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乡的文艺工作者，谢晋谈了自己的希望，他说：“这次上虞文代会讲了三条，我很欣赏。这就是：要学习王充敢言前人不敢言的大无畏精神，学习谢安临危受命东山再起的精神和叶天底同志一心为民族解放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三条提得很好，我们小平同志、耀邦同志不就是临危受命吗？在十年动乱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一副烂摊子，正是在这危难之际，他们带领我们国家搞改革。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和阻力。1980年，我们到中南海向耀邦同志汇报，讲了我们有多少苦闷，多少挫折，老是挨批评。我现在把这些话也带给在座的书记和县长，搞改革那么容易？历史上搞改革要杀头的啊！谭嗣同搞改革杀头、秋瑾搞改革杀头，现在杀头没有了，各种流言蜚语有没有？大无畏精神，文艺工作者反映了没有？所以我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东山再起’。当时不是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完了吗？我们国家经过那么大挫折，现在开始起飞了，但翅膀还是沉重的。现在许多人研究‘**’的原因，什么‘四人帮’啊，老人家犯错误啊，我认为其根源远远比这深刻得多。光毛主席犯错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国内外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都在研究，我们文艺工作者也应该研究，不然作品写不深。鲁迅写阿Q是带着眼泪的，他的笔是蘸着血的。鲁迅弃医从文，就是在日俄战争电影中，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头，而中国人麻木得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这是我们民族性中最糟糕的。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点……“第二点，讲一讲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上虞经济开始腾飞以后，注意了抓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我们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没有抓好。昨天县委书记说，有人以为精神文明是‘软任务’，物质文明是硬任务，饭没有吃饱当然不行，但精神文明决不是软任务。我到过全国许多地方拍外景，看到最穷最破烂的，连玻璃窗都配不上的单位是小学，我在一个海岛上看到一所小学，连课桌都是石头的。对日本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小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的，无条件投降的小国家，但现在他们上去了，靠什么，靠人才……”
在这个会上，谢晋侃侃而谈，兴致极浓。他没有用讲稿，所有的发言，都是即席演说，任意发挥，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说到兴奋之处，他竟手舞足蹈，目光如炬；说到**之处，他竟容光焕发，声调铿锵。所有听他发言的人，无论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无论是外地的宾客，还是本县的作者，都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什么，因为他发言实在精彩，因此整个过程，掌声不绝。
次日一早，谢晋便在县领导陪同下，与韩尚义等人一起登临曹娥江上游的东山。一千多年前的东晋时代，他的老祖宗谢安因不满朝廷腐败，就隐居在这里。那时这里曾是一个文人集聚的地方，王羲之、许珣、支遁、孙绰等当时名震天下的文人雅士，经常聚在这里，或吟诗作画、高谈老庄，或携妓游弋、**不羁。朝廷累下征诏，要谢安出去做官，谢安坚辞不就。后来东晋边关受外强入侵，国家危在旦夕，谢安才捐弃前嫌，以国家以人民的大局为重，临危受命，毅然下山，率众败敌。历史上有名的“东山再起”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东山坐落在曹娥江上游的上浦境内，山虽然不高，但是风景极佳。遗憾的是山上的明月堂、国庆寺、蔷薇亭等一大群建筑，已在“大跃进”时代和“文革”中尽数被毁，如今只剩下几堵残垣，几堆乱砖。保存最好的倒是谢安的墓冢，但那块写着“晋太傅谢安墓”的墓碑也险遭毁坏，有人曾想把这块墓碑搬下山去，移作他用。后来不知被哪位好心人得知消息，悄悄上山，挖一深洞，将这块墓碑藏在洞内，直至“文革”结束，这块墓碑才重见天日。
这些故事，谢晋也是刚刚听说，心里自然涌起一股感激之情。但面对老祖宗创下的这份家业，昔日曾是何等辉煌，如今却破败成这般模样，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他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有人留下的是物质的东西，有人留下的是精神的东西，但物质的总是短暂的，而精神的才是长久的。自己老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时光，但如今早已是**然无存。而因他而衍生的“东山再起”的典故呢，即使再过两千年，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从东山下来，谢晋便在县领导的安排下，又参观了一些工厂和景点。后来又去参观了曹娥庙，曹娥庙在江南一带是很有名气的，它宣扬的主要是孝道。他小时候曾来这里烧过香、磕过头，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曹娥庙永远是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但现在这个庙却被人为地破坏得不成样子了，除了游人稀少外，香火也几乎绝迹。虽然当地政府也在文代会召开前尽力修缮过该庙，做了一些必要的布置，但总无法掩盖被人破坏的痕迹。面对如此景象，谢晋的心里自然又生出了许多的感慨：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人，怎么能不讲孝道呢？一个不讲孝道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呢？但他回头一想，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曹娥庙的遭遇，只不过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是时代留下的创伤，是愚昧无知和政治狂热所产生的恶果。这个创伤何时才能愈合，这个恶果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对年轻人的伦理道德会造成什么影响，一时还很难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一座精神的大厦被摧毁了，要重建一座精神的大厦，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更重要的是时间，而这个时间，无疑是漫长的。
