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在北京中影公司的一间办公室里，年已六十四岁的谢晋接受了一位年轻记者的采访。他的略显疲惫但又有些发肿的脸上呈现着淡淡的红晕，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谢晋兴致极浓，他谈到了对中国电影的忧虑，谈到了自己对电影的一些想法和思考，谈到了中国电影包括自己电影创作的走向，当然，他最多的还是谈了他的下一步打算。他向记者透露，他接下来要拍的将有两部片子，一部暂名《纽约客》，是根据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谪仙记》改编的，还有一部是《桃花扇》。拍《桃花扇》是他二十多年前就立下的心愿，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最近，他又通读了一遍明史，细致地琢磨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和侯公子几个主人公。他说，他要么不拍《桃花扇》，要拍的话就要拍出与众不同的风格来。特别要拍出元、明朝代更替、民族兴衰的宏大气势，要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动**年代的软弱悲剧性格。
按照谢晋的时间表，他准备在先拍毕《桃花扇》后再拍《纽约客》。如果两部片子定要同时拍的话《桃花扇》也应该放在《纽约客》之右，先为时任上虞市市长王润按照谢晋的时间表，他准备在先拍毕《桃花扇》后再拍《纽约客》。
下半年，他有不少时间都花在踏看外景上。他去过浙江的东阳、嵊县，也去过绍兴、富阳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上虞。这也是他的恋乡情结所致，每次拍片看外景，他都要到自己的家乡去看看。他一生拍过数十部片子，真正在自己家乡取景的可以说很少，印象中只有《青苗》有一点点，这使他想起来感到很遗憾。他很怕人家说，谢晋拍了这么多影片，怎么不到自己的家乡来拍一部？他知道父老乡亲的心是诚恳的，但电影有自己的特性，选外景和爱家乡是不能等同的。但不管怎么说，谢晋总像欠了自己家乡一笔“债”，这笔“债”，有一天他是一定要还的。
为此，为了多看一些景点，并且不让一个理想的景点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漏掉，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近乎“残酷”的时间表，在这张时间表上，他给自己是这样安排的：1日，上午七时从上海出发，中午到杭州，午饭后去岳官巷踏看明代建筑吴宅。2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出发，十点三十五分过富春江看富阳龙门古建筑群，在富阳县参观郁达夫故居。傍晚返杭，会见著名导演谢铁骊。3日，上午八点去东阳，午后到卢宅察看。4日，上午八点从东阳出发去嵊县，午饭后到长乐镇看景，并抽空重访“越剧之家”，当晚赴上虞。5日，上午去上虞看景，并拜访母校春晖中学，午饭后赴绍兴明代建筑吕府看景，当晚返杭。6日上午，由杭州直奔安徽歙县、黟县，再经湖州到江苏吴江。后由于汽车在上虞出现故障故改去吴江后返沪。
然而遗憾的是，这次紧张的旋风式的看景，虽看遍了浙江境内的明代建筑，但适合《桃花扇》一片的理想外景却并不多见。不像他拍《舞台姐妹》时，很多明清建筑还保存得很好。有些建筑整个就是一处好外景，现在这些建筑都已**然无存了。保存下来的，也都是残缺不全的。这使他对拍摄《桃花扇》竟产生了疑虑。如果没有一处好外景，完全靠布景，是绝对拍不好《桃花扇》的，而要搭实景，这又是不可能的事。为此他决定先把《桃花扇》放一放，把原来准备迟一点拍的《纽约客》排上来。
对于《纽约客》，这段时间谢晋也思考得很多，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主旋律，二是关于他自己今后的路。对于拍《纽约客》，电影界甚至在观众中有很多人是不解的，甚至是反对的。什么原因呢？道理很简单，谢晋一向是以自己的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同步性的艺术家，他的影片几乎都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确立了无可动摇的地位。而现在，他要去拍一部由台湾作家写的《纽约客》(后改名为《最后的贵族》)这样的影片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与我们这个国家沸腾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这样的观点，谢晋显然是不能同意的，他在后来的一篇导演阐述中这样说：“我认为根据《谪仙记》改编的《最后的贵族》，它具有史的作用，诗的境界。有个著名美籍华人评论家曾经说过，白先勇的《台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一部中华民国史，因为它写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在台湾在美国的遭遇，具有史的价值。
