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半年多疲于奔命的剧本折腾，经历了足足五六部影片题材和本子的流产之后，到了1990年的年初，谢晋的手头总算又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本子。本子的名称叫《冤孽》，后改为《清凉寺的钟声》。《冤孽》讲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名叫羊角大娘的人，用自己的血汗哺育了一位被遗弃的日本婴儿，并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成人。后来，这位弃儿成年后进了清凉寺皈依佛门，成了一名高僧。解放后，这名高僧随同一个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没想到竟见到了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就在母亲苦苦哀求他留在日本的时候，他却毅然回到了给他以人生慰藉的清凉寺，在连绵不断的钟声中陪伴他的中国母亲——羊角大娘。
创作这个本子的作者是谢晋多年的老搭档李准，它是李准七十年代的作品。当时赵丹曾想把它搬上银幕，但因故未能如愿。后来谢晋也一度对这个本子很感兴趣，总想找个机会把它搬上银幕，但也一直没有机会。
到了1989年秋天，机会终于来了。10月下旬，谢晋因为要与《熊猫杰米》的作者洽谈剧本修改和合作方面的事，专程去了趟美国。11月7日，他刚从美国回来，因为时间差的关系，那天他感到很累，本想回到家里美美睡上一觉，但他还是叫司机把车开到巨星公司，因为经理们正在等他，一个巨星公司的近期和远期的题材规划正等着他去拍板。就在这个会上，谢晋作出了拍摄《冤孽》的决定，同时通知刚从北京回到河南养病的李准，叫他在家等着，他要去河南见他。没想正在郑州养病的李准听说谢晋要来，竟弄得十分紧张，连连摇手：“不行，不行，不能让谢晋过来，他一来我就要激动，一激动就会心动过速，我现在治的就是心动过速嘛。”倒是李准的老伴在一旁劝道：“你身体不好，人家打老远来看你，怎么可以拒绝呢。”李准说：“谢晋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这次来，准是来谈剧本的事，这个人煽动性极强，他一来劲，我就得陪上了。”
李准说归说，但谢晋还是照样去了。李准了解谢晋的脾气，什么事要是被谢晋“瞄”上了，你再怎么甩也甩不掉。当年拍《牧马人》时他甩过，没甩掉，后来拍《高山下的花环》时甩过，也没甩得掉。总之，他觉得在谢晋的身上，有一种特有的魅力和**，他像一团火，跟他在一起，就会灼得你浑身热起来，甚至会跟他一样在艺术的殿堂中燃烧。
赴郑州说动了李准，谢晋就急着赶回上海，没想刚回家，就接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寄来的一份信函，要他于12月5日参加人民音乐家《贺绿汀传》的作品讨论会。谢晋是从小听着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的音乐声长大的，他对这首优美动人的乐曲至今记忆犹新。而他更敬佩的则是贺老那艺术家天真、热情、率直的性格和在邪恶势力面前永不低头的高贵品质。贺老于“文革”中在上海文化广场以病弱之躯勇斗“四人帮”在上海爪牙的悲烈壮举，曾给同在“牛棚”中接受批斗的谢晋以极大的鼓舞。作品讨论会那天，谢晋早早来到会场，和他同时与会的有柯灵、吴强、蒋孔阳、朱践耳、徐俊西、李子云、梅朵、王纪人、沙叶新等文艺界知名人士。这些在座的师辈和新老朋友，平时因为都很忙碌，谢晋很难见到，今天聚在一起，真是十分难得。因此，不仅话比平时多了许多，心里也觉得格外高兴。
在焦急地等待李准修改剧本的日子里，上海首届农民电影节在12月11日开幕了。谢晋没有参加这个电影节，因为他去美国访问了，连17日他恩师张骏祥八十岁的生日活动也没参加。如果在上海，他是无论如何要上门祝寿的。四十七年前，留美归来的张骏祥曾在四川重庆江安国立剧专执过教，那时他还是位英姿勃勃的俊书生，而现在已是步履蹒跚的白发老翁了。而当年才二十岁左右的少年郎谢晋，如今也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每念及此，谢晋总是感慨良多。
从美国回来，谢晋感到非常的累，他本想好好地休息一两天，但巨星之友联谊会又来请他作报告。而这个邀请他是不能回绝的，因为这个会的会员都是上海有名的厂长、经理和书记，都是有钱的实力派人士。他那天谈的主要是电影如何走开拓型、外向型道路的问题。他谈得很坦率，也很透彻，他说：“有个信息，外国现在最赚钱的是航空工业，电影也属于赚钱的。可惜我们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最近我到日本去，最轰动的新闻是日本买了哥伦比亚娱乐公司，这是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之一，它买了百分之五十的股票。‘日本进军好莱坞’，引起全世界的轰动。电影，确实投资少、见效好，我们还需要多做些宣传。”“我对外国朋友说，我国题材之丰富，全世界第一！这在文艺上来说是最好的，因为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和矛盾，也不打仗，文艺创作就会很平淡。美国拍到现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最近又拍了些‘越战片’。而我们呢？反反复复地折腾，走过的弯路，取得的教训，都是文艺创作极好的题材！我到现在还有一点雄心，将来虽然不能拍片了，还可以做些策划工作、咨询工作。国外叫‘策划’，比如像美国的兰德公司……”
