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谢晋和他的同事们在横店冒着酷暑一心拍着《鸦片战争》时，有一个不太可靠的“坏”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不过这个“坏”消息很快便得到了证实：原来在谢晋前不久拍“虎门销烟”等精彩镜头的广东省，这时也在筹拍一部反映鸦片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名称也叫《鸦片战争》，是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广东电视台等单位联合筹拍的。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谢晋感到十分的困惑和焦虑，他认为，影视界的这种“撞车”虽非始于他的这部片子，但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往往一部好题材的电影还未投拍，与它差不多相同内容甚至片名的电视剧也会在这时候从某个地方冒出来，这种“撞车”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谢晋说：他的老朋友谢铁骊拍的那部《红楼梦》电影，尽管摄制在前，担播出却在同名题材的电视剧之后，结果北影足足赔了八百万，至今难以翻身。还有一部广东台的《商界》和珠影的《商界》，曾也“互相残杀”，因片名、故事内容完全雷同，而电视剧又抢先播出，结果电影《商界》在经济上损失惨重，著名导演胡炳榴至今一蹶不振。对此，谢晋认为：“九七”香港回归题材的影视剧拍摄，属于严肃的政治任务，并非个人行为，谁拍，拍什么，怎么拍，均应有一定之规，如果发生“撞车”，势必造成混乱，更可能会给双方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
在谢晋发表谈话之后，他的助手宗福先也对媒体谈了自己的看法，可能是所处位置的不同，他的谈话与谢晋稍稍有些不同，他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们：电视连续剧《鸦片战争》的出现，对电影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他说：“只是这样一个题材有没有必要拍两个版本？我们已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对有记者提出因广州方面拍摄《鸦片战争》电视剧，已影响到谢晋拍电影的资金筹措时，宗福先声明：“有些媒介故弄玄虚，制造新闻，从来没有投资方提出抽回资金的事。筹资事项遭到重创一说，这是百分之百的误传。”同时他又补充说：“谢导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点小事就能让谢导发慌？只是我们希望不要让以前‘撞车’的现象再‘撞’下去了。说到底这都是国家的钱。”对有记者提出：如果《鸦片战争》电视剧抢在电影公映之前播出，会不会影响观众的人数并导致经济上的损失，宗福先说：“电影的制作、发行与电视剧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他们拍得好，夺走了观众，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我们依然走自己的路……”
对因拍摄电视剧《鸦片战争》而引起了谢晋严重关注的事，广东方面及时作了解释，他们认为：这两个剧本其实并不相同，电视剧所表现的故事时间跨度较大，其容量也是电影所难以涵盖的，所以根本不存在题材“撞车”的事。但话虽这么说，他们还是对谢晋的意见引起了应有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比如把原名《鸦片战争》改成《鸦片战争演义》等。
9月上旬，也就是谢晋在东阳横店广州一条街拍完了应拍的大部分镜头后，即挥师赴英国伦敦拍摄“议会辩论”等重场戏。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在英国拍摄的镜头并不很多，但分量却很重，因为当年英国政府通过战争的决议就是在这次议会辩论中作出的。当然，在英国拍摄的费用也是与国内无法相比的，别的不说，单就扮演英女王、首相、议员等几个重要角色的英国几位著名演员，每天的片酬就高达一千五百英磅。但谢晋宁肯自己啃方便面，也决不在这上面省一分钱。不过，有时为了犒劳摄制组的同仁们，同时也为自己解馋，谢晋也会带着大家去吃一顿英国有名的烤牛排。当时英国正闹疯牛病，有人劝谢晋吃牛肉要小心，他却笑着说：“怕什么，吃了疯牛肉要十二年才发病，到那时，《鸦片战争》早已放遍全世界了。”
从1996年5月18日《鸦片战争》在广东虎门开机，到12月4日在浙江东阳横店封镜，前后经历了整整6个月26天的紧张拍摄之后，谢晋终于在停机的那天下午，向时刻关注着这部巨片拍摄进程的新闻界宣布：《鸦片战争》正式封镜了。那天，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谢晋在一架电子秤上秤了一下自己的体重，因为他发现近来自己瘦多了，但瘦了多少，他不知道，电子秤最后显示的数字令他大吃一惊，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他的体重竟一下子轻了十几斤。他对旁边的同事们开玩笑说：“那可是一大堆肉啊。”
而对发生在谢晋身上的一切均十分感兴趣的新闻界，在及时地向外界报道了他因拍片而瘦了十几斤的消息的同时，也对与这部影片相关的另外一些数字，产生了浓厚了兴趣。谢晋告诉他们的这些数字是：这次拍摄《鸦片战争》投入资金近亿元，摄制班子超过三百人，全片场景多达两百处，在三百一十八亩的土地上，搭建十九世纪风格的广州一条街，总面积达六万平方米，另外又搭建古建筑一百六十处，仿造船舰四十七条，动用群众演员五万多人次，外籍演员三千多人次，制作服装两万套，各式道具两万件，耗用胶片十六万英尺……在整个拍片过程中，谢晋曾经十过家门而不入……这些数据记录了谢晋在这短短六个多月中所走过的不凡的历程，凝聚着他和他的创作团队所耗费的心血和汗水。