“白先勇很多篇作品都写了这么一个哲学思想，可归纳为三条：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迷。《最后的贵族》也是这样，它写了对今昔盛衰的感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冀望，对芸芸众生的嘲弄和同情。白先勇常常通过有限的艺术空间，把每个人物当作一口井，深深地开掘下去，用诗的境界表现了完整的人生，把世态、人情、哲理烧成一块五光十色多种元素的合金……“《最后的贵族》中李彤这个人物将改变我们文学欣赏及审美的观念，作者再三强调她不是经济财产失落，也不是爱情的失落，而是灵魂的失落，她是个离开中国母体断了乳汁的孩子，是杜甫诗中的‘失群的孤雁’。她的命运和结局使我们联想到‘黛玉焚稿’时的疼痛，晴雯临终前的悔恨，女诗人李清照不肯过江东的悲愤，南宋末年宰相杜秀夫背幼子投海的惨烈。很多人生的悲剧不容易用文字说清楚，从李彤的失落感‘延伸’到八十年代的中国现实，让人惊愕地发现历史在重演。今天有很多很多八十年代的李彤、黄慧芬、雷芷苓、张嘉行们，他们面对严酷的现状，面对着走过曲折道路贫穷落后的祖国，也像断了奶的孩子，在异国土地上追求着幻觉般的金色的梦……“……经常听到‘××’电影拍得很好，可配合当前的形势或当前‘××’任务。我们老喜欢把文艺与报纸的社论、报道类同起来。按照‘配合论’的观点，那末《早春二月》、《城南旧事》，又能配合当前的什么呢？其实，这些问题在五十年代文学界、电影界也有过接触，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早就批判过的‘庸俗社会学’。”
就在谢晋对主旋律和“配合论”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并进行毫不客气的反驳的时候，电影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为他的话叫好。权威的电影评论理论家钟惦裴先生就曾这样说：“按照电影文学的特性，它和党的关系以及在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党应以长镜头、广角镜头看电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样的话，对电影来说，正是非常合适的比喻。百年能塑造出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从董存瑞、琼花这样一直排下去，形成一个足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凌烟阁’，电影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翼，它的功绩，便将永垂不朽。而不是要求它去配合中心，图解政策。三十年的经验证明：这固然也算一条但对于作者是末路、死路。不但毁坏了电影文学家，也毁坏了电影导演、演员。
为解释政策而存在的时候，在观众感到不真实之前，导演和演员已经紧皱眉头了，在此基础上希求产生电影梅兰芳，怎么可能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谢晋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最后的贵族》的拍摄中去了。对这部晚年的倾心之作，谢晋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它具有巨大的审美幅度，拍好了，它的震度是宇宙性的，世界性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毕竟是谢晋的一部变法之作，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变法之作。对这部变法之作，谢晋将会倾注自己全部的心血，他又会将自己的整个生命，燃烧进这部作品之中去，这是时代和观众对他的要求，也是他作出的抉择。尽管是痛苦的抉择，但他必须这么做，除此之外，他别无退路，诚如他自己所说：“过去国内不强调商业性，近几年武打片、惊险片在国内大行其道，比文艺片更卖座，引起了争论。但我的电影的特点是，从五十年代的《女篮五号》开始，电影观众的覆盖面就比较大。八届百花奖，我得了四届。得了百花奖的电影一般卖座都比较好，金鸡奖则不一定，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些朋友认为不应当过于迁就观众，但另外一些朋友却认为‘阳春白雪’只会使电影更差。我究竟走哪一条路，尚在反复考虑。”同时他又说：“许多搞电影的人，一生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拍了不少，但真正成功的，自己真正感到满意的却一部也找不出。晚年难免产生失落感。我最怕的就是这。这些都是我的心态。”“我们要不断地追求，要有不断地进行探索的精神，要有那种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要全身心地拥抱它。”
