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文代会中，还有一件令人瞩目的事，就是由夏衍主持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一位碧眼金发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又提起了《芙蓉镇》，她重提《芙蓉镇》的核心是，中国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呢？
夏衍回答说：这是建国以来，也是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文学作品一贯是入世的”，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正直的文艺工作者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是应该肯定的。然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继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是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与接受苏联早年文化思想的一种产物。他说：这是“束缚文艺工作者创造性的框框”。而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是“一种思想解放”。对于《芙蓉镇》《红高粱》等电影有争议，夏衍说：这是好现象，任何人，包括领导同志，都可以参加讨论，领导人也是一个读者、一个观众，他的意见不是一个决定。
也就在差不多同时，《光明日报》也发表署名文章，呼应这次文代会精神，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谁来决定作品的命运》。文中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对来访的美国出版商说，对《老井》和《红高粱》等电影，“在中国国内，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是，不加干预，让人民去讨论。讲好的，表扬两部电影的，要允许；持批评态度的，要尽可能允许，让人民通过讨论自己作出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是：少干预。”
第五次文代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11月13日，中国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五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根据文联章程，执行主席经全委会等额选举产生，执行副主席经全委会差额选举产生。谢晋在江安国立剧专读书时的老师、七十八岁高龄的曹禺当选为文联执行主席，谢晋当选为副主席，按得票多少为序，谢晋排在才旦卓玛之后，名列九位副主席的第二位。
在闭幕式之后，一位《现代人报》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谢晋，请他谈谈在商品经济的形势下，中国的文艺界如何去适应、去发展。谢晋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文艺界不能仅靠国家拿钱，也可以自己办些实事、找些新路子，既能有钱花，又能发展艺术。中国文艺界的人不是没本事，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建立商品经济的意识。他举例说：美国人办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政府一分钱不出，组织委员会主席尤伯罗斯从企业、个人多方集资，运动会办得圆满，组委会还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办运动会、艺术节往往是国家花很多钱。这回我们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国家出了一百五十万元，而我们文代会代表中有许多全国知名艺术家，演几场节目，卖几张画，就能筹集不少钱。再比如，奥斯卡金像奖每年发奖仪式的电视实况转播都有大宗广告收入，在美国是仅次于奥运会实况转播的电视广告收入。而我们每年的金鸡奖、百花奖却总是先公布名单，后发奖，还极少进行电视实况转播，这是放着钱不挣。以后我们这类发奖也应该采用国际电影节惯用的方式，即先提名，评委投票后由公证人封存，在大会上当众拆封宣布并颁奖，这样更紧张、更热烈，电视实况转播也会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又比如定居香港的叶向真(即凌子，电影《原野》的导演)在深圳对我说：“你们拍片老喊穷，为什么不想办法找国内的企业、个人集资，像你谢晋这样的名导演，不论拍什么片子，香港都会有人掏钱。”现在张艺谋就拿了个体户一百万元拍戏，这对电影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文代会结束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便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谢晋也匆匆地赶回上海。因为在上海，有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在等着他，就是《最后的贵族》摄制组去美国的签证被卡住了，而何时能够批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这使谢晋感到非常恼火。因为这之前，摄制组是办过签证的，但那是一种一般的签证，持这种签证去美国拍电影，会处处遭到碰壁和麻烦，甚至随时有被驱逐出境的可能。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干什么都有法：拍公共场所、拍私人住宅，连吃、住都牵涉到美国的法律。