过了新年，大概在1月的初期，李准把改写后的电影剧本《冤孽》交到了谢晋的手上。署名是两个人，一个是李准，一个是李澈。李澈是李准的公子，也是个作家，在河南很有名。这是李准老伴的主意，老头子在生病，不能太劳累，太激动，干脆老头子就出出构思吧，执笔的任务由儿子来担任。
但谢晋对《冤孽》的第一稿并不很满意。大概在1月的上旬，有天上午谢晋正在办公室与几位朋友谈《冤孽》本子的事，忽然陈冲来看他，这使谢晋很惊讶。原来陈冲是去长春参加台湾电视连续剧《随风而逝》一片拍摄的，因为刚巧碰上了元旦，便转道上海回家里过新年。师生相见，分外高兴，谢晋便向陈冲谈了自己拍摄《冤孽》的设想及对中国电影现状的一些看法。陈冲说：“每次听谢导演讲话，总使我感到很温暖，很亲切。对我真是一种很好的激励。”
在听取了各方面对《冤孽》的意见后，谢晋便专程到北京，找到了刚从河南回到北京虎坊路家里养病的李准家，要他再对剧本进行一次大修改。李准听了意见，觉得有理，只好从命。谁知二稿改毕，谢晋仍不满意，于是再次赴京。李准叹了口气对谢晋说：“你这样再逼我，看来今年这个春节我是过不太平了。”谢晋笑着说：“你好歹总能在家里过春节，我今年春节只能在飞机上过啰。”
从北京回来，谢晋还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做，一件是为赴法参加第六届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做准备。他的《芙蓉镇》在去年这个电影节上获了奖，但按规定要在今年的电影节之后才能去领奖。第二件事是回老家上虞为一部电视剧《辛十四娘》选外景。《辛十四娘》是聊斋中的一个小故事，福建电视台最近正在组织一批名导演拍聊斋系列片，他们找到了谢晋，希望他能开戒，因为他们知道谢晋从来不拍电视剧。谢晋开始没同意，但后来福建台的同志对他说，别的导演拍聊斋，最高不能超过五万元一集，他谢晋因为选景和选演员要求高，拍多少算多少，人家这样说了，他也就不能推托了。1月11日，谢晋率徐松子等十来个人专程到上虞。他们看了一些地方后，大多觉得不理想，主要是古建筑太少，保存下来的基本都破烂不堪了。最后谢晋选定了相对保存完好的曹娥庙。他后来对家乡一位陪同人员说：拍这个电视剧，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去苏州，苏州路又近，古建筑又多，又好，怎么跑这么远的路，到这个地方来拍戏，我做了很多的解释工作，其实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家乡做一点宣传，提高一点上虞的知名度。
1月27日，谢晋按时登上了去法国的飞机，他是去刚刚结束的法国第六届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领奖的，他导演的影片《芙蓉镇》获得了电影节大奖——金熊猫奖。这天正好是大年初一，1990年春节的第一天他就这样在飞机上度过，而昨天的年夜饭他也是在上海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吃的。坐在空****的舒适而温馨的头等仓内，谢晋的思绪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昨天，他要走了，全家人都到门口送他，阿四手里又拿着一把伞，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当父亲出门，他总要叫父亲带上一把伞。谢晋向他解释：现在是冬天，一般不会下雨，再说还有专车接送，马上又要上飞机，可儿子怎么也听不进去，非要他带上伞不可。谢晋无奈地笑笑，只好接过儿子手中的那把伞。然后伸出自己温热的手掌，摸了摸儿子那板刷般硬的头发。想到这里，谢晋的心里即刻便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愧疚，今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一家人理应快快乐乐地团聚在一起，享受那难得的天伦之乐。然而，他仿佛就是一个艺术中的“吉普赛”人，为了神圣的艺术，永远地漂泊在外。不错，他有时也感到很孤独，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离开了妻子的人，一个离开了孩子的人，一个离开了家庭的人，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他的事业何等辉煌，他的心也必定是孤独的。
从蒙彼利埃领奖回来，已是3月初了。谢晋因为心里惦记着《冤孽》的剧本，几乎是刚放下行李，便又与李准通上了电话。知道李准父子正在日夜赶写剧本，他心里才稍觉宽心。这时又有上海《文汇电影时报》的记者找上门来，他们想搞一次“如何塑造时代女性形象”的讨论，届时想请谢晋参加并写一份书面发言。谢晋说，我刚从法国回来，手头的工作堆积如山，实在太忙了，讨论会我能不能参加不一定，书面发言我一定写。但讨论会那天，谢晋还是挤出时间去了，并且还在会上发了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把人物放到历史大背景中去》。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我是个大男子主义者，有些影评说我影片中的女性都是些温文尔雅的人，我却不敢苟同。《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要杀南霸天，是温文尔雅吗？秋瑾是温文尔雅的吗？冯晴岚在那个时期敢于嫁给一个‘右派’，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是温文尔雅的吗？《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大娘、韩玉秀，有人说这是一种传统妇女，但人物总是属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环境，她们不可能塑造成像现代女性这样的开放等等，这是历史的真实。谈到写女性，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我们男人，女作家、女导演表现女性较细腻，但是女人看女人有时比较片面，有些观念是不正确的。最后我建议，电影要么拍观众们真正欢迎的娱乐片，要么拍一些政治性非常强或艺术性非常强的影片，千万不要拍那些中不溜的。