可见，对自己在晚年走变法之路，谢晋是充满着何等的信心和决心。正是这信心和决心，才支撑着谢晋在古稀之年向广大的观众奉献了一部又一部不同凡响的精品力作，并用自己的心血、汗水乃至生命，浇铸着中国光辉灿烂的电影丰碑。
转眼之间，1988年的春节到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春节，谢晋决定回故乡上虞过。自1985年参加了故乡的文代会之后，又过去三年了，他的心里是多么的思念故乡啊。可是他太忙了，忙得连家也顾不上，自然也就谈不上回故乡探亲了。
家乡的领导在春节之前曾多次给谢晋打电话，希望他再回家乡看看。这更促使了谢晋回家过年的决心。于是，一家人都忙乎开了。阿三、阿四当然是最兴奋的，他们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听得懂父母说话的意思，于是，在那几天当中，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天真的童稚般的傻笑。
徐大雯当然是最忙的，虽说是回故乡过年，可所有的生活用具又必须带着，少一件不行。谢晋带的东西也不少，但他带的都是拍《最后的贵族》的有关书籍、资料和剧本，这也够他准备的。因为春节这几天，是他休息和静下心来修改剧本的好时光。
2月16日，即江浙一带俗称的廿八夜，上虞故乡的领导派面包车专程来沪接谢晋。晚上就住在上虞最好的上虞宾馆内。在山边寂静的房间里，远离了都市的喧嚣，避开了迎来送往的烦恼，在松涛的呢喃和修竹的低吟声中，谢晋这一晚睡得特别的香。次日一大早，他尚在睡梦中，忽然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摇他，他睁眼一看，见阿四正站在自己的床前，正用嘴朝窗外不停地呶着，脸上呈现出兴奋的神色。他爬起来一看，呵，下雪了。多大的雪啊，这样的雪，只有在乡下才能见得到。推开阳台的落地窗望去，只见茂密的山林间，已成一片银色的世界了。窗下一条笔直的小道上，厚厚的积雪将路面全覆盖了，只有一个早起的人，在这条洁白的银练上，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脚印。
或许是难得见到这样的大雪，或许是想到民间“瑞雪兆丰年”和“丰年好大雪”的好兆头，谢晋今天心情特别的好。长长一整天，他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推敲《贵族》的本子。这个剧本是由诗人白桦和台湾美籍作家孙正国共同改编的。白桦就住在谢晋家的楼上，自从决定拍摄《谪仙记》之后，谢晋就多次找上门，希望由他来改编《谪仙记》。但白桦一开始并不想“揽”这个活，他说：“因为我历来不改编别人的作品，我认为这是既不尊重别人又不尊重自己的事情。后来由于谢晋的顽强和我的软弱，做了一次违心的动笔。”事后证明，白桦改编的这个本子是成功的。
晚饭前，县里的几位领导来看他，并陪他和他的家人提前吃了团圆饭。因为按传统习俗，明天年三十才吃团圆饭，这一餐饭，所有在外面的亲人都要赶回来，一家人坐在一起，团团圆圆，其乐无穷。但今年谢晋家里，却缺少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儿子谢衍。谢衍现在美国攻读导演专业，春节前曾来过电话，对父亲说，现在学校里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班一共五十名学生，到第二学期时已淘汰了二十多名，差不多只剩下一半了。谢晋告诉在座的领导说：他前不久访美期间，按理说父子俩已好久不见了，应该好好地叙叙，但儿子的学习太紧张了，没时间，因为他一方面要学习，一方面还要去打工，再用打工挣来的钱去交学费和自编自导电影小品的各种费，如果一天不打工，就要损失好几十块钱。谢晋的话，使在场的领导们很感慨，这么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大导演，他的儿子在美国还要打短工，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难以想象的。但事实就是这样，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靠父辈靠别人只是一时的，最终还得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拼搏，靠自己的实力。
