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晋执导的《清凉寺的钟声》中的钟摆沉缓而有节律的撞击声中，1992年到了。
像中国的各条战线一样，1991年中国电影的成绩是非凡的，这与这一年好莱坞电影的不景气和拉美电影的步履艰难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有人说，1991年的中国电影是巨片年，更有人说，在中国的电影史上，1991年肯定会被人频繁地提起。因为拍了《大决战》、《周恩来》和《开天辟地》等影片，给沉闷和萧瑟多年的中国电影界刮进了一股猛烈的清新之风，从而使长期以来疲惫不堪、萎靡不振、甚至几近绝望的电影界人士的精神为之一振。当然人们在肯定1991年电影界所取得的不凡成就时，也并非没有看到存在的问题，与革命历史题材巨片造成的轰动效应相比，1991年中国电影中的改革题材领域则相对要显得冷落和沉寂一些。应该说，反映世人瞩目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反映改革过程中人们新旧意识的交错嬗变，是电影界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可以而且应该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各为一翼，但目前所出现的状况却是强弱分明，不能令人满意。
为此，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和始终关注着中国电影发展前途命运的热心观众，对此纷纷提出了严肃而尖锐的批评。当然，他们也批评了谢晋。尽管他在此前刚刚获得了国务院为杰出专家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成为上海市宣传文化系统十一位文艺家中享受此项殊荣的其中一位，但这并不能阻止观众对他的批评。在前不久出版的《电影评介》杂志上，一位名叫童加勃的安徽观众这样批评谢晋说：“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最卓越著名的电影导演的桂冠属于谢晋，他的作品不论是激奋人心的《红色娘子军》、充满朝气的《女篮五号》、深沉隽永的《牧马人》，还是亦悲亦诉的《天云山传奇》、凝重犀利的《芙蓉镇》，无不紧扣现实，与人民沸腾的生活息息相通并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灿烂的印记。谢晋电影和时代的同步性已成为其创作风格的重要特征，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主流。
“然而《芙》片以后的五年间，他的作品却再也看不到生动的时代气息，有的只是对最后贵族的研究、佛寺钟声的琢磨或者鸳鸯错配秀才之类的古装戏，要么流于纯理性的探索，要么是对现实生活的回避，总之没有一部描写现实生活的。纵观谢晋几十年的拍片史，这种题材的错位是十分令人惊讶的！”
这篇文章在当月的《报刊文摘》上进行了转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就在众多的媒体上对谢晋的创作之路和探索之路做着种种的猜测、批评、建议的时候，谢晋似乎依然我行我素，照样干着他想干的事。1992年谢晋要筹拍的影片是《上海屋檐下》和《浪漫黄昏》。《上海屋檐下》是他在拍《清凉寺的钟声》时，早就着手筹划的。准确地说，是朱镕基同志交给的任务。朱镕基在上海担任市长时，有一次对谢晋说：“谢晋同志，你的电影总是拍湖南、河南，怎么不拍拍我们的大上海呢？”就这样，这个题材便慢慢的在他脑子中开始酝酿了。当年谢晋的恩师夏衍曾写过《上海屋檐下》，从五户人家的悲欢离合中，折射出了上海千家万户的面貌。谢晋这次创作的《上海屋檐下》共写了八户人家，作者也不是一个人，而是八个人。谢晋的老朋友余秋雨做这部片子的艺术顾问，其他叶明、陈村、林谷、宗福先、张献、唐宁、斯民三、樊天胜八位作家各写一集。至春节前夕，这些剧本已三易其稿，其中有几集已经定下，写得非常生动感人。剩下的也只要稍做修改，即可定稿。但不知为什么，这部早已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滚烫火热的影片，此后竟一直未有消息，更不见它的开拍。个中原因，只有谢晋自己心中有数了。
1991年的岁末和1992年的年初对谢晋来说可以说是特别繁忙的，一方面他要去一些城市频繁地举办《清凉寺的钟声》首映式，要携摄制组人员东奔西走到各地与观众见面，另一方面他还要为开年投拍的影片做准备。因为年关的将临，各项社会活动也显得更加多，而在这些社会活动中，有不少是临时派生出来的。比如不久前他与浙影厂的同行去老家拍片，听说家乡有六万民工正在围海造田，场面十分壮观，尽管海风凛冽，他还是提出要去看看。到了海边，夜幕已经降临，在绵延十五公里长的营地上，灯火辉煌，数万民工为了抢时间正在挑灯夜战。当他听说这次围海能为家乡增加两万亩土地时，谢晋感动极了，他一边与民工们紧紧握手，一边说：“你们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啊，谢谢大家了。”说毕，他当场拿出五千元拍电影所得的稿费，交给陪同的县委领导，希望这点钱能为民工们改善一点伙食。又比如复旦大学要举行“第二届校友影视创作联展”，选映了由复旦校友梁晓声、潘培成、谢友纯、李梦学等参与主创的八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们给谢晋发来了邀请书，恳请他能参加并作报告。谢晋是复旦大学艺术客座教授，他当即答应前去致贺并作报告，并把同一天原本答应前去参加的一个活动推掉了。