《鸦片战争》封镜后，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后期制作了。这段时间内，谢晋一方面要为影片的后期制作四处奔忙，一方面又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杂事，包括全国各地新闻媒体的采访。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他的恩师曹禺在北京去世了。这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曹禺是他在江安国立剧专读书时的老师，可以这么说，他一生中的许多重大艺术创作成就，都与这位恩师的指点是分不开的。现在，他竟这样悄然地离去了，而他在不久前还刚刚去北京医院看望过他，由此他想到了人生的无常和苦短。随着生命黄昏的来临，这样的念头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他。他觉得，1996年中国电影界似乎是最不幸的，这一年中，除了他的老师曹禺和张骏祥去世外，他的好几个老朋友、老知交也都驾鹤西去。其实，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年龄并不大，比如白杨，她才七十六岁，在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当中，她是年轻的。陈荒煤稍大些，也不过八十三岁。而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他的挚友李翰祥的突然去世，这位老兄才七十一岁，比他小两岁，正是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不声不响的走了，而且是死在拍摄《火烧阿房宫》的现场。这样的死法，令人感到既悲壮又无奈。
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恩师曹禺，谢晋就留在了北京，一方面他要为《鸦片战争》后期制作的事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系，一方面他要在北京参加第六次全国文代会。这次文代会的时间共五天，虽然他很忙，但这个会他是一定要参加的。因为上届文联主席曹禺去世了，这届文代会便选作曲家周巍峙为主席，谢晋仍被选为副主席。在全部二十二名副主席当中，电影界中有三位，除谢晋外，还有了李默然、吴贻弓。
从北京回到上海，谢晋推掉了一切能推的各种活动，以便自己能集中精力在1月份把《鸦片战争》对白双片拿出来。因为在春节前，中宣部、广电部、文化部的几位部长要审看，如果部长们认可，影片还要在3月份去日本东洋显影所冲印并做特技等制作。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估计到4月下旬或5月初，第一个拷贝可出来，然后再制作英文字幕，以便向国外发行。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但紧归紧，谢晋决定这年的春节还是回老家，这一是因为从拍《鸦片战争》开始，他已有很长时间没回家乡看看了，二是日本《读卖新闻》的几位记者多次提出要拍一部谢晋回老家过年的专题片，这次也可成全了他们。不过这次回家过年的时间没有像前几次那么长，这一方面因为有关《鸦片战争》的大量事务在等着他，虽然春节前几位部长看了他送去样片后说：“基本还可以。”但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另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的春节在时间上比较迟，待他回到上海时，已差不多是2月底了。
《鸦片战争》在上海完成后期制作后，已是3月的中旬了。数天后，全国政协一年一次的例会又在北京召开了。这次会议，对于谢晋来说，真可谓是“公私两全”了，白天他是以全国政协常委和文艺组某个小组的组长参加会议并主持讨论。晚上，他则是以一个电影导演的身份“经营”他的《鸦片战争》。在他住的西郊宾馆四一六房间里，除了衣物外，还放着四只挂着“重要旅客”牌子的箱子。里面差不多全是《鸦片战争》有关的胶片和资料。每天晚饭以后，别人要么去看电影或文艺演出，要么去逛北京的夜市，而他则悄悄地回到房间，要么把鲍国安等一些在京的演员找来谈补戏的事，要么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剪片，再就是应付各路记者的采访。国内的记者还好办，国外的记者就令他很为难，日本的《朝日新闻》和一家电视台为了采访他，曾连续发了好几份传真，并提出要跟他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采访。对于新闻界的朋友们，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谢晋总能相处得很好，配合得也很好。他有一天晚上又收到了一家报社记者发来的传真，恰好有一位记者前来采访他，他笑着对记者说：“你看，又发来传真了，不过他联系得比你早，你已是第一百○八位记者了。”当晚，这第“一百○八将”与谢晋谈到凌晨一时才走，离开房间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向谢晋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他问谢晋：拍完了《鸦片战争》后，他是继续拍电影呢，还是准备退休？谢晋不假思索地笑着说：“我会继续拍电影，而且会比这部更大，只要有资金……我不会退休，大概会像李翰祥一样死在片场上。”
在《鸦片战争》进行紧张的后期制作时，有关这部片子的宣传及发行工作也同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3月18日下午，谢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韩国三星娱乐集团总裁李重求签订了七十五万美元的向该集团出售在韩国发行权的协议，这是中国大陆影片首次按照国际惯例，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国际市场。据一位业内人士说，向国外出售还未最后完成制作的“片花”，这种与国际电影市场接轨的经营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但按广电部的有关规定，新片在没有通过审片前一般不允许出售版权，但这次为了扶植国产电影，首开禁区，这也是我国制片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一种尝试。这位人士又说：在一部电影的筹备或拍摄制作过程中，就向一些国家或地区出售发行权，主要目的是能加速影片投资的回笼，这种行话称为“卖片花”的做法在国际电影市场中很常见。但除《鸦片战争》外，这一做法至少在近期内不会被普遍批准用于其他故事片。由于开了这个方便之门，《鸦片战争》的发行渠道可以说是一路畅通。除韩国外，香港嘉禾娱乐有限公司、日本大映株式会社以及美国、泰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娱乐公司也纷纷派人与四川《鸦片战争》影视有限公司洽谈发行购片及买断版权等事宜。