因此，那种签证不管用。只有持一种H—I签证，才比较保险。同时，有了这种签证，还可以在美国工作若干年。但办理H—I签证又特别难，按美国政府的规定，它是专门发给其他国家有成就的人的一种特殊签证。当然，按谢晋这么大的知名度，再加上他又是评选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委员会会员，他要获得H—I签证，是轻而易举的事。但问题是他手下的这些人怎么办，最后通过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方才同意这些人按有成就的特殊人才来对待。于是，大家便立即行动起来，按美方办H—I签证的要求，各人都把自己的“成就”罗列了一下，还附加一些文凭、证书，统统复印好后寄到美国。另外，热线联络也开始了，长途电话、电传频繁地往返于上海、纽约之间。而在同时，摄制组全体人员已做好了一切出国的准备，二十四只服装器材箱也已全部上锁，并扎了箱带，私人所用的衣物也都装了箱包，并送到组里，所有待命人员虽不需天天到厂里上班，但大家的心情比上班还要焦虑。有时人虽待在家里，电话却不断打到厂里。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处于“一级战备”。
但H—I签证就是没有消息，几乎所有为之努力的人，包括谢晋在美国的一些朋友，都不知道这中间究竟是哪个环节上卡了壳。
等待是焦急的，而当焦急变成了烦躁和不安时，人心就出现了动摇。谢晋是看到这点的，但他有什么办法呢？在国内，像他这样有名的大导演，他拍片的条件是够优越的，但去人家国家里拍片，他也是力不从心的。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受冲击最大的当数潘虹了。潘虹原是安排在《最后的贵族》完成后，再去拍戈达乐的《嘉宝传》，为此，她已与这位法国电影大师签了约。能够被戈达尔选中，并且在他执导的影片中担任角色，这是全世界影星们梦寐以求的幸运事。如今这幸运事落到了潘虹的身上，她是多么的珍惜这次机会啊，但一切似乎都在与她过不去。开始时被林青霞拖了半年多时间，如今又被美国的签证卡了几个月时间，戈达尔与他的制片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跳脚，而潘虹心里此刻比他们还焦急，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她除了失去戈达尔对她的信誉外，她还将失去一次难得的机会，而这可是在她整个的艺术生命中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啊。
谢晋在这无望的等待中，也有些失却了他往日的镇定，而变得有些坐立不安了。而他的这种坐立不安主要的则来源于演员们的情绪变化上，因为他发现，许多演员，由于无事可做，已频频出现在南京路的商店里和某些娱乐场所中，而毛永明则每天闷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打他的电子游戏机。看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给演员们弄点“活”干了。这一天，所有待命的摄制组人员接到了到厂部报到的通知，大家以为签证的事有眉目了，便兴冲冲赶到厂里一打听，谁知谢导叫他们来，是叫他们拍电视剧小品。大导演大明星又是大剧组拍电视剧小品，这叫杀鸡用上了牛刀，以前大家谁也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经历过，但这次，大家倒是乐意的，因为闲着没事干，那滋味的确不是好受的。
电视剧共分上下集，总共十五个小品。每个小品短则一分钟，长则十分钟。虽短，但大家拍得却特别认真。有一次拍《啤酒风波》这则戏，上海正好遇到了寒潮，按剧情，饰顾客的潘虹、濮存昕、毛永明等都要在店门口排队，期待买几瓶啤酒好回家过年，谁料店经理(徐松子饰)却拿啤酒做人情卖大户，大家不仅没买到啤酒，还遭到了店经理的一顿抢白，真是又气又饿又冷。戏拍好后，剧情算是结束了，但几个演员却真的闹起了感冒。
就在大家吞着药片，喝着药水，还有几个人正在打着吊针的时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来了电话，他们请谢晋去一趟。谢晋去了，但很快就回来了，当他当着大家的面在摄制组的办公桌上，将那一本本盖着签证大印的护照摊开的时候，大家这才意识到，那本日也等、夜也等的H—I签证终于签下来了。而这一等，竟足足等了两个月。两个月前，他们打好的道具箱包是干干净净的，如今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月前，正是《最后的贵族》拍片最好的秋季，据几位先行去美国选景的副导演、摄影、美工、制片回来讲，秋季的纽约，是一个五彩缤纷、色彩丰富的季节，十分符合《最后的贵族》的剧情。而现在，纽约等待他们的则是冷峭的寒风、飘落的冬雪和枯枝败叶以及灰色的调子……《最后的贵族》在美国部分所要求的春夏秋冬区别有加的镜头，大部分则是无法拍到了。而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明显的季节特征，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是艺术质量最起码的要求。
1988年12月24日，是《最后的贵族》摄制组赴美的日子。因为，在这之前的三天，即21日，早已向外界透露并由谢晋出任艺术总监的上海巨星影业公司正式成立，在成立的仪式上，谢晋提出在拍毕《最后的贵族》之后，另有三部影片也将接着拍摄，它们是根据女作家霍达的报告文学改编的《国殇》，反映留美女大学生生活和心态轨迹的《到美国去》以及由中、日、美联合投资的历史巨片《赤壁大战》等。如果《最后的贵族》不完成，后面的拍摄计划势必要推迟。因此，选定24日去美国，是谢晋被迫作出的抉择，除此以外，他已别无选择。因为现实是明摆着的，要么推迟，要么就走，而推迟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国不是中国。在国内，为了一部片子的艺术质量，他完全可以推迟拍摄时间。但在美国，他的这种愿望是不现实的。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去美国，马上就去。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冷峭的寒风掠过上海灰蒙蒙的上空，也掠过《最后的贵族》赴美拍片的十九位人员的心头。有关方面的领导来虹桥机场为大家送行，大家紧紧握手，默默相对。唯有灼热的眼神在作着无声的交流，那里面包含着信任、期待、信心和决心。
