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地热起来了，进入6月以后，这个湘西山区的小镇，简直就如火烧火燎一样。所有摄制组的人员，一天的戏拍完之后，个个都是一身臭汗，因此回到驻地，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赶快跑去冲凉。谢晋年逾古稀，又是摄制组的“三军”统帅，但在生活上，他却从来不搞特殊化，即使那点喜欢喝几盅的小小嗜好，也被自己戒了，这使摄制组的同志们十分感动，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在谢导的领导下，即使再苦再累，也要把《芙蓉镇》拍好。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的，当数两位男女主要演员。饰秦书田的姜文虽然年轻，却多才多艺，缺点是有点放浪不羁。他到《芙蓉镇》剧组后，有人告诉谢晋，这小子很狂，接到剧本后也不见他怎么用功，谢晋听了，一笑了之。这事传到姜文耳朵里，他说：“那时候用功还来得及么？其实我的功夫是下在心灵的努力上了。从一看到小说和剧本起，我就逐渐进入了角色，不是演戏和想这事儿时才进入，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尽量处在角色的心境中，从我日常接触到的各种人与事中体会角色的心态，也即生活在大角色中。你看我好像一天到晚忙别的事儿，一开机就上演，似乎很轻松，其实我每天对这个作品和角色想得很多。就像《芙蓉镇》写的反右，我不熟悉，所以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一直看小说，边读边在每一页上写满了感想。”有一次，化妆师希望他的皮肤能再黑一些，姜文说“得。”于是他便把自己脱得光光的，穿着一条三角裤衩，就坐在阳台上，让毒辣辣的太阳晒。谢晋看到后，见他的皮肤又黑又亮，便戏称他为“黑泥鳅”。姜文还爱动脑筋，他为右派秦癫子设计的独特的眼神，他在秦癫子穿的旧毛衣上缝的那个布袋袋，他为秦癫子在扫青石板街时设计的“华尔兹舞”以及他为秦癫子发明的翻筋斗的动作，活脱脱地把一个扭曲了灵魂、屈辱地生活、用“癫”的特殊形式来生活和抗争的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刻画了出来。以至于谢晋预言：“姜文有望争夺电影金鸡奖的桂冠，这次评选时，我将投他一票。”
同样，刘晓庆在拍戏时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她是大明星，大明星总难免要摆一摆架子。但刘晓庆一到王村后，看到摄制组住的条件是这么的差，吃的又是那么的苦，她还有什么理由挑肥拣瘦呢，于是，她也和其他人一样，该住哪里就住哪里，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该怎么拍戏就怎么拍戏。有一次，按进程要拍一场胡玉音卖米豆腐的戏，那天正是毒日当头，热辣辣的太阳把王村镇上的石板路烤得滚烫，气温高达四十度。大家站在太阳下，现场所有的人，包括谢晋、刘晓庆，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但没一个人退却，直至这个镜头拍完了，大家才获准回去冲个凉。对于这件事，有人曾经问谢晋，如果换一个时间拍这场戏，是否会影响效果呢？谢晋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主要是不真实，现在观众不大喜欢我们的电影，毛病就出在这地方。比如按剧情规定这场戏要有毒太阳，可你却拍了个阴天，或者太阳快下山了，这样整个气氛就大打折扣了，甚至会影响到剧情。进而他又说，一部影片要真正打动观众，最主要的是在于它的真实性和思想深度。
因为天气热再加上电压不稳等诸多方面因素，摄制组夜晚一般不拍戏，于是晚上就成了纳凉的好时光，可谢晋是个“工作狂”，即使天再热，他也不会找个凉快的地方舒舒服服地休息。于是他就想出个“诡计”，何不趁大家纳凉时，探讨电影艺术的发展和走向。发言的主角可以说是摄制组的每个人，只不过是有的人说得多一些，有的人说得少一些。发言的内容也是不受限制的，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总之只要与电影艺术有关的都可以谈。当然，谈得最多的是谢晋。有一次，在谈到电影演员的表演时，他这样说：“演员要有创造角色的毅力。一般舞台戏排完了，演员角色创造基本上就完成了，当然演的过程还有提高。电影呢，重要的戏我放在最后拍，还有三个月、五个月时间，即使到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也没完，没有配音，这也是一种再创造，剪辑完了，演员表演节奏又会有大的变化。所以，电影演员的创作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大概在片子拍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又有一些记者辗转来到了王村。在拍摄的外景地，谢晋请他们看了刚刚拍好的样片。看完样片后，谢晋似有预感地说：这部片子拍完后，可能会引起些争议，但有争议是正常的，我们国家在宝钢选址、深圳搞特区、长江三峡造电站等问题上一开始也引起过争议。文学艺术的创作就更应该允许有争议，但问题是这种争议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学术探讨，而不是批判、讨伐和一言堂。
在这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谢晋第一次提出了拍电影应该有巨片意识的观点，这是他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的电影创作实践和结合了对社会历史的潜心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十年动乱过去了，‘四人帮’粉碎后又过去了十年，社会的大变革，恰恰是出大作品、大影片的时代，这不是自己的主观幻想，而是一种必然规律。解放以来，我国的道路曲折复杂，导致了社会和人们极大的动乱骚扰，流血流汗流眼泪。今天我们已经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投身于一种崭新的经济建设中去，我们有幸经历了前后十年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形态，使我们较为清晰地认识了国家民族和个人所走过来的道路，它作为一种良好的拍片条件提供给我们，加上中国其他拍片条件也是相当之好，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们一定要珍视这些条件，拿出优秀的，具有深刻内涵和庞大构思的大影片来。如果我们还只能拿出平庸无力的影片，我们就对不起这个时代，也对不起三十多年来我们吃过的‘左’倾路线的苦头。”