数天以后，谢晋便再度赴京，与李准父子商谈剧本修改方面的事，这已是他第三次专程赴京了。
从北京刚回到上海，适逢台湾电影制片协会会长傅清华先生率团来上影厂访问。这是个由台湾二十余家电影、电视制片公司的老板、著名导演、编剧组成的庞大电影代表团。上影厂的领导对这个代表团来访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这不仅仅可以扩大双方在影视界之间的制片空间，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影视这个媒介，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上影厂招待台湾电影代表团的第一个节目是请他们看谢晋执导的几部影片。片子放完，掌声四起，团长傅清华先生说：“谢晋的影片真正属于艺术的上品。但是台湾现在要制作出优秀影片很难，市场疲软，鬼怪、色情、嘻闹影片充斥银幕。但是我们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很想拍些艺术片，拍些乡土电影，因此到大陆来考察，求得出路。”谢晋接上说：“台湾也拍出了许多优秀的影片。”他指着著名导演丁善玺说：“你拍的《八百壮士》就很出色，是大手笔。还有侯孝贤拍的《悲情城巿》，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全票通过的大奖。还有《稻草人》、《家在台北》、《玉卿嫂》等影片，我们看后都很佩服。”
3月3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巿电影局就如何提高上影厂影片的质量问题，邀请了巿里的有关老同志、专家、教授、评论家、理论家和经济科技工作者，与上影厂的领导及编创人员进行座谈，并观看了上影厂近两年摄制的数十部影片。谢晋和张瑞芳因为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三次全会，没有参加。但对这个座谈会的情况，他们是十分关注的，因为上影厂的生存发展，与他们是息息相关的。上影厂从辉煌的顶端，滑落到如今要靠借贷度日，他们的心里也是很难过的。这里面既有大气候的影响，也有人为的因素。这些年来，上影厂的影片从总体上来说，虽比较整齐，但在全国打得响的作品，却一部也没有。正如上影厂厂长于本正所说：“反思这两年创作存在的问题是，上影厂没有拿出一两部在全国如《开国大典》、《百色起义》那样有重大影响的影片，题材比例失调，主旋律不突出，从巿场角度考虑多，反映当代生活的少。”
作为上影厂的两位重量级艺术家，谢晋和张瑞芳对此又该作何感想呢？对这个问题，谢晋和张瑞芳在政协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张瑞芳说：“近两年来我国的电影创作不景气，领导不满意，观众不满意，电影厂自己也不满意，苦恼得很。要从根本上解决滑坡，涉及到电影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个大环境恐怕一时难解决。”
谢晋则谈了对主旋律的看法，他认为主旋律影片是需要的，艺术家应该向人民提供优秀的激励人民奋进的好作品。要有正面的激扬文字的歌颂，要有培养一代人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在领袖人物的塑造上很成功。去年评金鸡奖，他是极力主张《共和国不会忘记》应该评上。但他又说：如果把主旋律影片仅仅局限于《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共和国不会忘记》这一类影片，不仅不利于创作的繁荣而且有害。文艺作品需要雷锋、赖宁、铁人，需要《少林寺》、《人到中年》和鲁迅爱看的《人猿泰山》，需要《城南旧事》、《早春二月》、《阿Q正传》、《祥林嫂》等影片，上述不少作品如果用主旋律的尺子去衡量可能都概括不进去，但它们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认识价值，因而这些作品都留传了下来。对此他进而说：周总理与文艺界交朋友，平等待人，反对对文艺创作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可现在有些主管领导，一方面声明自己是外行，同时又说这个不能拍，那个不能搞。这怎么行？领导不一定非得是专家，但是首先必需热爱文化艺术事业，必须虚心学习，变外行为内行。
七届三次会议在4月初结束，谢晋回沪之前，同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潘虹来看他，并告诉他不回上海了，她要去成都与米家山商谈办理离婚手续的事。关于潘虹和米家山婚姻出现危机的消息，谢晋曾听人说起过，而现在真的就要变成现实了，这使他多少感到有一点遗憾。曾几何时，这对金童玉女，曾令多少国内外的影迷们羡慕，而现在，这么快就要分道扬镳了。世事真是难料，谢晋除了感慨，还是以一个长者和老师的身份劝慰了潘虹。其实他是了解潘虹的，她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她拿定的主意，很难有人能说服她。