对于这种瞄准海外市场的大手笔发行方式，谢晋的老朋友、该公司总经理成志谷坦陈了谢晋心中的这个庞大的计划，他说：“电影《鸦片战争》的发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全世界对中国电影的日益关注，而中国电影能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却很少，这与中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二是中国电影正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大局，电影作为一种产业如何调整结构，如何面对海外大片的挑战，都值得很好的研究。这次选择这样一个世界热点题材的作品，就是试图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打入海外市场的路子来。正因为这样，这部电影在制作上也力求达到国际水准，六声道的数码音响，全部进口的胶片，日本的洗印等等，保证了影片的技术质量，同时专门成立了海外发行部，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策划推动海外发行。”
3月25日，就在谢晋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他接到一个通知，请他于25日参加一个由中宣部和广电部举行的电影工作座谈会。丁关根同志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在肯定了全国电影工作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指出：“……经过一年的努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了良好开端，但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优秀影片还不够多，电影事业还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要勤奋敬业，知难而进，加倍努力，扎实工作，走出一条振兴电影事业的新路。”
丁关根的这篇讲话，给了谢晋以深深的启迪和思索，他觉得丁部长的这番话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样的感触他心里也有，而且非常的强烈。他不会忘记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时所遇到的那件事。那天下午，他来到了镇上唯一的那家电影院，这是他的老习惯，每次回老家，他都要到这家电影院看看，看看在放什么电影，看看观众多不多。但今年的情景却令他大吃一惊，看门的老人告诉他，今年电影院关门了，因为电影不好看，没人看电影了。谢晋朝里面看了下，只见原来放电影的地方，现在已摆满了台球桌和辟出了录像厅。人很多，大都是些年轻人。这使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作为一个把电影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人，没有比看到这样的情景更凄凉、更痛心的了。那天他回到家里，一直闷闷不乐，连酒也不想喝了。
回到上海，正好有《文汇报》记者来访，他的“炮筒子”性格也憋不住了，一见面就大声嚷嚷：“中国的电影艺术家真的该惊醒了，我老家的那家电影院很小，可连这么小的电影院也没有观众，这是为什么？首先我们电影人应该反省，特别要从理论上矫枉过正，解决为什么拍电影和拍给谁看的问题。”他回忆说：十年前，夏衍在世的时候，有一次看完一部当时被称为探索片的电影后，说了一句话：“我看不懂。”没想到这部片子的导演知道后也说了一句话：“看不懂就对了。”回顾这段经历，谢晋说，一批年轻人的探索电影在当时的确给中国电影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对这些影片的过分推崇和盲目模仿，导致了中国电影与观众的严重脱离，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事实上，这十多年，中国电影在不断地从大大小小的国际电影节上抱回奖杯的同时，也付出了本土市场不断萎缩的沉重代价。在有些导演心目中，洋人的一句好话比同胞观众的认可更加重要。可悲的是这种错误的观点不但影响创作，也一度影响到国内的一些电影评奖，导致评奖渐渐失去了在观众中的权威性。时至今日，依然有人提倡电影不要情节、不要人物，甚至津津乐道于不要剧本，这种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观念和现象，实在已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时候了。
