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夏天，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特别的酷热。因为持续的高温，7月的上海，显得异常的烦躁、疲惫和慵困。
酷暑中的上海影坛在这个时期似乎也并无多大新闻，只有一条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明年10月，上海将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条消息对谢晋来说，无疑是极振奋人心的。
上海目前已有国际动画电影节、国际科技电影节以及国际电视节、国际文化节，唯独没有国际电影节。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只有去国际上参加电影节的资格，而自己却没有举办电影节的气魄，这种反差，不仅和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每一个有民族感和自尊心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们羞愧的。为此，谢晋和他的同行们曾经奔走呼号过多年，其心之热，其情之切，令人感动。现在，这个令中国电影界盼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在往后，国际影坛上除了有3月的奥斯卡、5月的戛纳、9月的威尼斯和东京电影节之后，10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将会在众多的国际电影节之后崭露头角。并且在国际影坛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毋庸置疑的。
备受酷暑煎熬中的谢晋仍是繁忙的。这期间，谢晋因余姚市政府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杨梅节。余姚是他的外婆家，他童年中的许多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1954年，他因为拍摄《一场风波》的电影，曾去过一次余姚，不过那次他并未去自己的外婆家，而是从上虞的丰惠出发，翻山越岭，在四明山腹地的梁弄镇待了一阵子，此后再也没有去过余姚。
酷热而繁忙的7月是在谢晋不知不觉中过去的，原本已列入计划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屋檐下》，因为种种原因一时无法开拍，至于何时能开拍或者还能不能开拍，连谢晋也说不准，因此只好先把它搁起来再说。
这期间有一部反映二三十年代上海人普通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在播出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并获得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颁发的特别奖。颁奖那天谢晋也去了，并且还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好作品的产生是有其规律的，需要一流的编、导、演的精心合作加上领导的支持。他的这番讲话是否暗示着《上海屋檐下》在某些环节上遇到了麻烦，大家不得而知。总之，在《上海屋檐下》一时还无法启动的情况下，谢晋只好把精力投放在另一部计划中的片子《浪漫的黄昏》上。这部片子是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剧作家程蔚东根据叶文玲同名小说改编的。叶文玲是浙江玉环人，年轻时去河南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调回了浙江，在省作家协会任职，是个写过不少好作品的作家。她与谢晋也很熟。现在，要拍一部同乡人写的作品，谢晋在内心里是很高兴的，也是格外看重的。为此在7月底，谢晋就率摄制组有关人员冒着酷暑到诸暨等地踏看外景，他甚至排出了影片拍摄前的具体工作计划，还提出了一批拟邀的演员名单，如请刘晓庆出任主角等。但遗憾的是，这部同样倾注了谢晋大量心血和汗水的作品最后也以半途夭折而告终，个中原因，也只有谢晋自己心里清楚了。
一些眼看就要投拍的作品接二连三在中途夭折，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里面肯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配主宰着谢晋艺术创作的命运，不然的话，一些谢晋自己看中而又看好的作品，为什么会不明不白的销声匿迹呢。可见，在这样的力量面前，即便象谢晋这样有名的导演也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果然，这股无形的力量在支配和主宰着谢晋的艺术创作时，现在又开始影响谢晋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巨星影业公司了。如果说，这股无形的力量以前支配和主宰的只是谢晋艺术创作中的某些作品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更宽泛并且更向纵深发展了，这是令谢晋始料不及的。
