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了《鸦片战争》的谢晋想静下心来歇一歇了，尽管他心比天高，尽管他再三向外界声明他不会息影，“我干电影这一行已经五十多年了，我从来就不曾把电影当成一件‘玩’的事，拍电影是需要**的，五十多年来，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一次生命的燃烧，《鸦片战争》后我也许不一定做导演，但还是要拍电影，中国电影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这一生都不会离开这一行。”可毕竟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过度的操心和劳累常常使他那张原本气色很好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和疲惫，而医生对此的劝导甚至警告也变得越来越严厉。
1998年的春节谢晋依然回老家过，除了阿三过世那年的春节一家人都留在上海外，他和家人几乎每年春节都要回老家，他说过，他把老家比作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累了，就来这里歇一歇，然后再养足精神恢复体力上路去。
正月初五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雪后初晴的天空中，清新而温暖，似乎有一种早春的气息在流动。在庭院中的一株白玉兰树上，有几只羽毛斑斓的鸟在黛色的树叶上跳跃，不时发出欢快婉转的啼叫。早起的阿四在厚厚的草坪上独自走动着，他的气色很好的胖脸上永远**漾着一种凝固的笑，这表明了他对生活的新奇和满足。徐大雯正在厨间忙碌着。从乡下土灶灶堂里的柴禾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脆响中，不时可以闻到菜肴散发出来的诱人清香。
谢晋今天也起得特别早，这几天真够他忙的，初三宗福先一帮作家专程从上海来看他，恰巧又逢家乡卧龙大酒店的总经理陈秋强邀他为在酒店做客的全市各条战线的劳模去讲话，分身无术的他只好把宗福先他们拉到酒店去，送走宗福先后他又一头扎到工作中，昨晚他又熬了一通宵，差不多在凌晨二时才睡下，可今天省里的一批老领导老朋友梁平波、沈祖伦、徐志纯、孙家贤等要来，他必须得起来接待。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的缘故，他的脸有一点浮肿，尽管看上去气色还不错。
他这些日子正在为下一步要拍的一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做准备，前者叫《我的一个世纪》，后者叫《拉贝日记》。《我的一个世纪》是根据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的自传改编的，这是个传奇的女子，她从一个贫寒的洋车夫女儿，沦为青楼女子。辛亥革命后，与革命党人结合，东渡日本，后来成为四川省的督军夫人，又因为追求进步与自由，离家出走，在上海滩上艰苦创业。创办了“锦江川菜馆”，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五十年代初，锦江川菜馆发展成为今天的锦江饭店，董竹君把一生创业的全部心血交给了国家，并当选为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去年10月底，谢晋曾专程登门拜访了这位世纪老人，表明了想把她的故事搬上荧屏的想法，不料老太太一口答应，说：“这事交给您谢晋我就放心了。”没想才过一个半月后，12月6日，老太太就驾鹤仙逝了。在八宝山火化那一天，谢晋专程去北京为老人家送行，在老人家安卧的灵床前，谢晋把一朵一朵鲜花轻放在董先生的身上。
拍《拉贝日记》是他看了二战片《辛德勒名单》后蒙生的。六十二年前，在中国也曾发生过比《辛德勒名单》更加震撼世界的大惨案。1937年12月12日，侵占南京后的日本兵曾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年曾亲眼目睹这场血腥杀戮的德国友人约翰·拉贝先生用日记记下了这段悲惨的历史。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商务代表和办事处经理的拉贝，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在日军侵华期间，出于正义和人道，与十多位国际友人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被推举为主席。在此期间，拉贝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自己住宅的后院和办公室等处，收容和隐匿了六百五十多名中国难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1938年春，拉贝奉西门子公司之命离开南京返回德国。回国以后，他多次去各地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没过多久，他被盖世太保逮捕，由于西门子公司出面，拉贝才被释放，条件是他必须从此保持沉默。于是，他就开始默默整理自己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的日记，加上有关资料，总共八本两千一百一十七页，取名为《南京上空的炸弹》。不久后拉贝去世，他的墓碑上，仅刻着一个谁也无法读懂的八卦图。但作为见证人和目击者，拉贝以其亲身的经历所逐日记载的日记，为揭露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惨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1994年4月，那本尘封了六十年的《拉贝日记》手稿，终于拂去了厚厚的尘埃。它那泛黄的纸页上记述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仍不时让人闻到浓烈的血腥味。江苏人民出版社以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看出了这部日记被发现的意义，立即出巨资购回了这部日记的中文版权，并于当年出版。