正月初一，县委书记章天祥邀谢晋去几个地方看一看，谢晋风趣地纠正说，不光是去看一看，是向父老乡亲们拜年。，他的话，令在场的领导们都笑起来。这时雪已经不下了。雪后的早晨，空气特别清新，太阳从山那边升起来，将它的第一缕霞光投射在龙山的山顶上，龙山顿时笼罩在霭色的玄光中。谢晋随领导们拜年的第一站是全县最大的国有企业棉纺厂。第二站是章镇的碳素厂。中午在碳素厂吃了便饭，也来不及休息，又匆匆赶到上浦镇的风机厂。待拜年结束，回到宾馆已是下午四点多了。晚上，文化局的谭寿焕家宴谢晋一家，文联的几位领导作陪。老谭用最具家乡风味的苋菜梗、霉干菜蒸肉、霉千张和自酿的老白酒招待这位尊贵的老乡。这一顿饭，因为极对谢晋的胃口，他吃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说到了自己的童年，说到了“文革”中的遭遇，说到了自己的家庭，也说到了最近准备拍摄的《最后的贵族》。他说：“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我的电影反映的都是人道主义的东西，因为我本人就是个人道主义者。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一些人道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这些作品不论经过多少年，都是不会过时的，因为人道主义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这次导演的《最后的贵族》就是一部人道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
因为第二天还有许多活动，尽管谢晋酒性、谈兴甚浓，大家也只好中途“刹车”。
正月初二一早，谢晋就率领全家，到谢塘老家拜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阮顺泉等同志陪他前往。到了谢塘，稍事休息，喝了杯茶，他就提出要去老街看看。老街在他的印象中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两边是古色古香的店面，中间一条青光滴滑的石板路，每逢赶集，总是人山人海，许多农民挑着自种自养的瓜果蔬菜和家禽水产从四面八方赶来，进行买卖交易。谢晋的家就在镇上，小时候，每当放学以后，谢晋都会和同学们一起，到街上买他喜欢吃的各种南货：果叶糕、糕干、豆沙月饼、糖炒栗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1938年，当日本鬼子的炮声在沿海一带隆隆响起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故乡，当然就再也吃不到这些他永远也忘不掉的家乡名产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又回来了，老街还在吗？它变成了什么模样呢？
在阮部长和镇领导的引领下，谢晋来到了老街。老街已变了，原先窄窄的街道拓宽了，泛着青光的石板路代之以水泥路。右侧的一排老街旧房已全部拆除，新的街面房在老街旧房的一侧已经崛起。整洁明亮的商场内，陈列着并不比城里的商场逊色的商品。靠左一侧，大致还保留着老街的原貌，有些店面，因为实在破烂，稍作了一些修缮，其他的，几乎是原样不动。而特别令谢晋感到兴奋的是，那爿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曾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南货店，竟还保留着，并且还在经营着各档的南货，当然，品种比那个时候要多得多了。而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果叶糕、糕干、豆沙月饼等，在这爿店里仍在经营着，而且一式的还用黄糙纸包装，上面贴上一张大红的纸，纸上写着“南货”两个字，这使谢晋感到特别的亲切，也产生了无限的感慨，由此他想到了传统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要改变它真是不易的。人的口味是这样，爱好习惯是这样，搬到艺术上，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看完了老街，谢晋又到镇上的文化中心去参观。这次他给文化中心带来了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在当时来说，已是相当不错的奢侈品了。
连续的参观和拜年，使谢晋有一些累了，县里领导不忍心再来打扰他。于是从初二下午开始，谢晋就开始在宾馆里休息，说是休息，其实是关起门来修改《最后的贵族》.晚饭后，谢晋就抓紧时间睡了一觉，睡得很香，这是他长期形成的习惯。他一般不睡午觉，只在晚饭后美美地睡上一小时，但这一小时，足可以使他精精神神地工作到次日凌晨两点钟，然后再睡到上午九点钟。他把这种习惯称为分段工作法，即白天一个时段，晚上一个时段，两个时段之间又有睡眠作保证，这样既可以保证身体的健康，又可以使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他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竟能保持常人难以想象的旺盛精力，而且工作效率又是那么的高，其中的秘密，可能就在这里。
