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会给一个艺术家提供难得的机遇，尽管这种机遇并不很多，但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
1995年的3月10日下午，七十三岁的全国政协常委谢晋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不过他发言的内容不是别的，而是艺术，也不是泛泛地谈论艺术，而是谈他构思中的一部电影，它就是两年后轰动海内外的历史巨片《鸦片战争》。在如此庄严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由一个电影导演纵论他的一部电影构想，这令在场的委员们感到十分新鲜，也是在政协会议的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但谢晋争取到了，因为这是一次机遇。他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他那天发言的题目是：《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他一开头就十分动情地说：“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大题材，以尝试走一条以我为主的大制作、大投资、高回报的道路。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拍摄《鸦片战争》，计划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在海内外公开放映。”“再过两年，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如果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拿不出一部再现那段历史的电影，我们将会感到愧对历史……”
谢晋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雷鸣般的掌声。在迷蒙的泪眼里，谢晋觉得有一种神圣而又庄严的感觉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因为这掌声不仅仅是对他的鼓励，更是一种愿望，一种重托，因为人民需要这样的电影。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他必须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作一次生命的更辉煌的燃烧。
谢晋下榻的香山宾馆因为他的发言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采访“两会”的海内外各个媒体的记者千方百计寻到谢晋的四一二房间，想与他作进一步的长谈。这天晚上，送走了最后一批来访者，已是凌晨一时了，谢晋疲惫不堪，但大脑又异常兴奋。于是，他步出阳台。3月的北京，虽然还是春寒料峭，但春的气息，毕竟已经很浓了。在淡淡的路灯下，宾馆庭院内笔直的白桦树枝上，新蕾初长，饱满而结实，过不了多久，这些顽强的生命之叶，就会喷吐而出，给大地增添无限的生机和绿色。
站在高高的阳台上，谢晋想得很多很多。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开政协会议，趁着会议的间隙，他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他站在巨大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前拍照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他心中出现了：香港是英帝国主义从祖国母体身上肢解出去的一块肉，从此，揭开了中国受帝国主义凌辱的百年屈辱史的帷幕。现在，再过九百多天，香港就要回归了。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做些什么呢？
那次会议结束，他便带着这样的思索，回到上海，桌上放着老朋友梁信从广州寄来的一封信，他拆开一看，内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祖国的联合声明已经签署十年，香港1997年回归，已经指日可待，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的电影界不能沉默而无所作为。”也许就是梁信的这封信，与他的强烈冲动不谋而合，才促成了他下决心拍摄《鸦片战争》。就在那以后不久，他便利用在杭州筹拍《女儿谷》的间隙，专程回沪，举办了一个拍摄电影《鸦片战争》的可行性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是一些全国有名的清史专家以及清代题材、军事题材的作家与学者，大家围绕这个题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研讨会结束，最后大家的结论是：《鸦片战争》必须要拍，拍得及时，而且要快拍。于是他当即决定，把军事题材作家朱苏进，剧作家倪震、宗福先，清代题材作家麦天枢留了下来，进行剧本创作。