也就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这部日记亦引起了谢晋的注意，他在看了该日记的部分章节后说：我看了老想吐，怎么会有以比赛杀人为快的残忍军队，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末，我们不能漠视本世纪发生在世界东方——南京的这一人类惨剧。但日本人很怕这本书出版，他们想赖账，现在德国人写的日记出版了，他们赖不掉了！
数个月之后，有关电影《拉贝日记》的创作论证会在南京举行，在随后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电影《拉贝日记》摄制指导委员会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场向外界正式宣布：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战争惨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将再现银幕。这部由江苏省发起、上海市共同策划的历史巨片将由军旅作家朱苏进编剧，谢晋任总导演，由南京电影制片厂和谢晋—恒通影视公司联合摄制。谢晋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他说：“自从看了斯皮尔伯格拍的《辛德勒名单》后，我的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们没有拿出这样让世人省醒的大作品。后来我虽也筹划过拍《南京大屠杀》和《审判东条英机的中国大法官》等几部反映二战和南京血案的电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现在，一部《拉贝日记》就要了却我的心愿，为了三十万遇难同胞的在天之灵，我和我的同事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把这部电影拍摄成震撼人心、传之后世的艺术力作，使这样的人类悲剧不再重现……”
1998年的早春，谢晋就是在这样繁忙的工作节奏中度过的。虽然因为董竹君的去世，使《我的一个世纪》的筹拍进程稍稍有所放慢，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在谢晋整个的拍摄计划中，这部片子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拉贝日记》自然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这是本日记体作品，记载的又是些现场的见闻和感想，完整的故事又很少，因此改编难度比较大。谢晋和编剧曾数易其稿，仍不理想。另外是外景地的寻觅也很难，如今的南京城早已是旧貌换新颜，即使有些局部的旧景也无法囊括这样一部电影全部的外景。况且其中有一些也确实破败不堪了，如拉贝故居，这座昔日曾在日军的屠刀下庇护过成百上千南京市民生命的小楼，现在已是摇摇欲坠。那天谢晋带着一帮人来到小粉桥一号的拉贝故居前，发现故居周围竟没有任何说明此建筑物历史的标志，也没有享受文物保护的痕迹。步入院中，整座小楼门窗口的涂料早已剥落大半，墙砖之间的缝隙更是清晰可见。谢晋轻轻一摸，竟有砖灰从墙上剥落，更危险的是小楼的顶棚也开始脱落，行人走过，咯吱作响的地板上不时可以看到从顶上掉下的沙灰。据拉贝故居现产权单位南京大学一位负责同志称：《拉贝日记》出版前该校根本不知道这幢楼有这么一段历史，现他们正和有关部门联系协商，希望对这幢小楼进行保护和维修。但由于资金困难，可能难度较大。
离开拉贝故居，外面依旧是春光明媚，但谢晋的心情却显得分外沉重。六十年前，一个外国人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另一群与他非亲非故的人的生命，而他自己则被迫害致死。这是人类最伟大的一种精神，如今这个外国人早已离我们而去，那段惨烈的历史也早已被翻了过去，但他的名字，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人都不应忘记。作为一个曾经饱经沧桑、伤痕累累的城市——南京市，应该为有拉贝这样一个外国人曾经居住过而感到骄傲。特别是在一些日本人竭力否认过去那段历史的今天，我们更加应该记住这位勇敢而善良的德国人。
从南京返回上海，谢晋随即参加了一场《鸦片战争》电影服装的拍卖会。这次拍卖会的地点设在上海图书馆，参加拍卖的是在该片中道光皇帝和六位小皇子穿过的龙袍。那天前来参拍的人很多，谢晋笑着对大家说：这些龙袍虽然不是真正的文物，但却也是一种文化，因为这些工艺精湛的“龙袍”是由原“江南织造”的传人依据当年真正的龙袍制成的，前后花了半年多时间。拍卖会开始，在沪工作的美国人杰·拉尔森出价三万元购得其中的两套小皇子龙袍。特意从广东东莞赶来的鸦片战争博物馆馆长郑咸建用五万元和六万元购得了这次拍卖会成交价最高的两件拍品——道光皇帝的冬季朝服和夏季朝服。据悉，这两件龙袍将成为该博物馆中的展品。