从北京回沪后，谢晋又接着两次赴京，为《冤孽》剧本的最后定稿出谋划策。这样一去一来，他为剧本的事，已共五次专程赴京，但剧本离他的要求，仍有距离。
既然剧本一时还无法改定，谢晋心里虽然着急，但又没有办法，于是他想，现在倒不如趁李准尚在修改剧本之际，先把外景选好，日后也好节省选景的时间。于是在5月9日，他便带了一干人马，来到河南辉县市，驱车数百公里，登石门沟、马头沟、黄水沟，探大佛殿，觅白云寺，又徒步百里，进农家小院，串山村人家，但大多不甚理想，最后他下令穿过悬崖峭壁，往深山里钻，终于在海拔一千四百多米高的山腰上找到一个叫郭亮村的小山村。郭亮村地处豫冀交界的太行山麓，它在后来拍成的《清凉寺的钟声》里是乳泉村。那天，谢晋一行人乘车沿险峻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上，到了一个地方，谢晋急令停车，举目远眺，但见远处重峦叠嶂，近处一座村庄，沿山而筑，既有南方山村的秀丽柔美，又有北方山村的古朴粗犷。谢晋进入村子，开始并不说话，只是东看看，西望望，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一会儿进村，一会儿出村。就像一个接受了搜索任务的士兵，上看下望，左顾右盼，大人小孩，家禽家畜，墙壁、锅灶、大树、山峰……什么都看，然后，找来一群老汉，开始发问，什么风土人情，民间习俗，吃什么、穿什么等等。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渐渐地，谢晋那一直眯着的眼睛便渐渐地放出光来，有一位跟随他多年的摄影师说，谢导演理想中的外景地找到了，他今晚要请客了。果然，看完之后，谢晋笑着说话了：“我来之前，李准让我来辉县，这里果然名不虚传。影片的主要外景地就定在郭亮村。”说毕，他提议大家在郭亮洞前留个影，到了晚上，谢晋果然从包里拿出一瓶宋河粮液，并亲自为大家斟酒。
就在谢晋为《冤孽》紧锣密鼓地做着筹备工作时，5月23日到了，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八周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组织在京的有关文艺界人士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对前段时期在文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及与之相关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作品如吴子牛的电影《晚钟》，王朔的小说《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及刘心武的一部作品都受到了批判。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也名列其中，其要害是，该作品“是对国民党在大陆失去统治权的一曲哀伤的挽歌”等等。谢晋一直不知有人对他的这部影片也点了名，他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不过他也只是一笑了之，因为在对他所有作品的非议中，他认为这还是比较温和的一次。
从辉县回到上海，仍没有李准父子改毕剧本的消息，谢晋心中焦急，便决定再次赴京，上门逼“债”。6月1日到了北京，才知剧本已改至尾声，而且据李准说自我感觉不错，谢晋这才放下心来，于是便打算转赴天津，去逼天津作家冯骥才的文“债”。原来冯骥才欠谢晋的这笔文“债”已有三年，那次谢晋携《高山下的花环》去天津首映，与人高马大的浙江老乡冯骥才见面，两人谈着谈着，都谈到共同着迷的足球上来，认为：中国的足球现在需要一种精神，虽然，从现实角度讲，胜利比失败重要，但从历史角度看，失败的教训，其价值远比胜利重要得多。这些年来，中国队的几任教练，都经历了在期望中上任，又在失败后“下台”的过程，这就好像是一条悲剧锁链上的一个个“环”，现在是拿下其中的一个“环”来“解剖”的时候了……那次，两人越谈越起劲，足足谈了三个多钟头。于是当即约定，由冯骥才编剧，谢晋执导，两人共同来搞一部足球题材的故事片。现在，三年过去了，冯骥才的剧本连影子也没有，谢晋心里哪能不着急？于是，只好采用他的老战术，不断地打电话或上门去讨“债”，特别是去年10月国脚在狮城败北后，国人怨声载道，谢晋亦感慨万千。他觉得拍此片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便不断向冯骥才逼“债”。先是在蛇年的腊月二十六日，人家都在忙着购买年货准备过年时，他却突然赶到天津，要冯骥才还“债”，冯骥才只好连连答应。还谈了自己对这部片子的构思，才算过关。谁知五天之后的正月初一，谢晋便飞往法国，参加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在回国前一周，他又冷不防通过国际长途，问冯骥才的剧本进展如何，得知冯骥才已经开始动笔，他才搁下电话。正月二十二夜里，谢晋从法国返回北京，连家也顾不上回，又于当晚乘火车赶到天津，于深夜敲开冯宅，与冯骥才侃到凌晨一点才走。
如此这般的逼“债”，把冯骥才逼得无路可走，无处可“逃”，只好硬着头皮狠着心肠把其他事情一律推掉，一门心思去收集素材，还专门请了熟悉足球和中国队的两名体育记者当他的特别顾问，并落实好了采访对象。这次谢晋从北京要来逼“债”，把冯骥才着实“吓”得不轻，幸好后来谢晋改变主意，说暂不来天津了，他才松了口气。不过冯骥才这次还是胸有成竹的，他在电话中告诉谢晋：这部片子的片名他已经想好了，就叫《足球狂》，问谢晋如何，谢晋脱口说，这个片名好。
