的片子，甚至连实质性的操作程序也没有进入过。个中原因，难以言述。可以相见的是，当一个年逾八旬、拖着疲惫而沉重双腿的老人为了他所钟爱的电影事业而孤寂地四处奔走呼号时，那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一直追随着父亲足迹的谢衍在去世前曾不无忧伤地对朋友说：“他有幸福的一面，也有很痛苦的一面——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拍那种武打的东西，不会迎合，他一直想拍电影，现在找资金不是很容易，拍片机会比较少，我想他这方面很痛苦。”

理解和不理解谢晋这种痛苦的人是不少的，不理解的人说：“谢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影已经从文学化走向视觉化，他那种故事没有人看了。”而谢晋的老朋友冯骥才是理解谢晋的，他这样说：“你不懂老谢，电影是他的生命。他活一天，就得活在电影中，他最佩服黑泽明，因为黑泽明是死在拍片现场的，他说他也会那样。”相比之下，十年前曾写过《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与谢晋模式》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先生则说得比较实在和含蓄：“一个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在谢晋时代，他已经做到最好，成为一面旗帜、一座高峰。即使在今天，在电影观照现实能力的深度、广度上，在影响大众的能力上，也都无人能够超越谢晋。”

作为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中的佼佼者，作为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集大成者，谢晋理所应当地可以接受社会和大众所给予他的这种评价和殊荣，然而，他会沾沾自喜吗，他会意满志足吗？

多次声言“我死也要死在电影片场上”的谢晋在生前拍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仅三分钟的公益短篇——《中国，站立成树》。这部由他个人出资一万元征求剧本创意的短片的画面是这样的：在短短的三分钟里，一粒种子落在荒原上，经历冰雪考验、风雨的洗礼、石块的重压、白蚁的啃嚼而顽强发芽、长大、最后成长为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这部富有像征意义的短片在2008年10月24日的网络评选中获得“最具影响力人物奖”。然而，为这部短片倾注了一个电影人一腔心血的执导者，已在六天前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也无法上台领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