这一天，在谢晋平生最喜爱看的《文汇报》上刊载了这样一则新闻，题目是“三载艰辛，‘巨星’探索改革路，一朝回并，谢晋心潮实难平”。文章报道了谢晋三年前在上影厂扶持下创办的“巨星影业公司”合同期满难以为继的消息。消息一经披露，影视界乃至全社会为之瞩目。一时间，一些北京、深圳、香港、珠海及谢晋家乡的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他，恳望他能去那里发展他的电影事业。有些人为了请他“出山”，甚至抛出了天价式的优惠政策。对这些诚恳的邀请，谢晋也是心动过的，甚至也是苦闷过的。走，还是不走呢？但他权衡再三，还是决定留在上海。一是上海市委的有关领导得知情况后，专门打电话给他，希望他以大局为重，不要离开上海。二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浦东的发展前景十分美好，他认为一个搞电影艺术的人，是不能不关注这一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电影发祥地在上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无论如何，他对上海、对上影厂是有感情的，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熟悉的已融入了他全部心血甚至整个生命的土地，他还要在这块充满着蓬勃朝气和旺盛生命力的热土上创作出更多更加优秀的作品来。
不久，曾创作过《于无声处》一剧而闻名全国的剧作家宗福先来找谢晋。他有一位朋友，叫杨博，现任珠海恒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看到《文汇报》的报道后，很想见见谢晋，并表示了真诚的合作意向。谢晋同意了，并由宗福先安排，两人见了面。就在这一天，创办中国第一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化企业“谢晋—恒通影视公司”的合作意向形成了。一个多月后，这个合作意向变成了现实。8月8日，备受影视界密切关注的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在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正式挂牌成立。上海市委、市政府及有关方面的领导陈至立、刘振元、张瑞芳、金炳华、徐俊西、卢莹辉、吴贻弓等出席了开张典礼。海内外电影界的知名人士及谢晋的老领导老朋友张骏祥、李行、邱复生、胡健、卢燕等发来了贺电。上影厂的几位领导也前来祝贺，不过今天他们的神色不太对劲，在熙来攘往的来宾中，他们却坐在一角，面色尴尬。他们究竟是为谢晋从此脱离了上影厂而惋惜，还是为这位大艺术家从此少了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松了口气，谁也不知道。外界只知道，“巨星”三年承包期满后，谢晋要求继续承包，但上影厂决策层不同意，决定停止“巨星”的承包，并恢复“谢晋工作室”，配备轿车和助手，拨出一定的经费，但谢晋却不同意，于是只好从上影厂脱离出来，自己办公司。对谢晋“出走”上影厂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看法并不同，有人认为上影厂的肚量和气魄太小了，连谢晋这样的大艺术家也留不住，以后还留得住谁呢？也有人认为上影厂要“侍候”好谢晋不容易，此公名气大，脾气也很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认为，谢晋摔掉大锅饭，自己开公司，这是改革开放、观念更新的新气象，有什么不好。总之，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也有，怀疑的也有，准备看笑话的也有，反正一句话：走着瞧。
第一次当上总经理的谢晋这天西装笔挺，刚刮了胡子的脸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向前来与会的来宾们说：“今天是个有历史意义的特别日子，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四十多年了。”“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几代人盼了几十年的事才终于有可能梦想成真。”
在介绍与珠海恒通置业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时，谢晋说：“我与恒通合作，首先是因为恒通公司是一个充满生机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其次是因为恒通公司有一个文化层次很高的决策层，有一个尊重艺术价值能放手发挥艺术家才能的领导集体。”当然，谢晋也毫不讳言强大的经济实力对陷入低谷的中国电影事业再度腾飞的重要意义。他说：“经济方面的短缺和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捆住了艺术家的手脚，‘谈钱色变’使中国电影界存在着种种合理不合法的尴尬事，压制了电影人的生产积极性，也限制着中国影视作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恒通公司在这当口投资八百万元开办这个公司，不是赞助我个人拍几部片子，而是与电影界共同承担文化建设的重任，这一创举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珠海恒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博先生也在开张仪式上即席发言，他说：“作为由国内二十家大型骨干企业按国际惯例投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我们开办这个影视实业，动机之一就是树立文化形象。其次，我相信电影这个行业应该是能赚大钱的，中国目前电影不景气，是因为体制有一些问题。根据改革的进展和经济规律，电影迟早会‘反弹’。哪怕一开始赔钱，我们也愿意同谢晋导演一起为企业和文化的结合，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为体制改革闯一条新路。”