过了元旦，谢晋要参加的新年第一个活动是去福建泉州举办他的《清凉寺的钟声》首映式。他把这个首映式放在福建的泉州而不是放在福州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该片的制片人和投资人香港豪成影业公司董事长张翎飞小姐是泉州人，而张小姐与谢晋又是老熟人，她在移居香港前也是一名演员，曾在影片《泉水叮咚》中担任过角色，十年前他们就认识。二是谢晋这次来泉州，还要与张小姐洽谈第二部片子的合作意向。谢晋在泉州待了三天，共在三家主要电影院搞了首映式。这次随谢晋来泉州的主创人员有丁一、尤勇、李婷、林岚、祝士彬、徐俊等人。谢晋曾多次来泉州访问，对泉州很熟悉，因此在首映式上讲话时，他对电影谈得不多，而对泉州却谈了不少。他说：“我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而泉州是中国著名文化古城，因历史上的原因和‘禁海’的影响，才使这一‘东方第一大港’逐渐失色。但这里有中国第一座跨海长桥——洛阳古桥和最长古石桥——五里桥，还有宋代远洋古船及开元寺，摩尼教遗址等宗教文化，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泉州拍一两部电影。”
在泉州参加完活动，谢晋就和与会人员分手，去参加1月11日在香港召开的第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这个会很重要，因为三地有影响的导演不少都到了，如大陆有谢晋、谢铁骊、李前宽、丁荫楠、张金标、李歇浦、王冀邢、滕文骥、谢飞、黄健中、吴贻弓、吴子牛、黄建新和女导演代表王好为、史蜀君等。台湾有丁善玺、李行、林清介、李祐宁等，香港有楚原、王晶、徐克、陈欣健和吴思远等导演。谢晋在一个主题为“三地电影回顾、交流暨展望”的研讨会上发了言。他在这个会上将新中国的导演划分为六代，指出：目前中国电影的涵意不仅包括在座的三地，而且还有一类外籍华人影片。他说：1994年以后，内地的导演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代，第一代是留在上海的前辈导演蔡楚生、郑君里以及延安来的凌子风等人。他本人与谢铁骊等是第三代，均为1954年后方开始升为正导演，这代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第四代是此代人的承上启下，包括吴贻弓、王好为、谢飞等，第五代则以“文革”老三届为主，此代人的经历极为曲折，亦成为创作财富的积累者，以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等为代表。至于第六代则刚刚出现，尚未确立风格。
会上，一些对谢晋的电影极为钦佩的港台中青年导演要拜谢晋为师，使谢晋甚为感动。在场的台湾导演协会理事长李行说：“我们本是一家人，失散了许多年，今天终于团聚，我们的合作，将是合流的、一体的。”台湾名导演丁善玺则大声疾呼：“中国电影的各方力量应当早点结合起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团聚，他妈的，我们等不及了。”此话虽粗，却引来一片掌声。会议快结束前，得到消息的林青霞特地从台湾赶来看望谢晋。两年前，谢晋与林青霞为了商谈合作拍摄《最后的贵族》之事，也在香港见过面，不过那时还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后来因为台湾方面的阻挠，这桩好事，终未玉成。现在情形虽有了好转，但终未出现根本转机。为此，在场的港台同行建议，请谢晋和林青霞同唱一首歌。谢晋虽不善唱，但因为有林青霞与自己一起合唱，自然也很高兴，于是，他点了一首《明天会更好》的歌。他想，无论如何，这也算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吧。没想两人刚刚拿起话筒，电视里竟出现了影片《最后的贵族》画面。此时此刻，谢晋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林青霞也是热泪盈眶，要不是台湾当局的阻隔，这画面中的李彤一角应该是她，虽然潘虹演得也很出色，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演员来说，失去这个机会，是终生的遗憾。