大家提着沉甸甸的行李，更怀着沉甸甸的心情跨进中国民航国际航班的班机。而谢晋则站在进口处，向送行的领导和朋友们挥手。不过他的手挥得并不潇洒，而是又慢又沉，就像他在拍片中喜欢运用的高速镜头那样。因为他心里最最清楚，此次美国之行，决非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是一次悲壮的远征。
对于这次远征，潘虹后来曾写过一篇充满深情的回忆，其中，她用了很大篇幅，写到了谢晋，她是这样写的：“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以为他的血管里不可能流着殷红的热血。他的性格实属冷血一类。那能把人毁掉的情欲和他无缘。玩乐和麻将都迷不了他的心窍。除了喝酒，喜欢领略体育球赛的乐趣外，就在摄影机前过日子。藏在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里，永远清晰地流露着他的意图和他的思路，让人一望而知。
“去年12月24日，我抖掉了脚上黄浦江畔的尘土，走进飞往纽约的机舱。在十八小时的飞行中，谢导演的背影一直在我的前方。一排三个座位他一人坐着，他那双颊微红的脸庞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正发着高烧，他最好是躺下。偶尔，他也回身冲我们微笑一下，但谁都很难说清楚这微笑的复杂内涵。
“在我们的上空，是那巨大而冷漠的苍穹，在我们的下面，是广袤而亲切的大地。也许正是大地给予了他希望。他慢慢地闭上眼睛，他喜欢在寂静中冥想。
“机舱里，摄制组的许多人都用额头抵着椭圆形的舷窗，目光各种各样——依依不舍的，如释重负的，欣喜激动的……我无法揣测所有人此时的心情，但‘一定要成功’这个使命和目标，每个人都是一致的。此时，我也紧紧地摸着自己左手链上的小金猪(我的护身符)，心里不停地默默祈祷，但愿别像太平洋一样渺茫……“他一滴不剩地喝干了他的第三杯茶时，我们已经在空中飞行了十多个小时。他的胳膊旁边仍是那本皱皱巴巴的剧本。上面的字迹写得很乱，像是铅印的文字间爬动着的虫子。其颤动的轨迹，甚至难以让人识别出，这部分是在汽车上写的，那部分是在飞机上写的。
“他时而看看剧本，偶尔又喁喁低语，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发出欢乐的叹息。突然，他回头冲我大叫了一声：“‘那首英语歌的录音磁带你带了没有？’“正在昏昏欲睡中的我吓了一跳。
“‘带了，导演。’
“我报告式地赶紧回答。他耳朵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响，再加上非常地一本正经，有时真让人望而生畏。
“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把我吓着了，立即微笑着又补充一句：‘你想睡了？’“不，没，没有。”
“我掩饰着，因为我知道导演最讨厌演员像只病猫似的老蜷缩在角落里睡觉，‘过了今天就不晓得明天。’(这是他骂演员最重的话)。
“不知什么时候，我终于睡着了。“醒来时，空中小姐正在用中英文广播着‘飞机开始下降，请系上安全带’。我赶忙起来，就见椅子扶手上插着一朵鲜花，一朵正在开放的花朵，它无止境地自我重复着伸展开去，一片叶子接着一片叶子，它每一个柔和的红晕颜色都比以前一个显得更红。邻座的人告诉我说‘导演送来的，你睡着了’。我抬眼看去，才知道导演被空中小姐照顾到头等舱去休息了。这花是头等舱配餐时送给旅客的。提前得到一枚奖章，我想，奖章是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他希望。
“估计是半小时之后，我们踏上了美国大地。脚下倒并无异常感觉，但我心里却充满了莫名的惶惑，一种对异邦文化的陌生，紧紧地追缠着我。其他人有人惊喜，有人欣慰，有人沉醉，也有人困惑……只有他，始终是唯一无动于衷的人。这使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承认，他身上还有一种冒险的嗜好，他的强大仅仅在于执着。
“……”
“为了艺术能够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利益。我以为这是种气质，这种气质在这关键性时刻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他享有盛誉，为什么他能够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重，不管怎么说，此时他充溢着新的、几乎十分虔敬的心情，他在企盼着另一种幸福——成功。”
《最后的贵族》终于在美国按时开机了。说是按时，实际上又推迟了好几天，因为摄制组到美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美国的圣诞节。圣诞节相当于中国的春节，美国人是很看重的。就这样，摄制组全体人员只好闷闷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美国人在大街上狂欢。大家的心里虽然急得很，可急又有什么用。美国人可是不管这些的。
《最后的贵族》摄制组租住在纽约市内两幢档次很低的私人房子里。除了谢晋一人一间外，其他人大都两三人一间，还有两个女演员睡双层铺。一间小客厅成了吃饭间、工作间、化妆间和会客室，洗澡间共用。伙食自己开，这样除了能吃到较对胃口的饭菜外，更重要的还想存一点钱，因为结束时，大家还想买点免税商品回家呢。总之，生活是绝对清苦的，这对于在国内住惯大饭店，吃惯了大宴席的一些名演员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没有钱，谢晋的兜里总共才装了三十万美元，这点钱如果交给一位美国导演拍片的话，还不够他支付一位明星的酬金。而谢晋的这点钱却是一部片子的全部。
唯一的办法只有“抠”，谢晋“抠”，制片“抠”，所有的人都得“抠”。因为钱实在太少了，除了抠制作费，抠场租费，还抠劳务费，在美国请一位群众演员和特约演员的价格是每天一百至一百五十美元之间，高一点的二百美元也有，这么高的劳务费无论如何付不起，谢晋最多只能出五十美元。可要降到这个水平，他和同事们得做多少的工作啊。