在经过了紧张而漫长的四个多月的后期制作后，巨片《鸦片战争》终于在广大观众的期盼中完成了第一个拷贝。5月2，国事繁忙的江泽民总书记挤出时间观看了此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的提议下，5月6日，五百多位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也观看了此片，大家一致的感慨是：落后就要挨打。数天之后，又从第五十届戛纳电影节传来喜讯，《鸦片战争》在该电影节放映后，反响十分强烈，以后又连放两场，场场爆满，地上还坐了不少人。在这座无虚席的剧场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观众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就是谢晋。原来，他是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来这里推销影片和听取意见的。由于已与日本、新加坡及韩国等签订了购片协议，使谢晋的信心倍增。这次，由于德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亦有购买此片的意向，所以他亲率人马，前来洽谈。但遗憾的是这么好的一部影片，竟无缘参加电影节评奖，谢晋说不是不来参赛，而是来不及参赛，因为后期制作到4月底才完成，错过了时间。不过从观众的反映看，该片的声誉实际上已超过了许多参赛片，这为该片下一步扩大在全球的发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电影节期间，曾有记者询问谢晋：英国方面对这部片子是否认同。谢晋说：英国人认同不认同没有关系。能够正视和反思自己错误的国家是非常明智的。《辛德勒名单》在德国公映时，该国总理还到场观看。接着他又说：“禁毒问题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当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时，其国内也是禁吸鸦片的，英国议会在争论要不要打这场鸦片战争时，很多议员是持反对意见的。”他透露：《鸦片战争》中有关林则徐气吞山河销毁鸦片的剧照将赠送联合国，使这些饱含着中华民族禁毒决心的照片，成为全世界的“警世恒言”。
从戛纳电影节回国后，谢晋没有立即返回上海，而是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电影工作者座谈会。5月25日上午，部分电影“华表奖”的获得者和一些老电影艺术家来到中南海，江泽民、刘华清及丁关根、李铁映等领导同志热情接见了这些电影艺术家。江泽民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聆听着总书记的讲话，谢晋感到既鼓舞又兴奋。在距3月25日丁关根同志对电影工作的讲话两个月之后，总书记又对电影工作作了这么重要的指示，这在其他的艺术门类中是不多见的。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创作出真正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来，而这又是一直萦绕和困扰在谢晋心头的老问题，由此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分外的沉重。
参加完座谈会，谢晋就匆匆赶回了上海。5月28日，上海也举行了《鸦片战争》的试映，之后又相继在法国、美国等国进行了试映。可以这么说，凡是看过此片的人，都是给予好评。除了钦佩和崇敬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在黄昏之年还殚精竭虑、不辞劳苦、集亿元资金拍摄了这部巨片，更是从这部电影本身的深刻意义和艺术价值上对它进行中肯而极高的评价。权威的影评家邵牧君说这部片子“拍得很精彩，它大气、厚重、严谨、平实，而最可贵的是它能平心静气地回顾历史、实事求是地检讨国耻。”影评家梅朵说：“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家要拍摄《鸦片战争》？仅仅是为了庆贺香港回归吗？不，更重要的是为了反思这段历史，使我们在反思中更加树立起一种自主自强的精神。”上海影评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是一部大制作、大投入、高质量的巨片，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电影精品，是大手笔。它不仅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客观公正地表现了那段令中华民族感到耻辱的历史，而且对大场面的处理也很有分寸。这部影片没有说教，很多细节把握准确，能给人以启迪作用，因此，这部影片不是一部为香港回归的应景应时之作，它将是一部可以传世的经典电影。
谢晋的老朋友、旅美华人影星卢燕在美国看了《鸦片战争》后，因为激动，便立即给谢晋写了一封信，她说：“我怀着十二万分兴奋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我刚由放映场归来。《鸦片战争》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在电影史上不朽的作品，充分表现了导演的魄力、才华，无论在剧本、摄影、剪辑、美术上都有不凡的表现，这部影片是中华之荣。”
在经过了几个大城市的试映后，已被媒体炒得红红火火的《鸦片战争》终于于6月9日在北京举行首映。首映式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主持，一部影片的首映由如此高层的领导和有如此特殊职务的领导主持，这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尚属首例，而其中所包含的内涵也是不言而喻的。时隔两天，该片又在香港举行首映式，已被国务院任命为特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也在首映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他说到“再过二十天，香港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时，台下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那天谢晋也在主席台上，当他听到董建华说出的这句中国人已等了一百多年的肺腑之言时，眼睛湿润了。是啊，对这句话，中国人等得太久了，他也等得太久了。五十年前，当他随在国民政府交通部驻香港办事处供职的父亲辗转来到香港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凄凉和屈辱的景象，中国人在外国人的面前就像狗一样地生活着。这个深深的烙印，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后来虽然解放了，但中国人被洋人瞧不起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1996年他率电影代表团赴台时在罗湖海关所受的非礼待遇，就是一例。