谢晋的这些话，被新闻记者报道出去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是有的人高兴，有的人担心，也有的人反对。高兴的人认为谢晋终于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敢说出来的话，担心的人觉得谢晋的嘴巴太没遮拦了，弄得不好的话，又会生出什么是非来。反对的人认为谢晋的话太狂妄了，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但无论高兴也好，担心也好，反对也好，这方方面面的反应都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谢晋的耳朵里，谢晋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当即就沉不住气，大声对来访的朋友说：“《芙蓉镇》这个本子转了几个厂都没拍成，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本子深刻揭露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即我们党我们国家的黑暗面，这就与当时的《人到中年》三上三下和《天云山传奇》三上三下差不多。《芙蓉镇》后来虽然被定下了，但我常在想，我们建国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干什么还要萎萎缩缩、抖抖瑟瑟、小手小脚？这样肯定拍不出大影片，我们由于受‘左’的影响，曾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拍出来的影片老是不如‘**’以前的水平，那么我们到底干什么去了？有人说我提‘巨片意识’太狂妄，我说我不一定能拍出巨片来，但不能没有巨片的意识，不能没有更宽的眼界和更高的标准。”
就当谢晋在偏僻的王村紧锣密鼓地拍摄他的得意之作《芙蓉镇》、并在每位前来探班的记者面前眉飞色舞地大谈他心中的巨片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和谢晋自己的后院——上海，这期间正发生着两件与他有关的也令他意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事看起来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关系很大。他所在的上影厂演员杨在葆主演了一部名叫《代理市长》的影片，在内部放映时，有的领导对片中“宁犯天条，不触众怒”这句台词很反感，认为这部片子有问题，必须改。当时正是对《芙蓉镇》等题材的作品非议纷纷的时候，杨在葆拍了这么一部片子，政治上压力很大，但心里又不服气，于是他就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骑着自行车直接送到了中南海。信中说：“有领导看了影片有意见，对此意见，我思想不通。我是个演员，我不懂得世故，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写信给您，请您抽时间看看这部影片，给我批评帮助。”没想才过一个星期，他就接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批语：“我个人意见，这部影片不用修改可以上映，我看过这部影片，是不错的，总比那些和四化不沾边的好，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有点刺，为什么不可。”
这件事在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胡耀邦同志所指的不仅仅只是《代理市长》一部片子，他传递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挽救了一大批作品，更挽救了一大批艺术家。
第二件事就与谢晋有直接关系了。大概在7月的中旬，上海有一位名叫朱大可的年轻学者，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文章，朱大可是在参加《文汇报》举办的对谢晋电影的讨论中写这篇文章的。谢晋是上影的导演，《文汇报》开展对他电影的讨论，原是出于好意，当然也可能包含着时下所热门的“炒”的成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位艺术家被在报纸上开展讨论，十有八九是因为他本人或作品触及了地雷。所谓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讨伐和批判。而这次则不然，一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已由乱世转向盛世；二是谢晋的电影正在日渐走向成熟，每部片子都影响巨大，对他的电影开展一次中肯的有声势的讨论，无论对他本人、对他的作品乃至对整个中国电影的走向，都是有益的。
讨论开始以后，编辑部陆续编发了一些文章，多数持褒扬或基本褒扬的态度。当然也有几篇是持否定或基本否定态度的。编辑部对发与不发这类文章，颇感忧虑，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发。谢晋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点，他的电影也并非十全十美。既然如此，文章发出去，对谢晋本人，对他未来作品的走向，都会有好处。因为这些文章都是针对谢晋电影中的某个局部情节，某些台词甚至某种真实性而言，因此发了以后，无伤谢晋电影的大雅，更撼不动他在电影界的地位，自然也不会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
这时候，一个名叫朱大可的作者寄来了一篇文章，既然前面的文章没有在读者中引起太大的反响，而朱大可的文章用词虽然偏激，有些观点也有明显的哗众取宠之嫌，更主要的是，他是以全盘否定谢晋的电影为前提的，这样的文章发出去，会不会引起不良的后果，编辑部的同志吃不准。但既然是讨论，即使朱大可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允许他发表一家之言，况且朱大可的文章在对谢晋电影的剖析方面，也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对读者全面认识谢晋的电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大家一致意见：发。
