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虽然已经广电部审查通过，但真正要在全国公映，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首先是因为上海的整个环境和秩序在当时还比较乱，好多工作一下子还跟不上，其次是谢晋想在正式公映前，要搞一个首映式，而这又要花费他很多精力。这样，他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助手们去落实，他则要腾出精力来考虑巨星公司下几部影片，这才是最重要的。
1989年7月12日，巨星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了“巨星之友”联谊会。这是谢晋早就酝酿的，现在成熟了。成立这个联谊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电影界和企业界的联系和合作，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和提高企业效益。其实这是谢晋又一着意识超前的妙棋。电影业境况江河日下，许多电影厂连工资也发不出，像以前那样不讲成本地大把大把扔钱给摄制组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摄制组以后得自己养活自己，尤其对巨星公司这样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摄制单位，“口粮”更得自己解决。谢晋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率先成立这个“巨星之友”联谊会。其实，他的宗旨也很明确，巨星公司愿为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竭尽全力，而企业也要为发展电影事业慷慨解囊。
就在这时候，谢晋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是一件很大的事，他家的阿四这一天突然失踪了。阿四是谢晋的第四个孩子，虽然他已年过三十，可智力还像三四岁的小孩一样，同时又有羊癫风。阿四是在下班时走失的，他原在一家街道福利厂上班，平时由隔壁的阿姨带去带回。那天阿姨小孩生病，没上班，阿四就自己去厂里，结果没走错，厂里以为他来时认得路，回去总不会走失的，谁知回家时阿四竟迷了路。那天阿四背了一个红书包，包里有一瓶厂里发的可口可乐，此外，就什么线索也没有了。
谢晋是在上影厂得知这个消息的，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他不止一次地跟厂里的同仁说过：要不是为了阿三、阿四这两个傻儿子，早在“**”初期，他就自杀了。他实在不忍心撇下这两个孩子一走了之。每次说起这件事，他的情绪总是很激动。现在阿四走失了，他的心里比刀绞还难受。
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徐大雯便向谢晋哭诉：“这么热的天，他会休克，会死的。”谢晋强忍住眼泪，一边安慰妻子，一边通知在沪的所有亲朋好友去寻找。正在这个时候，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赶快到报上登个寻人启事，或许效果会好些。谢晋觉得有道理，就立即赶到《新民晚报》，找到总编辑，想在中缝登一则广告。但总编认为在中缝登寻人启事不太有人看，谢晋是名人，名人的儿子失踪，也是一条社会新闻，于是建议发一条消息。谢晋当然求之不得。第二天，《新民晚报》便在显著位置发了一条消息，题目是“著名导演谢晋走失爱子”。报纸登出，全市皆知。家中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连几十年不通音讯的老亲眷、老朋友也都来电话。许多影迷更是倍加关心，有提供线索的，有前来慰问的，也有上门询问的。
到了第二天下午，有一个青年工人从七宝打来电话，说他刚才看到了一个人，个头、长相与《新民晚报》上刊登的照片很像。刚才问了他，开始不说话，问他是不是谢晋的儿子，他才点了点头。
谢晋放下电话，便立即赶到了七宝。那人果然是阿四。阿四正站在一条马路边，见到父亲后，也不说一句话，他的身上很干净，没有一点水渍和泥渍，这说明他一天一夜都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家，可能连觉也没睡。他的书包里，一瓶可口可乐还是满满的，说明他一口也没有喝。见到这情景，谢晋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一把将阿四搂在自己的怀里，任凭泪水滴落在儿子似睡非睡的脸上。
经过了这件事，谢晋就吸取了教训，他为此专门为阿三、阿四备了两张写有家庭住址、父母姓名、电话号码的小牌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同时他再也不让阿四去上班了，因为他觉得这孩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8月初的一天，正在听助手汇报《最后的贵族》首映式情况的谢晋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江泽民总书记已到了上海，他要召开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请谢晋去参加。对这个座谈会，在8月7日《解放日报》刊发的《总书记在上海人民中间》一文中，曾有过一段专门的描述：“在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主动向谢晋、王应睐、张骏祥、张瑞芳、袁雪芬、曹鹏等一一招呼，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一起谈谈心。”座谈中，谢晋谈到了上海昆剧团四位著名演员拒绝金钱引诱，坚决回到祖国。江泽民同志建议：“是不是请他们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于是，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梁谷音、岳美堤、刘异龙、王芝泉都站了起来。其实，在这个座谈会上，谢晋谈的远不止这些。因为总书记在场，有些心里话就可以实话实说，不必再转弯抹角。而谢晋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心里有什么话，怎么也藏不住。比如在谈到留学生的问题时，他说：上影厂两千多名职工中，在美国留学的子女就不少，他们最近来电话时都是哭着说话的，他的儿子谢衍来电话时也哭。为此他建议，中央在对待留学生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同时他又说：现在美国政府动员中国数万名在美留学生滞留美国，对此他心里很忧虑，中国这么穷，这些年老百姓虽然辛辛苦苦挣了点钱，培养了他们，现在不回来了。这个损失，比十个宝钢的损失还大。谢晋的这些肺腑之言，使江泽民总书记和在场的同志们听了不住地点头。
《最后的贵族》首映式大致定在20日左右，而在首映式之前，谢晋还有一项重要活动要参加，就是去北京主持第九届电影金鸡奖评奖。他是这届金鸡奖评选的主委。8月9日，经过了紧张评选的金鸡奖结果终于在一名评委和两名公证人的监督下揭晓，当一资深的金鸡奖评委在众目睽睽下开启了密封的投票箱之后，随着逐一唱票，金鸡奖的名次得主便公诸于世。据说这种当众启封揭晓的方法，在历次金鸡奖评选中尚属首次，因此，深受专家们的关注。但是，专家们似乎并没有兴趣和时间去赞誉这种理应受到重视的评奖方式了，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去探讨、去思索。因为这届金鸡奖爆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冷门：六项奖项空缺。它们是：最佳女主角空缺、最佳编剧空缺、最佳处女作空缺、最佳音乐空缺、最佳故事片空缺、最佳录音空缺。权威的《文汇电影时报》在头版头条专门发表了作者迂夫写的题为《六项空缺说明了什么？》的文章，语气是尖锐的，症结也是找准的。他这样说：1988年没最佳故事片，这是一个症兆——中国电影陷入严重困境的症兆。评委的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历史，将感激他们的公平、严峻和胆略。