冯骥才又说：“我准备在剧本中，不仅写足球的全球性狂热，更主要的是表现我国从事足球运动的人，对自己事业的狂热，虽然中国足球现在还是个悲剧，要强调一种事业精神，才会不怕眼前的失败，催人振奋。写好这种精神，将会超出足球题材的本身，这种精神也会调动起创作**，因为你谢导就是个事业狂，我自己也是。”
谢晋问他：“剧本何时能够写好。”因为说来说去，他最关心的还是剧本。冯骥才一听笑了，说：“我准备在亚运会一结束，就躲起来专门写本子，欠债不过年底，保证在12月30号以前交稿，以免再让你谢晋年关登门逼债。”
到了6月上旬，李准父子总算把改定稿拿出来了。这已经是第四稿了，这一稿谢晋看了后比较满意。由于剧本涉及到一些佛教方面的事，剧本打印出来后，谢晋建议能否请赵朴初先生看一下。赵朴老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在这方面是权威，对艺术又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想法得到了李准的赞同。没想本子交给了赵扑老之后，赵朴老很快就给谢晋回了信，他在信中这样说：“承示《冤孽》剧本稿，我读过了，并且请了一位佛教法师读过，我们都认为情节生动感人，突显了母爱的宽容和报恩思想的力量(报恩思想是佛教的主要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牢不可破。用佛教题材来描述这方面的内容(近、现代)，应是一个成功之举。
“剧本中有个别词句不合佛教习惯的，已遵嘱酌改(注在稿上)。惟剧本的题目显得不够贴近内容，剧本多处以清凉寺的钟声隐衬剧情的转变，如果把题目改为《清凉寺的钟声》或许会给人们更多思考的空间，不知当否，谨供参考。”
谢晋认为赵朴老的意见是对的，就在这以后，《冤孽》的名字就改成了《清凉寺的钟声》。
媒体对谢晋的动向和作品总是格外关注的，一年前，就在谢晋刚宣布有投拍《冤孽》的意向时，媒体就开始追踪这部影片的行迹了。现在，《清凉寺的钟声》已经稿定人齐，谢晋又向外界宣布就要正式开拍了，自然就一下子热炒了起来。
对于这部电影的主题，谢晋是这样认为的：“《清凉寺的钟声》的主题思想很难用语言去概括和描述。因为这部影片的底蕴、内涵太丰富深远了。这其中还融汇了许多自身互相矛盾的东西。影片表现了深刻的人性哲理、佛学及我们从前没有接触过和表现过的一种博大的主题，也从而把对生活的描述引申到对生命意识的探求。”谢晋说：“现在有人认为我搞《清凉寺的钟声》是创作心态矛盾的一种外露，是对现实的一种疏离和逃避。而我以为恰恰相反。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在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后曾说了这么一句话，给我触动很深，他说，我现在不知道电影到底该怎么拍了。你可以想想，一个拍了一辈子电影并获得了这么高荣誉的电影大师说这样的话，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就像中国的许多大画家，如齐白石，到晚年就越觉得要突破一点，出新一点，非常之难。我也曾对摄制组的同志讲，我们每搞一部影片，总要有新的突破，不然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是不信宗教的，但我笃信‘艺术教’。艺术需要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当你为追求一种美好的境界而真正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的时候，任何巨大的事也不能使你分心了。”
但就在媒体对这部作品普遍看好的同时，也有一些另外的声音传进了谢晋的耳朵。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谢晋是一个始终与时代保持着同步的艺术家，他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无不都是中国当代政治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比如《牧马人》、比如《天云山传奇》、比如《芙蓉镇》等等。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了中国最大多数观众的欢迎和爱戴。现在，他怎么会突然决定去拍这样一个题材陈旧的影片呢，是不是他的拍片勇气不如以前了，还是别有原因呢？也有人对谢晋这种敢于在题材、风格、样式和形态上追求多样化，力图挣脱自己作品以前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模式”进行“自我超越”的变法之举表示了赞赏。他们认为，谢晋这样做，肯定会遭来一些评论家的非议，甚至会遭来那已相对稳定又特别喜爱他电影的中国亿万观众的非议，随着大批观众的离他而去，他可能会因此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但有人劝慰谢晋说：“艺术家一定要学会耐得住孤独，‘从众’固然会给人带来一种精神的依托和慰藉，但对艺术家来说，则是一种精神的绞架和创造的坟墓。当然，这种孤独，不是指艺术家要远离喧嚣的人群而闭门造车，而是要求艺术家以一种独特的精神个性，对你所从事的作品做一番独上高楼的提炼和开掘。从而赢得你的观众和市场，在艺术这个阅兵场上，人们是不会对排着划一方队，迈着划一的步伐的艺术家们致敬的……”