4月的春天带给谢晋的不仅是创作上的蓬勃生机和丰收，在他精心筹划他庞大的艺术宝库中的一部又一部力作的时候，党和人民却把春天中那最鲜艳的鲜花送给了他。4月22日，在本世纪上海市最后一次对文艺工作者及其优秀作品的历史性表彰活动——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中，谢晋与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巴金，德高望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同时荣膺杰出贡献奖。颁奖那天，巴金因为年高多病住在华东医院不能出席颁奖典礼，由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副市长周慕尧等领导前往医院为巴金颁奖，因此那天上台领奖的只有他、贺绿汀和王元化。不过，市领导为巴金在轮椅上颁奖的镜头还是通过颁奖现场的投影屏幕放了出来，从而使颁奖典礼进入了**。
谢晋在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次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在昨天的颁奖典礼上，我就像一个和老师一起领奖的小学生，心情诚惶诚恐。他告诉记者，六十多年前，那时他还是在老家上虞春晖中学读书，就读过巴老写的《家》，为此他还和同学们一起给巴老写过信，希望他在续写《秋》的时候，别让善良的觉新死去。后来在香港、重庆读书期间，他和同学们又是唱着贺老的《游击队之歌》，充满了对解放区的向往和对革命战士的敬意。特别令他难忘的是“文革”期间在人民广场的那次万人批斗贺老的大会上，站在第二排陪斗的谢晋亲眼目睹了贺老坚持真理宁死不低头的壮烈场面，使他充满了对贺老的敬佩。并同时鼓起了在那黑暗的岁月里活下去的信心。谢晋深情地说：巴老、贺老和王元化老是我心中的楷模，在经历了那么多非人所能承受的磨难之后，他们对党对人民依旧忠心不改，粉碎“四人帮”之后，还勇于解剖自己以唤醒人类的良知，和他们相比，我真的只是个小字辈。我只希望自己在到了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为人为艺都能像他们一样自豪、一样无愧于这个杰出贡献奖。
5月悄悄过去，6月又悄悄到来，在这悄悄的过去和到来之中，中国影坛的一件大事，正在悄悄地酝酿和进行之中。7月的一天，谢晋家乡的一份小报率先披露了这个消息：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将在10月份举行。发起单位有：中国文联、中国影协、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影协、浙江省文联、浙江省影协。地点放在北京、上海、浙江。消息一经证实，媒体便就热闹起来，各种访谈，连篇累牍。
过了8月初秋，谢晋又该忙了。第四届长春电影节就要开幕了。作为评委会主席，除了组织评委会评出“金鹿奖”，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召开新闻发布会，主持研讨会等。但后来证实这届电影节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并不少，有人反映比较乱，有人抱怨会务费太贵，至于电影节期间的影片交易市场冷冷清清无人问津的场面，更令人心寒。倒是谢晋在电影节上的讲话，给人一种向上和清新的感觉，他在这次电影节上作较长发言的有两次，一次是关于对中国年轻导演未来的预测，他说得既放开又科学，令人很信服。他这样说：“我认为中国当代影坛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希望在第五代导演身上。”说到理由时，他作这样的解释：“八十年代初，我国影坛出现过一大批优秀的‘伤痕电影’，八十年代中期，诞生了以张艺谋、陈凯歌、吴天明、田壮壮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他们生逢‘文革’，经历过串联、下乡、吃苦、上大学的大起大落，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体验。因此，他们出手不凡，拍出了《红高粱》、《黄土地》、《霸王别姬》等一批了不起的电影，引得国内外影坛的注目。这几年影坛相对沉寂，主要是他们的沉寂。有人因此把目光投向九十年代走上影坛的新一代导演，即所谓的第六代导演。对此我不敢苟同，虽然这些年轻人中可能不乏有才华者，但你不能想象这些在幼儿园喝着牛奶，平平静静长大的青年能有惊世骇俗之作。当然，我并不是说经历单纯的人出不了好作品，但我坚信人生经历是一笔重要财富。像鲁迅如果不是经历过家道的败落，不是去比他还要高的当铺当东西，能看到社会的黑暗吗？一个农民、工人平平稳稳生活是好事，但对艺术家来说就不一定是好事。”
第二次发言是关于预测中国能否出现大作品，他认为是能的，而且必须出。他这样乐观地预测：“我去过不少国家，我发现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一百多年来，从沉沦屈辱到觉醒抗争，再到复苏与振兴，大起大落之间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而当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一点也不比战争年代的刀光剑影少，比如腐败、走私等问题。矛盾、斗争都很激烈、尖锐。这些问题表现好了，同样能出大作品，而最有可能拿出惊世骇俗的大作品的还是第五代导演，因为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这些年来形成的文化底蕴、独立思想等。使他们有能力经过一个时期的积淀与思考，再来一次一鸣惊人。”
从长春电影节回来，谢晋就该忙他的从影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了。这是个酷暑消退，秋意渐浓的季节，也是个百果收获的季节。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五十年的艰辛拼搏，五十年的心血汗水，五十年的累累硕果，都定格在这个秋天的季节中。