就在谢晋与林青霞两人忘情地在电视屏幕前引吭高歌的时候，在场的其他海峡两岸的导演也纷纷涌上前来，一起唱起了这首动人的歌。唱毕，谢晋环顾四周，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我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从香港回沪，春节就在眼前了，今年的春节谢晋原本决定回老家去过。但阿三去世，老大谢衍又在美国，家中除了他、徐大雯和阿四，再就是保姆了。保姆春节也要回家，这样一来，今年的春节就不能再回老家去过了。再加上节前事情太多，一时无法脱身，对谢晋来说，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阿三刚刚过世，自己高高兴兴回老家过年，留下阿三的魂灵孤寂在家，实在于心不忍。另外老大谢衍3月中旬要从美国回来，届时肯定要回老家一次，倒不如等他来了，一并回去。徐大雯也赞同谢晋这样的安排，但说是不回老家过年，谢晋还是在节前回老家去了一次，那次是杭州大自然然磁带厂聘他为该厂顾问，他在杭州的活动一结束，就稍带着回老家去了一次，不过那次他在上虞只待了半天时间，晚饭以后，就急着赶回了上海。
没想到刚回上海，就有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在等他处理。原来东北吉林有一位十四岁的少女，一心想在谢晋门下学艺，年关前夕，她只身来到上海，到处寻访谢晋，扬言若学艺无成，就要轻生。年三十晚上，该少女正踯躅街头，被巡逻的治安人员发现，带到曹溪北路派出所，经询问，原来该少女已去过上影厂，而上影厂人员和谢晋都已下班，只好流落街头。民警见此事蹊跷，就一方面为她安排住宿，准备年夜饭，一方面耐心做她工作。但该少女学艺心切，口口声声要见谢晋，否则就走绝路。民警无奈，只好与上影厂领导联系，并答应这位姑娘，安排时间与谢晋见面，这才稳定了姑娘的情绪。2月8日，在上影厂会客室，谢晋接待了这位姑娘，见她还是个稚嫩的孩子，也不好多说重话，只是好言劝导一番，鼓励她好好学习，等中学毕业以后，再去报考艺术院校。姑娘还算听话，经谢晋这么一说，就答应马上回去，决不再走绝路。
送走姑娘，春节已经过去大半，不久，谢衍就从美国回来了。谢衍回家后的第三天，谢晋就率全家回到老家，大女儿庆庆夫妇为了照顾父母亲的起居，这次也一同前往。3月的江南水乡，此时已是春风习习，鸟语花香。谢晋这段时期的气色很好，只是耳朵仍不太好使，左耳整天戴着一只咖啡色的耳塞，与人大声地说话。在他的身旁，始终跟着上海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他们是为拍一部谢晋的专题片，专门从上海跟来的，而且已经跟了好几个月了。
谢晋这次回老家的主要目的是想休息休息，因为中旬以后，他又要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另外，他想请当地的木匠师傅，做一批书柜，他上海家里的书已经放不下了，连床底下也塞得满满的，卖掉又可惜，其中有些书是很珍贵的，比如《人民文学》杂志，他从创刊号起到现在每期都有，有人出高价向他买，他都不肯。另外还有一批珍贵的电影资料，他也想拿回家来。他似乎有一种预感，若干年以后，到他拍不动电影的时候，他就会回到这里，做一些他一直想做的电影研究，从而为年轻的电影导演们提供一些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启示，也为中国的电影史留下一点点资料。
在书房的对面，谢晋设想再辟一间日本式的榻榻米，他曾八次出访日本，对日本榻榻米的功能深有感触。认为是一处能使人十分舒适并能充分得到休息的场所，为此他还买来了四把没有脚的榻榻米靠椅，靠椅用精美的塑料纸包着，很考究，这种东西，显然不是国内生产的。
在老家的这几天，谢晋可以说是真正地休息了几天，因为没有对外界做过多的声张，因此来探望他的人并不多，除了当地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再就是市、县的几位领导。期间当地有一位领导要去美国考察，他便给在洛杉矶的卢燕写了一封便函，希望她予以接待，并托这位领导给卢燕捎去一只活性瓷杯。
平时早上起来，不是到镇上的集市上走走，问问摊上的菜价，和农民兄弟聊聊天，拉拉家常，就是与阿四一起为院子里的法兰绒草坪剪剪草，浇浇水。偶尔客人来访，如果留饭，他就亲自掌厨，烧几个拿手好菜，如粉蒸肉、如汽锅鸡。这个汽锅鸡是他在“文革”期间向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学的，那时他靠边站，整天除了接受批斗，就无事可做。有一天遇到关肃霜，她说，没有事，你就不能学学烧菜吗？于是，他就从她手中学会了烧汽锅鸡。而且烧得的确很好吃，他自认为这个汽锅鸡绝不会比绍兴饭店的差，是国宴水平。但遗憾的是，当年教会他烧汽锅鸡的关肃霜，就在他回老家的一个星期前，在昆明去世了。
在老家休息了几天，谢晋于3月16日率全家回到了上海，17日去公司处理了一下事务，18日就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