就在媒体和评论界对谢晋为何要拍《清凉寺的钟声》进行评头论足的时候，大概在7月的一天，谢晋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这位记者同样感到困惑的问题。记者问他：在他前不久刚拍了一部褒贬不一的《最后的贵族》之后，为什么现在又选择了这样一个带有佛学色彩的故事来拍电影呢？
谢晋说：“每一个导演考虑接受一个剧本时总是有所选择的，有的考虑故事情节，有的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我是一贯注重人物形象的。《清凉寺的钟声》里面有个羊角大娘，我十年前就看过李准写的这个本子的原稿，羊角大娘的影子一直就印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忘不掉。作为长年累月生活在中国贫困山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母亲，羊角大娘为了把日本婴儿狗娃抚养成人，为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美，美好心灵，强烈的人道主义，难道不是对侵略战争最严厉的谴责？它的深刻性和震撼力不亚于对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揭露。前不久，我在日本将这个故事讲给日本朋友听，他们听了都非常动情，感到很难过。剧本没有描写战争，然而写出了这场战争给中日人民留下的精神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在最后确定了《清凉寺的钟声》的本子可以投拍了之后，6月24日，谢晋再次专程来到了北京，在北京虎坊路李准家里，影片中饰主角的几个主要演员濮存昕、赵丽蓉、祝士彬、尤勇等人已在客厅里等他。谢晋今天专程赴京的目的主要是与演员们说戏，另外也想听听李准对这部影片的拍摄有何具体的要求，比如社会背景、人物基调、乡土民俗等等。其次是对主要演员提出创作要求。他对几位主要演员说：从今天起，必须进入角色的状态，并准备好行装，一周后赴河南辉县外景地体验生活。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在辉县的半个月体验生活结束后，7月中旬在上海做好开镜前的一切准备，9月1日正式开机，力争在年内拿下这部影片。
从北京回到上海，天已经很热了，因为没有空调，坐落在江宁路上那幢大楼五层的谢氏宅第显得分外的炎热。由于一连几天都关在书房里编写《清凉寺的钟声》的工作台本，这些天，谢晋的身上已长满了厚厚的痱子。以至于被谢晋请来共同商量工作台本的青年作家李澈见了吃了一惊，他问谢晋道：“谢导演，你干吗不在家里装台空调呢？”谢晋咧开大嘴笑笑说：“没有钱。”
送走李澈后，谢晋就接待了来上海访问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去年9月份，谢晋在威尼斯与这位才情横溢的台湾年轻导演见过面，那次他是作为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影展的评委与侯考贤相识的，侯孝贤拍的那部以1947年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二·二八”起义为背景的影片《悲情城市》，在这次电影节上引起了争议。那一天，评委们在看完这部影片后，人人都沉默无语，接着评委挨个发表意见，反对的和赞赏的，一时难分上下。最后只剩谢晋一人，此时此刻，他的意见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谢晋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无论从气势、格局、胸襟去看，都无法想象是出自一个年轻导演之手。他的话语一落，全体评委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就在这届电影节上，侯孝贤的这部冒着极大政治和经济风险的影片，终于获得了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狮奖。正是因为这部影片，才确立了侯孝贤在台湾电影界不可动摇的地位，也建立了他与谢晋之间真诚的友谊。
7月14日，在上影厂的接待室里，已分别了十个月之久的一老一少的艺术家又见面了，两双男子汉的大手再次紧握在一起。忽然，侯孝贤仔细地端详了一会谢晋的脸说：“哎，我发现谢导的脸真像李行。”谢晋一听便乐了，说：“李行还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今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呢，他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不是我能不能去，而是台湾方面不让我去。”
经过与李准、李澈父子的反复修改，《清凉寺的钟声》的工作台本基本完稿。有些地方，大家认为，还需在实景拍摄时再作修改。正式开机的时间，原本定在9月上旬，但因为有些演员还没有最后敲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准备工作还未到位，估计要到10月初才能开机。