北京是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揭幕的第一站。10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召开的研讨活动嘉宾如云，气氛热烈，有关方面的领导来了，老朋友来了，新朋友来了，家乡的代表也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专为这个活动写来了贺信。
丁关根同志在研讨活动召开前，与谢晋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说，谢晋是我国广大电影观众最喜爱的导演艺术家之一。从五十年代的《女篮五号》，一直到九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许多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谢晋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既继承我国进步电影艺术的优良传统，又能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创新，既注重电影的民族化与民族形式，又善于学习吸收外国优秀电影艺术、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美的艺术表现形式。
曾庆红同志也在研讨活动前给谢晋打电话，对他从影五十周年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在热烈而充满欢声笑语的研讨会上，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以及电影艺术家们纷纷在会上发言。大家说，半个世纪以来，谢晋怀着对电影事业执著的深情与不渝的初衷，怀着对广大观众的赤诚和时代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导演艺术实践，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斗争生活，他塑造的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构成了一个展示时代风云的人物画廊、民族进步的历史长卷。他的电影，已经可以作为历史中人们精神的坐标点之一，使历史变得更容易记忆和回忆。
作为研讨会的主角，年已七十五岁的谢晋在会上的答辞是充满睿智和幽默的，其精彩的程度就如他执导的影片一样，这篇答辞其实是一封他自己写给自己的书信，而且写得相当的诚恳，相当的充满**，也相当的意味深长。他站起来用洪亮的声音读道：“今天我和大家一样高兴，又想对被祝贺者谢晋说几句严肃的话。谢晋你可以有点兴奋，但不要过于兴奋。从艺五十年，拍摄了三十五部影片，至少说明你没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但你不觉得日子过得太快吗？一眨眼，五十年过去了。你一直说至今你没有将最好的影片拍出来，你七十六岁了，你还有多少时间，三年？五年？总之没有五十年了，所以你不要太兴奋了，你要只争朝夕，把握每一天，每一小时，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拍好电影。你可以有点满足，但不要太满足了，你的电影受到群众喜欢，值得自豪，但也有许多遗憾。从艺五十年了，其实哪有五十年，从《舞台姐妹》到《青春》，其中有八年是空白，今天如果补你十年有多好。你的电影也留下种种遗憾，有自己的局限，也有其他原因，如果能够重拍有多好，拍一部没有遗憾或者是少点遗憾的作品来。你可以有点骄傲，但不要太骄傲了。你要感谢许许多多老师、领导、朋友。你的作品，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帮助。离开这些，你就不是今天的谢晋，你就会缺少许多部作品。你还要感谢时代，只有在邓小平创建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条件和环境下，你才有放开手脚不断拍片的机遇。衷心希望今天的祝贺不是你息影的开始。祝愿你继续拍出满意的作品来，这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所有人的愿望……”
谢晋的这篇答词，新颖别致，意味深长，这既是他在五十年这个事业的中间站对自己说的话，又是对中国电影同行们的勉励与鞭策。因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研讨会结束，大家仍停留在会场，久久不愿意离去，一些人涌上前，和谢晋紧紧地拥抱，祝贺他在五十年风雨历程中，取得的成就和辉煌。
在结束了北京的研讨活动后，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第二站就移到了上海，时间共两天。上海的活动内容有两项，一是举办谢晋从影五十周年图片展，二是谢晋电影回顾展。10月22日，这两个活动同时在上海电影城揭开了帷幕。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市长徐匡迪等领导纷纷给谢晋写来贺信，他们对谢晋五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祝愿他永葆艺术青春，再铸艺术成就。
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出席了开幕式并剪了彩，宣传部长金炳华致贺词，他说：举办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不仅要表彰他杰出的艺术成就，更要发扬他献身电影事业、坚持不懈为人民奉献优秀作品的精神。