他把他们请到了远离喧嚣的上海南汇花木乡芦潮港他的别墅中，一待就是数月，直至十易其稿，把剧本拿出来为止。而更使他感动的是，正当他满怀信心并且紧锣密鼓地为筹拍《鸦片战争》而四处奔波的时候，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也在百忙之中关注着他的这个举动。1995年2月17日，春节刚过，江泽民总书记就专门把他邀请到中南海，见到他以后，像老朋友一样紧紧拉着他的手说：我现在不是去中南海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和老朋友谈话的时间都没有了。记得党的十四大刚过，江泽民同志有一次到上海视察工作，也曾经找过谢晋，不料那天正好是谢晋的七十大寿，公司为他在上海宾馆祝寿。结果中间环节疏忽，没有找到。到了晚上九时，总书记又亲自打电话到他家里，结果也没找到，对此谢晋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又十分的感动。现在，总书记又在如此繁忙的国事之中要接见他，这既使他感到有点意外，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那次，总书记和他谈了他在日本发表的那篇演讲(即《我眼中的日本》)，谢晋也向总书记汇报了决定拍摄《鸦片战争》的设想。江泽民同志当即说：拍《鸦片战争》这部影片很有意义，要抓紧时间拍出来。那次谈话、吃饭，足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3月31日，离谢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表演讲约二十天之后，他在下榻的香山宾馆正式向新闻界宣布：为迎接“九七”香港回归而拍摄的历史巨片《鸦片战争》，自即日起正式启动。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美国兵在我国横冲直撞，在北京发生一起沈崇事件，在上海发生一起臧大咬子事件，对我们这一代当时的青年的心灵上留下的烙印是很深很深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割让香港则是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年来耻辱的象征。同时也是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制度的一次剧烈冲撞，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的意义都是深远的，也是永恒的，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个题材是一个可以搞大制作的题材，而‘九七’香港回归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香港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在这个背景下，《鸦片战争》不仅容易引起社会注意，也比较能够形成影视市场的商业‘热点’，利于收回投资和形成利润。”
他接着又说：“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段历史在银幕史上留下空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精力，并且以最大的投资，拍好这部历史巨片，让子孙万代了解，也让子孙万代理解，让他们能够从各个角度去看历史。”
从北京回到上海，谢晋只待了一天，而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又是在南汇芦潮港他的别墅中度过的。因为四位编剧正夜以继日奋战在那幢小楼里，他们必须在8月份拿出剧本初稿，然后经各方“会诊”，保证在年内拿出定稿。时间紧迫，谢晋不敢有丝毫懈怠。
从上海回到正在拍《女儿谷》的乔司监狱，忽然有一天，上海打来了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去，说市委书记黄菊和副书记陈至立等领导要见他，这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的前夕，谢晋接到电话，便匆匆向副导演武珍年交代了一下，就连夜驱车赶到上海。到市委大院时已是深夜了，黄菊和陈至立等领导还在办公室等他，他们见到谢晋后向他传达了中央领导对筹拍《鸦片战争》的关怀，并询问他有哪一些要求。谢晋向两位领导汇报了筹拍《鸦片战争》的详情，最后着重谈了两件难度比较大的事，一个是资金，一个是建造主外景广州一条街的事。两位领导对此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谈到建造主外景广州一条街时，两位领导说，这个外景地应该建在上海市，以后电影拍完了，这就是一处难得的景点。
从市委大院出来，黎明初现，谢晋回到家中，因为兴奋，竟至毫无睡意，他索性就不睡觉了，在书房里办起公来。徐大雯被他吵醒，也就早早起来，为他弄了些早点。吃了之后，见阿四还在睡梦之中，就上去摸了摸他的额头，儿子的头发又要理了，可这次没有时间了，下次回来再当‘理发师’吧。