傍晚前，又下起了雪。整整一下午，徐大雯和孩子们都待在房间里，因为外面结了冰，她不让孩子们出去。就只好待在温暖的房间里看电视，她也不让孩子去父亲房间里，父亲在工作，孩子去了会打扰他。实在烦闷了，她就打开阳台的门，让孩子们来到大大的阳台上，然后做起雪人来。雪人虽做得并不怎么样，但孩子们是开心的。
晚饭前，谢晋也过来了。整整一下午，他看完了一个长篇电视剧剧本。剧本是县里一位青年作家创作的，写的就是他的老祖宗谢安，是这位作家根据他自己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题目叫《东山再起》。剧本写得还不错，就是场面太大了，特别是淝水之战一场戏的场面太大了，资金得几千万。他想在晚饭后找这位作家谈一谈，建议把集数压缩点，把场面缩小点。这样如果真的拍的话，费用可以大大降下来。但这位作家正好去乡下拜年了，几次没有联系上，于是他只好托城里的一位朋友寻找他，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
和孩子们玩了会，一家人就去餐厅里用餐，偌大的餐厅里，只有他们一家六口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温热的老酒，品尝着家乡的菜肴，体味着家庭的温馨，大家轻轻地说笑着，谢晋时不时地把菜肴夹到阿三阿四的盘子里，并为他们塞好脖下的餐巾。阿三、阿四嘿嘿地傻笑着，谢晋也附和着笑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红晕。是啊，这是多么难得的团聚啊，这样的团聚，对于谢晋一家人来说，一年之中也许只有一次，或者两次。对孩子们来说，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住上好几天，这真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了。而对于谢晋来说，这就是真正的天伦之乐了。
晚饭后，谢晋回到房间里休息，八时半左右，那位作家准时来到了谢晋的房间里。谢晋刚起床，精神特别好，闲聊了一阵，他们就开始谈起了剧本。他们谈得很详细，谢晋把每个需要修改的地方都打上了记号，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在客厅柔和的灯光下，一位艺术大师和一位年轻作家挨在一起，头抵着头，一页一页地讨论着，直至金鸡的第一声报晓从远方传来，才把剧本讨论完毕。若干年以后，这位已与谢晋结成了忘年之交的作家在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时，曾十分动情地说：“那个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习作者，而谢导演却是海内外闻名的大导演，面对一篇并非十分成熟的作品，他竟阅读得那样的仔细，修改得又是那么的认真，而批评得又是那么的中肯，令人心服口服。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人品、艺品的体现，这种人品和艺品，对于影响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家乡过完了春节，谢晋和家人在正月初五，即1988年的2月21日傍晚回到了上海。晚饭后，他开始阅览这些天来被邮差塞在信箱和门缝里的堆积如山的信件、报纸和杂志。当然，他最先翻阅的是《文汇报》，在他的心目中，《文汇报》是一份可以从头到尾读得下去的报纸。在翻到2月16日的那份报纸时，他的大大的嘴巴咧开了，在“文艺百家”这个栏目中，他写的那篇《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长篇文章，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刊载了出来。谢晋算了算，2月16日，正好是大年三十。《文汇报》在中国人吃团圆饭的时候发表了这一篇文章，是否有某种含义呢？
在文章的开头，谢晋注意到有一段编者按：“这是谢晋同志最近作为兼职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所作的讲演，曾引起复旦师生的热烈反响。本刊1987年12月28日发表了电影导演谢飞对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看法，现在再发表谢晋的讲演，以期把这个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文汇报》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刊登南北“两谢”谈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看法，这种执着专注的程度，是在其他的媒体中并不多见的。这说明，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不仅引起了电影界本身的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的关注。