作为第九届电影金鸡奖的评委会主任，谢晋对由他主持下的这届评奖中出现六项空缺也是感到遗憾的，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电影如果不从观念、体制、政策、队伍、制片、发行、放映、理论等问题上加以整体和根本的改革，是很难走出困境的。如果再这样下去，下一届金鸡奖或许会出现七项空缺、八项空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虽然有关部门已在采取措施，但谢晋对此也并不十分乐观，因为中国电影界的种种矛盾并不是一朝一夕才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犬牙交错，又互为牵制，如今已形成积重难返之势。这种态势，要在短时期内扭转乾坤，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他认为还是要从自己做起，每个导演、每个演员、每个影片中的演职员，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为提高电影的质量打下了基础。他举例子说，现在有些青年演员老在天上飞来飞去，多数人在开机前没有体验过生活，无非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有些人虽在排戏，可耳朵上却戴着个耳机在学外语，都想“走”，这怎么能拍得好戏呢？
8月19日，令广大观众瞩目已久的电影《最后的贵族》终于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了首映式。满场热情的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为谢晋欢呼，为李彤的扮演者潘虹喝彩。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谢晋，面对如此热情的观众，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经过了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突然弯下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向面前的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他充满深情地说，谢谢广大观众对我的影片的关心和理解，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才能在中国的银幕上出现《最后的贵族》这样的影片。他同时又说，他每次执导一部影片，就是一次生命的燃烧，而生命又是那样的短促，他一定会珍惜这生命的火花，拍出更好更多的影片，贡献给广大观众。
潘虹也在首映式上发了言，并表演了《最后的贵族》中的一段对白。她用十分纯正的上海话说：“我是上海人，小时候跟着妈妈到大光明看电影，是美好的艺术陶冶了我。”在潘虹讲话的时候，谢晋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她，这目光既含有父辈般的慈祥，又含有兄长般的期盼，他刚才对观众们说：潘虹是中国电影演员的骄傲，她不仅艺术好，品德好，在大洋彼岸拍戏过程中，以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敬业赢得了大家的赞誉，表现了中国艺术家的铮铮风骨。
在影片中饰演李彤好友雷芷苓的肖雄、饰演张嘉行的卢玲和饰演男主角陈寅的濮存昕等演员，也在首映式上与观众见面。在大光明首映式之后，谢晋一行人又先后赶到闵行影院和新侨、国泰等几个大电影院与观众见面。每到一处，场内场外，人头攒动，气氛热烈。这样的情景，在电影业日渐衰退的当时，是不多见的，这从中可以看出广大观众对谢晋电影的企盼和偏爱。也使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的电影界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在这马不停蹄的首映式中，有几个首映式是谢晋特别关注的，上海的、日本的，还有一个是故乡的。他把故乡的首映式放在上海之后、北京之前，这从中既考虑到就近和便利，更考虑到乡情和乡亲。因为就在《最后的贵族》开拍前，谢晋就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有过许诺：影片拍成后，一定尽快在家乡举行首映式。现在，影片拍成了，他该回家乡向父老乡亲汇报了。
他把回故乡的时间定在21日，也就是上海首映式的次日。这样紧张的日程安排，是谢晋工作风格的体现，有人把他的时间安排称作是“基辛格式”的风格，因为他在时间的安排上，首先考虑的是可能，而不是条件，而他认为这之间出现的所有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谢晋回故乡的第一站定在杭州而不是上虞，他这样安排是明智的、得体的，更是应该的。他的出生地虽在上虞，可上虞世属浙江，因此，他既是上虞人民的儿了，也是浙江人民的儿子，他以后在浙江举行的所有活动，都是按这样的顺序安排的。
他在杭州待了两天，除了在首映式时去电影院与观众们见面、签名，还参加了省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家协会浙江分会召开的影片座谈会，并接受了故乡新闻单位的采访。
23日上午八时，他就率队从杭州出发，十时半左右到绍兴鲁迅电影院搞了一场首映式。在这个首映式上，以导演电影而闻名的谢晋破天荒在一千多名观众面前表演了节目，与他搭档的是他的上虞籍同乡、上影厂的著名演员、在《最后的贵族》中饰演白俄琴师的陈述。他们演出的节目叫“天下文章我第一”，形式上像相声，但又不太像相声，比较确切地说，是在相互讲笑话。节目是以谢晋大段的幽默的独白开始的，陈述在一旁作插科打诨式的旁白，谢晋说的大意是：天下文章出浙江，浙江文章出绍兴，绍兴文章出上虞，而上虞文章出谢塘，谢塘文章又出我大哥，但我大哥的文章是由我润色的，因此，天下文章我最好。观众对谢晋、陈述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一位家乡的记者将谢晋的这段表演一字不差地登在次日的报纸上，谢晋知道后，大笑说：这怎么能登报纸呢，我这是在讲笑话呀。但笑话归笑话，对故乡正经的话还是逢人必说的，他对家乡的记者说：我每次接待外国人，总要问他：你去过绍兴没有？答：没有。我说你没有去过绍兴等于没有去过中国，因为绍兴是中国文化土壤最深厚的地方。对许多作家我也这样问：你去过绍兴没有，答，没有。我说：怪不得你的文章越写越差了，因为你没有去朝拜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和文豪——鲁迅。
在绍兴结束首映式，谢晋老家上虞就派专车把谢晋一行人从绍兴接了回去。在宾馆门口，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上虞县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早已在门口迎候这位家乡游子的到来。因为正逢家乡特产盖北葡萄上市的季节，谢晋伸手尝了一颗，既甜又鲜，当即就叫在座的潘虹、陈述、毕立奎等人品尝，大家吃了之后，也都赞不绝口。在会议室小坐一会，即刻入席。书记、县长作陪。谢晋喜酒，这次招待的是家乡的名酒“女儿红”。菜肴除了家乡特产霉干菜蒸肉、霉千张、霉苋菜梗等菜以外，还特别端上两条烧法各异的野生河鳗。这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特意关照宾馆的：谢导在外长年拍片，辛苦劳顿，这次回来，弄些珍稀野生河鳗给他吃吃，也好补补身子。