可以这么说，朱大可的这篇文章，是文汇报举办这次谢晋电影讨论中的代表作，是令一些电影界人士尤其是谢晋本人读了后有点晕头转向的重磅炸弹。文章以毫不留情的语言，犀利地列举了谢晋电影中的种种弊端。朱大可称：谢晋电影“现在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一个严重的不协合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谢晋的电影是一种“以煽情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在谢晋模式中包容着各种表层和深层的密码”、“谢晋的道德情感密码又总是按规定程序编排，从中可以分离出‘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四项道德母题，无论《传奇》《牧马人》和《花环》，总有一些好人(罗群、许灵均、靳开来)不幸误入冤界，人的尊严被肆意剥夺，接着便有天使般温存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冯晴岚、李秀芝)，抚慰其痛楚孤寂的灵魂，这一切便感化了自私自利者(赵蒙生母子)、意志软弱者(宋薇)和出卖朋友者，继而又感化了观众，上述冥冥的道德力量有力保证一个善必胜恶结局的出现。”朱文又称，谢晋电影是“某种经过改造了的电影儒学”。
对于朱大可的这篇文章，谢晋是稍后一些时候才读到的。因为他尚在王村拍戏，而王村又无法读到上海的《文汇报》。等到他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半个月之后了。这时候上海的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都被朱大可的这篇文章闹得沸沸扬扬。谢晋的一些友人和影迷，也在积极组织文章，准备反击。
倒是谢晋本人显得十分平静，这究竟是一种长者风度，还是对朱文不屑一顾，抑或是他确实认为朱文言之有理，必须加以思考。谁也不清楚，但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后来的一次答记者问当中，他还是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虽然他的语气是温和的，用词也是颇具分寸的，但观点却是显明的，他不同意朱大可的观点和批评，他这样说：“我们老导演虽受传统美学影响很深，但我们不希望他们反对我们，我也不反对他们，百花齐放嘛，中国的流派已经很少，不能太划一吧……，这种立论(有人把谢晋的作品称之曰‘模式’之类的批评)就不准确，只能说我的作品有追求和风格，不存在什么‘谢晋电影模式’。‘模式’意味着凝固、停止不前，而我还是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现实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把我的作品提到什么‘谢晋时代’的高度，更不确切，我没那么伟大。”由此，他推断说：“提意见的并不是导演，而是一两个大学生，他们为了自己要出名，于是拿我做例子。”
继谢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京、沪等地一些有影响的评论家，也对朱大可的“立论”提出了措词激烈的反驳。这种反驳虽然充满了火药味，但却是充分说理的，有根有据的，它不同于以前的“围剿”和讨伐。更不是仗势欺人和以强凌弱。著名评论家梅朵后来在颇有影响的《文艺报》上著文说：“谢晋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没有改变他的现实主义的审美追求，这不但是应该允许的，也是合理的。既然我们承认艺术家应该发挥他们的创作个性，既然文学艺术的历史、创作个性愿意选择并坚持现实主义这一审美方式，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选择和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审美方式就是拒绝接受现代意识、继续重复自己呢，就可以因此证明他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谢晋曾经把他的镜头深入到祖国的不同角落和不同阶层的人民生活之中，写出了一个个性格不同的人物的命运，写出了他们的苦难、挣扎和不平，提供我们对生活、对人物命运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如果说这中间有其一贯精神的话，那就是它们汇成了一股热烈要求变革我们生活的最强音。我们怎么能把他所描写的不同生活画面，不同人物形象，完全无视它们的独立性，而像用切肉机似的把它们划成一块一块碎块，并从中找出它们的‘类似点’，由此简单地把它们归纳为什么‘好人蒙冤’等等所谓的‘道德感情密码’的既定‘程序编号’呢？且不说，这样的评论方法是否合乎艺术规律，单就一个评论者完全不顾艺术家处境的现实存在，竟然如此轻率否定，我想也是很不合适的，固然一个评论者有权把他的理论作为一种自由的游戏，但是也请尊重一下艺术家的劳力吧！”
在梅朵发表了对朱文的看法之后，京城的又一位大电影评论家陈荒煤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谢晋1954年第一部和林农同志联合导演的影片就叫《一场风波》，不料自此之后就风波不断。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明天，对谢晋创作的道路，创作中的探索和追求，对这样一位有才华的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成长起来的导演的历程，进行一些剖析，认真地总结经验，我认为，不仅对谢晋本人，对整个电影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对中国未来电影事业的发展都是必需的、有益的。即使谢晋导演的影片有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还确有广大观众喜爱、接受。(最近上海举行谢晋个人影片回顾展，各场都爆满)，那么，现在许多同志在大声疾呼要研究美国娱乐的同时，为什么独独要打倒谢晋的所谓‘模式’——而且是‘好莱坞模式’？
“……倘若以为，艺术家力求自己的作品以情动人，着重表现人的感情，就是一种模式，那么，就只好下令消灭文艺，消灭文学艺术家——当然，持此论者的评论家也都要消灭，文艺都不能生存，你这评论家为什么要活着。
在所有批驳朱大可文章的人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客观和温和的评论家，谢晋的老朋友罗艺军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篇题为《谢晋，我的同路人》的文章中，这样说：“朱大可对谢晋电影的剖析，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对认识谢晋电影很有参考价值。然而这篇文章的言论偏激，显而易见，谢晋模式，如前所述，是一种传统浓厚受观众喜爱的中国电影主流类型。每一种电影艺术类型有其特殊的社会美学功能，也有其局限，繁荣的艺术局面应该是百花争奇斗艳，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垄断……说谢晋电影是‘某种经过改造的儒学’，可以说颇有道理。谢晋电影主要以伦理道德剧的语式臧丕现实，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特色，这却未必都是缺陷。诚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有伟大历史进步意义，还彻底动摇独霸中国两千多年儒学的专制垄断，中国文化不可能现代化。矫枉难免过正。但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如果仍不加分析，全盘否定儒家，恐怕未必可取。‘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一次强化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政的运动。这里涉及到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的复杂学术课题……当然这决不是说谢晋电影没有局限和缺陷。关于这一点，谢晋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谢晋电影在最辉煌的年代正在酝酿着严重危机。”