在家里休息了一两天，谢晋就到日本参加由日本一个机构组织的电影《芙蓉镇》学术讨论会去了。不过这次去日本的时间并不长，总共才待了没几天，他就匆匆赶回来，然后就一头扎到《最后的贵族》这部片子的筹备中去了。所幸剧本的基础比较好，基本上没问题。但这部片子怎么拍，就是说，片子拍好后，究竟给谁看，即使到了这时候，谢晋仍是犹豫的，他说过：“有人曾经劝我应该拍让五百人欣赏的高层次电影，我还是选择了一亿观众。我总感到真正搞艺术的不能像墙角里的花，只是孤芳自赏。创作还是要贴近时代，心中要有最大多数的人民，我今后的宗旨仍是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要接近群众，贴近时代，努力超越‘自我’。”
而《最后的贵族》在风格上、题材上乃至在创作手法上都是与谢晋以往所有的电影有很大区别的。这部片子能否拍得好，是有风险的，别人心中没有底，其实谢晋的心中也没有底，虽然他曾与人打过赌：“看了这部片子你如果不落泪，我请客。”但究竟怎么样，他自己心中是清楚的，毕竟，这是一次艺术的变法，也是一次艰难的超越，而“变法”和超越的成功率是很低的，甚至是要作出牺牲的。
在筹拍《最后的贵族》的过程中，台湾作家白先勇来到了上海。白先勇是《谪仙记》的原作者，是台湾现代派文学主要作家之一。他的父亲是蒋家皇朝中赫赫有名的战将白崇禧，人称小诸葛，权重一时。但自跟随蒋介石溃退台湾以后，终因政见不合，在极度的政治压抑和思乡之情的折磨中，郁闷而死。大厦倾覆，家道零落，白先勇写的《谪仙记》，就是诠译着这么一个凄凉和哀怨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这种人生体验，以及把他所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的体验，统统写进了这么一篇短短的作品里。可以说，他把作品中的人物写活了，特别是李彤，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个人，他不但熟悉她的外表，还了解她的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先勇就是李彤，李彤就是白先勇。
白先勇来上海，是来看老朋友谢晋。这之前，他们已经见过好几次面了，但介绍他们认识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那是在美国洛杉矶，白先勇在影院看完这部片子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一位知心朋友说：看了这部影片，我开始相信中国的政策变了。这样尖锐的题材，居然在大陆可以拍，而且可以拿到美国来放，这说明这个国家敢于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了。于是，他找到了正在美国的谢晋，那一晚，他们谈了很久很久。白先勇来上海的第二件事是想来了解《最后的贵族》的进展情况，特别是电影的主旨。为此，他很想听听导演谢晋和编剧白桦的意见。于是，在他抵沪数天后的一个晚上，在白先勇下榻的酒店，两位艺术家便作了一次酣畅的长谈。
在与谢晋作了彻夜长谈后，白先勇又与编剧之一的白桦对剧本作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意见亦是一致的。白桦说：“白先勇对李彤这个人物的思索已经超出所谓国共两党之争、成败、是非等等之外了，他以全部**描写的是人类之中的一个独特的人，写这个人走向精神深渊的那段最痛苦也是最美丽的历程(这就是这个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我无条件地给予李彤以全部的同情、理解和爱。我完全忘了她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的一个小姐，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同胞、一个同类、一个至死都不自甘沉沦而又承担不了如此沉重的痛苦和爱恋的人。”
白先勇此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个活动是想寻找自己的祖居。他父亲在大陆时，在上海有好几处房产，当时的国民党许多大员都这样。解放后，这些房产全被人民政府接管了。现在，这些房子有的被居民居住着，有的则辟作了单位的办公房，有的则成了某家医院的一部分。那天谢晋陪着他，长久地在这些当年曾无比辉煌和荣耀的小楼前踯躅着、徘徊着，回忆着历史的嬗变，感叹着沧桑的巨变。最后还是白先勇先开口：“走吧。”次日一早，白先勇就离开上海，飞回台湾。
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和酝酿，《最后的贵族》即将于7月的中下旬正式开机。在这之前，谢晋已亲赴美国、意大利及威尼斯等地选取外景，国内的一些景点，也都由他亲自踏勘和选定。