因为下午还要回谢塘老家和在县城举行首映式，谢晋在席间不敢开怀畅饮，但即便如此，也早已有二三斤黄酒喝下去了。由于他的酒量实在太大，这点酒到了他的肚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醉意。潘虹等人是第一次来谢晋老家，面对桌子上这么多的土特产，开始不敢贸然下筷，后经谢晋极力的撺掇，终于禁不住**，也大胆尝了几口，但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陈述因为是上虞章镇人，虽然很少回家，但割不断的乡亲乡情，使他对家乡的这些菜肴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感和适应性，因此，尝了之后，都对胃口。
下午一时许，谢晋在县委书记的陪同下赴谢塘老家。其与，正《军》编剧梁信亲切节，暴雨过后，积水不退，公路上许多地段都被大水淹没。为此交，谢晋把原先的行程稍做调整，将潘虹、陈述等人安排去曹娥庙参观。双方约定时间，在县电影院碰面。
半小时之后，谢晋就已到了老家。他的老家在谢塘镇的宋景畈村，谢晋先率演员们到老屋看了一下，他看老屋，也并非是想来这里居住，他是一个传统观念非常浓厚的人，他是把老屋作为自己的生命之根看待的，这里给了他最初的生命，以后又给了他人生的真谛和事业的力量，现在他走了，这里又给了他无尽的思念和回忆。是的，老屋太破旧了，但这就是真实的面目，他并不为此而伤感。岁月是无情的，老屋是这样，人更是这样。他此次重返老屋，就是想来修复它，从而保存它，而保存它并且不使它倒塌，是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村里的乡亲们对谢晋的到来表露出了极大的热情。当他们以农民的目光打量起面前这位陌生的“大人物”邻居时，他们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迷惑，这个个子高高的谢家门里的子孙，名气这么大，肯定是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既然他有这么多的钱，他干吗还要在自己这间破烂不堪的老屋里转来转去，爬上爬下，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一位比谢晋大十几岁已脱光了牙齿的老婆婆给谢晋端来了一杯茶，茶杯四周有一圈未洗净的茶垢，谢晋看了下，笑了，并把这杯茶很快喝光了。
下午二时许，谢晋从谢塘老家回到了县城，他按约定的时间和潘虹等人在电影院会面。接下来便是首映式，这天来看电影的人比预期的要多得多，除了影院里已座无虚席外，影院外面的广场上、马路上都挤满了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交通民警想把这些人友好地劝走，最后也因无效而作罢。首映式前，照例又是县领导讲话，谢晋讲话，然后又是潘虹、陈述讲话。三时许，正式放电影。谢晋、潘虹和陈述在影院门口被一群无票的人围住，一些早有准备的人便从袋中迅即取出纸、笔记本和笔，缠着谢晋、潘虹和陈述为他们签名。有些没做准备无法签名的人便站在一旁看热闹，内中有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笑着对身旁的人说：“这个陈述活脱脱就是一个情报处长的样。”
下午四时许，谢晋一行将要赴下一站宁波举行首映式，首映式的时间是在晚上八时许，因为被观众围着签名和题字，他已显得有些劳累了，但他的脸上却洋溢着一种满足的笑意。这满足显然不是因为首映式的圆满成功，而是当他被故乡的乡亲们团团围住的时候，那乡亲、乡情、乡音已将他这个游子彻底融化了。
在宁波举行完首映式后，谢晋又率《最后的贵族》主创人员马不停蹄移师北京，一举获得成功。下一站首映式的地点定在日本。谢晋对去日本举行这样一个首映式充满希望和信心，因为那里有一位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好朋友森川和代女士在为之操劳，谢晋对此非常放心。
在马不停蹄地举行首映式的时候，谢晋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又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也发生在9月份。他的一本积几十年电影拍摄经验、闪烁着思想火花、凝聚着艺术家的思考、追求和期望的著作《谢晋谈艺录》正式出版了。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谢晋这样说：“从影四十年，上海出版界的朋友要给我出一本谈话录。多年来，在国外访问，我常常羡慕不少年纪比我小很多的同行，将他们写的、装订精美、谈从影经验的书赠送给我。说来惭愧，几十年了，我们可谈的经验不多。每当我一部新片摄制完成，记者采访时要我谈谈经验，我总是回答：谈谈甘苦和教训吧。”
接着他又说：“书中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好话、错话、正确的话、违心的话，现在留在书上的是已经过筛选的比较正确的话。但读者也可以看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呼唤和呐喊。”
作为谢晋从艺生涯中第一本以谈话形式出版的著作，谢晋对这本凝聚着他数十年艺术实践结晶的专著是很看重的。当书快出版的时候，有一件令他十分烦恼的事也接踵而来，因为出版社有规定，凡这一类学术方面的书，作者要自销一千册，否则书将延期出版。这是当时出版界通常的做法，谢晋也概莫能外。对此谢晋有一些伤感，他是一位拥有数亿观众的导演，可他出了一本谢晋
1923-
书，总共也不过三千册，还要他自己去沿街叫卖。而与他同在“巨星”共事多年的编剧陆寿钧，曾写了这位名人的不少轶事，最近也续集成册，与谢晋《谈艺录》同时出版。而有意思的是，陆寿钧的这本书的印数却大大超过谢晋《谈艺录》的印数，而且作者无需推销，谢晋浩叹之余，调侃说：“看来有价值的倒是写谢晋喝酒，而不是谢晋谈艺。”不过他又说：“我无意指责出版社，《谈艺录》的几位编辑很可爱，为了让书如期出版，他们准备自己把三千册全包下来，然后上街推销。我接到的是一份铅印通知，看来受如此待遇，非我一人，如果我们国家的学术专著，都靠这样发行，那还奢谈什么现代化呢？”
但谢晋的这份担忧，马上就有了转机。9月6日，《解放日报》专门发了一则消息：“著名导演谢晋将不必再为自销一千册《谈艺录》而犯愁。上海新华书店副经理陈致远昨天告诉记者，看了本报9月1日刊出的“数亿电影迷，谁买千册书”一文后，新华书店的同志认为，谢晋导演全身心投入电影事业，为观众提供了许多好影片，他们也有义务为谢晋分忧解愁。经商量，决定由新华书店承担一千册《谈艺录》的销售任务。他们将广泛做好《谈艺录》的宣传工作，为这本书找读者。”
尽管新华书店这样帮助他，谢晋的心里仍感到十分的不安。10月17日，当他得知新华书店准备为《谢晋谈艺录》举行首发式时，他便早早来到店门口，当时店门还未开，他坐在凳子上，心绪很不安。但当他看到成百上千的慕名者为购买他的签名本而排起了长队时，他的脸上才露出了笑意。他对一位记者忧虑地说：“以前我写的书出版都很顺利，唯独这一本，非得鸣锣击鼓一番，由于出版业不景气，连我这个有点名气的人出一本书尚且如此艰难，那些默默无闻的著书立说者出书难更可想而知。”
《最后的贵族》在上海、浙江及北京等一些地方相继举行了首映式后，不久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公映了。像谢晋以前每部片子问世时一样，中国的电影界，对这部片子也是寄予厚望的。因为，自1988年以来，中国的电影业一直在走下坡路，市场萎缩，拍片资金匮乏，影片质量低劣，制片生产萧条，观众人数大幅度下降等等。据权威的《中国电影周报》一篇报道称：1988年电影观众的人次比1987年减少了二十亿，场次减少了两百万场。而1989年第一季度的滑坡非但没有制止，而且速度在日益加快，又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二十。连谢晋所在的上影厂，情况也出现不妙，不仅连续一二年未在全国推出叫得响的影片，而且影片的发行量和收入也惨跌入谷。在1988年上半年，因企业负债累累，这个大厂甚至未能投产一部影片……1989年9月7日，《中国电影周报》在头版头条以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版面，发表了题为“上海电影系统面临重重困境”的文章，文章中列举的造成这种局面的诸如“经济严重滑坡”、“设备陈旧”、“人才严重流失”、“体制不顺”、“政策失调”等等原因，实际上也是中国电影界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很重要的是要探索解决这些弊端的途径。在这方面，谢晋可以说走在了中国电影界同仁的前面。上海电影局局长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吴贻弓在谢晋组建的巨星影业公司成立仪式上曾说：巨星影业公司就像在上影厂建立了一个“特区”，是按照电影艺术生产规律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新尝试。