现在，这屈辱的一页即将翻过，历史将谱写新的篇章，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他以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烧成的这部《鸦片战争》，将成为这个伟大篇章中的重要一页。由此，他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在香港举行完首映式，谢晋不敢多加滞留，便匆匆飞回上海。尽管香港嘉禾院线在次日就要全面上映《鸦片战争》，而由其代理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将同时上映该片，这是一件大事。记得4月初他来香港与嘉禾院线签订协议时，香港临时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女士和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执委会主席郭维庸先生曾专门会见了他，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朱育诚也会见并宴请了他。同时，他还拜会了香港影坛老前辈邵逸夫先生等老朋友。可以这么说，《鸦片战争》得以在香港的嘉禾院线顺利上映，与香港上下及社会各界对该片的热情关怀与支持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导演，他很想在这部影片上映之机在香港多留几天，与香港的观众和媒体见面，并真诚地答谢他们。但他无法再在这里多待一天了，因为再过几天，也就在6月20日，《鸦片战争》将在全国公映，而上海将在6月16日提前上映。届时，有一系列重要的活动需要他去安排并参加。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要与观众见面，他要答谢观众。两年多来，全国的广大观众对于《鸦片战争》的热情关注出乎他的意料，许多人给他来信，有的人给他提供资料，有的人给他寄来钱，当然更多的人给予他精神的鼓励，这使他感到非常的感动和温暖，他觉得这不仅是观众对他一个人的关心和厚望，而是对中国电影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和厚望。中国的电影造成今天如此冷落的局面，观众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有责任的是中国的影人们。
6月16日下午，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上海影城举行了《鸦片战争》的首映式。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副市长龚学平等领导出席了首映式。金炳华部长在代表市委的讲话中对《鸦片战争》一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谢晋也代表剧组发了言。他的富有**的发言，博得了场内观众一遍又一遍的掌声。首映式结束，谢晋就被热情的观众围起来，有的叫他签名，有的与他合影，更多的则是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人问：“大清皇朝有不少像林则徐这样的忠臣，也不乏一批精忠报国的将士，为何还会败于远涉重洋而来的英军？”谢晋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凭林则徐一人可以挽回的，即使他不被撤职，战争也要失败，而且是无论谁来打都要失败。这一是取决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闭关自守，这是内因。二取决于西方强国林立，这是外因。当时，西方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发明了蒸汽机等，完成了工业革命。而我们还是封建的农业文明时代，靠六百里快马加鞭。影片中有两个镜头特别令人难忘，一是关天培问将士们这炮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不打？回答是我们的炮够不到英军的炮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打我们。二是一个英军随军翻译在察看清军火炮时，发现是好多年前造的，指挥官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只知道古董是越旧越好，而不知枪炮是越新越好。所有这些都说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除了回答一些严肃的问题，谢晋也回答了观众们提出的一些常识性问题。比如有人问：销烟为何不用火烧而用石灰泡？谢晋笑着说：这是林则徐的创造，用咸水浸泡鸦片，可化解鸦片的毒性，再放入生石灰，鸦片就会在高温下溶解。这样的销毁最彻底，如果用火烧，烧过的鸦片瘾君子还可再吸。林则徐考虑到销烟后的黑色浊流流入大海会毒死鱼虾，所以又安排了祭海的场面。又有观众问，听说《鸦片战争》中原有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上的情节，现在为何没有了？谢晋又作了回答，他说：在影片结尾降下米字旗，升起五星红旗是有关领导的意思，我一开始就不赞同这样做，因为《鸦片战争》是一部悲剧，它的意义在于在一块国土回归团圆的时候，让人们冷静地去反思，所以我不主张在影片的最后安排降旗升旗这个看似重大却又显突兀的情节，但最后我还是违心地拍了这个镜头。后来领导同志在审看样片时，对这个镜头产生了争论，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发了言，他说：不要采取表决的方式对待艺术，还是由谢导自己去决定。于是就改成了现在道光皇帝率皇子们跪在地上哭祖，紫禁城外大雨如泼，巨大的石狮两眼发红，似在流血，像在愤怒，这样的悲剧效果意在警世，让大家去思考。