上海是谢晋的第二故乡，自少年时期从老家来上海读书，又从上海走上从艺道路，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艰难坎坷，五十年的拼搏奋斗、辉煌成果，都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没有上海，也就没有他谢晋。
谢晋今天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花白的头发还染成了乌黑，再加上他气色很好的脸，除了步履略显踉跄，谁也不会想到他已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那天他也像在北京时一样，用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来代替会上的答辞，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几百位嘉宾在下面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手里都拿着鲜花，他们中有不少是影迷，有些甚至是闻讯后专程从很远的外省赶来的。当谢晋读到：“……你的电影离不开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没有他们，谢晋电影就会少很多很多……”他的眼睛湿润了，在迷蒙的泪眼中，他看到潘虹和何伟上来了，他们是代表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演员向他献花；接着黄蜀芹、石晓华、鲍芝芳、武珍年上来了，作为上影厂的四大才女导演，她们都在谢晋的旗下工作过，接受他的教诲和熏陶，现在，她们一个个都脱颖而出，拍出了一部又一部独具个性而又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有不少作品甚至在国际国内的电影节上夺得了大奖，成为中国影坛上的佼佼者。今天，她们一个个容光焕发、气质非凡，上台之后，她们齐刷刷站在一起，然后，向她们永远的严师和恩师，深深一鞠躬。这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一些老朋友、新朋友和影迷情不自禁地涌上前去，和谢晋紧紧地握手、拥抱。
隔了一日，即10月24日，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便移至他的老家浙江举行，可能是因为回到了故乡的缘故，这次在浙江的纪念活动将持续五天左右时间，是这次整个纪念活动中时间最长的，活动的内容也比北京、上海要多得多。
当晚，隆重而热烈的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的研讨活动在新落成的杭州世贸中心揭幕，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如张德江、柴松岳等都出席了开幕式。近两百位声名卓著的海内外文化名人如黄宗江、谢芳、秦怡、陈强、吴贻弓、吴思远、张贤亮、白先勇、潘虹、鲍国安、朱时茂、丛珊、濮存昕、高仓健等从四面八方汇集杭城，向谢晋表示衷心的祝贺。秋天的西子湖畔，一时间群贤毕至，星光灿烂。
次日，一个别开生面的《说谢晋》座谈会在世贸中心大会议室举行。这个座谈会是应谢晋的要求召开的，他说我不赞成搞表面化的热热闹闹，更不是什么展现我个人荣誉的庆典，我真诚期望这是一次学术的探讨和研究。那天的座谈会由石方禹主持，参加座谈会的人很多，大多是一些谢晋的老朋友，也有一些在谢晋执导的片子中担任过角色的新演员。可以说都很熟，因此也就少了些顾忌，发言十分的热烈。黄宗江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风趣而诙谐，令与会者大笑。他说，电影中的“三军统帅”是导演，而谢晋是真的“三军统帅”。他下面有四大将，李准一员、梁信一员、“宁夏王子”张贤亮一员、还有白桦一员。又有宗福先、朱苏进二小将和黄蜀芹、武珍年、石晓华、鲍芝芳四女将，女兵有潘虹、王馥荔、李媛媛等，真是“一将成名万古空，一帅成功万众呼”。李准接着说，马克思说过“我最大的特点是热情”，而谢晋最大的特点是身上有一团火，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会被他的这团火烧烤，他本人，他的家庭曾遭受过那么多的磨难，但他身上的这团火却从未熄灭过。这是团艺术的圣火，中国电影因为有了他这团火，而变得更加热烈而光明。他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但他的身体还可以再拍五部戏，愿上帝假他以天年，愿他少喝一点酒。李准说完后，接着梁信说：“我没有李准的才华，没有宗江的幽默。我说的是大实话。是谢晋发现了我，培养了我，就是那部《红色娘子军》，当时，那个本子两家大厂都不要，我就寄到上影文学部，当时谢晋有一个本子下了马，有一天他到文学部，问沈寂有没有本子，沈寂说有一个外稿还不错，那天谢晋把本子拿去后，一夜看了好几遍，还划了好多红杠杠。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厂长陈鲤庭，陈鲤庭说那你就以个人的名义给梁信拍个电报吧。那时我还在北京，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了上海。从此后，我的命运便发生了转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红色娘子军》我可能早就离开部队了，或者改行了。我与谢晋是同龄人，但正是这位同龄人培养了我，让人们记得有梁信这个人，还有一部《红色娘子军》。我至今已拍了十一部电影，可除了《红色娘子军》，还有谁记得其他十部呢？今天座谈会的题目是‘说谢晋’，可谢晋是说不完的，我最后再说一句话：我感谢你，我的老朋友，没有你，就没有我梁信。”