如今，巨星影业公司按照这种新颖的运作方式生产了《最后的贵族》，自然会引起电影界当然也包括广大观众对它的瞩目。
但《最后的贵族》最终还是要受到公众舆论的检验和评判，像谢晋每部片子问世时一样，就在一部分评论家对《最后的贵族》作着多角度的但几乎又是一致的好评时，另有一部分评论家则对这部片子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左的意见。
在上海市电影艺术研究所和《电影新作》编辑部召开的一次探讨关于《最后的贵族》电影导演、演员艺术成就的座谈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胡导、张仲年两位教授认为：“在《最后的贵族》中，谢晋和潘虹都有超越。天才演员和优秀演员是有区别的，天才演员灵感爆发时在表演中会情不自禁地、闪电般出现，连本人也未必知道；优秀演员只是一招一式地完成导演所交给的表演动作。潘虹属于前者。”但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则认为《最后的贵族》由于缺少狠狠的几笔，看起来让人感到费力。“现在的影片让我感到李彤的几个大阶段太跳，有一种断裂感。仿佛是一幅素描，其中的血肉全要观众自己去填充，看起来就让人感受到很费力。比如，李彤究竟为何失落，又失落了什么？光强调‘灵魂’和‘精神’或她本人的‘性格’、‘自尊’等还有点虚。倒是其他三位女友写得实一些，张嘉行怀着当音乐家的理想到美国，连音乐学院也考不上，只好去当小学教师；雷芷苓等不到未婚夫，封闭了爱情的大门，只得献身于鱼类研究；黄慧芬则在舒适的生活中忘却理想，日渐平庸等等。观众是很理解的。李彤作为一个特定人物，在那特定环境中有了怎样更致命的打击(除父母双亡外)使她非沉沦不可呢？如果影片能狠狠地给它几笔，写出她对命运的不可抗拒或别无选择，人们才能理解她，对她的悲剧才会同情和动心。人们有理由要求影片的导演导向，使人物和作品的内涵更深化一些。”
除此之外，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上，也纷纷推出了对《最后的贵族》的评论或观感。其数量之多不亚于谢晋前面拍的《芙蓉镇》，但意见相左的程度却要比《芙蓉镇》明显和尖锐得多了。比如腾进贤和吴贻弓认为：“《最后的贵族》相当严谨、完整，从导演处理到各部门的制作都配合默契，无懈可击。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以来生产的影片中拍得最好的一部。”而一位名叫林非的评论家则对此表示了措词激烈的反驳。他在一篇题为《令人失望的〈最后的贵族〉》的文章中这样说：“早就憋着劲想看《最后的贵族》，不久前有幸一睹该片，看后却不禁有些失望。”林非对《最后的贵族》失望的地方很多，比如“过惯了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的李彤，一旦失去了经济来源无法自立，只有走向堕落。为什么会这样？单纯的性格缺陷或处境变迁都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究竟是何种环境气氛使得她必须选择这一条道路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去生活？影片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为失望之一。对演员的表演及表情，林非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比如李彤在生日那场戏，按理说应拍出李彤纯真可爱，光彩照人，甚至要让人情不自禁地对她心生嫉妒，但由于潘虹年龄太大，形象不足，“摄影师明显地感到了为难。镜头始终不敢大胆正面地对着潘虹，不敢给面部大特写(加纱也无法弥补演员形象不足)。李彤的亮相，只好用一双白色高跟皮鞋和一件的确漂亮的白纱公主裙的特写来遮短。剧作期待着的因李彤出现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没能产生。”其他演员，林非则认为“扮演黄慧芬的李克纯，演戏虽好却过于土气，扮演雷芷苓的肖雄有些故作深沉，硬演知识分子形象，扮演张嘉行的卢玲则一味地玩天真而显得可爱不足，轻浮有余。扮演陈寅的濮存昕也始终紧绷绷地端着一副生硬的架子。这些人形象均显得火候未到，不够完整且表面化，基本上没能立得起来。”
林非最后说：在当今中国电影界，谢晋属于大师级导演地位。但即使是大师，倘若贸然涉足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也难免捉襟见肘。大师亦有局限，亦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以提高自己。上面列举的失望种种，并不表明《最后的贵族》一无是处，它也有许多耐人寻味、值得褒奖的长处。至于把这部影片说成“没有一点多余的画面，也没有揭示不够的地方”属夸大其辞，这实在有些胡吹乱捧的味道，对于编导，这并不是一种有益的帮助和鼓励……尽管《最后的贵族》在报刊上闹腾得风起云涌，甚至火药味十足，但在影片真正的上帝——观众当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更不要说出现轰动，从而也就没能产生预期的市场效应。至于原先估计的可能会出现李彤服装热的情景，后来证明也只是一种美好的预测，这当然是令谢晋十分失望的。他认为这部片子中国的普通百姓难以接受的原因，是影片格调太“高雅”的缘故。而他的好友罗艺军则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的百姓不太接受《最后的贵族》并非是影片“高雅”造成的，“我以为关键在于这批国民党高干子女身上，并未凝聚很深的中国文化情结，到美国之后更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坚韧的与母体联系的精神纽带，也就产生不了那种刻骨铭心的脱离母体的痛楚。这个灵魂失落的悲剧缺少悲剧的力度。再者这些贵族的境遇很特殊，难以激发普遍共鸣，何况他们也不是最后的贵族。中国大陆在经历三十年普遍化的贫困之后，一旦经济腾飞，又孳生出以权力为基础的新贵族。”
1989年9月15日，谢晋应邀参加了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和华厦影业公司联合召开的电影系列片《三国演义》专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实际组织者是上影厂，而上影厂又将决策权交给了老厂长张骏祥、徐桑楚及丁小逖和孙道临。谢晋因为正在为《最后的贵族》做宣传，本来他不想参加这个会，可因为是老领导牵的头，再加上孙道临又专门对他说：“谢晋你一个总是要搞的”。他们这样说，谢晋也就不好推辞了。
对于这部伟大的古典名著，中国许多电影导演都对它情有独钟，这其中也包括谢晋。但因为作品主题纷呈，事件浩繁，人物众多，使作品的整体主题和整体风格很难把握，又加上投资巨大，因此，又令许多艺术家望而却步。其实，拍《三国演义》的电影，谢晋早在多年前就已有意向，因为当时日本人想买下这部作品的版权，他们甚至连导演也找好了，并请高仓健主演。谢晋听说后，心里非常焦急，立即写信给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才制止了这件有损中国人尊严的事。