在关注到谢晋在许多场合中都表示不同意朱大可的批评和观点后，罗艺军继续说：“不过我想谢晋还是会很认真思考朱大可的意见，因为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批中青年人。80年代是一个文化反思年代，许多人热衷于以西方的人文思潮和电影思潮，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进行彻底清算。这种思潮既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又往往失之于偏颇。与谢晋电影尤为关切的，80年代初，继谢晋所从属的第三代导演之后，第四代导演崭露头角，第四代刚刚登场，第五代就接踵而至。第四代、尤其是第五代，有更鲜明的开拓性和反叛色彩……”
应该说，罗艺军对谢晋电影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无论谢晋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新生代导演的登场，肯定而且必然会对老一代导演进行冲撞和反叛，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公正地说，谢晋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尽管他不赞同朱大可的观点和批评，但他则对新生代导演的出现充满着喜悦和希望，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这样说：“这一批人刚出来时是颇有争论的。我还算是比较冷静客观，有好些人都说看不懂，但我却一点也不觉奇怪。我比较喜欢《黄土地》，很有内涵，但我有所保留。它写中国农民的贫穷和落后，我拍就不会这样拍。
“有一些同志对这一批新人感到怀疑。我认为不应该对新出现的东西太多疑虑。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规律。有些人认为对新一代的意识形态要批评，这是实验性电影嘛。我最讨厌‘不甜不咸，看完等于没看’的电影。宁可少些这种片子，也不能没有实验性的电影。不过，香港的某些评论家强调说，这是中国电影的方向，是最大的希望，也有点过了头。”
“这一代的电影给我一个‘像外国电影’的感觉。这一代的电影导演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经过‘文革’，属于思考的一代。另外，他们几乎都受到外国电影的重大影响。比如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求雨的场面，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些西方人拍非洲的样子。但有人用‘猎奇’这两个字指责，却是重了一点。”
可见，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老一辈导演艺术家，谢晋对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的涌现，表现出多么由衷的喜悦和豁达。因为他认为：他们才是中国电影的希望。当然，他的这种喜悦和豁达，并不仅仅只表现在口头上，更落实在行动中。在一次金鸡奖评选中，评委们对几部有竞争力的影片到底哪一部授于大奖一直争论不休。而谢晋力主《沙鸥》上去，《沙鸥》是张暖昕编导的，张暖昕是个很有电影新观念的年轻导演，他是中国最早撰写提倡巴赞纪实美学文章的作者。由于巴赞美学的引进，从而在中国电影美学革新中形成了第一次浪潮。另一次是在北京召开的大型电影学术会议时，刚刚从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赶回来的谢晋和吴贻弓一进入会场，谢晋就眉飞色舞地介绍起吴贻弓导演的影片《城南旧事》在电影节上获大奖的情景来。他说《城南旧事》所以能够得奖，归结为一个字：“美”。国际电影界的人士评论这部影片的人物，说小英子美，宋妈美，疯女人美，妞儿美，小偷也美，是美的心灵，美的人情。
可见，对于同事们的成就，尤其对于年轻同事们的成就，谢晋总是从内心里表示出高兴和祝贺。他曾经非常悲壮地说过：“我们这一代，头发已经白了，希望能在电影界老领导的带领下，拿出拼搏的精神，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冲上去。使我国电影事业有个大的飞跃。倘若十年内我们再干不出来，我们这一辈就要被淘汰了。雄心壮志和人梯精神并不矛盾。首先要有冲的精神，不怕冲得头破血流。实在冲不上去，倒在地上，做个人梯，让年轻人踩着我们的身体继续前进。我想，只要我们抓紧一点，努力干，我们的电影是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这是谢晋心灵最真实的写照。面对中青年导演的崛起，面对他们导演的《黄土地》、《红高粱》等影片在国际上频频得奖，引起轰动，国际影坛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令中国电影界每一个人都必须刮目相看的。
谢晋也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一方面，他从内心里为这些年轻导演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和骄傲，另一方面，他也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在日益压逼着他，有时几乎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而这种危机感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现在，当汹涌而入的欧风美雨在中国的电影界扎根以后，一棵又一棵的幼苗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了，并且速度是那么的快，喝彩的人又是那么的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们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谢晋的电影更具生命力。