被人称为“西部王子”的张贤亮也发了言，他那舒缓而低沉浑厚的喉音再加上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回忆，深深地吸引了每一位与会的人，他说：“黄宗江老师说了，人民万岁，人文万岁，人道万岁，我再补充一点，人情万岁。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在搞四十周年大庆，本来不准我假，但我私自跑来了，这就是人情。我首先知道谢晋这个名字，是在劳改队，那是在我第二次劳改的时候，有一天劳改队放电影，那天风特别大，我带了一块土坯，风吹得棉袍要把头罩住。那天放的电影是《红色娘子军》，这是我第一次看这样好看的电影，以前劳改队也放电影，但基本上是一些很平庸政治说教很浓的片子，但这么好的片子在放映时却把谢晋的名字删去了。十七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素不相识的谢晋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说要改编我的获奖小说《灵与肉》。当时我真是激动得不得了，1979年我还在农场劳动，我是平反最晚的，那时我在劳动队读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马列的书，根本没想到搞文学，后来偶尔写了一篇小说，竟获了奖。但小说的知名度远没有电影大，自从拍了《牧马人》，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这样就促使我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由此可以说，是谢晋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是谢晋改变了我的命运。”
与前面几位发言者相比，潘虹似乎说得更动情。她这样说：“我想说一句，谢导演，你在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唯一的，永远是唯一的。作为一个大导演，他会那么平和地、那么坦诚地来面对五十年来的每一天，每一时。尤其是他在上海研讨会上读的那封信，使我久久地在座位上站不起来。
“回忆起与谢导演的每一天，可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记得我拍的第一部片子是在《青春》中跑群众，那时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和陈冲、张瑜在一起。当时心里想的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只要能在谢晋导的片子里有三句话，甚至两句话，那就好像是当了皇后了。某一天中午，谢晋找到我，说，潘虹，从今天下午开始，我要换掉你，叫你去峨嵋厂拍一部片子，去当一个主角。我说，那你的片子怎么办？谢导说，我这里不要紧，我可以等你一个星期。我说我不想去，谢导说，潘虹你听我一句话，四川虽然很遥远，但那个机会对你很难得，只要肯努力你能行，一定可以由一个群众演员变成主要演员的。见我还是忧心忡忡的，谢导就叫我去食堂里打饭，在吃饭时他又鼓励我，还用祝希娟的例子教育我。后来我就去了峨嵋厂，没想这一去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艺术、我的婚姻和我的种种。也改变了我的角色。从此以后，我没有演过四位以下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演主角。每当我演不下去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谢导的一句话：潘虹，你行的。如果没有谢导演的鼓励和发现，我可能已不是今天的样子，也可能早已下岗了。”
在大家发言时，谢晋坐在一侧默默地听着、记录着，他那张雕塑般的脸因沉思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他此刻想得最多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真是弹指一挥间。三十几年前，他和陈强等人拍《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还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可现在大家都老了，他老了，编剧梁信老了，祝希娟老了，王心刚老了，陈强更老了。但这个老头刚才在回忆拍摄《红色娘子军》的情景时，记忆竟还是那样的清晰，话语又是那样的诚恳。这使他十分的感动。陈强说：他今天要对谢晋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要感谢他，因为他演了《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曾得了两个奖，一个百花奖和一个最佳男主角奖。第二句话是“恨”他，因为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罪名是他演了南霸天，而且演得太像了。第三句话是对不起他，因为这部戏中有一场很重要的爱情戏，是谢晋非常喜欢又一直要加进去的戏，但他却反对这场戏，还动员别人给谢晋施加压力，最后迫使谢晋砍掉了这场戏，从而使这部电影造成了永远的遗憾，对此他心里一直很不安。听到陈强这么说，谢晋禁不住笑起来，他插话说：“那时为这场戏我们经常要‘吵架’，最后吵到上影厂党委，党委决定拿掉这场戏，当时我还没有加入党组织，但党委叫我列席党委会，在会上我不同意砍掉这场戏，梁信也不同意这样做，除非组织上决定。后来我的老师张骏祥出来做工作，说，谢晋不要再争了，就算组织决定吧。为这句话张骏祥在‘文革’中还吃足了苦头。”