可以这么说，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谢晋决定要加快步伐涉足《三国演义》这个题材了。他当时曾请来了他的老搭档梁信，梁信正在研究东汉史，两人一拍即合。不久，梁信就把一部《赤壁大战》的剧本交给了谢晋。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赤壁大战》的拍摄计划几乎年年都要提到谢晋拍摄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总是一拖再拖，久拖未成，说到底，还是没有钱。对其中的内幕，编剧梁信曾在《羊城晚报》一篇回忆他与老作家姚雪垠的文章中有所披露：那一天，他去看望姚雪垠，闲谈中，姚雪垠便问梁信：“你的《赤壁之战》一拖十几年，怎么办呢，不能求陈荒煤帮助推动一下吗？他也住在这里。”
梁信说：“荒煤同志很爱护我。他早已给上影的几位领导写了信。但是据说有大人物发了话：‘《赤壁》只能由中国投资。’这就把最早的外资给堵回去了。据说后来大人物又改了口，说‘他是爱护这个剧本，希望自己办，也不反对外资’，可外资中断，‘希望’成了空谈……”
梁信似乎对拍《赤壁大战》失去了希望，但谢晋依然对此充满了信心。在许多公开的场合中，他多次提出一定要把《赤壁大战》搬上银幕。现在，上影厂推出要拍数十集的《三国演义》系列电影的庞大计划来，又邀请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编导来加盟，如汤晓丹、凌之风、吴贻弓、于本正、王炎、孙道临、陈家林、丁荫楠、李准、鲁彦周、叶丹、孟森辉、斯民三、刘正泰等。这在中国的电影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件开先河的大好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符合了谢晋多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但谢晋对这样的题材拍系列电影的做法，似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首先是中国的财力达不到。事后证明谢晋的看法是正确的，《三国演义》在当时热闹了一阵后，始终也没有进入实质性操作的阶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拍《赤壁之战》没有钱，拍《三国演义》系列片又行不通，在这一个时期中，谢晋成了一个十分“苦恼”的人。因为没有合适的本子供他拍，他就像一个猎人一样到处去寻找，有的时候有一个好题材在他面前冒了一下，他想抓住它，但那个题材一下子就溜掉了。有的时候一个好题材真的被他抓住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拍，最后空欢喜一场。《国殇》就是这样的题材，《国殇》是谢晋根据女作家霍达的长篇报告文学改编的。这部刚刚获得了全国百家期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的优秀作品因为真实地描写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在脑体倒挂的状态中艰辛的生存和悲哀，曾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界、文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冰心老人曾为此撰写评论，加以推荐。谢晋决定把这部影片的片名改为《爱神》，但就在他着手请原作者对作品进行改编时，一位电影系统的领导有一次碰到谢晋说：现在正在批《河殇》，你怎么还去拍《国殇》？哭笑不得的谢晋向他解释说：《河殇》和《国殇》虽然都写了“殇”，性质则完全不一样。但不论谢晋作何种解释，他的这种解释只能是苍白的、无效的。
《国殇》尚未出世便被“枪毙”。谢晋虽有牢骚，可发过之后又只好去物色新的题材。这一时期中，有好几部新影片的拍摄题材，曾列入他的计划中，如：《审判江青》、《到美国去》、《天劫》以及《赤壁大战》等，可见至此为止，他对《赤壁大战》仍耿耿于怀、情有独钟，但遗憾的是，为了筹拍这几部片子，谢晋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这其中最令他惋惜的当数《天劫》。《天劫》是谢晋颇为看好的一个题材，它反映的是林彪反党集团所导演的那幕“选妃”丑剧给一位姑娘带来的一连串不幸，可以说，这是当代一个奇特女人奇特命运的故事。这个故事拍成影片后的卖座率如何，谢晋心里是很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上影厂年轻的导演杨延晋和编剧陆寿钧的引荐下，曾两次约见女主人公张宁，并与她作了透心彻肺的长谈。
对于张宁，对于谢晋与她的这两次见面，当时在场的上影厂编剧陆寿钧曾在一篇名为《〈天劫〉背后的故事》的长文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她披着没有修饰略带蓬乱的长发，瘦瘦的脸上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颧骨略为高凸，两嘴角已有些下弯，长长的个子，穿着一身深色衣服。
我握了握她的手——冰凉。
我告诉张宁：“谢晋知道你来上海，准备见见你，不知你愿意吗？”
她听了我的话，放下手中的烟蒂，抬起头，望着我点了点头。她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就这么一丝，她不是我想象中的张宁，她的青春，她的容貌，她的热情全给卷走了，留下的似乎只剩了一身皮壳和满脸的愁苦。
我告诉了谢晋。
次日下午，厂里打来电话，说谢晋今晚在“老半斋”要宴请张宁、蒋女士，让我和杨延晋作陪，并通知她们。
晚上我们来到“老半斋”时，只见谢晋笑眯眯地向我们迎来。
谢晋握了握张宁的手，说：“我们感谢你的合作，希望大家一起把这部影片搞好。”
张宁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虽然是淡淡的，却看得出她的内心，她说：“谢导演，我是看着您的影片长大的，您的影片我最喜欢，您是我最尊敬的导演，想不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我真的感到幸运。”
谢晋指着早就准备就绪的宴席，说：“我们边吃边谈吧。张宁出生在南京，是在南京长大的，‘老半斋’是有名的江苏菜。”
想不到谢晋会这样细心。
入席时，张宁坐谢晋的一边。开始时，稍有冷场。
又是杨延晋拉开话题。
他对谢晋说：“谢导，张宁连续遭到不幸。她恢复自由后渴求过凡人的正常生活，然而他的丈夫又对她不好，只得离异，她苦苦挣扎着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去年7月却又平白无辜地淹死了。张宁说她已失去了生活勇气，想去当尼姑，我们劝不住她，您好好劝劝她吧，她会听您话的。”
谢晋听后淡然一笑，只是沉默着大口大口地喝酒，却许久没有言语。
张宁在他边上低头说道：“我儿子死后，我去好多庙里拜过菩萨，祈求菩萨能帮我查清儿子的死因。曾有一位高僧对我说过，我与佛有缘，劝我皈依佛门。我确实真心想去当尼姑……”
谢晋沉默良久，还是没有说话。
杨延晋按捺不住地催促道：“谢导，您说啊，您怎么不劝她啊！”
谢晋又是淡然一笑，还是不吭声。
谢晋喝下几杯酒后终于开口了，他说：“与整个宇宙相比，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人类是极其渺小的，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更不值一谈了。”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活到九十岁了，身体非常好，常常有人问他：‘周老，您身体怎么会这样好？有什么养身之道吗？’他告诉别人，他信奉道家的‘无为而治’，自己想如何就如何，一切不要太认真了。听这个说要少吃肉就少吃肉，听那个说要少吃糖就少吃糖，你还怎么活呀？最好的办法是少顾虑，痛痛快快，舒舒畅畅按自己愿意的方式去生活。”
讲到这里，谢晋戛然而止。他看了张宁一眼道：“你实在觉得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太烦心了，想换一个环境也可以，真想出家当尼姑也可以。去几年，脱离尘世，安宁几年，好好总结自己的上半生，写回忆录、自传都可以，变痛苦为财富！”他还为张宁留了一个“尾巴”，去几年后想还俗，再回到尘世来，一切按自己的意愿去办。