在美国请一名司机也要花很多的钱，为了省下这笔钱，谢晋只好把这个“美差”落到了一位香港副导演身上。可这位副导演自己的工作也很忙，现在又要叫他兼司机，每次下场时不是恼怒得骂街，就是困顿得想睡觉。于是另一名副导演武珍年想了个办法，每到这时候，他就派几个小姐、女士坐在他旁边，与他逗趣、聊天，好让他保持兴奋，把车平安地开回住地。
作为一名艺术家，当他在从事的精心之作受到金钱的支配和制约的时候，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况且这又是在美国，尽管谢晋想尽了办法，甚至绞尽脑汁要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不降低，但实际上，带来的遗憾还是不少的。为了省钱，影片应该拍的全貌，他们只好拍局部。为了省钱，应该租用更多的道具车，以便造成那个时代的气氛，可为了省下每部车一天一百七十五美元的租金，他们只能给主要演员配车。其他的一律免了。为了省钱他们不得不在一些最为理想而实际上又去不了的景点旁徘徊，久久不愿离去。剧本中有绿园一场景，他们每次经过的一个地方正好有这一个“绿园”，每到夜晚，那一串串的白炽灯把千姿百态的树枝装扮得就像水晶宫那般耀眼、富丽。可他们却没有勇气走近它，因为那是绝对不可能借来拍戏的，它太昂贵了。最后他们只好在一条平常的街上找到一家陈旧的酒家来代替。谢晋提出要把一个美元掰成两半花，把省下的每一块美元都用在胶片上，这可以说是谢晋在这次美国之行中最慷慨的一次承诺了。可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美国电影界，一部片子的耗片比，一般都在几十比一，科波拉、斯皮尔伯格等大导演的耗片比可高达百比一，连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毕业作品都是十二比一。中国呢，说出来是难以置信的，三比一。这个耗片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谢晋例外点，但也不过是四比一或五比一。这次谢晋提出要把省下的钱用在胶片上，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六比一。而这个比例，在中国，已经是最高的了。
同样的，因为钱的原因，也使剧组的演员们吃尽了苦头。特别是女演员，她们要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去拍夏天的戏，身上穿的全是薄纱般的短旗袍，周围又没有任何的暖气，但在表情上，又要流露出在夏季的欢快和热烈。这需要有多大的克制力、想象力和表现力呀。有一次，该潘虹上戏了，说来也奇怪，每逢潘虹上戏时，天气总是特别的冷，而且又往往总在风口上。那一天，她饰的李彤从歌剧院出来，身上穿着一件紫色斜露肩的拖地长裙。夏风轻轻地吹拂着(其实是寒风)，与她配戏的扮演南美人的那位小青年连鼻子都冻得通红了，她却站在十九层高的情人邓茂昌的公寓凉台上眺望着纽约的夜景。身上只穿着一件透明得可见胸罩和**的黑晨衣。但她的表情却是那么的自然，精神又是那么的饱满。而在她旁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穿着羽绒大衣，戴着帽子，围着围巾，把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还冷得瑟瑟发抖。一旁的谢晋感叹说：“我们虽然缺少钱，可潘虹的这种品格，我看比百万、亿万美元更值钱、昂贵。”
潘虹最后还是病倒了。那天，她有一场戏，李彤穿着三点式泳衣和公子哥儿坐着急驶的敞篷车去兜风、嬉戏。导演一声令下：开机，敞篷车便在宽阔的大道上疾驶起来，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就像刀子一样在潘虹大部分**的肌肤上剜割。戏拍完了，潘虹的皮肤发紫了，肌肉也冻得麻木了。当天，她就发起了高烧。到了第二天，刚打了退烧针的潘虹又要上戏了，面对如此恶劣的拍片环境，再加上近段时间来所遇到的种种不快和因身体不适带来的烦躁、怨恨，再也使她无法忍受了，她终于大喊道：“我们还是人吗？”
一向温顺、内向而又肯吃苦的潘虹发出的怒喊，充其量只是一种发泄，其实，她是最了解谢晋了，来美国拍片的种种不尽如人意，谢晋所承受的压力和遭受的怨恨远比他们多得多，可他又向谁去发泄呢。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穷，没有钱。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太阳帝国时》，也是在冬天，可他们专门从美国运来了暖气车，那里面不仅有沙发、有化妆台、有饮料柜，还有床，可这得花多少美元啊。
潘虹发泄了“不满”后，一大早又起来化妆了，她当然不会撂挑子，如果真的停一天，那得浪费多少美元啊。她这天拍的是一场少女戏，而且是一场欢蹦乱跳的少女戏，她拍得很成功。戏拍完后，她又与谢导、白先勇商量去威尼斯拍片的事，直至深夜。这就是潘虹，这就是中国演员的人品和艺品。对此，差不多有同样经历的黄慧芬的扮演者李克纯说过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去年酷暑炎夏我们在上海瑞金宾馆拍少女戏，都带了头套，又加上室内照明高温，又闷又热，偏偏我又得了急性胆囊炎，不停地吐，几天内不能吃东西靠输液维持，虚弱无力恍恍惚惚，却还要装做天真的少女。热的折磨过去后在美国又尝到了极冷的考验。当时纽约正值寒冬季节，我们需要拍夏天戏。当游艇在大西洋上向自由女神驰近时，迎着扑面寒风，我们穿的无袖旗袍形同虚设，瑟瑟发抖偏要故作凉爽。当镜头结束时，眼泪刷地一下流下来，我感觉冷到极点。那不是冷是疼，就像鞭子抽打上刑一样，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我流的不是伤心的泪，而是激奋的泪，内心没有任何抱怨和委屈。在瑞士虽然物质文明水平很高，我曾觉得空虚，而这到处奔波吃苦，不稳定的生活却使我内心感到充实。”
就在这没完没了的折腾中，《最后的贵族》终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镜头，但谢晋原本胖胖的脸，仿佛成比例似的，也在一圈一圈地瘦下去，他的那双隐藏在镜片后面的睿智的眼睛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天总是红红的，仿佛有烈焰在燃烧。