继陈强发言后，昨天刚从法国巴黎赶来参加活动的丛珊也讲了话。这位十七年前曾在谢晋执导的《牧马人》中扮演过李秀芝的演员，现在已经移居国外，不过那时她还是中央戏剧学院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而现在已是风韵不凡的少妇了。丛珊的发言是平实而又纯朴的，就像她演的戏一样。她举了一个小例子，说有一次拍戏的间隙，她正在看小说，正好被路过的谢晋看到了，谢晋说，啊，你还在看小说啊，拍戏时应该断念。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很深的。
这时谢晋插话说，当时借丛珊，学校开始不同意，因为有规定，学生一律不准外出去拍戏。当时院长是金山，金山说，跟谢晋拍戏我放心，这对丛珊有好处，于是就放了。可在拍新婚离别后重逢一场戏，丛珊老是拍不好，我就批评她，丛珊只是哭，后来我把副导演鲍芝芳找来，问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鲍芝芳又去问丛珊，丛珊说：朱时茂胸上有毛啊。说到这里大家都笑起来，谢晋也笑了。但在笑声中，谢晋又感到有一股深深的遗憾涌上了心头，他一生培养过许多好演员，有一些甚至成了海内外知名的大影星，可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已不在自己的身边了，也不在自己的祖国了。他们远走高飞，现在都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如陈冲，她在美国的好莱坞，朱时茂、盖克在美国，丛珊在法国，斯琴高娃在瑞典，当然出国的名演员远不止这几个，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是想学点东西才出国的，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才出国，有些人是纯粹为了钱，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浙江著名女作家叶文玲作为谢晋家乡的代表也发了言，不过她的发言很特别，对有些发言者劝导谢晋从健康原因应戒酒的提议，她表示不同意，说：“谢导爱喝酒，有人劝他少喝或不喝，我不主张戒酒，因为酒是维系他生命和艺术的能量，是谢晋精神的食粮，作为一个老人，他已奋斗了一辈子，生活清苦而又无其他的嗜好。我们不能再要求他戒掉他这一生中唯一的嗜好，让他喝吧，因为他离不开酒，也不可能离开酒，愿他活到二十一世纪，愿他长命百岁。到那时，我们再来参加他从影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的纪念会。”叶文玲的话极具鼓动性，更具现场感染力，大家的鼓掌也就更加的热烈。
作为一个最后发言的人，朱时茂也有很多的话要说，但他一下子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在他并不太短的从艺生涯中，谢晋是他最为敬佩的人。今天，他除了要对谢导在十七年前给他提供了一个《牧马人》中许灵均的角色表示感谢外，他还带来了一张十万元支票。他是多次目睹一个海内外闻名的大导演在拍片的外景地亲自洗衣服的人，又是一个多次目睹过工作到深夜的大导演在饥肠辘辘的时候用一包方便面来打发的人。那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为之心疼而无奈。现在他终于有钱了，他要为他尊敬的谢导演尽一点力。他对谢晋说：“谢导请你收下这点钱，不过我有话说在前，这钱是给你雇个保姆洗衣服和照顾那个残疾孩子的，不是请你转给希望工程的，你就多腾出点精力，为中国的老百姓多拍几部好片子吧。”
谢晋也在会上发了言，不过他的发言很简短，但却是十分的深刻，他说：“我是新中国由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导演，半个世纪来，中国电影风风雨雨的整个历程我都经历过。今天，当我们欢聚在一起，回顾、总结剖析我从影五十年来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的时候，我特别地怀念那些受我的影片牵连而含屈死去的艺术家们，如沈浩、上官云珠等。他们是多么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本来可以像大家一样来参加今天这样的会，但是他们永远也来不了了。”说到这里，谢晋的声音哽咽了，与会者中的许多人也都低下了头，但谢晋很快又恢复了状态，他继续说：“现在好了，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正因为如此，大家才有可能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会议，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纪念会，而是一个对我个人五十年来艺术生涯的解剖会，诚如陈荒煤先生所言：‘看谢晋的从影经历就是看一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史，解剖他的电影可以总结出整个中国电影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从中可以折射出各种各样的现象来……’”