在回杭州之前，他又赶到南汇芦潮港他的别墅，向正在日夜苦战的秀才们传达了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对《鸦片战争》的关怀。还与他们讨论了剧本方面的一些事。末了，他向编剧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不朽名著，美国和前苏联曾两次将它改编成电影，演职员的阵容也很强大，影片也确属精品，但为什么都没能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由此他说：我们的《鸦片战争》也该好好考虑这些问题。大家知道这是谢晋惯用的激将法，用谢晋女弟子武珍年的话来说，谢导又在“榨油”了。但激将也好，“榨油”也好，谢晋提出的问题确实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1995年年底，经过11次修改，《鸦片战争》的剧本终于完成了。完稿那天谢晋显得特别的兴奋，在芦潮港谢晋别墅中经常可以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晚上照例又是他请客，照例又是喝他带来的女儿红，他一个一个向作家们敬酒，说：“八个月，不容易啊，你们辛苦了。来，干杯，为《鸦片战争》成功干杯。”那一晚，吃饭的人几乎都醉了。
剧本定下来了，接下来要做的事就多了，首先是资金，谢晋预测拍《鸦片战争》起码要一个亿。这个数字当初报出来，有人吓了一大跳，说拍一部电影要一亿元，谢晋又在“胡闹”了。但谢晋没胡闹，他算得很精确。他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按照剧本来设定，《鸦片战争》的场景应有二百处以上，还要建造广州一条街，而且要有十九世纪的风格，总面积起码在六万平方米以上。另外还要造舰船五十艘，其中一艘旗舰“威里士尼”号是大船。要挑群众演员数万人(次)，外籍演员数千人(次)，服装二万套，道具二万件。影片不仅要在中国拍，还要去英国拍等等。如此大的规模，用谢晋的话来说，一亿元还是少了些。
但多也好，少也罢，要真正筹措到这一亿元资金，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谢晋为融资的事而四处游说时，他老家绍兴的父母官来电话，想请他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绍兴专辑”中“亮亮相”。这档节目由“古城名人多”、“酒乡和桥乡”、“越酒行天下”等片断组成。谢晋要在这个节目中说几句话，与他同台露面的还有围棋国手马晓春、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冯长根、著名越剧演员钱惠丽、市委副书记沈才土和黄酒集团总经理谢友刚等。那天谢晋正在东阳看外景，家乡的专辑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他当然很高兴，觉得再忙也要去参加。但当时已是1月11日，而节目已定好要在14日播出，时间这么紧，他又如何去北京呢？幸亏机敏的电视台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他们先从绍兴预购好至北京的机票，然后驱车赶到东阳，从义乌机场把谢晋送上飞机后再用电话告诉北京机场的接待人员，北京机场的接待人员又用电话告诉了中央电视台现场人员，这样一环扣一环，终于把谢晋安全准时送到了北京。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宗福先就找上门来了，他把准备向国外发行的《鸦片战争》的英译本稿交给了谢晋，这是请三位外语教授译成的。但谢晋仍觉得有些不放心，就嘱宗福先把本子寄给他在美国的老朋友董鼎山看看，请他把把关。董鼎山收到本子后立即给谢晋打来了电话，对剧本提了些看法，但打了几次电话后，觉得有些话在电话中一下子又说不清，于是就在1996年3月的一天，竟专程从美国飞到上海来与谢晋探讨了。那天谢晋正好在外地看外景，得知董鼎山要来，就叮嘱宗福先一定要去机场迎接他，并把他安排在环境安静的瑞金宾馆住。
待谢晋赶回上海与董鼎山见面，已是次日下午了。那天晚上，谢晋在茂名路一家幽雅的小餐馆宴请董鼎山，顺便他还拉上了为《鸦片战争》出谋划策的李准、上影老导演叶明、老作家沈寂等作陪。因为年龄相仿，再加上大家以前都熟悉，所以围绕《鸦片战争》的谈话内容很丰富，很热烈。董鼎山对谢晋说：“我从不知道编写电影剧本有这么难，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要增强戏剧性迎合观众的兴趣，还要上面通得过，真是难啊。”谢晋风趣地说：“由您董老兄相助，剧本就有把握多了。”董鼎山连忙谦逊说：“我的任务只不过是阅读英译本。”但接着他又中肯地说：“一部影片如要打入国际市场，英语对白的生活化是最重要的。《鸦片战争》中有英国人的角色，他们的讲话必须是生动真实的英语，而不是由中文翻译过来的生硬的台词，中国角色对白的中文字幕只要看得懂即可，但英国角色对白必须是活的英语，让英国演员讲来顺口。”对董鼎山的建议，谢晋是十分重视的，这从后来片子的英语对白中可以看出来。
在谢晋千锤百炼磨砺剧本的时候，原先不太顺畅的融资渠道也一步一步的顺畅起来。率先提供三十万元剧本创作费的是他家乡浙江杭州华港实业有限公司。这笔数目并不太大的资金终于使谢晋解开了数月来紧锁的眉头。这使他感觉到，半年多来他的东奔西走，到处游说并没有白费，尽管这种民间集资拍摄巨片的方法使他倍感劳累，但这毕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不仅对他自己，对整个中国的电影界，都是第一次吃“螃蟹”。成功与否，都可以给后来人提供一个启迪，留下一份经验或者教训。