七届五次会议的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开幕式的时间定在三时四十分。但谢晋提前一小时去了，他想去见一见潘虹，因为三天前的3月15日，中央电视台“中国质量万里行”摄制组对上海的名牌化妆品“霞飞”曝了光，外界有议论，对此潘虹有压力，谢晋想问一问情况。因为潘虹为“霞飞”做广告是有内幕的，第一次是在1988年，当时有位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了一条腿的残疾退伍军人找到她，说他们厂是个残疾人占相当比例的工厂，他们希望他们的产品“霞飞”——中国一号，应由中国的一号演员来做广告。面对这位残疾人的一片盛情，潘虹一口应承，于是她便成了中国第一位在电视上拍广告的影星。当时，她的片酬几乎是零。第二次是在1989年，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要出一本画册，但苦于资金紧缺，为此，霞飞厂便赞助了一万八千元作为条件，潘虹答应再为霞飞厂拍一条“霞飞特白增白蜜”的广告。广告播出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对此，霞飞厂觉得有点对不住潘虹，要向她表示些什么，潘虹说，她本人一个钱也不要，但希望霞飞厂能帮助一个她所熟悉的残疾孩子，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提供一点医药费。这个孩子就是谢晋家的老三，因为，这个差不多长年累月在医院度过的傻孩子已使谢晋的经济不堪重负。霞飞厂对潘虹的这个举动十分敬佩，当即应允。去年，谢晋的阿三去世了，按理说潘虹可以中断为霞飞厂做广告了，但她觉得霞飞厂这个企业很重情义，不仅让老广告片继续播出，又为霞飞厂新拍了一条广告。
对于这件事的全过程，谢晋是清楚的，但她现在却受到了委屈，他有责任安慰她、开导她，并向她表示自己的感谢。但等了一会，潘虹没有见到，却意外地碰到了刘晓庆。刘晓庆当时正被几个记者缠着要采访，见西装革履的谢晋过来了，就像见到了“救星”，连忙拨开人群挽住谢晋的手，边走边对身后的记者大声说：“我找谢导演有事，我准备同谢导演合作拍一部片子，这将是继《芙蓉镇》之后，我们俩合作的又一部作品。”正说着，进场的铃声响起来了。
会议如谢晋所预料的那样，开得热烈而又激动人心。虽然，媒体并没有披露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但敏感的人们，还是从媒体充满热情而激动的文字中，读出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闻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又一个春天的气息，这股春的气息将很快吹遍中国的大地，中国的各行各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等，将会又一次发生历史性巨变。
在这股改革开放的春潮中，电影可以说是其中一朵引人注目的浪花。一些与会电影界代表，自然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和命运表示出特别的关注。在京丰宾馆一间布置庄重的大会议室里，谢晋、张瑞芳、潘虹等一批电影艺术家聚在一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许多艺术家发言之后，谢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央讲经济改革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文艺改革也应这样，要百花齐放，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影片质量是关键，要拿出真正好的作品来吸引人们主动去看。文化艺术有教育、审美、认识、警示作用，非常丰富多彩，所以，还是要强调百花齐放，不然文艺界、电影界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涉外文化工作，很多是‘防御性’的，开拓性不够。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这种思想到九十年代初还没有消除。我说‘防御性’，是指思想不解放，总以为一开放国外很坏的东西要进来。我是相信大多数的外国艺术家总归是好的、健康的，真正有艺术家良心的人占多数。我们的国际电影节为什么老是办不起来？也是这种指导思想。防御、闭关自守，守住以后外国的坏东西就进不来了，结果搞得好不好呢？要不要参加国际电影节比赛，这个问题始终在我们国家有争议，其实这还是对文艺作用的认识问题没有解决。文艺在‘文革’时期最厉害时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海瑞罢官》、《舞台姐妹》、《早春二月》怎么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把文艺的作用看得太重，甚至把外国人要评我们的奖也看做是和平演变颠覆我们。我参加过不少国际电影节，也当过很多次评委，外国艺术家没有到这种程度，非要弄个事颠覆我们。当然，对外国的奖第一要重视，第二不要迷信，文学艺术形态有不同的观念，是有一定的阶级性，评奖中不排斥会有歧视和偏向，就是得奖的影片，也不一定是最精彩的，像美国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片子，放映时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但他从来不去参加比赛，我对这样的导演非常崇敬。我现在也是在追求拍一点真正为中国观众、当然也包括外国观众喜欢看的电影，这是我目前想走的一条艺术道路……”