趁着这个空当，谢晋就在7月19日，安排《清凉寺的钟声》一行老少十几人，由副导演宗宁奇带队，冒着炎炎的酷暑，去河南辉县郭亮村体验生活。半个月之后，这支被太阳和太行山的山风吹晒得黑不溜秋的人马回到了上海，他们不仅带来了对影片中角色的新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新的体验，还给谢晋带来了十几个小品。在向有关领导和摄制组人员进行专场汇报表演时，这些小品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人，连巨星影业公司的总经理老毕看了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对旁边的谢晋说：我看我们这部片子一定能震撼人心。
这段时间里，谢晋也显得格外的繁忙，一方面他要冒着罕见的酷暑，东奔西走，为《清凉寺的钟声》早日开机做前期准备。另一方面他又见缝插针，回家乡去了一次。家乡上虞搞了一个葡萄节，邀他去捧场，他去了三天，带了赵丽蓉等一帮人，大多是在《清凉寺的钟声》中扮演角色的演员。
回到上海后，几乎连气也来不及喘一口，他又被拉去做了中国首届金翼奖评选活动的评委。金翼奖其实就是发行工作奖，是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文汇报》、《文汇电影时报》等单位主办的，目的是为了感谢和表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战线的五十万发行员。对参加这一活动，谢晋是非常乐意的，为此，他特意推迟了9月1日去大连参加一个大型文化活动的日期。他在评委会上心情激动地说：“主办单位评选金翼奖，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这在中国是首次，在世界上也是首次。我曾几次主持金鸡、百花双奖大会。在隆重的授奖乐声中，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导演……个个容光焕发，手捧金光闪闪的金鸡、花神，在简短的答词中，有的感谢党、有的感谢观众、有的感谢他们的老师、有的感谢合作的伙伴。
“记得有一次我主持完颁奖仪式，要讲几句结束语，忽然我看见台下坐着好几个两鬓斑白的电影厂老厂长，他们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和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一条艰巨曲折的路，他们有的已离开电影岗位退居二线，他们从来没有抱过金鸡、花神……顿时，我心头涌起一股热流，我即兴的、但又充满**地提议，向老厂长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当授奖结束，我的好友，中影公司总经理胡健拍拍我的肩膀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向我提了一个‘抗议’，他说：‘老谢，你什么人都提到了，怎么就忘了我们五十万发行放映大军呢？’我强词夺理，说：‘今天大会没有放映员代表来嘛。’老胡说：‘今天授奖大会录了像，不久要在全国播放的。’他这一说，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歉意。
“真的，日夜辛劳在全国城市、农村、边疆的五十万发行放映大军，他们长期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创作人员摄制的影片贡献智慧与劳动。通过他们沟通了影片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他们为弘扬民族文化，发挥电影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衷地感谢你们——亲爱的影院经理、优秀的农村放映员们，通过你们向全国五十万发行放映大军，表达我们在电影生产岗位上的创作人员的美好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
在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感慨之后，谢晋似乎言犹未尽，在9月1日晚上举行的颁奖大会上，当他听到获奖代表之一的最佳农村放映员、来自青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日德镇的赵克卿骑了四天的牦牛、坐了两天的汽车、又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赶到上海参加这个大会时，又禁不住走上台去，激动地说：“为发行放映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授奖，全国是第一次，世界也没有过。台湾歌曲中有句歌词叫‘没有天哪有地，没有你哪有我’，今天我也要对五十万放映大军说一句‘没有你们哪有我’。”
10月6日，前后准备了一年多时间，又五易其稿的《清凉寺的钟声》终于在密林深处太行山麓的大佛殿正式开拍。片子的第一个镜头是剧中主人公——羊角大娘骑着毛驴、抽着水烟在山路上行走。不过扮演羊角大娘的已不是原定的赵丽蓉了，而是易主给了河南省话剧团的著名演员丁一。临阵换将，对谢晋来说实出无奈，《清凉寺的钟声》快要开拍时，赵老太太的心脏却出了问题，谢晋不敢拿赵老太太的性命开玩笑，只好在半途当中把丁一召到上影厂，试妆、对词、排戏、减肥，把个丁一折腾得腿上流火突发，苹果大的肿块流浓流血，痛得直掉眼泪。