继浙江的这家企业之后，上海市政府也在这时候拿出二百万元人民币作为《鸦片战争》剧本的创作费及前期筹备费。这两笔钱，对《鸦片战争》摄制组来说，就像是一场及时雨，使因资金不到位而几乎步履艰难的摄制组又快速转动起来。但谢晋心里又清楚，与《鸦片战争》一亿元的资金相比，这点钱只不过是一点点葱花。但缺口的钱又从哪里来，如果不在短期内解决，影片的制景费、服装费和其他的拍摄经费没有着落，《鸦片战争》就不能如期在香港回归前完成，他又如何向国人交代呢？
这时候，机遇又一次向谢晋伸出了手。他有一位朋友，是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作为同行，他可以说为谢晋的融资问题动足了脑筋，想尽了办法。最后他想到了四川省的老省长，现任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的肖秧。肖秧早就听说谢晋在拍《鸦片战争》，现在融资有了困难，他决心帮助谢晋完成这个夙愿，于是带着谢晋找到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总经理张炜，双方一拍即合。
1996年4月23日，在四川省及上海市领导的关心下，一家为拍摄《鸦片战争》而专门组建的跨地区单片股份公司在四川成都宣布成立，这家公司的名称叫“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严格按《公司法》行事，由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上海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组成，肖秧担任名誉董事长，谢晋担任董事长、法人代表。北影厂原厂长成志谷担任总经理。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家投资额最大、完全用民间方式运作、为拍摄国产巨片而组建的单片股份制公司。为表示与《鸦片战争》这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改革意义的巨片共命运的决心，四家投资单位一致认同：公司不再扩股，除二千四百万元股本金外，其余资金全部通过银行贷款予以筹措，由项目公司承担风险。谢晋也将他自己在上海江宁路、浙江上虞谢塘镇和上海南汇县芦潮港等三处房产的契约拿出来交给董事会，作为公司融资与经营风险的财产抵押。在拿出契约的那一天，谢晋对在场的同仁说：“我相信这部影片一定会成功，所以，我愿意和《鸦片战争》项目公司一起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为了使整个操作规范化，由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作为项目公司的财务运作和财务监管银行。这个崭新的机制，对保证这项巨大的艺术工程能够自始自终地有序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准备，令人盼望已久的历史巨片《鸦片战争》终于在春天的季节里正式开拍了。5月18日上午11时许，隆重的开机仪式在林则徐当年曾销毁两万多箱鸦片的地方——今天的广东东莞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举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赵实、电影局局长刘建中及广东省委的领导参加了开机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开机仪式前曾专门接见谢晋等摄制组人员，他说：广东人民一定全力支持《鸦片战争》的拍摄。
开机仪式结束后，实拍就开始了。谢晋站在摄影机旁，手里拿着一只话筒，他的脸因南方炎热的日照而晒得黝黑，但这张被兴奋和激动鼓**着的脸今天却显得分外生动，那黑黑的肤色显现着一种雕塑般的亮丽。是啊，一年多了，多少的坎坷，多少的心血，多少次峰回路转，多少次柳暗花明，盼的就是这一天。
第一个镜头的拍摄是相当顺利的，当摄影机在当年抗英英雄关天培为国捐躯的靖远炮台摄下第一组珍贵镜头的时候，谢晋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OK。”在场的人也都鼓起掌来。
随着拍摄的进展，广州的天气也随着渐渐炎热起来，虽有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大力支持，但拍摄工作仍是十分艰苦的。好在这支由北影、上影、长影、珠影、峨影、西影、深影、福影、儿影、浙影、天影等十一家制片厂及香港、台湾的演艺界组成的庞大摄制队伍是一支高素质的真正过硬的队伍，这里面的许多人，都是谢晋亲自“点将”来的，比如台湾的李行，他本身就是大艺术家，这次他与香港的女导演许鞍华出任《鸦片战争》的总策划。可以说是谢晋精心“策划”的结果。因为在《鸦片战争》尚在构思筹划时，谢晋就想到了这部片子一定要请台湾、香港的同行来参加，洗雪国耻，这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和责任，现在要拍《鸦片战争》，这是一次最好的合作机会了。另外如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导演，谢晋把他请来后，专门请他帮演员分析角色和做人物小品，其他八位导演也各有分工，这样，由十位导演组成的导演组，真正成了《鸦片战争》这部片子的三军统帅部。