谢晋感到了失落，虽然他的电影极具生命力，国内国际影坛对他的评价也不错。但就影片的冲击力来说，却不如第五代导演，有个别的电影评论家，甚至还批评谢晋的电影有“匠人气”。这使谢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不错，他的电影在国内目前仍然风靡一时，广大观众也对他情有独钟，他头上的各种光环仍然光芒四射，但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吗？不是的，他追求的是至善至美的电影，追求的是国际影坛的承认，追求的是希望成为一名国际级大师。于是，他想到了变法，而变法之始，则始于《芙蓉镇》。虽然这只是尝试，但在谢晋漫长的电影生涯中，却是多么不易的一步。他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我看《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第一遍我控制不住地哭，第二遍掉泪，第三遍眼睛还是湿的。看《芙蓉镇》小说我没有掉泪，非常理智、冷静，我思考得比较多。”
接着他又解释了为什么要请青年作家阿城当编剧的原因：“阿城跟我出入很大，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而且他具有长处，恰恰是我所不具备的。不搞‘近亲结婚’，可以对自己创作上的习惯势力进行一次冲击。”
可以看出，谢晋在《芙蓉镇》上已开始变法，虽然谢晋没有张扬，但求变和超越自我的意向已十分明确。影片在结构上向社会横断面拓展，在社会批判力度上向深层次开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有人认为谢晋在电影上变法可能有另外的原因，谢晋的老朋友罗艺军就这样分析说：“促使谢晋变法，可能还有些他不愿或不便谈及的因素。几部直面现实矛盾的作品，打‘擦边球’涉险过关。‘擦边球’战术，毕竟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中国裁判判罚尺度之宽严随政治寒暑表大幅升降，一旦裁判判定出界，擦不上边，损失太大。中国电影正从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转入市场经济，导演要分担影片的盈亏，这经济上的损失就难以承受。谢晋的这种担忧，颇有预见性。实际上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电影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全面趋于恶化，‘擦边球’战术已无用武之地。谢晋变法，从主观到客观，势在必行……”
在关于谢晋模式的纷扬而热烈的争论中，7月份很快又过去了。在王村拍完了差不多全部的外景之后，《芙蓉镇》摄制组全体人员就要告别王村了，带着明显的精神疲惫的谢晋在最后几天显得特别忙碌，这倒不是说他还有什么重要的外景没有补拍。而是他舍不得一个人，一个小姑娘，今年才5岁，名叫小春花。那是他在第一天进王村时发现的，当时小春花正站在一处巷子边，矮小的身材、光着脚丫，黑红的脸蛋上嵌着一对圆溜溜的大眼睛，鼻腔里拖着两条过了“河”的大鼻涕。经了解，小春花的父母都是“宝”，“宝”在湘西这地方，就是痴人、蠢人的意思。谢晋在那天去了小春花的家，那是一个比乡下的厕所大不了多少的小茅屋，四五平方米左右的地铺上，要睡6个人。谢晋的心被震撼了，他呆呆地站在这一家人面前，一时说不出话来。事后他才对摄制组的同事说：“很难想象，小镇上还有过这样日子的人，一对傻瓜没有生活能力，却傻生了一堆女儿，真跟满庚嫂差不多。这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现状啊！”这以后，小春花姐妹三个人就成了摄制组的人，她们专门交给饰满庚嫂的徐宁带领，徐宁没有生过孩子，这三个孩子就成了她身旁的活道具，谢晋要孩子们叫徐宁妈妈。还给她们做了合体的衣裳，给她们买许多好吃的东西，久而久之，大家都建立了感情，好像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期间，谢晋还专门关照摄制组，拿出一部分资金，在当地镇政府和街邻们的帮助下，拆掉了小茅棚，盖起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砖瓦房。睡觉的地方，也从打地铺搬到了**。现在，摄制组就要撤离王村了，谢晋想：我们走了后，小春花她们又要吃苦了，倒不如把她们带到上海去，好好玩一玩，让她们长一长见识，开一开眼界，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点心意。于是他就安排出专人，专门照顾小春花姐妹俩，一同来到了上海。7月末，《芙蓉镇》摄制组全体人员在经过了多日的长途奔波后，终于全部抵达了上海。7月的上海，正是酷热难耐的季节，但摄制组人员几乎来不及休息，就投入到紧张的内景拍摄中去了。因为影片的重场戏，几乎全部要在摄影棚里拍摄，而在内景与外景的衔接上，一定要做到天衣无缝，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行家，也很难找得出破绽。胡记客栈，五爪辣、秦书田的家都是用内景搭起来的，但都极具逼真感，保持了与外景一致的乡土气息。因为所有这些搭景的木料都是从王村当地的旧房子拆下来，专程运到上海的。从房梁、屋柱到门槛的木料到颜色都让人感到它们是哪个年代的。美术设计师金绮芬负责内景和外景的总体设计，从构思、画气氛草图到景的搭建，全部过程都一丝不苟。老胡记客栈的天井里有一块石板，二十多年风雨侵蚀形成一种自然光滑的质感，这样的石板，雨水打在上面有一种很特殊的声音。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一位置景工人硬是在一块石板上，磨了十几天。再比如，胡玉音在庆祝新房典礼的第二天，身穿一件粉红底子、有蓝点小花的灯芯绒上衣，以示她心情的喜悦。服装师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那满身不下一万个蓝色的小点子，原来是用手工将蓝色一点一点点上去的。这些道具服装单独地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在银幕上也许并不起眼，但是当它们作为艺术整体的一部分时，它们却是缺少不了，马虎不得的。谢晋对于电影艺术质量有一句很恰当的比喻：质量好比捧在手中的水，如果不在意，东漏一点，西洒一滴，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像作家在稿纸上点完最后一个标点，像农民收获完了庄稼地里的最后一垅作物，1986年11月的一天，谢晋在上影厂的摄影棚内，凝神屏息看完了《芙蓉镇》的最后一个镜头，如释重负地深吁了一口气。近一年来为之激动、为之紧张、为之焦虑、为之不安和为之疲惫的各种感受，似乎都随着这口气而悄悄地消散了。