一段时间下来，硬是减下去了九公斤。拍摄是紧张的、有序的，千百年来一向默默无闻的郭亮村，因为《清凉寺的钟声》摄制组的到来，一夜之间变得名声大震。于是这里便有了汽车的喇叭声，有了发电机的轰鸣声，有了山里人从未见过的电视和电影。每天，都有人从四邻八乡赶来这里看热闹。全国许多地方的新闻记者也通过各种途径，跋山涉水，迂回曲折地摸到这里来采访，这不仅给这封闭落后、消息闭塞的小山村带来了欢乐和生机，也给长夜难熬、似有与世隔绝之感的摄制组人员带来了外界的信息。连一向沉得住气的谢晋对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产生了“恐惧”，有一天，他看到上海《新民晚报》的记者上山来采访，连忙忘情地招呼：“喂，晚上到我‘家’来吃饭，你消息灵通，好好聊聊啊。”说来也好笑，就在郭亮村变得越来越热闹时，连村里那些平时极为温顺的狗，这时候也变得骄傲狂妄起来，它们竟在人们好奇地围看谢晋拍片的时候出口咬人，这其中也包括摄制组搞剧务的魏东来，尽管这对当地人来说不过是习以为常的事，可对来自城市里的人来说，已是够紧张的。因为这一“事件”，以致于谢晋专门停下手头的工作，找来了村干部，商量对付狗的事。
拍摄工作也是顺利的，但谁又知道，为了这顺利，谢晋为之付出了多大的辛劳。这之前，谢晋已有了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叫做“法西斯导演”。那是《最后的贵族》摄制组人员在美国拍片时送给他的，现在他的头上又加了一顶不太雅的帽子，叫做“工作狂导演”。因为时间不够用，再加上拍片要赶季节，谢晋只好一天干两天的活，他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白天工作十小时，从拍片现场回来后，别人忙着洗脸换衣服，泡茶聊天休息，他的房间里却黑灯瞎火毫无声息，原来这时候他正在倒头酣睡。等大家睏了，累了，想睡觉了，他却醒了，精神出奇地好，于是便宣布开会，布置明天的工作。待会议结束，大家跌跌撞撞地回到宿舍一看手表，已快十二点了。这时谢晋便开起电炉，热上小米粥，再呷上两口绍兴酒，开始研究明天的分镜头……他身边一位年轻的助手不服气，也想学谢晋的样子，谁知有一次，竟一觉睡到大天亮，谢晋知道后，大笑说：“你们干不过我，我要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这是功夫。”但功夫是功夫，毕竟年岁不饶人，有一次拍雪景，凛冽的太行山山风吹得人直打寒颤，因为起得太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就当大家在山顶上耐心地等候时，他却再也支持不住了，竟伏在一只放道具的木箱上睡着了。有发现他的人悄悄地走过来，含泪把一件衣服盖在他身上。后来许多人都走过来，围坐他身旁，为他挡住那凛冽的寒风。
《清凉寺的钟声》在拍完郭亮村的全部镜头后，即刻便移师上海，到年底，已拍完了三分之二的镜头。剩下的三分之一，有些要去日本国拍摄，有些，因为影片中日本妇女大岛和子的角色未找好，只有等物色好演员再说了。
起初，谢晋曾想起用日本的名演员乙羽信子和信赏千惠子，但一位日本的导演看了剧本后断然否决了这一种设想。这样，饰演大岛和子的演员几乎连个候选人也没有。1991年1月初，正在一边拍片一边为物色大岛和子的扮演者而四处奔波的谢晋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日本影星栗原小卷要来哈尔滨参加中国冰雪艺术节，他的心里不觉格登一下，心想：栗原小卷是著名的国际影星，如果能请她出山扮演大岛和子，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他当即与他的老朋友，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胡健取得了联系，希望通过他，与栗原小卷见一面。胡健当即答应。于是就在栗原小卷途经北京的一个晚宴上，他便安排谢晋与栗原小卷见了面。席间，谢晋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请栗原小卷看了他在太行山拍的一段样片。样片的情节是这样的：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由于日军投降撤退，神情慌乱的年轻日本母亲想把孩子装在藤箱里带走，但日军命令不能带任何行李。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卡车带着母亲走了，这个日本弃婴在羊角大娘的怀里吃村里的百家奶长大。在太行山里孩子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辛劳勤俭一生的羊角大娘临终前把他托付给了清凉寺里的老僧……看完样片，栗原小卷已是泪流满面。可以说，她是完全被影片中羊角大娘抚养日本孤儿的博大母爱深深打动了。但对谢晋邀请她扮演大岛和子一角的要求，她还是有一些犹豫，因为，栗原以前扮演的都是年轻美丽的角色，现在，要她扮演一个从二十几岁的姑娘到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角色跨度这么大，这就使她有些犯难了。因为，名演员最怕演比自己年龄大的角色，谢晋看出了栗原小卷的心思，于是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年龄的增长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作为一名演员，最后总得扮演老年角色，你也要过这个坎，现在是个机会，在中国影片中尝试，也许对你更适宜些。栗原小卷被他的话说动了，她点点头，美丽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晕。但她还是轻轻地说：虽然她很想演这个角色，但她还是希望谢晋给她一点时间想一想。谢晋举起酒杯说：“好，我给你两个月时间，届时我恭候着你从日本传来的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