不错，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谢晋的心情就一天没有顺畅过，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令他生气发怒的事情太多了。但他都咬咬牙忍住了。因为这次来美国，他不是来这里当电影节评委的，他到这里来是拍戏的，他现在是一个需要到处求人看人眼色并且处处碰壁的中国导演，这使他在心理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受不了，的确受不了，他一辈子很少受过这种窝囊气。特别是听到与他合作多年的周鼎文的签证一直被美国人卡着签不下来时，他愤怒得简直要爆炸了。这一天，他终于找到了爆炸的突破口，他把多日来积聚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不快、恼怒、怨气汇聚成一股愤怒的火，一股脑儿地喷射了出来。
但他喷射的对象并不是美国人，而是摄制组里的自己人，起因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情，而是一件很偶然的小事情，或者可以说是一场误会引起的。
那天，谢晋安排部分剧组人员在“绿园跳舞”一场戏的排练前去商场购物，也算是见缝插针吧。但在购物当中，大家都走散了，于是就你等我，我等你。
没想把时间给耽误了。谢晋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那天他早等在“绿园”的排练场，看见大家大包小包的把东西从车上拎下来，他的脸僵着，难看得吓人。购物回来的演员们一见谢晋这脸色，早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便一个个溜进排练场。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乖乖地坐在角落里，别让谢晋看见就好了。
排练开始了，先排练潘虹(即李彤)与英达(即周大庆)的对舞。来美国后，谢晋专门花钱给他俩找了一位职业舞蹈教师。不知道是没有交待清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个舞蹈教师教的只是恰恰舞的基本舞步，而不是按剧情要求体现出李彤的疯狂情绪来。
谢晋一见他俩老半天只是一拐一拐地你进我退，毫无表情，根本体现不出疯狂的舞姿来，火气就腾腾地上来了。还好，他总算克制住了。
这时候，在场的副导演武珍年见潘虹和英达进入不了状态，就拉了旁边的毛永明到了舞池中，两人也学起恰恰舞。他们的原意是想帮两位演员找感觉，同时也想弥补一下刚才迟到的过失，谁知谢晋不吃那一套，见武珍年拉着毛永明也在学跳舞，便再也克制不住了，大骂道：“连副导演都在凑热闹，这样的舞步怎么拍，明天就要拍了，只有三天，又不能像国内那样停下来让你们去学。”谁知英达不了解谢晋的个性，还想辩白几句，没想越是辩白，谢晋火气越大，最后竟气得跺起脚来，又挥拳，又大吼。而当他的愤怒的目光触到潘虹的脸上时，他便把那腔怒火一古脑儿向她倾泻过去：“潘虹，你舞没学好，还迟到，混蛋，都是混蛋。”
被谢晋的怒吼吓坏了的潘虹脸色煞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是一个性格内向而又心肠很软的人，从她与谢晋相识至今，她从来也没见过谢导发这么大的火。她知道谢导心里难受，他今天向大家发火，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因此，尽管刚才购物的迟到与她毫无关系，她是准时登车的，心里颇感委屈，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想，只要谢导心里痛快些，他要发火，就让他去发吧。
这天晚上，自知误伤了许多人的谢晋，在排练结束后，像小孩子犯了错误似的悄悄地躲入了自己的房间。不仅羞于下楼泡茶，甚至不好意思与大家共进晚餐。制片主任毕立奎见状，便出来打了圆场，并叫谢晋拿出一瓶茅台酒来，供大家共饮消气。大家也就下了台阶。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淡忘了。但谢晋却把这件事一直记在心头，在一次摄制组的总结会上，他要所有的人都来参加，一个也不能漏掉，大家以为又要听他的“指示”，谁知会议一开始，他用略带温柔而伤感的语调说：“这次出来，我发了不少脾气，伤了不少同志，请大家原谅……”
他这番开场白，使大家顿觉愕然，场内一片沉默。是啊，还能说什么呢，大家谁不了解谢晋，他是因为急，因为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将无名火发泄出来的。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头，严是严了点，可他严得有道理，严在点子上。这比目前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散散漫漫的摄制组，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但话又说回来，《最后的贵族》在美国拍片时的磕磕碰碰虽很多，但顺利的地方也不少。这当然要得益于谢晋的朋友多，这些朋友中，有些是老朋友，如卢燕、白先勇、董鼎山、林青霞等等，有些则是新朋友。他们总是尽其所能地来帮助谢晋拍好片，而这种鼎力相助，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因此也就显得更加的珍贵。比如美籍华人作家董鼎山先生，他不仅要为摄制组的有些事在美国有关部门跑来跑去通路子，还常邀请谢晋和有关演员到他家里去做客。摄制组在美国拍片时，正好遇到了元旦，他就亲自上门把摄制组全体人员请到他家去过年，他的瑞典太太专门烧了可口的瑞典菜，为大家打牙祭。