作为一个富有理想与**的人，作为一个解放后近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人，作为一个十年动乱的受害者，谢晋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有着极其敏感而丰富的感受。这些年来，他无时不在思索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为什么极左路线会在中国的大地上恣意横行？为什么十年浩劫会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发生？这种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他的心在痛苦中思索，在痛苦中煎熬，在痛苦中求索。可以这么说，《芙蓉镇》正是谢晋这种心灵痛苦的产物，是谢晋用血泪浇灌出来的艺术的结晶。
就在《芙蓉镇》进入最紧张的后期制作时，谢晋接到了印度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发来的邀请他担任电影节评委的函，去还是不去呢？这使谢晋颇踌躇了一番，去的话，手头这么多工作怎么办？不去的话，又失去了一次好机会，中印电影界原本交往很密切，印度著名的电影《流浪者》、《两亩地》等都是那个时候引进的，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电影界就中断交往了。这次对方主动抛出了“绣球”，我们怎么能不接呢。经过再三考虑后，他决定还是去。但在去新德里之前，谢晋又见缝插针参加了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好在他在这个电视节中没有具体职务，只是一般的嘉宾，因此也就相对超脱些。数天后，谢晋就率团如期来到新德里。
印度电影节创办于1965年，每两年举行一届，今年是第十一届，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这个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到来，印度方是很重视的，他们不仅请谢晋主持了隆重的开幕式，还请他在亚洲电影发展讨论会上发了言。一些印度电影界的朋友，也纷纷到谢晋下榻的新德里最高级的泰姬宫饭店与他切磋电影艺术及电影交流方面的事。他们诚恳地说：印度和中国是东方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化上又相互影响，理应在电影交流上日益增多。对此，谢晋也颇有同感。为此，他也专门挤出时间，专程拜会印度的一些电影界老朋友、新朋友。经过接触，他认为中国和印度虽是两个地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度，但在艺术上却有很多相似相通的地方，印度电影界的不少方面，正是值得中国电影界学习的。
从新德里回来，已是1987年的春节前夕了。已完成了所有后期制作的《芙蓉镇》在1987年的春节前在上海、北京一些地方进行试映，作为一部自始至终被媒体追踪的影片，全国广大观众对它的期望是很高的。当然，这种期望更多的则是包含着对谢晋的信任和信赖。经过了漫长而黑暗的悲惨岁月，他们期望着从《芙蓉镇》中，寻找真实的历史答案，并作出深刻的反思。这就是，当他们回首这段历史时，希望见到的不仅仅只是野蛮、残忍、愚昧和荒诞，他们希望从影片里这群人物被扭曲的性格、畸形的心态、坎坷的命运中，发现产生悲剧的社会土壤和气候条件，并从李国香、王秋赦、谷燕山、黎满庚、胡玉音、秦书田、桂桂、五爪辣等这些可怜又可悲的人物身上看到别人和自己的灵魂和影子，从而引起深刻的反思，防止这种悲剧的重演。
《芙蓉镇》的片子在完成后基本上没有大剪，但对有一些语言，还是作了必要的调整，比如原片中有秦癫子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镜头，有人认为让一个疯子唱这样的歌太刺激，于是只好把它剪掉了。再比如，里面有一个人，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后还要搞多次，过七八年来一次……”而念这段语录的人，恰恰又是一个疯子，于是又有人提出来，毛主席的语录从一个疯子口里念出来，太不严肃了，于是只好换成别人念这一段语录。
总之，在初步试映的阶段里，无论电影界也好，观众也好，都对这部片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即使作了些删改，也属于小修小补的范围，对此谢晋也充满了信心，他甚至想：在中国，“左”的一套毕竟没有市场了。
但谢晋的这种天真幻想再次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就当《芙蓉镇》在上海逐步扩大试映范围时，有一些人便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认为《芙蓉镇》的调子是灰色的，整部片子全是给党的形象抹黑，因此主张立即停放这一部片子。正在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芙蓉镇》，立即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同样，一种不祥的预兆也蒙上了谢晋的心头。但他想不通，同样一部《芙蓉镇》，观众的意见与某些领导的意见怎么会如此相背呢，这究竟是为什么？但值得谢晋幸运的是，就在《芙蓉镇》几乎要打入冷宫的时候，上海市委则始终庇护着谢晋，他们认为《芙蓉镇》是一部好片子，不是坏片子。事后谢晋才知道，让一个堂堂的上海市委站出来，为一部在政治上有大是大非之争的影片表明态度，这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啊！这还不算，就在北京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的时候，上海送了十部片子，而《芙蓉镇》亦在其中。
政治上的较量是很尖锐的，而这种尖锐有时候往往表现得很坦诚，这里既没有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没有虚情假意的客套，一切都表现得很直率、很直接。就在上海参展的十部片子送到北京接受审查时，《芙蓉镇》没通过，而这是所有参展影片中唯一一部被“枪毙”的影片。
消息传到了上海，上海电影局领导的心情一片沉重，上影厂的领导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如此结局，他们虽有预感，但最坏的打算，无非是把《芙蓉镇》改得面目全非，然后公映；但对于一棍子打死的结局，是万万想不到的，如果真是这样，堂堂上影厂不仅要在政治上承受巨大压力，在经济上也会蒙受巨大损失。
当然，最受煎熬的，还是谢晋本人。作为一个导演，影片就是他的“孩子”，十月怀胎，艰辛备尝。而《芙蓉镇》又是他最喜欢的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刚刚出世，有人就要把他扼杀在摇篮里，这种结局，对于谢晋来说，简直是太残酷了，他是永远无法接受的。