谢晋的这番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华社一位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他，在对中国的电影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他还就如何进一步拓展海峡两岸电影界交流的事，向台湾电影界同行发出了呼吁，他说：“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值得我们电影工作者去共同挖掘和表现啊。”他认为：“两岸电影业的交流与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一方面，大陆与台湾血脉相连，文化同根，另一方面，台湾早期的电影工作者大多是从大陆过去的，在导演理论和表演技术方面有共同之感，两岸的电影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两岸电影界的交流仍然是单向的，台湾方面的种种禁令和人为限制，致使大陆演艺界人士很难赴台湾交流，大陆电影在台湾公开放映尚无先例，台湾方面甚至不允许大陆与台湾合拍的影片在台上映。为此他呼吁：“历史潮流的发展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我希望这一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开完了全国政协会议后，上海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又接上了。谢晋原想在这个期间去一次天津，因为天津女作家航鹰写了一个电视剧本《启明星》。内容写的是残疾人，中国残联建议该剧本由谢晋来执导，所以他想与航鹰见个面。但上海政协催得紧，而谢晋本人也想参加这个会，因为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大家的情绪很高昂，有很多话都想在会上说。在北京的全国政协会上虽然说了些，但还没说够，还要继续说。
果然，上海的这次政协会开得很热烈，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热烈，因为发言的人太多了，只好限定每人五分钟。谢晋是每会必讲的，在由政协召开的“思想文化专题座谈会”上，谢晋一上来就给主持会议的张瑞芳打扫呼：因为“左”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两三分钟能谈清的，请大家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于是接着说：“我们上影厂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两百多人，如此人才密集全国能和我们比的只有北大，为什么就出不了真正的、不同凡响的、大家喜欢的影片？有人问我哪部片子拍得最好，我说最好的还没有拍出来呢，不是我狂妄自大，有时我报三个题材，第一志愿不行，第二也不行，最想拍的不能拍。文艺界的问题折腾了多少年，其实有些问题早就理清，但就是解决不了。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已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包括不要横加干涉等都讲得非常透彻了，但就是没有彻底贯彻。”在谈到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体会时，谢晋接着说：“‘左’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很多评论家，包括我们的观众的头脑里都有，所谓‘左’，其实就是‘左’在意识形态，‘左’在文艺界，现在还有人把文艺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解决，还笼统地把文艺界说成是搞和平演变的地方，这样的文艺怎么能繁荣？近几年文艺繁荣的情况究竟如何？事实上电影的自然观众逐年下降，放映电影靠组织观众怎么行呢？我们拍出了几部真正轰动的、老百姓自己愿意掏钱买票的电影呢？”