大家想不到谢晋兜了一个大圈子后会落到这么一个“结论”上来，都静心地在回味他的话。
只有张宁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两手掌一击，说道：“谢导是第一个支持我的人。”
……
这一顿饭，就是在这样天南地北的神聊中吃完的。谢晋与张宁的每次对话，就是如此的随和、轻松、平平常常、无拘无束，当谢晋与张宁分手时，张宁握着谢晋的手，真挚地说道：“与您说话，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真想能有机会再与您聊聊。”
谢晋答道：“好吧，有机会我们再聊。”
次日上午，张宁到玉佛寺去拜了佛，下午大家就开始工作。
张宁向创作组成员谈了她所走过的那段坎坷不平的路。
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以异样的声调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她尽量想让自己镇定些，再镇定些。然而，一谈到特别伤心的地方，她就会抽泣起来……
张宁回到南京后，有一位男人等着她。他过去在邱会作身边工作，因同情、关照张宁而遭受过迫害。他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张宁觉得他为了她，受了不少苦，对不起他，加上对他印象也好，自己又到了这地步，所以就同意了。她对未来的生活开始憧憬起来。
可是，婚后有了孩子后，情况就变了。她承受不了他时常对她捅“伤疤”，曾经自杀过，那已经是第二次。
后来，他们终于离婚了。
1980年，张宁转业到了地方。为了生活、工作的方便，她改了名，在“太平天国”博物馆工作。然而，还是有人知道她的底细，有些好事者都像参观怪物似的来看她。从此，她就不得太平，没办法，单位领导只能让她长期在家养病。
唯独儿子是张宁的希望。
然而，灾难又降临到她的头上，1987年7月，儿子莫名其妙地淹死在一个水库里。说是游泳淹死，尸体捞上来后就被火化掉了，张宁连尸体都没有看到……
这一打击犹如掏空了张宁的五脏六腑，她说：“失去儿子的痛苦是我最大的痛苦，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一直到进棺材！”
孩子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张宁的枕头边……生活对张宁如此不公正，她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她恳求我，希望我能再为她安排一次与谢晋见面谈心的机会，她似乎有很多话想说，想请教这位大艺术家。
张宁想再见见谢晋，我如实地把她的要求告诉了谢晋。那几天，谢晋实在忙极了，想不到我与他一说，他欣然答应了。
那天上午十时左右，我们乘车来到了巨星影业公司的办公地点——上影厂新办公大楼七楼。
谢晋已等在那里了。
宽敞的一间办公室，只剩下谢晋、张宁和我三人。我为张宁沏了杯茶，她与谢晋相对坐在藤椅上，满屋的阳光晒得人暖融融的。
张宁说话了。她以那特有的低沉仓促的声调说道：“这几天来，我在讲述素材过程中，又一次重温了自己的前半生，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自己这前半生，命运不可知的色彩很强烈，不能自主，不能把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她在问谢晋，又在问自己。
谢晋说道：“在那个年代，何止是你，你周围的人，乃至整个民族，都是如此！”
张宁问道：“我们两代人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呢？”
谢晋沉默不语。
张宁期待地望着谢晋。她从身边拿出儿子的相片给谢晋看。就是那张儿子在不幸死亡前一个星期照的相片。他长得胖乎乎的，高兴地笑着，可爱极了！
谢晋端详了一会照片，把它还给张宁，他的手在微微颤抖着。他对张宁说：“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聪明异常，现在美国留学。而其他两个儿子却是低能儿，然而，他们从小对我特别亲切，常常帮我擦自行车来展示对我的感情。‘文革’中，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也都受了牵连。有一次，我被批斗过后回家，只见弄堂门口那只垃圾箱前挤着一群孩子，待我一走近，那群孩子轰的一声走散了。剩下来的是我那两个傻儿子，他们身上、头上、嘴巴里满是垃圾。原来，别家的孩子们把我那两个儿子打成‘小牛鬼’，硬把他们往垃圾箱里塞……我当时的心情，我想，你是会理解的。正像我也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一样……”
“现在，你在遭受了一切磨难之后，又失去了心爱的孩子。你感到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快乐、最后的安慰也随之而失去了。你感到一切都空了，是吗？但我认为，空也是财富。”
张宁瞪大眼听着。
“为什么说空也是财富呢？”谢晋说道，“你听说过曹雪芹的事吗？他晚年也感到一切都空了，叫他去宫廷做事他也不去了，宁可在郊外喝稀粥，却写出了一部举世闻名的《红楼梦》。所以说，空也是财富。因为空后，就会显得格外的冷静，格外的没有杂念，反而能让人好好地思索一些问题，回味一下人生，包括你提出的那些问题，你都可以自己去思索出个究竟来……”
听着谢晋的这番话，张宁低头沉思起来。她对谢晋说道：“我记着你这句名——‘空也是财富’。”
……
谢晋问后来进来的杨延晋：“小杨，你听了张宁的素材后，准备如何搞？”
“我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想法，听了张宁所讲的那些，我有一个强烈的直感，那就是命运的不可知：人的命运，确实太神奇了，张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她大起大落，她的沉浮，都不是她自己能做得了主的。”
谢晋又请张宁谈谈自己的想法。
张宁谦逊地说：“经受了这场劫难后，我当然特别痛苦，但最终似乎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上一代人都或多或少地遭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幸，这两代人都应回过头来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总应该从这里吸收一点教训吧？我希望我们的影片能这样去做，能摸索出一点道道来，至少也让人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在与张宁的接触中，我从未发现谢晋显出任何好奇心，他总是憨厚地笑着，默默地听着。
临别时，谢晋又叮嘱张宁道：“要记住，空也是财富，好好把自己的人生体会写出来！”
张宁听后直点头：“我记住了！”
当张宁乘坐的那辆小面包车驶离时，谢晋还在挥手道别……张宁的脸紧贴着车后的玻璃……
这就是谢晋为了拍《天劫》两次与张宁会见的情景。这之后，创作组和其他部门的人员便开始行动起来，为影片的投拍做各种前期准备。但令人遗憾的是，《天劫》像前面所说的几个拍摄题材一样，也在中途夭折，个中原因，十分复杂。而对这样的题材，拍与不拍，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否则拍了也白拍，谢晋是过来人，他是晓得其中的利弊的。
题材没有定下，谢晋心中焦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导演有朝一日无片可拍，其心情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况且他又是一个对电影事业如此执着的艺术家。空寂和等待，对他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