然而，浓密的乌云中，有时也会透露出些许阳光。或许因为是民心难违，大势所趋，《芙蓉镇》最终还是与城市(农村还不能放映)的观众见面了。尽管如此，对它的诋毁甚至追杀却始终没有停息过，一些对“**”仍抱有感情的人，一些“左”得出奇的人，关注着《芙蓉镇》放映后的动向和后果，并用十倍乃至百倍的显微镜，把它的政治危险性放大，从而寻机再对《芙蓉镇》下手。有一位文艺界的领导，他是对《芙蓉镇》持彻底否定的人，为此他专门写好了批判稿，准备交北京的一家大报发表，但那家报社顶住了。
1987年，“五一”节要到了，国家为了表彰在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工作者，特评出了一批“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当时共评出两名，谢晋是其中之一。各新闻媒体均发表了醒目的消息，当时上海正在开人代会，代表们一看报纸，马上就议论开了：一方面有人在批判《芙蓉镇》，一方面又把谢晋评上了劳模，要我们向他学习，到底以哪个为准？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芙蓉镇》的命运也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但谢晋对此并未失去信心和耐心，他说：“《芙蓉镇》原著，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人民欢迎的东西，你要批，怎么可能？”有一次，他直接向一位领导同志谈起《芙蓉镇》的波折和遭遇，那位领导同志说：不要管它，只要老百姓喜欢就行了。
有人说，《芙蓉镇》开禁是中央领导讲了话以后才开始的；也有人说，是谢晋和电影界的一批领导据理力争后才实现的。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芙蓉镇》真正开禁，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呼声，因为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在中国，再也没有人，没有一种“左”的力量能把一部群众喜爱的影片打入冷宫了。就像作家巴金说过的：作品最后的审判者是人民。
1987年9月15日晚8时30分，这一天对谢晋来说是永远难忘的。他导演的《芙蓉镇》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在中影公司的会场，向来自4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参加首届中国电影展的文化影视界要人放映。而在放映之前，《芙蓉镇》就已经成了这届影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热点，因此在放映过程中，大家看得格外的认真和专注。果然，电影结束了，观众席上立即爆发出了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就在这天晚上，《上影画报》的记者采访了谢晋，或许是有点兴奋，平素不太抽烟的谢晋点燃了一支烟，他慢慢地说：“《芙蓉镇》放映之后，我收到了大量观众来信，我非常感谢人民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而艺术的人民性正是我不懈追求的。这部影片引起一些争议，对此，我也在冷静地思考。我的信条是，文艺作品最后的裁定者只能是时间和人民，包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芙蓉镇》在各大城市放映引起极大的反响，今天又受到国外同行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我‘文革’以来最好的作品。但是，现在农村的观众还没有看到，也尚未拿到国际上去放映，因此最后恰如其分的结论我们还得等待时间来作出。现在全世界关注着中国、研究中国‘文革’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芙蓉镇》他们不仅欢迎，而且能够理解。它在中国影展上成为热点预示着会赢得很多的国外观众。由此，我更相信，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就具有难以泯灭的生命力。
“今年上半年，我出访了印度、新加坡，并途经莫斯科到了阿尔及利亚。印度几十年前与我们有过相似的命运，现在他们对电影事业非常重视。新加坡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小国，这些年来电影发展很快，并对发行中国电影作了许多令人可敬的努力。在苏联，我遇到了不少老朋友，丘赫依对我谈到，他的影片过去在苏联和中国都曾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时间最终证明像《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第41个》这样的影片到现在还具有不可抹杀的生命力，为人民所不能忘却……”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芙蓉镇》终于在全国各地的影院上映了，并且它所受到的好评和反响在中国的国产影片中是少见的。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一部片子，它在1987年的电影评奖中竟被排斥在外，在反复折腾了半年之后，它终于以绝对优势荣获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男、女配角奖。但遗憾的是，这个由人民直接评选的权威大奖，竟推迟到年底才公布，而那一年的金鸡奖评选也延迟至1987年12月31日才开始，成为金鸡奖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度的评选。原因很简单，因为《芙蓉镇》。虽然，《芙蓉镇》最终获得了那一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及多项单项奖，谢晋本人也因其影片在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夺得五次最佳故事片奖而被授予特别奖的殊荣。在稍后，又获得了广电部新时期十届导演奖。但无论怎么说，谢晋的心头总有一个始终解不开的结，为何他的一片赤子心，一腔爱国热情，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他的几乎所有的电影总要经历难以想象的磨难和折腾。他不会忘记1988年1月23日那个令人激动的夜晚，在铺满红色地毯的颁奖台上，他从他的电影启蒙老师曹禺手中接过了那座金灿灿的“花神”和奖状，一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他环顾四周，眼前的情景，让他浮想联翩。二十五年前，也是在这座政协大礼堂里，曾举行过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仪式，那一天晚上，敬爱的周总理来了、陈毅元帅来了、郭沫若和茅盾等老一辈艺术家来了……当周总理向他伸出那双宽厚的大手时，他是多么激动啊。现在，沧桑巨变，伟人已去，但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则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于是他想，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究竟为谁而创作，为谁而歌唱，当然是人民，人民是艺术家永恒和真正的母亲，因此，凡是人民欢迎的作品，它最终会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评价，因为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人民的权利。