开完了上海市的政协会议，谢晋才与航鹰见了面，拿到了剧本后，谢晋才知《启明星》是一部四集电视剧。对电视剧谢晋以前并不感兴趣，虽然也拍过一两部，但大多都不是他自己组织人马创作的，而是受人之邀拍摄的，因此拍出来基本没有影响。但这次的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因为这部片子是中国残联推荐的，写的又都是残疾人，所以他就必须引起重视了。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两个弱智儿子的父亲，他对这类题材似乎特别感兴趣，早在他执导《启明星》之前，他就已精心筹划过一部以残疾人为题材的影片。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谢晋去北京参加《芙蓉镇》荣获国际大奖的庆功会，评论家陈荒煤向他推荐了女作家霍达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国殇》，谢晋后来读了这部作品后，专门把霍达和她的丈夫请到了上海，对她说：“我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我是作为残疾人的家属当选的。在那次选我为副主席的全国残疾人代表大会上，大家要我讲话，我讲了，讲得残疾人代表都哭了起来。是的，我是对他们充满了感情的，我的两个儿子是低能儿，都是残疾人嘛！就在那次大会上，邓朴方希望我拍部反映残疾人生活的影片，我答应了，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去反映。这次拜读了你写的《国殇》后，我感到其中有关王振泰筹办聋哑人剧团而献身的事迹，作为电影题材是十分适合的。”他又说：“一个国家的残疾人工作做得好不好，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全世界除非洲以外，我国的残疾人工作做得算差的。在‘文革’中我没流过泪，只是那次看到两个低能儿子受到凌辱时，我掉泪了，我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连残疾孩子也不能免遭灾难的话，中国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但霍达的这部作品，由于问世在1989年，最终还是夭折了，这是令谢晋和霍达以及所有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的同仁们感到十分遗憾的。
霍达的作品不拍了，但谢晋对残疾人及残疾人题材的关注并未就此作罢，相反，他则是以更加热切更加专注的心情和目光注视着这类题材的出现。就在有一次他去深圳参加电影授奖大会时，主持人询问在他众多的头衔中着重介绍那一个头衔时，他也要利用这个机会为残疾人作宣传，他说：“在我众多的头衔中，我最看重的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这个头衔了，你介绍我时，别的什么都不要加，就加这一个好了。”后来，主持人在介绍他时果然只加了这一个头衔，没想台下竟爆发出一阵持久的暴风雨般的掌声。面对着这不同寻常而又蕴含着丰富内涵的掌声，谢晋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后来对他的同事说：“看来，人道主义精神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复苏。这是社会前进的一个象征。比起动乱时，往我儿子嘴里塞垃圾，那简直是天差地别，这片掌声，也是鞭策我不要辜负了这个头衔。”
就在这以后不久，航鹰揣着《启明星》的剧本找上门来了。《启明星》讲的是一个身患肺癌的工人谢长庚与弱智儿子的坎坷经历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民政干部、教师、同学、医生、工友等众多人物的许多动人故事，表达了残疾儿童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弘扬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航鹰的这个剧本是根据发生在天津启智幼儿园和启智学校中的几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故事写得非常真实和感人。谢晋看了几遍，就流了几次眼泪。他对航鹰说：“看了你这个剧本，使我想起了自己的两上弱智儿子。‘文革’中，我拍的《舞台姐妹》被打成了大毒草，但我在文化广场被押上十万人批斗大会时并没有哭，而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两个傻儿子被人塞进垃圾箱并被逼着吃垃圾时，我哭了。那时候，我曾多次萌发过自杀的念头，但当我一想到孩子，这个念头就又打消了，我想万一我死了，大人不要紧，我的这两个儿子怎么办？他们可怎么活得下去呢？”