就在谢晋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的贵族》开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时，一个名叫上海巨星影业公司的机构这时候破土而出了。巨星影业公司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子公司，由谢晋任艺术总监，上影厂的常务副厂长迟习道任总经理。公司下设制片部、创作部和经营部，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享有自己挑选剧本、筹措资金、组员拍片的权利。作为我国第一家具有相对独立制片权的影业实体，谢晋成立这样一家公司，当时的说法是很多的，但从总体上来说，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领导上也是全力支持他创办这家公司的，而从谢晋本人看，这是他多年的愿望。1955年他与石挥等人成立的“五花社”，就是他这个愿望的萌芽，后来这个萌芽虽在反右斗争中被残暴地扼杀了，但这个愿望却从未在谢晋的心中消失过。对此，他曾这样说过：“我国各制片厂对导演的安排，做法不一，就这个问题，我记忆中也是动**、折腾二十几年了。除了极左路线干扰以外，对创作人员的安排老是想来个划一不二，其实艺术最忌划一。我想的和三十多岁的青年导演不一样，也和七十多岁的沈浮同志不一样。沈浮同志又和张骏祥同志不一样，因为张骏祥又做局长又要当导演。所以试图把一个厂的导演三一三十一地划分是最忌讳的。我感到，创作室的做法可以，固定摄制组也可以，几个导演搞一个组也可以，千万不要划一。每个导演的想法不一样，我自己十几年前的想法同现在不一样，十年后体力下降不能拍戏了，想法还会是另一样，这方面也希望有关部门的领导尊重规律，解放思想。”
成立巨星影业公司，可以说是了却了谢晋平生的愿望，开创了中国电影界以导演作为独立法人的先河。这样，中国几乎所有的电影制片厂都可以成立由导演独立“组阁”的摄制公司，这是电影艺术发展的走向和必然，是无法阻挡的。遗憾的是，“巨星”后来在上海的命运并不佳，就在公司摄制了《最后的贵族》和《清凉寺的钟声》及《老人与狗》等几部片子之后，子公司与制片厂之间由于某些关系仍未理顺，导致了子公司与制片厂之间的摩擦越来越频繁，虽经有关领导和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最终因调和无望，只好分手。而这次分手不仅仅只宣告了“巨星”的歇业和解散，更重要的是导致了谢晋与上影厂之间的彻底剥离。尽管这种剥离对谢晋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毕竟是上影厂的导演，他是在上影厂良好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上影厂也就没有他谢晋。但有些事情又是很复杂的，一言难尽的，谢晋不想使这些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他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心情下，谢晋离开了上影厂，确切地说，他不再当上影厂的导演了，而是成立了另一家公司，这就是后来的上海谢晋——恒通影视公司。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最后的贵族》开机前，谢晋推辞了几乎所有会影响到他创作情绪和精力的一切社会活动，但有两件事，他却是无法推辞的。一是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二十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作为世界五大电影节之一，这个电影节是备受各国电影界人士重视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电影节上，要放映他的《芙蓉镇》。还有一件事是去深圳参加第十一届百花奖、第八届金鸡奖颁奖大会。因为在这届金鸡奖的颁奖仪式上，他要主持为获奖者颁奖。这两个活动都是既耗时间又耗精力的大活动。好在一个在7月初，一个在8月底，冲突还不大。但到了6月底，真的要去办出国签证了，谢晋又犯难了，《最后的贵族》马上要开机，他作为导演怎么能离开呢？左思右想，他觉得还是不去为好，但他不去，总得有人代他去，他想到了徐松子。徐松子虽在片中扮演的不是主要角色，但她演的李国香确实不错，这次去，获奖的可能性很大。决定了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负责人和徐松子本人。在得到了双方满意的答复后，谢晋也就专心致志地去忙他的《最后的贵族》了。