令大家关注的是，谢晋的老朋友、原本应邀与会的余秋雨先生没有参加杭州的这个座谈会，但这位年龄比谢晋小得多的大学者始终关注着这位兄长的艺术拓展之路。几乎可以这么说，谢晋晩年的许多重大艺术创作活动，他都会站出来说话，而且是由衷的说话。其实，在一本为配合这次活动出版的反映谢晋艺术生涯的《足迹——谢晋五十年电影艺术生活回眸》的影集中，余秋雨已经对谢晋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了，他说：“如果把二十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与其他电影艺术家相比，谢晋的特殊性在于他整整工作了五十年，按说工作五十年的人也不少，但谢晋从青年时代一出场就快速地成了主角，此后一直有声有色地保持着指挥若定的主角地位，从让人眼睛一亮的《女篮五号》到让人热泪盈眶的《鸦片战争》，始终在万人瞩目中满弓满调，这种情况就不多见了。据我所知，以五十年的时间一直拳打脚踢地站立在一个行业的第一线，在国际文化界也是罕见的。
“这种长期劳作的时间幅度，使他成了一个历史的象征，这半个世纪，中国人走了一条充满**又多灾多难的道路，谢晋扛着摄影机走在中间，一路上体察着身前身后无数同胞兄弟心头的悲欢，为他们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描绘一个又一个形象。他的声音从来不超尘脱俗，故作深刻，却总是焕发着一种让人动情的美丽和良知。尤其是进入中年之后，他越来越自觉地呼唤经常被历史扭曲的人性美，呼唤常被人们遗忘的高尚和正义，而他的呼唤，因为亲切随和，又总是在亿万人民心中产生强烈的反应。回想一下，在这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如果没有谢晋，一大批中国人如果没有《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等电影可看，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失落？
……
“当年看《女篮五号》的年轻观众也已经衰老，但他们又相扶相持地走进了《鸦片战争》的放映厅，这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又是真实的人生经历，我们很难为这个过程和经历设想另一种可能。因此，回顾谢晋五十年艺术道路，其实也是对中国当代精神史的重温。
“历史拒绝琐碎，在中国人好不容易过完一个世纪的时候，一切细微的光点都已黯然失色，只有那些连贯的努力、不懈的追寻、密集的成功，才能被历史认知。谢晋已被历史认知了，因为他结结实实地拥有半个世纪，他给了人们一种信心，即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中国文化也可能出现以生命历程组接成的大手笔。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正可由此开启。”
26日，在杭州完成了三天紧张的活动后，是谢晋真正回老家向父老乡亲汇报的日子，也是整个纪念活动中的又一部“重头戏“。下午二时许，一百多位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们从杭州出发，于三时许抵达上虞。在该市新落成的文化广场，谢晋和艺术家们受到了成千上万名家乡父老乡亲的隆重欢迎。在鲜花和笑脸中，谢晋和艺术家们被引到了一座刚刚耸立起来的由省文联、上虞市等五家单位联合制作的“中国浙江明星碑”下，整座碑高五点八米，碑的上部为直径两米的地球模型，球上环绕着金属制成的银色电影胶片，胶片上深深印着谢晋双手的手印，寓意谢晋的电影艺术走向世界，碑的下部为暗红色花岗岩底座。这是家乡人民以最真诚的心情为自己这位值得骄傲的儿子树立的一块丰碑，碑虽不高，但在家乡父老的眼中，它却高耸入云，光芒四射。许多许多的人，都会从这块碑中，得到人生的启迪，感悟伟大的艺术所散发的热力。
在揭幕仪式后，谢晋站在明星碑下发了言，可能是因为连日劳累的缘故，也可能是心情激动的缘故，他的嗓门有些嘶哑，可精神依然是那么的矍铄。他用充满深情的语调说：“五十年对于人类的历程仅是一个瞬间，但对个人来说却十分漫长，在家乡领导和乡亲的关心下，我走过了五十年的电影生涯。我现在虽然已七十五岁了，但还要在电影艺术道路上走下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上虞是舜的故乡，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祖先，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我生在上虞，将来也一定要埋葬在曹娥江边……”
在他的发言被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打断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牙牙学语的女孩，挤到谢晋的身边，把一束刚刚从山上采来的栀子花献给了谢晋。
谢晋的眼睛湿润了，面对着他眼前的一张张熟悉和陌生的脸，他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五十年的艰难岁月，五十年的漫漫长路，他又回到了他当年出发的地方，而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了一溜深深的脚印，一串闪光的长珠。
在迷蒙的泪眼中，他仿佛看到了五十年前那个身材瘦长而又略显黝黑的小青年背着行囊从谢塘那条乡间小道向大上海走去，那是他自己；他还仿佛看到了那个为执意从艺而离家出走赴四川江安求学，在那个大雨滂沱的晚上，蹲在北火车站的月台上瑟瑟发抖的情景，那也是他自己……是啊，五十年过去了，多么短暂的岁月啊，仿佛就在一瞬间，历史老人就把这五十年翻过去了，但那五十年间所发生的历史章节，则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他眼前，其中的有些章节他淡忘了，而有一些章节，他则牢牢地记住了，它们是：《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女儿谷》、《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