但是，真的要把这部反映弱智儿童的电视剧拍出来，难度就来了。虽然，中国残联和天津市政府对于拍摄这部片子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但这只是外在的力量，关键是如何拍好它，对于谢晋来说，首先是演员，这部电视剧中有五个主要弱智小演员：晨晨、牛牛、笑笑、骄骄和“眼镜”。片子开拍前，有人主张启用正常的儿童扮演，谢晋则反对，他认为：一些同志提出让智力正常的儿童来演弱智儿，这种想法当然不无道理，让弱智儿童拍电影上镜头，全世界都没有先例，拍出来的片子会是什么模样，简直难以想象，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儿童演员的表演，基本上是本色的，我演我自己显得很可爱，但要他创造出一个完全脱离自己的角色就很难，而要扮演弱智儿那种分寸感是绝对把握不了的，所以我提出要让弱智儿演弱智儿，他们的脸形、眼睛、鼻子由于生理的原因都有共同的特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也可以说是“国际型”的。无论走在马路上还是在镜头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弱智儿，装都装不像。为此，他主张到专门的弱智儿童学校去寻找，他们找到了天津启智幼儿园和启智学校。谢晋挑选的标准是，不能不傻，也不能太傻。开始，他们一下子挑出了几十位，然后请谢晋把关。挑选那天，谢晋坐在长椅上，让弱智儿童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走过，孩子们高兴极了，他们尽情地在谢爷爷面前表现着，智商高点的在谢晋面前唱起了歌，有的还能背一些简单的句子。智商低的则只会大声地喊叫和到处乱跑。谢晋面露笑容，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捏捏那个，一会儿又朝这个笑笑。其中一个虎头虎脑绰号叫做“拳击手”的小男孩，见谢晋一点也不可怕，居然提出要和谢晋掰手腕，然后又学着交通警察的模样，指挥起交通来，逗得在场的人禁不住大笑。经过反复斟酌和筛选，片中的五位主要演员终于挑选出来了。
演员是挑选出来了，但能否入戏又是另一回事。这部片子的第一场戏是小朋友给晨晨庆祝生日，谁知摄影机还未开动，这些弱智小朋友就开始闹腾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拍电视挺有趣，都很激动，一激动情绪就失去了控制，于是有的小家伙笑，有的小家伙哭，还有的小家伙喊，有的甚至还在地板上打起了虎跳，装出各种各样的鬼脸，任凭摄制人员喊破嗓子，他们就是不予理睬，照样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谢晋无奈，只好去学校请来教他们的老师到现场“救驾”。这第一场戏，整整拍了一天，才勉强完成。
后来这些小演员虽然渐渐入戏，但不巧又遇到了高温天气，在这样的季节里拍戏对于大演员来说尚难支撑，何况面对的是一些弱智儿童。于是这些小家伙一到中午，便都像霜打过的茄子，一个个蔫头耷脑，目光迷离，有的干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谢晋无奈，只好命摄制组人员停机，等待他们醒来。
有时，摄制组一些性急的小伙子要用吓唬去惊醒那些迷迷糊糊的孩子，谢晋总要上去制止。其实，他的心里比谁都急，但他又知道对这些孩子来说，急是没有用的，得慢慢引导，比如拍一场几个弱智儿童打打闹闹的戏，谢晋要求拍出真正的童趣来，但由于几个弱智孩子接受能力差，就是拍不出理想的效果来，谢晋只好一遍又一遍给这些孩子作示范，还爬在地上，学着猫叫和狗叫。一个饰演主角的孩子突然烦躁起来，跺着脚对谢晋发火说：“我告诉你，我不拍了。”谢晋只好压低天生的大嗓门，一次一次地央求他：“再来一遍，马上就好了，来，再来一遍怎么样？”谢晋说：因为他们是一群弱智的儿童，由于弱智，他们必然要承受比正常人更多的痛苦和磨难。为此，他们需要大家加倍的疼爱、加倍的关怀和理解。由此他又想起自己的儿子阿四来，他已很久没有见到阿四了，阿四正在医院里躺着，病不轻，可他又无法去看他，这使他想起来很内疚，甚至很痛苦，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有时候，当他拍到某个情景时，他常常会把眼前的小演员当作是自己的阿四，而那戏中的情景，又常常会勾起他对发生在自己家中往事的痛苦而甜蜜的回忆，此时此刻，他总会禁不住泪流满面，不能自已。他曾对人说：拍《启明星》，好像就在拍他家中发生的事一样。
8月底的一天，正当《启明星》拍摄最紧张的时候，整天被酷热的天气和情感的泪水包围着的谢晋得到一个消息，刘晓庆和姜文也来天津拍戏了，他们是随台湾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摄制组来天津拍外景的。这消息使谢晋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年大家因为各自忙碌，再也没有在一起拍过片子，甚至连见上一面都很困难。这次大家都在天津拍戏，他是一定要和他们见上一面的。为此，他也不顾长幼之分，师生有别，更不顾自己在拍片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腿上还很疼痛，便主动打听起他们的落脚之处。
刘晓庆听说谢晋要来看望他们，哪里肯依，执意一定要与姜文一起来看望谢晋。当晚九时左右，谢晋刚拍完一场夜戏，刘晓庆和姜文就赶了过去。师生相见，分外高兴，谢晋以平时当夜点心的薄脆饼干招待两位客人。在谈起各自正在拍摄的电视片时，谢晋不知怎么又把话题扯到了《芙蓉镇》上，说：“晓庆，你和姜文真应该再回王村看看，那里的人们好想你哟。”刘晓庆点头说：“有机会，我是一定要去的，去尝尝那里的米豆腐。不过，现在听说叫刘晓庆米豆腐。”大家都笑起来。