林青霞也在这段时间里来看望过大家，那天她穿着一套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大氅，飘逸而潇洒，实足一个英俊的女公子。那天她突然来到了纽约的一间酒吧里，这是一间百年老酒吧，《最后的贵族》中男主人公陈寅与他从前的恋人李彤别后相会的一场戏正在这里拍摄。林青霞见到潘虹后，立即上去紧紧地拥抱了她。潘虹那天穿着一件白色的套裙，她们两人拥抱时，黑、白相间的服饰在人灵动的身躯相拥时，紧紧地交融在一起，成为一种十分显眼而和谐的组合色。从林青霞那双充满艺术灵气的眼睛中，看得出她在感谢潘虹，因为毕竟在她突然宣布不饰李彤一角时，潘虹顶替了她，从而没有给影片造成太大的损失。同时，她似乎又在深深地祝福潘虹，因为李彤这个角色很难演，但却给潘虹演活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林青霞似乎也有点“眼热”，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嫉妒。但她并没有把这种嫉妒流露在脸上，而流露在她脸上的仍然是那深深的歉意和祝愿。她拉着谢晋的手说：“我从华盛顿来，布什就职典礼一完就来，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们也好，你们需要支持。我就算个支持吧。”
林青霞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她虽然没有在银幕上留下影迹，但她那颗真诚而热情的心却留下来了。望着她那远去的身影，大家都不免感到有些惋惜。
春节以后，《最后的贵族》在完成了上海的百分之四十的景和美国纽约的百分之五十的景之后，接下来就要去威尼斯拍剩下的百分之十的景。当时，摄制组就在纽约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由谢晋带队，率有关人员移师威尼斯，不过这支队伍人员并不多，因为那里拍的景相对要少一些。另一支队伍则由副导演武珍年带队，先期回国。由于与谢晋长期合作的剪辑师周鼎文的签证被无故卡住，造成他不能如期赴美，因此，武珍年回到上海，在后期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就在谢晋准备率队离开美国去威尼斯拍片之前的一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者论坛”和“中国旅美商学会”派代表来到摄制组，他们希望谢晋在离开美国之前，能挤出时间为他们作一次讲演。虽然行程已经定下，但谢晋还是去了，他讲的题目是：“艺术要以历史为根基”。他在演讲会上说，一个对故土和人民缺乏感情的艺术家绝对成不了大家，同时他认为任何人在脱离历史的情况下要谈清具有历史性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在演讲会上，他坦然地向与会者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背景和在“文革”期间所受的遭遇。从而来解释执导《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影片的思想过程及原委。当有学生问谢晋他是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出国潮时，谢晋稍稍沉思了一下，然后他给与会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说：对中国的出国潮，我的感情很复杂，对此我不想在这里多加评论。但我要告诉大家我亲自遇到的一件事。有一次我来美国，在一次欢迎我的小型聚会上，有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要求发言，但他的发言讲了一半就被我愤怒的喝声打断了，因为他从头至尾都是对祖国的污蔑和攻击，我当众责问他：“你知不知道，在我们国家里不少农民还在靠吃窝窝头生活，他们省下钱来供你们出国留学，就是希望你们回去后能尽快把祖国建设好，如今你不愿回国也就算了，可你干吗还要如此糟践祖国、辱骂父母呢？你对得起生你、养你、供你出国留学的父老兄妹吗？”
谢晋的演讲，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以一遍又一遍的掌声来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3月初的一天，在摄制组移师加州拍完了一组外景之后，《最后的贵族》两路人马便各奔东西。在送走了武珍年带队的一路人马回国后，谢晋一行也当即搭机来到了意大利，与他同行的有潘虹及摄影师卢俊福等人。他们在威尼斯要拍的镜头并不多，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女主人公李彤就要在这里完成她最后的归宿。
由于经费的原因，也因为3月中旬要和潘虹一起参加全国政协全委会，谢晋这次在威尼斯至多待一星期时间。时间虽然短，但对谢晋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因为他不仅在这里拍完了许多他想拍的满意的镜头，还在这里拜见了那个他非常崇拜而又一直渴望见到的甚至曾影响了他一生创作的人，这个人他在几十年前就认识了，但从未谋过面。对于这次会见，作者罗君在一篇题为《相见恨晚》的文章中作过这样的记述：初春的夜晚，意大利威尼斯这座富有魅力的“水城”休憩在无数星星的俯视之下，远离城郊一个古堡式的小镇上，谢晋走进一幢艺术气味浓烈的别墅，这里住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创始人、影片《罗马十一点》的导演、八十高龄的老人德·桑蒂斯。
……在布满雕塑、绘画的客厅里，德·桑蒂斯老人从他珍藏的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两张1952年访问中国时的照片，谢晋俯身细看，一张是在中南海，桑蒂斯与周总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谈笑风生，一张是桑蒂斯和汪洋、蔡楚生、史东山在北影厂。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关切地问起朋友们的近况。谢晋告诉他：周总理、茅盾、郭沫若、蔡楚生、史东山都作古了。老人频频点头，他也告诉谢晋，你还想看望的《偷自行车的人》的导演德·西卡也不在人间了。
为了缓和情绪，谢晋转换了话题，谈到老人拍摄的影片《橄榄树下无和平》、《艰辛的米》、《罗马十一点》等片，五十年代在中国放映时，整整影响了一代观众。他告诉老人他也是“忠实的信徒”，在年轻的时候，《罗马十一点》看了十遍，写下了二十万字看片札记，从人物性格到影片节奏，从布光的运用到服饰道具，都进行细微的品味和仔细咀嚼。这些札记“文革”中被抄走，前几年才找到并已整理出版。