他又说：“在这个公司，谢晋导演将不只是一个大艺术家，还将是一个真正的电影制片商、经纪人，我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上海各个新闻媒体对谢晋—恒通影视公司的成立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报道。像报道谢晋以往所有的活动一样，《文汇报》这次又是以大幅版面详尽报道了这一影坛盛事。并且在两天之后的8月11日，又在头版位置发表了全一毛先生写的题为《谢晋之路》的文章，对谢晋由成立巨星影业公司到成立谢晋—恒通影视公司的艰难历程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读了《文汇报》‘三载艰辛，‘巨星’探索改革路，一朝回并，谢晋心潮实难平’这则头条新闻以后，一直耿耿于怀。暗想，一面鼓吹‘三个一点’，一面又把刚从旧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艺术生产力，重新捆绑起来。不通，想不通，实在想不通，我想，心潮难平的又何止谢晋一人……“论理，对于这样一件改革开放新事物，本应大事鼓吹，全力支持，促其成长。可是，旧体制、旧观念、旧意识，多少年了，根深蒂固，即使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今年春天，也还是囿于老框框，合同期满，爱莫能助。
“看了这样的消息，怎不令人纳闷：记得那天是阴雨天气，心情倍感压抑。
“谢晋何去何从？难道‘三个一点’就这么‘叶公好龙’式地说说的吗？难道‘大锅饭’果真是‘臭豆腐干’——闻闻臭，吃吃香吗？难道艺术生产力只能在旧体制束缚下‘浪费青春’吗？什么时候再能见到关于‘巨星’公司的续闻呢？
“改革开放毕竟是大势所趋，历史的潮流毕竟不可阻挡。在由产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变动中，仅仅四个月(从4月9日到8月9日正好四个月)消息就来了：谢晋——恒通影视公司挂牌了，谢晋梦寐以求四十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条比较符合艺术生产规律的新路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这件事可能是中国影视事业发展的新的契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愿上下左右都来做开路先锋，别当路障。”
与此同时，国外的一些新闻媒体也对谢晋—恒通影视公司的成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在谢晋—恒通影视公司成立半个月之后亦刊出了一篇题为“中国文艺将迎来新的春天”的文章，文章称：“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家独立的影片公司看起来并不很显眼，一位著名的导演和一位能干的制片人在上海一家旅馆房间里干起来。
“这家公司的出现(这个月创办的)表明中国共产党准备容许有更多的艺术自由。这家电影电视公司的总经理、六十九岁的导演谢晋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谢晋拍过三十多部影片，其中有些影片揭示文化革命造成的苦难。他说，新的开放即将来临，他认为，这将使他能拍摄比以往更加大胆的影片。”
的确，在完成了体制的转换这个重大举动之后，谢晋觉得放手大干的时候到了。他首先要做的事是：建立健全机构，明确发展思路。按章程，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是一家不要国家一分投资，按照国际影视业经营惯例和艺术创作规律运作的文化娱乐企业，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经营自主权。董事会下设生产制片创作部和经营部，以发展中国的影视娱乐和国际影视主流合作为主体，可独立投资也可以招标或股份合作形式吸收资金，以高薪或版税分成法聘请海内外优秀编剧、导演、演员拍片，集中人才优势出大手笔大作品，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公司计划每年拍摄故事片一点五部，电视剧十二集，专题片四部。此外，公司还将积极筹备浦东新区影城等多档次的文娱游乐基地，举办影视艺员培训班，开发第三产业等。
所有这些，都是谢晋在成立新的公司之后所要一步一步实施的，当然，对于他来说，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拍电影，电影拍好了，也就把公司的一切工作都带动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期谢晋要拍的电影又是哪几部？在对外宣传中，谢晋把《上海屋檐下》(上下集)和《浪漫的黄昏》重又推出去，后来又加上一部表现陶斯亮与聂力、林豆豆、李讷之间友谊沧桑的《红色公主》。但这些影片后来基本都没有拍出来，或许是意识到前途莫测，或许是早有预感，谢晋在新公司成立仪式上，就曾这样说：“我知道前途不会一帆风顺，但我不能再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要闯一闯。”
诚如谢晋所预料的那样，这个时期从全国的电影市场传来的消息是令人沮丧和忧虑的。这与年初时被电影界有关人士预料的1992年将是电影振兴年的乐观估计几乎是大相径庭。权威的《文汇电影时报》曾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令电影界人士十分沮丧的文章，该报在一篇文章中就这样说：“1992年年关刚过，中国电影界在1991年积攒起来的辉煌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年初一到初五，往年正是电影院生意兴隆的时候，不说爆满，上座率至少八九成，但今年却冷得出奇，往日最抢手的夜间场也无人问津。地处北京繁华市中心的西单首都电影院，大年初二张灯结彩准备迎接一个红红火火的开门大吉，岂料只见拎着大包小包拜年的人流在影院门口走过，却无人看一眼影院门口高悬的大红灯笼和缤纷的电影海报。偌大一个电影院，一场电影只坐了一百多号观众。