正在这时候，北京邀请谢晋去参加中国首届电影节，时间是9月21日到27日。在电影节上举行的近年来优秀影片汇展中，也有《最后的贵族》。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在中国电影节组织委员会名单中和广播电影电视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评奖委员会名单中，都没有谢晋的名字。而在广播电影电视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获奖名单中，谢晋的作品也榜上无名。但谢晋后来还是与凌之风、谢铁骊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特伟等四人被中国第一届电影节组委会授予中国电影节荣誉奖，以表彰他们对创作拍摄建国四十周年献礼片和对中国电影所作出的贡献。在授奖大会上，按议程他们四人中应有一个代表上台发言，由于这四人中谢晋的年纪最轻，大家就推举他上台发言。谢晋一上台就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中华儿女》、《董存瑞》等电影成长起来的，现在我们得了奖，而那些导演有的被打成了右派，有的含冤去世了，我认为，我们今天这个奖，首先应该授给他们。”他的话在场内赢得了长久的掌声，有好几个人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来，与他热烈地拥抱。
电影节举办的第四天，即25日，组委会在北京远望楼召开了一个题为“建国四十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成就”大型讨论会，一些领导和艺术家都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谢晋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中国四十年来电影的发展道路艰难曲折，现在又面临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要出好片子谈何容易。一部好影片的诞生是有规律的，需要许多方面的条件：好的编导演，还有社会和经济条件。《甘地》的导演说，他为这部影片做了一辈子的准备。当年拍《青春之歌》就是有一定的条件基础，而现在拍好片子太困难了。电影走了许多弯路，这与我们的民族还不够博大、宽容有关系。我们曾经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建国初长影的《白毛女》等和后来出现的大量“文革”题材，并不是哪个作家想拍不想拍的问题，而是由生活决定的，是现实的需要。我们反映现实题材的影片非常少，这就需要给创作者提供更加和谐宽松的环境，坚持在社会主义方向下，允许多种影片并存。”
26日上午，谢晋按原定计划，率《最后的贵族》剧组，来到北京图新艺术影院与广大观众见面并与部分观众进行座谈。座谈会开得热烈而直率。一部分观众对谢晋的这部新影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但也有一部分观众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座谈会“火药味”很浓，但气氛却又十分融洽，这使谢晋感到：首都的观众，素质就是不一样。
这天下午，对谢晋本人和整个中国电影界来说，都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等领导要专门到人民大会堂看望出席第一届中国电影节的四百多位代表，并要与大家合影留念。
下午三时许，早早在福建厅等候的谢晋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和《开国大典》的导演李前宽等首先看到了江泽民总书记走进来。在鼓掌的时候，李铁映同志首先说：“最近你们电影界好热闹啊。”接着，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同志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届电影节的情况，当他汇报到：颁奖仪式前要放一部纪录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电影、关心文艺的影片《难忘的日子》，请中央领导也看看这部片子时，江泽民笑起来，说：“画龙点晴，你是要我们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传统。”陈昊苏说：“这不仅是艺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国家进步事业的需要。”旁边的李铁映说：“昊苏同志，请你把这部影片做成录像带给我，我负责转送中央的同志看。”
这时候，谢晋来到了总书记身边，他给总书记递上了一封信，是一封上海农民电影节组委会请求总书记题词的信。总书记接过信看了看，并把它放进了西服上装的贴身口袋里，对谢晋说：“不是我不支持这件事，而是中央有个精神，不主张到处题词，我又是从上海来的，刚刚当总书记，更不应该这样做，开这个例不好，请你带个信给他们，并不是我不支持这件事。”接着他又问谢晋：“我看了你拍的《最后的贵族》，里面威尼斯的戏是真的到威尼斯拍的吗？”
谢晋答：“是真的在威尼斯拍的，”然后他又深情地对总书记说，“建国十周年时，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和我们一道研究献礼影片，现在想起来还倍感亲切。总书记在上海的时候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关心电影工作。”
总书记听了说：“是啊，我是个文艺爱好者。在上海我同电影界的联系比较多，我曾到张骏祥同志、白杨同志、张瑞芳同志家看望他们，谢晋同志家还没有去过，以后去上海一定抽时间去。”
在代表们等候与中央领导合影前，总书记又走到谢晋身边关切地问：“你什么时候回上海？”谢晋说，“电影节结束后我要出席劳模会。”总书记笑着说：“噢，我想起来了，你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呀！”
从北京回来，谢晋就要为下一部刚刚定下拍摄的新片做准备了。这是部儿童故事片，题目叫《熊猫杰米》。讲的是中国的国宝熊猫与一个外国儿童的故事。剧本是两个美国人写的，引荐的是谢晋的儿子谢衍，他在美国留学，空余时间也拍电影。但《熊猫杰米》的剧本写得不行，需要重新写过。
但令谢晋再次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为这部片子改好了剧本，选好了演员，还专程赴美国选好了外景，几乎是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拍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熊猫杰米》一片中饰演一位重要角色的演员——那只可爱的大熊猫杰米突然去世了。这个打击对谢晋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惨重的，他为这部片子所耗费的精力、财力，都要比前几部中途夭折的片子多得多，特别是为了训练熊猫能进入角色，他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如今，一腔心血，化为泡影。谢晋，当然也包括他的儿子谢衍，几乎无法承受这一突然降临的打击。他们有好几天，都处在一种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之中。
处理完《熊猫杰米》摄制组大量的善后事宜，谢晋觉得自己的身心非常疲惫，他似乎第一次产生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的念头，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自己的家乡。正好，宁波市要搞一个“宁波杯”电影“五佳”评选授奖活动，时间大约在11月下旬，他于是当即就接受了邀请。他是这样安排的：在参加完宁波这个活动后，顺便回自己的老家看一看，什么工作也不做，仅仅是去看一看，然后美美地睡几觉。对于他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奢望了。