7月初，徐松子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期赴捷。一天晚上，正在北京出差的谢晋忽然接到了上影厂副厂长、本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评委于本正和徐松子从捷克斯洛伐克打来的电话，听得出，他们在说话时很激动，他们告诉谢晋：《芙蓉镇》在电影节上放映之后，观众的反映非常强烈，在由二十二个国家一百三十多部影片参加的角逐中，它夺得了本届电影节上的最高奖——“水晶杯”奖。徐松子也获得了电影节戏剧家评委奖。
接到电话，谢晋的心情也和中国电影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心情一样激动，他认为《芙蓉镇》的获奖，不仅仅是对一部电影的肯定，而是表明了整个民族的觉醒。《芙蓉镇》从拍摄、送审以至在放映过程中的曲折，都折射出了解放以后中国电影的不凡命运和沉重。中国电影从1950年起便涉足卡维罗发利电影节，但送去角逐的大多是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影片，在漫长的三十八年中，在与勃兴的意大利现实主义派的竞争中，中国的电影导演和明星们目睹观众对后者的狂热和崇拜，不免备感寂寞和冷落……7月22日，中国电影代表团从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载誉而归。谢晋早早地等候在北京机场的出口处，当上影厂副厂长于本正捧着那只由捷克著名工艺家设计的、用驰名世界的捷克玻璃制作的水晶球步出出口通道时，迎候在旁的电影界领导和同仁们纷纷涌上前去，将一束束鲜花送给他们。谢晋今天既是迎客者，又是被欢迎者，当欢迎的人群把鲜花送给代表团成员时，大家又转而把鲜花送给了站在一旁的谢晋。
次日，抱着十七公斤重水晶球的谢晋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至立及副部长俆俊西，市电影局、上影厂的有关领导在机场迎接他。谢晋在机场对釆访他的记者说：“这部片子完成前后经历了风风雨雨，两年来它经受了考验，也说明了像《芙蓉镇》这类影片还是有生命力的。”
《芙蓉镇》的确是有生命力的，就在谢晋说这句话的几天之后，北京有一位电影评论家想重温一下《芙蓉镇》的情节，便来到北京正在上映此片的一家电影院，他发现在近千人的大厅里，竟然座无虚席，全部满员。这使这位评论家十分惊讶，没想到一部影片，在两年之后，“剧场效果”竟还如此强烈，可见，时间在过滤着每一部作品，最终的裁判者应当是人民。
数天之后，上海市委宣传部为影片《芙蓉镇》获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举行隆重的庆功会，以表彰导演谢晋和影片的创作人员。此前，市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已为《芙蓉镇》开了表彰会并颁了奖。市电影局和上影厂奖给谢晋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奖给《芙蓉镇》摄制组二万元，编剧古华和阿城各奖二千五百元。此后市政府又奖给摄制组一万元。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手捧沉甸甸的奖金，谢晋内心异常激动，他说：“遥想当年，我拍的《舞台姐妹》在上海遭受批判时，我是多么的孤立无援。而今天，我拍的《芙蓉镇》同样受到了责难，但处境却大不相同，我要感谢在《芙蓉镇》栉风沐雨时给予我大力支持的领导和观众们。”
炎热的7月很快在谢晋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过去了，接着，秋天便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谢晋也一样，今年的喜事特别多。除了投拍《最后的贵族》、《芙蓉镇》获国际大奖外，8月中旬由静安区影评协会出面，又为谢晋举办了“谢晋电影回顾展”，有七部影片参加了这次回顾展，总共放映六十七场，观众达三万七千多人次，平均上座率百分之九十八。这样高的上座率，在电影市场日渐不景气的状况下，对谢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宽慰，而对中国的电影界来说，又不能不说是昭示着一种希望。
在回顾展的开幕式上，谢晋作了一番非常精彩而又发人深省的发言。他开玩笑说：给活着的电影导演搞回顾展，这在我国影坛似乎还没有过，说实在的，我国的电影导演要搞一个回顾展是很难的。一来是拍的影片不多，二来是拍的不少影片已无法作回顾，像我拍的《春苗》，只有到我死后才可能作回顾。同时他又说：从这次回顾展来看，我的影片还有这么高的上座率，特别是《芙蓉镇》最近又在卡罗维发利获大奖，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世界特别是东欧对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当然，中国电影离全面进入世界市场的目标还很远很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