演员的阵容也与导演组一样的强大。李行来了后，就向谢晋推荐了台湾的名牌演员葛香亭和郎雄。葛香亭是谢晋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读书时的老同学，戏路子很宽；郎雄是台湾资深的表演艺术家，他在台湾影片《饮食男女》、《喜宴》中的表演，深获谢晋好评。根据这两位艺术家的特长，谢晋与李行商议，就请葛香亭饰演日本人奕山，请郎雄扮演巨商何敬容。后来在《鸦片战争》中这两位均有上佳的表演，给电影增色不少。
当然，最难挑的是林则徐的扮演者，因为在《鸦片战争》前已有一部《林则徐》，扮演林则徐的是大演员赵丹，他演的林则徐，几乎被认为是定了型的角色了。现在要挑的这个人，一定要在学识资历和年龄上与赵丹很接近，但又要有别于赵丹，这样才能演出一个与前一个“林则徐”相近又相异的“林则徐”。对于这个人，谢晋心中其实早已有底了，这个人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鲍国安。鲍国安此前已在一些影视中扮演过角色，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三国演义》中饰演曹操。作为一个外形、气质俱佳，平时藏而不露，在表演上又富有大气的艺术家，鲍国安在受命之际，也是犹豫过的。不错，从内心里来讲，他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的。因为，一个演员能得到这样的角色，是极其不易的，但话又说回来，要演好这个角色又是那么的难，因为在他的面前横亘着一座高高的大山，这座大山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就是赵丹。但谢晋却对鲍国安这样说：“你有这种过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辉煌和悲壮，六十年代虽拍过《林则徐》，但它产生在那个需要并且讴歌英雄的时代。今天，我们面对的是香港回归。‘虎门销烟’固然依旧辉煌极顶，但1997年的电影《鸦片战争》，只能把它当成全景式历史的一个部分。你鲍国安应该给观众一个比《林则徐》更真实的林则徐。”鲍国安理解谢晋这番话的深刻含义，更理解谢晋这番话的良苦用心，他知道谢晋当时的处境比他更艰难。自从传出他要拍摄《鸦片战争》的消息后，一些人曾公开对此表示了怀疑，也有一些朋友和热心人，主要担心谢晋花一亿元钱拍电影万一亏本怎么办，当然还有另外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说法。对这些议论和说法，谢晋基本上是知道的，但他已不是三四十岁容易激动和发火的谢晋了，他现在显得分外的冷静和沉着。他有一次对鲍国安这样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时，他在香港看了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名单》，看了以后直叹气，就对旁边的朋友说：如果我口袋里有几千万美金，也能够拍出这样的片子。可惜作为二战时期的东方主战场之一，我们没有拿出一部反映这场战争的大片来。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艺术家，我们应该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做一点类似的事情，比如拍《鸦片战争》，至于个人得失，有何可言……鲍国安正是在与谢晋的不断交谈中，树立了信心，也逐渐理解了他演的林则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后来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在影视创作走向生活化的今天，我不能再用‘英雄’这两个字作林则徐的切入点了，我要把他作为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事实证明，鲍国安在对“英雄”的林则徐和活生生的人的林则徐的分寸把握上是成功的。
在邀请国内一些大牌演员如林连昆、苏民等在片中扮演角色外，聘请一些外籍演员在片中扮演角色，也是颇费周折的。六十年代拍《林则徐》时，那时扮演美国人的外籍演员其实都是一些白俄人，价钱也很便宜。这次是要英国人演英国人，出场费昂贵不说，按谢晋的计划，还准备请一些英国的名人来加入，如英皇妃戴安娜公主。这个点子是他的日本友人德间康快给谢晋出的，谢晋认为是个好点子。就在1994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全会上，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谈了这一个“点子”，并且写好了信，交给一位香港政协委员，请他转交。没想到这个“金点子”才一出口，就遭到几乎所有在场人的反对，大家认为谢晋是在开玩笑，叫他别“胡来”。但谢晋认定的事，叫他不“胡来”也是不可能的，后来因为戴安娜王妃发生了变故，这件事才没有成功。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才改由英国莎士比亚剧团的著名演员黛帕拉·比蒙特扮演。