就当谢晋在上海影城与热情的观众们见面的时候，上海永乐“东方”院线的几个主要影院，也就在这一天同时上映《鸦片战争》。随后，谢晋老家浙江杭州的十三家影院，也于18日起，同时放映该片。据说放映该片的当天上午，杭州有名的“太平洋”、“胜利”、“西湖”、“新华”及“东坡”等影剧院前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所有的当天票几乎“抢购”一空，那天共有五万人目睹了这部他们盼望已久的历史巨片。《钱江晚报》记者俞咏文在次日采写的一篇报道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杭州剧院门口，一拨拨的观众揉着流泪后发涩、发酸的眼睛，走下了台阶。此时，他们头顶上是湛蓝的午后晴空，而心境依然沉浸在屈辱的历史里，神色严肃……一位观众动情地说，一个民族饱尝过屈辱，就更有理由诠译什么是强大，更有理由树立民族的自尊和自强意识。”
继上海、杭州率先放映《鸦片战争》后，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牵头组建的声势更大、范围更广、覆盖全国十五个省市的中华院线三百家影院也在6月20日同时放映《鸦片战争》。如此规模地在这么广的地区这么多的影院中同时放映同一部片子，这在中国的电影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放映时间之长也是前所未有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达十天以上，其他地方均在七天以上。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在各地放映《鸦片战争》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的同时，它的票房值每天也在直线上升。到6月底，该片在上海的票房突破一千万已成定局，很有可能突破一千三百万。而此数字并不含上海郊县的票房，其时各主要影院的团体订票仍呈踊跃态势，拷贝也依然紧俏。据永乐公司负责同志预测：至7月底，《鸦片战争》票房可望突破一千一百万以上。浙江杭州的票房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至6月30日止，全省首轮影院观众已达一百二十九万人次，票房收入七百五十万。有关人士估计，有望突破一千万。它不仅刷新了前不久引进的大片《毁灭者》，也突破了近期放映而场面火爆的《南京大屠杀》、《红樱桃》等国产片创下的记录，其人数更是当年最热门的商业大片《真实的谎言》的三倍多。西湖电影院的一位负责人称：一部电影已放了十天，市场需求仍如此旺盛，这是从未有过的。
就在《鸦片战争》的放映热浪在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了。1997年7月1日，在全世界的瞩目下，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收看政权交接仪式的实况后，一位记者采访了谢晋，谢晋激动地说：“我太激动了，从1842年到1997年，多少年的奋斗，多少年的梦想，多少年的期盼，终于在这伟大的一刻得以实现。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一个国家只有真正站立起来了，才能结束蒙受耻辱的历史。否则，只是一句空话。二战结束时，国民政府也提出要收回香港，可英国人连睬也不睬。现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企盼终于在今天变成了现实。作为一个导演，我把《鸦片战争》看作是献给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份厚礼，我没有愧对这个日子。”也就在同一天，我国近两百个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为了庆祝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分别举办了《鸦片战争》电影招待会。在外交活动中如此大规模地在同一天放映同一部影片，这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7月6日，就在中国上下尚沉浸在香港回归喜庆气氛中的时候，谢晋带着《鸦片战争》剧组的鲍国安、林连昆、苏民等主创人员，悄悄来到了浙江东阳的横店集团，他们来这里是要向横店集团表示深深的谢意。当天晚上，谢晋率主创人员与横店集团的数千员工进行了联欢，并观看了电影《鸦片战争》。谢晋在联欢会结束时讲了话，他深情地说：“在影片《鸦片战争》中，有八十五分钟的画面是在横店八面山影视城拍摄的，如果没有横店集团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这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献礼之作产生。”横店集团总裁徐文荣也讲了话，他说，支持《鸦片战争》的拍摄，是横店集团全体员工的心愿，也是横店集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具体行动。徐文荣还透露：除为拍《鸦片战争》筹建了“十九世纪南粤广州一条街”外，横店集团还将在最近筹建一条“上海南京路”、一条“日本街”、一个“北京故宫”以及盖一片“北京四合院”等九个拍摄基地，把横店逐步建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城。
在谢晋带着摄制组主创人员忙着在全国一些重要拍摄景点进行答谢和慰问时，一向敏感的评论界这时也把《鸦片战争》作为这个时期内电影评述的重点。许多与谢晋交往了几十年的老评论家以及一些刚刚冒出来的年轻评论家，甚至还有不少工人、干部、农民、学生等，都纷纷拿起笔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自己看了《鸦片战争》后的感想。史中兴说：“……这部影片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对于鸦片战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最新认识成果。历史研究的深入，思想解放的深入，使这种认识在更大程度上逼近历史的真貌。从事鸦片贸易的海盗式的掠夺者，并不是一伙海盗，他们是新兴的强大的工业文明的代表，中国皇帝还在靠快马传递自己的谕旨，英国女王却已在为蒸汽火车剪彩，道光轻蔑蛮夷英吉利做大清的属国都不配，维多利亚已把开发这块东方最后的土地视为自己的责任。