当晚，这一老两少三个人一起交谈到零点，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经过了两个多月艰苦的拍摄，《启明星》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可以说，电视片拍得是很感人的，但在试放样片时，谢晋却没有吭声，他的脸也没有在大家的掌声中**开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满意。虽然剧情是感人的，但剧中的民政、工会、街道干部以及家长、老师等人物太庞杂，结构太零乱，必须改，而且必须大改。为此，在征得各方同意的基础上，他决定把四集电视连续剧剪辑成一部单篇故事片，这又是谢晋的独创。当然，这个独创是要有基础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在开始拍摄时，不用拍电视的摄像机，而用三十五毫米的摄影机。而谢晋一开始用的，正是这种摄影机。
经过了谢晋精心修改剪辑的电影《启明星》，终于在人们热切的期盼中问世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天津观看了《启明星》。那天，当影片的结尾出现身患绝症的鳏夫谢长庚在临终前看着弱智儿子晨晨在老师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下健康成长，背着书包，在东方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的映照下走向学校时，李瑞环同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带头鼓掌。他高兴地说：“这是一部十分感人的影片。我认为这是航鹰同志迄今为止写得最有深度的一部作品。谢晋是继承了三十年代我国早期左翼电影工作者现实主义传统、并开创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电影大师，是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导演。他导演的影片几乎都是相当成功的。看得出谢晋是全身心投入了影片《启明星》的创作，这部影片拍得这么好，是相当不容易的，我向谢晋表示祝贺……”
次日，中国残联在北京也为《启明星》举行了招待会，谢晋在招待会上介绍了拍摄这部片子的心路历程。最后他说：“我接触过许多失去双腿、或失聪失明仍顽强工作的残疾人，他们对生命的热爱给我很大的鼓舞。”
始终关注着《启明星》这部影片的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也在招待会上讲了话，他说：“残疾人有许多痛苦，有许多眼泪，但我们总是在追求幸福，这追求之中也有眼泪。所以说，我们残疾人的事业是泡在眼泪里的，影片《启明星》真实地反映了残疾人的生活和内心情感，希望更多的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从中体会作品丰厚的内涵。”
半个多月后，即1992年7月7日下午，这部被人称为用泪水浸泡而成的电影佳作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些领导人有李瑞环、丁关根、薄一波、杨白冰、温家宝、陈慕华、陈俊生、洪学智等。
已是第二次观看《启明星》一片的李瑞环同志在招待会后接见了《启明星》全体创作人员，并再次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同志们，我同大家的感受一样，《启明星》确实是一部好影片，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相信公映后将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执导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由弱智儿童主演并且又是表现弱智儿童生活的电影导演谢晋，并没有在拍完《启明星》后放弃或松懈了对残疾人的关注，而是以他永远执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各种可能的方式倾注着对残疾人的关爱。并且以自己一点一滴的实际行为去感染、去呼唤全社会对残疾人的真诚、友爱和温情。就在他和航鹰一起将他们拍的《启明星》所得的酬金全部捐献给天津弱智儿童所在的幼儿园和学校的那天，谢晋向社会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现有五千万残疾人，如果说我们的各行各业都在致力于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的话，那么，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残疾人队伍不要再发展壮大了，而是越少越好，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