《鸦片战争》一片在广州大约拍了四十天左右，影片中的不少重场戏就是在广州拍摄的，而“虎门销烟”，则是此片的重中之重。两位名叫代锈、计辛的作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场戏恢宏的场面：“五六月的天气，广州气温已达三十三摄氏度，有阳光炙人的感觉，摄制组的置景工人已在某海军学校的沿海空地上，重现了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场景。三个大销烟池里注满了石灰，在各色旗帜飘扬的东辕门和西辕门下，由海军战士扮演的清兵手持长矛、身挎腰刀，在炙热阳光下，昂首挺立。看见他们帽帘下面脑后垂着长长的清兵辫子，使我们记忆起十年前，谢晋导演《秋瑾》历史故事片时，化妆师们在绍兴宾馆内三五天内为剧中的清兵赶编的一两百条清兵的长辫子，令绍兴街头的过往行人感到既新鲜又惊奇。如今化妆师们又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默默无闻地为《鸦片战争》中的清兵化妆了，可称神工巧匠。一些新疆请来的假‘洋鬼子’，都扮成了外国商人和官员搭棚观看‘销烟’，脸上露着沮丧和狼狈的窘态。此时，场上还有‘奉旨销烟’字样的彩旗临风猎猎飘扬，人声鼎沸，响声震天。林则徐着一身杏黄色的一品官袍，神情庄重地登上了高高的祭台，面对大海焚香三拜：拜天、拜地、拜神灵。远处，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地卷曲翻滚，汹涌澎湃，它在为中国人民抗英销烟气势助长声威。海风吹动林则徐的须发，他站起身神色肃穆地慢慢念道：‘我浩浩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文化渊源远流长，自古万国朝圣，蛮夷顺服。今有洋人轻蔑我国国体，远送鸦片毒害国人，林则徐承吾皇钦旨，奉旨销烟，神明共鉴。’此时林则徐脸上一扫文臣书生之气，好一派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祭毕，炮声隆隆响起，林则徐上点将台，令旗一挥，刹那间，一柄柄银刀哐然劈开木箱，鸦片球哗哗滚落销烟池上。只见一群群袒胸赤脚，肤色黧色的兵勇，把切成碎片的鸦片用筐倒入池中，沸沸如汤，浓烟上升。远近山岳人群喊声雷动，如山呼海啸，地动山摇。鸦片已化成渣沫浊流滚滚而下，随着退潮的海水，流向大海……”
在两位作者生动的记述中，还有一个戏外的小插曲没有写进去，其实这个小插曲，也是十分生动的。那天拍“虎门销烟”一场戏，共有五百人参加，都是海军部队的战士。他们来了后，全都换上清兵服，剃光了头发。开始拍摄时天气还晴朗，后来不知怎的突然之间刮起了狂风。随后又下起了暴雨，一些在现场工作的人都纷纷躲进了雨棚里，唯有这五百名“清兵”在风雨中一动也不动，这情景使谢晋非常的感动，他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拍了那么多影片，数这支部队最顽强。数分钟以后雨过天晴，谢晋走出摄影棚，踩着泥泞来到这支被雨淋了个透湿而仍纹丝不动的部队前，含着眼泪向大家深深一鞠躬。
《鸦片战争》摄制组在完成了广州的拍摄任务后，于当年的6月下旬移师舟山市的桃花岛。舟山是一个半世纪前那场屈辱战争的主战场之一。1841年10月，当英国侵略军仗着他们先进的兵舰和武器疯狂攻打舟山岛上的定海县城时，清军总兵葛云飞、王锡朋和郑国鸿曾率数千官兵殊死抵抗，最后壮烈牺牲。从此中国东大门门户洞开，英军趁机西侵北上，终于迫使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次《鸦片战争》的拍摄点桃花岛鹁鸪门渔村，距岛上繁忙的渔港尚有一段距离，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海湾。海湾及正对面的鹁鸪小岛在拍摄时均可一并进入电影镜头，海域也比较宽阔。
作为重场戏的拍摄点之一，舟山的外景搭建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当然再繁重的还是舰只。因为在这里要进行激烈的海战，一定数量的舰只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些舰只还不能用模型来替代，必须是真家伙。感谢舟山当地政府和海军部队的支持，不仅解决了五十条带帆篷的小渔船，还买到了四艘六十年代初建造的退役旧军舰。而改建仿造任务则由舟山扬帆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担任。这其中有一艘六百吨级的“威里士尼”号，是攻打定海的主战舰，它与1842年8月29日英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皋华丽”号是姐妹舰。这次改造，就要把一艘中国海军的退役军舰仿造成一条长六十二米、宽十三米、高五十七米的英军旗舰，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谢晋特派美工师专赴英国进行考察，因为他听说，“威里士尼”号旗舰在侵华结束后，被英国政府作为一艘英雄舰陈列在泰晤士河上供人参观，后在二战期间被德国空军炸沉，但与它同时代下水的另一艘舰船“胜利号”还在，尚可作参考之用。考察回来，谢晋命九个美工师与船厂工人一起，花数月时间，对“威里士尼”号进行整体包装。按照设计方案，大家先在这条钢质舰船的外壁贴包一层木条，经过油漆，看上去就像一条木质舰船，然后在船沿上安装上舰桅和篷帆。舰上共有炮位五十个，其中有假炮二十八门。而炮弹则全是用泥巴做成的，这些四十厘米左右的土圆球涂上黑漆后，看上去就像真炮弹一样。在实拍时烟火师只要在一袋袋银灰色粉末中插进电线，扎紧口袋，捆在一起放进炮膛，然后接通电源开关，随着一声“开炮”的命令，顿时便会出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的效果。