但是与天津的同行相比，北京的影院经理还算运气。原来春节期间夜夜爆满的天津夜场电影，这回只卖了五六十张票，坚持两夜，收的钱还不夠值夜人员的点心钱，第三天干脆关张。
成都有家影院则更干脆，一场夜场只卖出十几张票，经理一瞪眼：“搞啥子名堂嘛，退票回家！”一场也没放就关门大吉。
据说，春节期间上海影院的状况同样不能令人乐观，无论是高档的星级影院，还是小厅特色影院，里边尽是空座位，一片萧瑟……在5月份政府奖颁奖大会期间，一位颇有名气的男演员，随剧组到北京一家大工厂参加观众见面会，风尘仆仆赶到那里，等了半天才稀稀拉拉来了几十名观众，望着空空****的剧场，这位硬汉子失声痛哭，他急切地向几位还算热心的观众问询：“你们到底要看什么样的影片？”
面对中国电影界的这种黯淡现状，素来和中国的电影同呼吸共命运的谢晋，心里的焦虑和迫切是可想而知的。因为焦虑，所以他要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呼吁对中国电影现状的改革，因为迫切，他才在古稀之年，向自己提出了挑战，成立了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而本来，他完全可以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在人生的夕阳来临之际欣然回顾自己昔日的辉煌。而现在，他却选择了一条前途未卜而又荆棘丛生的道路，他希冀着在中国电影的剧烈震**中站稳脚跟，从而竖起一杆旗帜。不错，他想拯救中国的电影，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因为，他是一个永不言败的人。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永远写着这样几个字：拼搏、再拼搏。
处在强烈创作冲动又担忧萧条的市场前景的谢晋在苦闷和迷茫中告别了1992年那个酷热的夏天，迎来了凉爽的秋天。但今年的秋天他无果实可收，除了《启明星》，他并无另外的新作奉献给观众。而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他连下一步究竟拍哪部片子还未定下来。作为一个导演，特别是作为像谢晋这样的大导演，这种创作上的断档和无目标感给他所带来的郁闷和痛苦简直是无法忍受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9月19日，拟于国庆节在全国上映的《启明星》在影片的诞生地天津举行了首映式，并在首映式后的当晚，举行了各界人士的研讨会。那天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和天津市负责人也观看了影片并参加了研讨会，邓朴方在研讨会上说：“这部片子拍得这么好，其深远意义超过了题材本身，我们希望电影创作像这样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四天后，邓朴方坐着轮椅又飞赴上海，在上海影城与五百多位残疾观众参加了《启明星》的首映式。在首映式结束后，尚含着泪水的邓朴方又用深情而激动的口吻说：“这部影片我已记不清看了多少次了，每一次都被激动，每一次都觉得很有味道，引人思考。它用艺术的形式，向全社会展现了残疾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唤起人们的爱心和关注。全片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情，可是从中升华出来的人情美、人性美，其深远意义已超过了影片本身。”接着他又说：“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一次经济起飞，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正迅速地提高，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应当正视竞争机制对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破坏，越竞争越要强调真、善、美，如果不注意提倡人道主义精神，不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爱，将会出现非常可怕的后果。我们应当创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东方文明，既是生产力高速发展人民收入丰厚，又是人人在其中感到安全、温暖的社会，我们的艺术家有责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社会文明的发展。”
除邓朴方外，在这次首映式上，《启明星》中的动人故事，也同样感动着谢晋的另一位领导和朋友——陈沂。陈沂曾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副书记，那天放映结束，观众都散场了，他老人家还在大厅里站着，他在等谢晋出来。谢晋来了，他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谢晋，你毕竟不凡。”数天后，这位老革命家和老艺术家又专门在《文汇报》撰文，赞扬谢晋和《启明星》，题目就叫“谢晋，毕竟不凡”。他在文中说：“记得前些时，曾讨论过‘谢晋模式’，有人赞成，有人持不同意见，甚至持否定意见……我是赞成谢晋模式的。所谓谢晋模式，我的理解是：就是谢晋所走的创作道路，也是他的创作方法。综观他的影片，从《红色娘子军》到《牧马人》，到《高山下的花环》，到《芙蓉镇》，都说明谢晋在电影上所走的道路是对的，创作方法也是成功的。这中间充满了谢晋对革命、对正义、对人生的同情和歌颂……所以我在公开的、私下的场合，甚至对谢晋本人我都提出过，一定要坚持谢晋模式，发展谢晋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是来自人民、来自谢晋对人民、对人类同情和爱。此中充满了谢晋创作的革命性、人民性、正义性而不可磨灭。”陈沂的话也得到了谢晋另一位朋友、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的赞同，但他说得似乎比陈沂更直接，他说：“《启明星》再一次体现着谢晋的艺术精神，如果一旦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火炬熄灭，那么，谢晋的艺术，也就会黯然无光。”