‘我认为一艘英舰可以消灭中国全部水师。’英国海军上将的这句话既暴露他的狂妄，也表明中国水师是多么原始。国家主权能不能得到维护并不取决于善良的愿望，力量悬殊的对手之间，没有公平道义可言。马克思当年论述这场战争的一段话说得很精辟，‘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是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然而，虎门销烟的滚滚浓烟毕竟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民族自尊、道义原则和禁绝鸦片的决心，一洗那些为鸦片放行的贪赃官吏给予中国的耻辱。英军的坚船利炮摧毁了清王朝的战船和城防，却摧毁不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定海知县城破时横刀自刎，关天培炮台失陷时点燃火药桶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场战争中文武官员自杀殉国的达数百人，无一人投降，其壮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英人为之困惑，风云为之变色，影片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的正气歌。
“历史故事可以说得很动听，但距离的遥远又常常使人难以有切肤之感。《鸦片战争》不是这样，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性使它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震撼力，历史并不曾把精神的丑陋全都埋葬，它使我们的心无法平静，在进行历史的反思时也不能不审察自身，这是这部影片的力量所在。今年“七一”以后，中华大地上已经没有鸦片战争屈辱的印记，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竞争和较量还没有结束并且永远也不会结束，在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我们从《鸦片战争》这部影片中得到的，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滋养。”
老影评家梅朵也在报上发表了许多热情而中肯的文章。作为一个在影评界素有直言不讳之称的资深评论家，梅朵是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这部影片的拍摄进程的，因此，对于谢晋创作这部巨片的全过程，他是非常清楚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于谢晋创作道路的关注似乎更甚于对于这部影片的关注。这在他的一篇题为《一次深刻的历史追问》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说：“……谢晋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艺术家，他追寻一条关注民族命运的现实主义道路。八十年代，他拍摄了《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今天，九十年代，他又拍摄了他的《鸦片战争》。这中间，虽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使他在艺术上有过彷徨、徘徊，但是现在他又终于走在他追寻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
“我们理解，艺术需要有不断的开拓，也应该鼓励有多方面的追求，但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永远有着他不灭的生命之光，他的生命之光所以不灭，也就在于他有着不断追问的精神。《鸦片战争》就是一次新的历史追问……”
就在人们赞誉《鸦片战争》时，也发生了一件麻烦事，问题就出在“邓廷桢受贿”一节上。两广总督邓廷桢是一位“勤于政事，为官清廉”的民族英雄，他在林则徐广州禁烟抗英过程中，始终配合密切，鼎力相助，是一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战友，后来两人同时被朝廷罢官并发配新疆伊犁。这一点，已被许多史料记载。但在《鸦片战争》影片中，邓廷桢成了一位曾收受过鸦片贩子“贿赂”的贪官，而林则徐则用邓廷桢受贿的“秘册”来要挟邓廷桢御敌，以宽恕邓的“受贿”罪行而争取邓对禁烟的支持。对此，祖居南京的邓廷桢第五代孙邓侠和六代孙邓薇、邓源、邓苏等相继提出对《鸦片战争》中这个情节的质疑，认为影片这样描绘他们的老祖宗不仅有悖于史实，也是对他们曾经辉煌的家族的歪曲和玷污。
谢晋对邓氏后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是始料不及的，他原先只知道广州的《鸦片战争演义》在播出后遇到过麻烦。那部片子据说是因为有林则徐的弟弟林霈霖吸食鸦片的情节而遭到了林家后裔的异议。没想到自己的片子放映后也遭到了邓廷桢后裔的抗议，这使他感到非常为难，但他又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他请该片的几位编剧来解释这个问题。该片首席编剧、南京军区专业作家朱苏进称：片中的情节是有大量史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佐证的，当时的广州都府、军门行赌、受贿相当严重，而邓廷桢一开始并不赞成严禁鸦片，为此曾给道光皇帝上书要求改鸦片为合法贸易，直到道光皇帝下令禁烟后才改变态度。片中的林则徐以秘册挟邓廷桢禁烟便据此而作。另一编剧麦天枢说：林则徐烧毁账册这一情节虽属虚构，但邓廷桢受贿却确有其事,据史籍记载，当时清廷官员普遍受贿，邓廷桢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广州就有类似民谣流传，但邓后来与林则徐并肩禁烟共同御敌，在民族大义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影片中还是把邓作为一个民族英雄来把握的，即使有受贿的情节，也并不妨碍或有损他的英雄形象。当然麦天枢认为，邓的后人对其祖宗的道德形象十分看重并加以捍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与他们的感情并不是一回事，这不是家族声誉的问题，而是历史上、文化上怎么正确看待这段历史的问题。