10月底，谢晋接受了《中国电影周报》记者易水先生的采访，内容主要请他谈谈对中国电影市场现状的看法，这也是谢晋近期正在思考的问题，因此谈得很酣畅、很透彻，有些地方甚至很尖锐。谢晋认为：使中国电影陷入全面困境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电影部门市场意识不强，拍出来的片子观众不爱看。他在与易水先生交谈中曾举例说：“国外电影市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美国电影风靡世界，经久不衰。解放前，中国电影市场被美国电影垄断，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到了八十年代，虽然有些国家发展很快，但电影市场的情况变化不大，日本电影市场的百分之七十，法国电影市场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至今仍被美国片占领着。新加坡是一半中国片(港、台、大陆)一半美国片。无论你文化背景、生活水平差异有多大，在电影上却始终是美国人的一统天下。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美国电影注重观众，注重商业经营，这是他们的传统。”
在接受了易水先生采访后不久，谢晋就去美国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回来后，对电影市场的培育和形成似乎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电影要发展、要摆脱目前的困境，一定要走开拓型、外向型道路。他说，我总认为中国的电影是完全可以走外向型道路的，去年我碰到陈冲，她谈到《末代皇帝》赚了二点四亿美元。现在在全世界卖录像带，包括台湾，卖座也是最高的。这次中影公司在北京总结的时候感到很后悔，当时人家叫我们投资而我们目光短浅，没有魄力，不敢投资。这次斯皮尔伯格到上海拍《太阳帝国》，他不要我们合作，我们二十几天扣了他一百多万美金，就感到很满意了。结果人家净赚了二点四亿美元。我们来测算一下，即使投资十分之一也可赚两千多万，如果投资十分之二，就是四千多万美元。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为什么不走外向型道路？《末代皇帝》的题材是中国的，又是在中国拍的，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星。这个戏的卖座原因，就在于它的题材独特，末代皇帝可能在全世界还有，而中国的这位末代皇帝，推翻以后，又把他改造，改造到他自己又十分得意，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么好的题材，我们自己就没有掌握，让外国人给拍了。
转眼之间，去宁波参加电影“五佳”评选活动的日子到了。11月23日，刚从美国回来的谢晋与潘虹、张笑天及上影厂代表周浩斐、西影厂代表张娥等准时来到了宁波甬港饭店。所谓“五佳”，就是最佳制片厂、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演员。谢晋在这次活动中获最佳导演奖，潘虹获最佳演员奖，张笑天获最佳编剧奖，上影厂获最佳制片厂奖，《红高梁》获最佳故事片奖。一个中等城市拿出这么多的钱，为不景气的中国电影“摇旗呐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谢晋也特别的看重。他对曾来邀请他参加活动的同志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一定来参加。
谢晋在宁波待了两天，游览了阿育王寺等一些地方。活动一结束，潘虹去了福建泉州，为正在那里执导《你没有十六岁》的丈夫米家山“送寒衣”。其他与会人员也都各奔东西。他却一个人悄悄地来到老家。因为是来休息的，为了不干扰他，县里领导要求接待人员尽量不要把谢晋来家乡的消息传出去。
虽说是来休息的，但在三四天当中谢晋还是提出想找几个地方看一看，第一天他到自己的老家去看了看，老房子漏雨，他想请人修一修，问一问需要多少钱。第二天去参观了王充墓、青瓷的发源地小仙坛。游小仙坛时他对陪同他考察的一位县文联领导说：小仙坛是世界青瓷的发源地，这在权威的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然而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甚至在上虞人当中，又有多少人知道？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开始注重对本地名胜古迹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虞是一块非常古老的地方，它的周边有余姚的河姆渡，有绍兴的宋六陵和很多的名胜古迹，可上虞除了东山谢安墓外连一个重要一点的墓也没有。据他对历史的研究，自古以来最发达的地方一般总是在江河的两岸，曹娥江两岸自古以来就很发达，所以他认为一定有重要的墓和古迹还未被发现。当有人提出能否以挖掘东山墓来吸引游客时，谢晋笑了起来，说：“你们想挖我的祖坟啊。”
奔波了一天，谢晋有些累了，晚上他喝了二斤黄酒。酒后的谢晋兴致极高，他又提出想去后面的龙山公园转一转。陪同的县文联一位领导，劝他明日再去，他却风趣地说：“你别以为我今天走了几步路累了，其实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拍片时比这龙山高几倍的山都要爬，而且有时候每天爬。”他这样说，这位文联领导也只好从命了。是夜月明星稀，空气清新，的确是饭后散步的好时光。谢晋在公园前一条林荫道上缓缓踯躅着，这时候，泊在公园江边一条渔船上的灯火吸引了谢晋，他马上兴奋起来，提议到船上去看一下。这条船上共有父女三人，是从海边打了鱼到市区来卖的。谢晋上船时，船主正准备开饭，用木柴烧的米饭和清蒸小梅鱼的清香直钻人的鼻孔，谢晋吸了吸香气，咧开嘴笑了。船主很热情，为谢晋让了座。在舒缓起伏的江波中，谢晋的身子也在有节律地晃动。两位姑娘是有文化的人，她们舱内闺房中的板壁上贴的全是电影明星的照片，遗憾的几乎全是外国的。文联领导问姑娘：“你们看过谢晋拍的电影么？”她们说看过，看过好几部。文联领导说，你们知道面前这位是谁吗？两位姑娘摇摇头，文联领导说，他就是谢晋。两位姑娘的脸立即泛起了红光，在船上昏黄的灯光中，显得格外油亮。即刻，一个脸带酒窝年纪大些的姑娘从船仓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要谢晋签名。谢晋又笑起来，他说，他父亲在上海时，老是念念不忘家乡的这种小梅鱼，这种鱼就是家乡的杭州湾里出产的。在他的印象中，在海上打鱼的人都很苦，又没有什么文化，没想到，今天竟碰上文化意识这么强的人，而且是个小姑娘，看来，时代真的在变了。小姑娘红着脸说：她是四埠中学毕业的，很爱好文学，看过不少名著，还说上虞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还给他们学校题过一块匾。谢晋在她的笔记本上签了名，小姑娘就着灯光看了看，笑了。谢晋打趣说：看你脸上的酒窝，是个很会喝酒的人。小姑娘说：不会，我连喝汽水都会脸红。这时一直坐在一旁的另一个年纪小一些的姑娘说话了，她的眼睛刚才一直牢牢地盯着谢晋看，她似乎不太相信，谢晋，一个这么有名的大导演，他怎么会到自己家的渔船上来呢，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一时有点缓不过神来。最后她腼腆地说：她看过谢晋拍的《高山下的花环》，那天在电影院哭了好几次，特别是读梁三喜那封信的时候，信还没有读完我就哭。坐在我旁边的几个同学也哭了。
夜色如水，谢晋在这条木质的渔船上坐了一个多小时，船主要开饭了，谢晋才起身告辞。登上江岸，忽然船主从热气腾腾的船仓里探出半个身子，大声对谢晋说：“谢导演，你以后要拍电影，用得着我的船的话，尽管打招呼，免费提供。”谢晋笑着大声说：“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