然而令谢晋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当谢晋在“威里士尼”号上拍摄了一部分镜头后，一场灭顶之灾正无情地扑向了这艘花数百万巨资仿造成的军舰。就在摄制组刚刚在桃花岛补拍完“定海保卫战”的部分镜头后，突遇台风和海啸，原来在码头上泊着的“威里士尼”号不幸脱锚，独自飘**在茫茫大海上，于次日上午不幸触礁沉没。守船的两位当地船工跳海后被海浪推到一块巨礁上，幸被人救起。
谢晋得知这个消息，半晌无语，然后，独自一人冒着风雨，伤心地在大海边走了很久很久。三天后，躺在**已连续数餐茶饭不进的谢晋又重新振作起来，爬起来后大声说:“好啦，都过去啦，准备拍片吧。”
8月7日，已在舟山拍完了大部分镜头的《鸦片战争》摄制组大队人马冒着炎炎酷暑，移师东阳市横店外景基地。半年前的1月24日，谢晋曾在这里与横店集团总裁徐文荣签署了搭建“南粤广州城市街景”的协议，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地。现在，才过去了短短几个月，一座投资四千多万元几可乱真的十九世纪风格的广州一条街已经建成了。在这个占地三百多亩、面积约六万多平方米的街区内，既有波光清澈的“珠江”入海口，又有风格各异的十三夷馆，既有店铺林立、纵横交错的街道，也有一百五十多年前号称“天下第一茶楼”的广州“天澜阁”……“钦命粤海关”、“粤街”、棚户民居、黑灯区、烟馆、当铺、妓院、码头、酒肆……在谢晋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奇迹，而这种奇迹，只有在横店才可能发生。因为横店人敢闯，并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想当初，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广州市，也找不出一条有十九世纪风格的老街，心情是何等的焦急。这时候，原本争着要把外景建在当地的上海、广州、浙江等地都因为投资巨大而放弃了竞争，而原本无此意向的横店集团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竟主动找到了谢晋，恳请谢晋同意把广州一条街建到横店去。
现在，广州一条街建成了，站在古色古香的“钦命粤海关”的楼顶上，谢晋环顾四周，一条具有典型十九世纪风格的广州一条街尽收眼底，他禁不住对旁边的李行举起了大拇指：“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8月8日，是摄制组举行开机仪式的日子。此前，横店集团为了做好迎接《鸦片战争》摄制组来横店外景地拍片，专门在基地内成立了“《鸦片战争》(横店)拍摄筹备会”。因此，摄制组一到基地，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这样，就为摄制组的顺利拍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此，谢晋在开机仪式上，用深情而饱含**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横店人的敬佩和感激。他这样说：“对横店人，我要说的一句话是：横店很棒，世界一流的。”
在横店开机拍摄第一场“林则徐微服私访”的戏至结束，谢晋总共在横店完成了全片四分之一的镜头。从盛夏到初秋，期间的甘苦是尽人皆知的。当然最苦的是谢晋，这些日子以来，他每天就像年轻人一样在外景地奔波着，在户外烈日的灼烤下，他戴着一顶太阳帽，**的皮肤晒得乌黑油亮，喉咙也因整日高声说话而嘶哑。对于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这种生活节奏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此前相对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也在这时全都打乱了，现在他每天至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白天收工后，吃了晚饭，接着就要给演员们说戏、排戏。安排好次日的工作，就寝时，常常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而六点钟他又必须得起床，因为他还要把摄制组一天的工作再重新梳理一遍，然后他一手捏着从食堂取来的两根油条，一手提着一只装满茶水或咖啡的保温杯，边吃边往外景地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