在《芙蓉镇》频频获得各种奖项的同时，沉寂了一些时候的评论界，这时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几乎隔三差五，总能见到有关对《芙蓉镇》的评论和消息。这些评论和消息，因为《芙蓉镇》的开禁，少了根本的顾忌，也都变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对谢晋来说，他要听的，也确实是真诚的诤言，而不是一味的捧场，这其中比较突出的，要数罗艺军先生的评论，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谢晋的弱点，比较浮躁，人文深度的开掘，博而欠精。谢晋是个优秀导演，而不是个思想家、哲学家。当他转向思辨性和人类普遍性主题进军时，暴露出文化根基还不够深厚，掘进中左右摇摆。谢晋变法拓展的新领域，涉及中国学术界仍在探讨争论的许多重大的理论课题，国际性与民族性，传统与现代化，人性的异化和复归，异质文化的撞击和融合等等。恐怕还不能说谢晋对这些复杂的哲学、美学、文化学的课题，已有很清醒的认识。
“我想举一个可能使谢晋困惑的事例。《芙蓉镇》曾送到一些西方电影节，反响并不那么强烈，也未在重大电影节上获重要奖项。可在苏联东欧就大受欢迎。这部片子给一些东欧国家的朋友看了，他们看完后全体起立鼓掌。他们说：‘太好了，完全看得懂，我们国家在过去走过的弯路与你们完全一样！’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电影节，卡洛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芙蓉镇》获大奖：金球奖。”
当然，实事求是的褒扬，对谢晋电影的提高和发展，也是颇有裨益和帮助的。陈荒煤先生在为谢晋所著的《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就这样说：“这三年来，我忽而听说要打倒谢晋‘模式’，忽而听说《芙蓉镇》风波迭起，而今年又终于在卡罗维伐利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大奖……最近又在《广播电影电视》杂志上看到选举新时期十佳最佳导演，在270多万张选票中，有效票为260万张，谢晋却以240万张当选第一名最佳导演。
“……文学是人学，写人，离不开情和爱。爱祖国、爱自己的民族和阶级，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理想事业和工作，爱自己的亲人、友人，爱一切高尚美好的事情……然后才有祖国情、民族情、阶级情、家乡情、爱情、友情等美好的感情……“回顾一下谢晋的优秀影片：《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哪一部影片不是从伤痕累累的心灵中提炼出美的元素……我认为，这是一位优秀的人民艺术家饱经坎坷的历程。他们的创作也往往是从自己心灵的创伤中提炼美的元素……“《芙蓉镇》是一部大师级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谢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影片，还得首推《芙蓉镇》。诚如一位评论家说：‘如果说在此之前，谢晋还基本上是一位真诚的、富有正义感的、有艺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甚至还有几分善良的天真的艺术家的话，那么，《芙蓉镇》时的谢晋则已经可说是一位有着一定思想水平、冷静而浓郁的，不仅用感情，同时也用理性去把握生活的思考者了，是一个能够自觉地高扬人道主义旗帜，自如地运用理性批判武器去解剖历史、解剖社会、解剖人生的批判者了……一个不懂得思考的人或许能够凭恃一时的才气成为艺术家，但绝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当谢晋学会了思考时，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艺术大师了……’“芙蓉镇上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现在，为展示和再现这个缩影的电影《芙蓉镇》，随着时光的推移慢慢落下了帷幕。《芙蓉镇》中的故事和人物也已被人们所渐渐的淡忘。人们对之念念不忘的，或者说更感兴趣的，似乎已是这个昔日土王古都的风光景色和这里的特产米豆腐。今天，当人们坐在已被冠上了诸如‘芙蓉镇晓庆米豆腐’‘正式晓庆米豆腐’‘胡玉音米豆腐’大名的小店中大啖这味湘西名吃的时候，他们会想起什么呢？或许，他们会想起在这个湘西小镇上曾发生过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许，他们什么也没有想，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文革’毕竟已经是有些遥远的历史了，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似乎是父辈们的事。
“但不管别人怎么想，有一个人，却一直在深深地思索着，他就是谢晋。坦率地说，对于《芙蓉镇》中的某些人，谢晋似乎多少是有点绝望的。虽然，疯子王秋赦住的吊脚楼垮了，但他的破锣声还幽灵般地在那崎岖不平的石板街上徘徊，那刺耳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而李国香，这个极左路线培养出来的工作组长，又接到了去上级开会的通知，她似乎前途无量。由此看来，芙蓉镇上的人们是很难过上真正安稳的日子的，他们不得不时刻警惕着李国香们的卷土重来。因为‘极左已深入她的心灵，她到最后也没有觉悟，人性也没有得到复苏，并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
“谢晋只寄希望于属于未来的下一代芙蓉镇公民，所以，当谷军降临人世的时候，谢晋竟抛弃了他正在追求的‘含蓄’的美学理想，禁不住站出来直抒胸臆：‘……让我们高举双手欢迎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