《鸦片战争》“邓廷桢受贿”一节引起的争议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谢晋拍摄的所有影片中，各种各样的小插曲和大插曲层出不穷，包括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鸦片战争》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但在这部巨片轰然震天的赞美声中，这些反对意见显得是那样的微弱，以至于有人对这些反对意见根本不屑一顾。但谢晋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宽阔胸襟的艺术家，虽然这些反对者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但是他却清晰地听到了。
在1997年秋后的这段日子里，谢晋基本上在为《鸦片战争》的发行而奔忙。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他还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来，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比如10月下旬的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等，那时他刚从加拿大、美国、韩国、日本等国为发行《鸦片战争》的事兜了一大圈回来，人显得十分疲惫。但因为在这届电影节中他没有担任重要的职务，所以也并未投入过多的精力，而去忙他自己更加重要的事。这期间谢晋拍的《鸦片战争》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上获得了一项重要的奖项，他是在接到该电影节主席罗克西发来的通知中才得知《鸦片战争》获得“美洲特别大奖”的。对于获奖谢晋心里当然是高兴的，但他更加关注的似乎并不是拿奖，而是影片的效益。这在他此后不久的一次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得到了证实。他对台下那些黑压压地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的莘莘学子第一次**了心迹，他这么说：“《鸦片战争》一个大的失误在于投资过大，目前的票房可能在七千五百万左右。最后票房可能还会高些，因为还没加上上海以外的发行收入。从这个数目看，《鸦片战争》有可能是全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但如果投资再小些，我们会破纪录地创收。”
他又遗憾地说：“我们还吃亏在没有自己的院线，海外的电影商都有一套发行网络，自己拍电影，自己在世界各地拥有影院，新片同时在这么多影院上映，票房当然高。如果《鸦片战争》能做到这一点，成绩会更好。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院线形成。我们的发行机制不成熟，有的地方混乱，一些小地方明明满座，却对上瞒报数字，拍片人无法得到真正的票房。”
在谈到对一些获奖影片的看法时，谢晋说：“不要迷信得奖，我不希望拍出中国人洋相的电影，有些电影手法很高，但内容上并不高。乱摆镜头说是技术上的创新。可电影在刻画人物上不深刻，我认为京侃电影、丑星电影的寿命不长，而有些导演，心态不是很正常。”
尽管表示对获奖不感兴趣，但当“奖”真的向他走近的时候，他的心还是怦然跳动的。1997年12月13日，当第六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广东佛山举办时，尽管他当时忙得不得了，但他还是匆匆赶去参加了。因为他从媒体得到信息，说他的《鸦片战争》有可能得奖，而且得的是大奖，他开始不相信，任何一届金鸡百花奖都是在最后才透露的，怎么这么早就知道了，但事后证明媒体报道的部分内容是有根据的。这使他感到非常不解。中国的电影评奖已经走过了几十年历史，但真正辉煌的时光并不长，到今天已到了步履艰难日落西山的地步，而每思及此，悲哀就会涌上他的心头，而最使他困惑的是，中国电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竟是观众冷落了电影人和电影，还是电影人和电影疏远了观众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
他的《鸦片战争》在这届电影节独夺五项大奖，它们是：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录音奖和最佳道具奖。从谢晋内心来讲，他希望得到他渴望已久的最佳导演奖，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奖却与他失之交臂了。这使他感到深深的遗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为《鸦片战争》颁发最佳故事片奖。当谢晋从他手里接过沉甸甸的奖杯时，李铁映微笑着对他说：“祝贺您。”这时台下掌声雷动，气氛热烈，在充满鲜花和喜庆的会场中，他看到许多老朋友来了，许多新朋友来了。但他最后还是把目光停在了《鸦片战争》剧组的几位同仁脸上，他发现他们的脸上都挂着晶莹的泪水，是的，人民给了他们最高的奖赏，这是任何珍贵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他清楚地记得《鸦片战争》在上海试映时的情景，那天，当观众们看到影片的片头映出“只有当一个民族真正站立起来的时候，才能正视和反思她曾经跪着的历史”的时候，许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他和摄制组的同志们也流下了眼泪，这是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观众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泪水，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