在这次会见中，谢晋与德·桑蒂斯还探讨了意大利电影由辉煌到衰落的原由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中所遇到的问题等，两位在东西方有巨大影响的艺术家谈得十分投机。直至黎明将近，谢晋才恋恋不舍的告辞。
……
1989年的春天终于来临了。不过，这个春天对于谢晋来说，是在不知不觉中体味到的，因为无论在美国的纽约，还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他们都是在严寒酷冬中度过的。在那样的季节里，他们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只有在回到祖国之后，在回到了脚下这块熟悉的土地上的时候，谢晋才猛然发现，原来春天已经来临了。
4月23日，谢晋和张瑞芳等一些文艺界人士参加了上海市政协七届二次全委会。他还要在大会上发言，这是早就定好的。他发言的题目是《勇敢地接受商品经济的洗礼》。他说：几十年前，我们就知道国家“一穷二白”，但那时自豪地认为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遗憾的是，这个愿望迟迟未实现。可是，没人去研究为什么全体人民几十年前赴后继，革命加拼命，老是翻不过身？对比不少发达国家，从有些方面看，中国并不穷。例如，中国的公费宴请是世界第一，但几十桌盛宴可以办一所农村小学。我们买波音飞机一买就是几十架，是波音公司的大买主。但是，飞机买来了，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很差。谢晋接着说：上海该不该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里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有人认为办这个运动会要赔钱。既然办世界性的运动会要赔钱，为什么世界各国都争着办？如果用陈旧的商品经济观念算账，怎么算也觉得办不起，没钱办。我就不相信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连办一个世界第二流的国际运动会都没魄力和办法？为什么不能通过这件事促进一下上海的市容、管理、交通、经济和贸易呢？
对于现在不提文化教育现代化的现象，谢晋也很有意见。他说：目前，教育已从宏观理论上受到重视，但文化艺术还未排上日程。教育是百年大计，文化建设同样是百年大计。我觉得，对上海来说，我们不但希望它有宝钢、金山、桑塔纳，还希望它有今天的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我们不但要将上海建设成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还要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城市。
谢晋的发言，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尽管他的发言突破了规定的时限，并经两次鸣铃后才收尾，但依然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对此，谢晋的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
4月25日，刚刚参加完市政协会议的谢晋又应老朋友孙道临的邀请，参加他的“孙道临电影生涯四十年系列活动”。当天晚上，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人头攒动，上海市党政领导江泽民、曾庆红、刘振元、赵启正、陈至立及京沪电影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千余名观众欢聚一堂，和孙道临一起度过他艺术生涯中这个辉煌的时刻。
面对如此高规格和热烈的场面，谢晋心中真是感慨万千。孙道临和他同在一个上影厂，作为一个知识渊博和艺技精湛的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在上影厂乃至在全国电影界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结果又如何呢？谢晋激动地说：我们对孙道临这样的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其他各方面对他的重视和关心都是不够的，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光明磊落、为人正派的艺术家，在“文革”中仍没有逃脱遭受批判的命运。虽然孙道临已从影四十余年，但科学地说只有三十年，因为他有整整十年时间被耽搁了。在国外，许多演员四十年可以拍一百部甚至两百部影片，而孙道临才拍了二十多部。我们的艺术家被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他们的头发都熬白了。谢晋的发言博得了满堂的掌声和喝彩，因为他的话是真诚的，他说出了与会观众的心里话，特别是与会的艺术家们的心里话，当然，也说出了他自己的心里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己的命运和艺术道路，与孙道临是一样的。
6月2日，谢晋应邀去北京参加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主办的“1989年中国国际体育电影节”，他任评委会主任。
6月7日一上班，谢晋准备次日赴京送样片，当即有人劝他不要去，还说你去了也不一定能找到人。谢晋说：“不能再拖了，我下面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第二天他与制片主任一起登上了赴京的班机。
令谢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的贵族》样片9日下午才送到北京，10日上午，广电部及电影局领导陈昊苏、滕进贤、石方禹及电影局审片小组全体成员就审看了片子，并且迅即将批复送到了上影厂。
上海电影制片厂：