就在谢晋忙忙碌碌地为《启明星》的公映和新片的拍摄而四处奔波的时候，1992年的国庆节到了。像上海所有的家庭一样，有两天假期的国庆节理应是谢晋全家居家休息、探亲访友和逛南京路的难得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对于这个家庭里的人来说，似乎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每年的国庆节，也是谢晋活动最多的节日，对此徐大雯并不抱太多的奢望，阿四也并不抱太多的奢望。
他们的估计是对的，今年的国庆节对谢晋来说有太多的活动要参加。除了在10月1日去上海各大影院为公映的《启明星》与广大观众见面、座谈和签名外，在国庆前夕的9月30日，他还要接待一位五十多年不见的台湾老同学葛香亭。葛香亭是台湾的头牌老生，曾任台湾演员工会理事长。他主演的《高山青》、《小城故事》、《心有千千结》等百余部影视剧，为他在港、台及东南亚地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葛香亭四十年代在上海读书时与谢晋是同学，那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当时的电影界前辈周剑云先生为培养新人，特在上海组建了一个“金星电影艺术培训班”，葛香亭和谢晋就在这个班里同学。当时同学的还有陈又新、欧阳莎菲、裘萍、汪平、颜碧君、徐一元、陈圭璋……他们的教师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等社会名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金星”为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影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中的欧阳莎菲十五岁在“金星”毕业后就参加了影片《小公主》、《白云塔》的演出，后来又主演影片无数，成为港台地区有名的影星，一时红遍上海滩。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的颜碧君进艺训班时还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因为家里穷，老师黄佐临劝她在学演艺的同时再学一门手艺，她于是挑选了化妆这一行。五十年过去，颜碧君已成了中国电影界一位有名的化妆师，经她参与化妆的《风雨下钟山》、《血战台儿庄》、《周恩来》等三部影片连得三届百花奖最佳化妆奖。他们中有一些同学后来去了海外和港、澳、台地区，其中葛香亭就是一个，这位两届台湾金马奖男主角得主在离开大陆后，再也没有回来过。现在，在经过了漫长的五十二年的期望、等待和思念之后，他终于回来了。
9月30日晚上，由谢晋牵头的相隔了半个世纪的师生见面会在上海有名的城隍庙老饭店举行。那天，葛香亭来了，陈又新、欧阳莎菲来了，裘萍、汪平、谢晋、颜碧君、徐一元、陈圭璋……来了。他们的恩师，年已九十高龄的黄佐临及吴仞之老师也来了，就在两位老人由家人和服务员搀扶下走进厅堂的时候，已与老师分别了五十余年的葛香亭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一步上前，深深地朝两位恩师鞠了躬，哽咽道：“老师，您好。”言毕，师生执手无言，满座热泪盈眶。
面对两位白发苍苍的恩师，坐在一旁的谢晋也是感慨万千，他在向两位恩师敬过酒后，站起来说：“海内海外，一别多年，这次师生聚会真不易，但再不易我们也要把两位老师请来，以表达我们五十余年的师生情谊。”
过了国庆，谢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为电影《启明星》的推介、宣传活动中去。这时，首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给谢晋发来了请帖，邀请他参加11月1日至7日在桂林举行的双奖颁奖会。
谢晋在这次电影节中没有担任具体的角色，这倒为他与电影界的朋友们畅叙别情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比如台湾的名导演李行，作为一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与李行虽见面多次，但能够闲下心来作一次酣畅淋漓的彻夜长谈，却从未有过。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忙。这次能在金秋之际的漓江之畔，在号称甲天下的桂山水之间畅叙电影之道，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当然，谢晋与李行谈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加强大陆和台港三方电影艺术家合作的事。为这件事李行已经奔波了多年，当然他的辛劳没有白费，因为曙光已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