你厂与香港银都机构合作拍摄的故事影片《最后的贵族》经部、局审查予以通过。影片通过时代的巨大变迁以及家庭的不幸遭际而带来的个人生活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沉沦与挣扎，着力写出主人公李彤的命运悲剧，唱出了一曲凄婉沉郁的时代挽歌。影片忠实于原著，侧重于通过人物命运的浮沉揭示主题，结构严谨，风格纤密，并善于吸取中国古典文艺的优秀传统，注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渲染，从而使影片在浓郁的诗情中包孕着沉重的人生沧桑感，成功地塑造了李彤这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潘虹准确细腻的演技为充分揭示李彤的性格内涵和命运悲剧增添了光彩。李彤与俄国流亡贵族华伦斯基相遇的一场戏是影片的点晴之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总之，影片保持了谢晋电影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并在题材和风格上有所拓展。制作也很精细，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审)1989年6月21日
广电部电影局审查通过了这部连谢晋本人也颇为担心的影片，为此，谢晋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其实，在广电部电影局审查通过前，上海对《最后的贵族》已作出了热烈的反响和很高的评价。6月上旬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及曾庆红、黄菊、杨堤、吴邦国、陈至立、倪天增、刘振元、谢丽娟等领导，都分别来到上影厂，观看了《最后的贵族》。影片放完，朱镕基带头鼓掌，对这部影片的拍摄，朱镕基同志自始至终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注，就在谢晋赴美拍片前，他曾亲笔写信给纽约市市长，希望他对谢晋在纽约拍片期间给予支持和关照。副市长刘振元看了影片后说：“我是作为普通观众来看的，看完后印象很深，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精致、自然、深刻、感人。没有多余的东西，可见这部影片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同时他又对在场的潘虹说：你的演技水平难得，我们上海要广收人才，引进人才，欢迎你到上海来工作，户口问题，我们市府负责解决。潘虹连声说：“谢谢，谢谢。”
数天后，《最后的贵族》便开始在市区的有关电影院试映。为了了解观众对这部片子的反映，上海电影家协会、上影厂宣传部专门为该片举行观摩研讨会。一位观众说：《最后的贵族》显示了谢晋的艺术胆识，既体现了他一贯介入生活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风格，又对原有的创作模式有所突破，是他导演生涯中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一位理论家认为：《最后的贵族》标志着中国电影世界性宏观空间的觉醒，它表现了人的生命在世界空间转移中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一位剧作家说：看完全片，他依然沉浸在一片哀愁、悲伤之中。编剧之一的白桦，回顾了当初改编《最后的贵族》剧本时许多行家极力反对的情景，他说，他佩服谢晋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勇气和胆识。
当然，在一片由衷的赞扬声中，谢晋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意见是很有道理的，谢晋惋惜这些意见不能在影片开拍前倾听，以致使这部电影中的一些镜头和情节成了遗憾的艺术。而有些意见他是不能苟同的，他也坦陈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影片的结尾，有的同志提出影片到李彤魂断威尼斯即可结束。谢晋则表示不同意见，他说，他曾考虑过这种结尾方式，但经过慎重思索，感到如此结尾，可能会使相当一部分观众仅停留在对李彤个人命运的叹息思考上，这样会削弱观众对整部影片所渗透的思想内涵的思考。目前的结尾方式，即李彤死去五个月后，生活仍然在照常进行，人生舞台上的生生死死仍周而复始，透过李彤的死，透过日常琐碎生活画面的展现，他希望观众在一个更高的理性层次上去思考一些问题。潘红也认同谢晋的看法，她说：谢晋对李彤这个人物是极偏爱的，偏爱到使这个人物多少有点不尽合理。但我能感受到导演对威尼斯这场戏的安排，是想揭示一个哲理：人生苦短。
中国极具权威的戏剧理论家、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谢晋的好朋友余秋雨先生则给谢晋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把这封信发表在9月5日的《文汇报》上。可以这么说，他是《最后的贵族》乃至谢晋全部电影的热切关注者。1988年夏天上海话剧界的大导演胡伟民在排练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时，余秋雨在现场，谢晋去看他，就把刚改完的《最后的贵族》电影剧本交给他，一年后，《最后的贵族》完成了，而胡伟民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正是在“这样凄伤的气氛中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余先生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慨，给谢晋写了这封洋洋数千言的信，他在很高的理论层面上和用极具余氏特色的思辨性语言对《最后的贵族》作了中肯的评价后，对谢晋说：“无论如何，您作为一位举世公认的大导演，极其可贵地又迈出了自我突破的步伐。这种突破会带来一系列新课题，你以往雄厚的艺术经验也会与新的艺术追求产生某种周旋。这是好事，您的辽阔的观众群正信任地注视着您开辟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