最后一个节目，是安排谢晋回故乡谢塘探亲了。这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吃毕早饭，谢晋就在县长顾仁章、县政府办主任蔡德亿、市文化局谭寿焕等同志的陪同下，向谢塘进发。谢塘离县城约有三十里之遥，是地处浙北的一个小镇。那时的路没有现在这么好，到谢塘只有一条柏油路，因为质量不好，路面上坑坑洼洼的。但对于谢晋来说，这就如国外的高速公路了。1948年，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徐大雯来故乡省亲的时候，是先从上海乘船到宁波，再从宁波乘火车到百官，在百官下车后，再换乘脚划船，因为那时从百官到谢塘还没有通公路，甚至连像样的土路也没有。脚划船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三十里路划下来，一个大白天，也就差不多过去了。
车到谢塘，雨还在继续下着。透过细密的雨帘，他看到马路两旁站着许多的人，他们一个个睁大着眼睛往他的座车里张望着，身上的衣服，头上的头发，全被雨水淋湿了。他们的表情，简直可以令任何一个雕塑家为之动容。这表情包含着高兴、激动、期盼，甚至疑惑，他们盼了这个游子几十年，这几十年中，他们只知其名，不见其人，现在这个游子归来了，但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外出久久未归的游子，对自己的家乡，是否还怀有感情呢？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雨中已等了足足两个小时。
谢晋在乡亲们的众目睽睽之下钻出车门，他的略显潮红的脸上今天不知为什么有些抖动，而且抖动得很厉害。这情景以前好像从未出现过，即使在影片得奖后上台领奖时也未出现过，而今天竟感觉出如此的强烈，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他张了张嘴，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说了些什么。总之，他的嗓门很大，大家都就着雨水鼓起掌来，之后他就感到有无数双火热的、冰凉的、粗糙的手向他伸来，不断地抖动着，紧紧地抓握着，慢慢地抚摸着。再之后，他就感到有两行热热的东西从自己的脸颊上滚下来。
在与乡亲们作了简单的寒暄之后，谢晋便在大家的簇拥下，先来到自己的启蒙母校——陈留小学。谢晋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度过的。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陈留小学已改为谢塘镇小学，昔日他所熟悉的校舍、池塘、假山等等，大多还可以找出痕迹，但教过他书的老师，都已基本作故了。
离母校不远，就是他的旧居。他的旧居是一幢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大院落，不过要比四合院气魄得多了。正门是一个大墙门，墙门上有门楼，进门便是厅，有好几进，两边是二层的厢房，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宅院。1923年的11月14日，他就降生在靠西一侧的二楼厢房里。他的童年时代也基本上是在这个厢房里度过的。1948年，他与恋爱了多年的四川姑娘徐大雯，也是在这间厢房里度完了蜜月。因此，对这间厢房，他是怀有特殊感情的。但遗憾的是，这间厢房现在已破败得不成样子了。或许是因为久不住人的缘故，靠西的山墙一角，已塌了一个洞，**的木梁在长久的日晒雨淋下，已呈乌黑色。有的木段，已开始发生霉变。质地相当好的地板上，积尘逾寸，鼠屎遍地。原先他们做卧室的地方，现在堆满了麦秆和杂物。通往楼上的楼梯，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还是有些木料被人抽掉了，已变得有些摇摇欲坠。面对如此的景象，谢晋的心里便又生出许多的感慨来，他并不是对自己的旧居变得如此破败而感慨，他感慨的是在这个屋子里住过的人，现在又都在哪儿呢？父亲不在了，母亲不在了，小弟不在了，小妹在郑州，大姊在湖北，她俩也和他一样，已很久没有来自己的故乡了。现在，他回来了，虽不是衣锦还乡，但却是功成名就了。站在这个当年曾留下他童年足迹的地方，他现在完全可以对当初曾极力反对他从艺的祖父和父亲说：他是争气的，不仅为谢家争了气，为家乡争了气，更为祖国争了气，他没有辱没谢家的门面，更没有辱没故乡和祖国的门面。
参观完学校、故居，吃饭的时候到了，为了让谢晋尝一尝他已数十年没尝过的家乡菜，好客的主人特地在镇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安排了饭菜。菜谱是经镇领导审过的，凡是在宾馆里有的，在这里一个也不上，这里的菜都是谢晋小时候喜欢吃的家乡菜：什么霉毛豆、霉干菜蒸肉、霉苋菜梗、霉千张……面对一桌丰盛的家乡菜，谢晋的口水禁不住流了出来。他的胃口今天似乎特别的好，端起大瓷碗，与乡亲们大口地喝酒，大块地吃肉，大声地说话，笑容始终**漾在他那张富有表情的大脸上。直至数斤酒下肚，醉意也渐渐地涌上了谢晋的脸膛，工作人员才悄悄告诉他：上海来电了，要他马上赶回去。《芙蓉镇》摄制组的几位主创人员正在上影厂等着他。
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赶回上海，谢晋的思绪一下子似乎还很难从这次难忘的故乡之行中摆脱出来。在最初的几天里，只要他一闭上眼睛，他的面前就会浮现出这次故乡之行的一幕幕难忘的情景。虽然，这次故乡之行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但对谢晋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他对徐大雯和孩子们说：“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多回去看看，那里，毕竟是我的血脉之地。”
回到上海，还没休息，谢晋又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先是安排去考察外景地的事，因为《芙蓉镇》故事的发生地在湖南，外景地也就选择在湖南。接下来是忙碌《花环》去香港举办首映式的事，这一摊子的事情多得很：要办手续，要准备答记者问，要安排演员与香港观众见面，要出席有关方面的酒会，要与香港演艺界进行交流等等。幸好香港方面配合默契，香港影视界同仁的鼎力支持，使《花环》的这次首映式非常成功，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港岛。许多香港同胞和内地人一样，也是流着眼泪走出影院的。
从香港回来，1985年的年末已经临近了。《芙蓉镇》从决定投拍至今，已过去半年时间，可到现在，连外景地也未定下，这不免使谢晋十分焦急。先前派出去的人，由副导演带队，再跟上美工师等，配给一辆越野车，他们按照谢晋“要地毯式地推进。找遍湘南，再找湘西，不要受地区限制，影片中的典型环境要高于小说，只要有湖南特色就算成功”的指示，历时一个多月，搜遍了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省的一百多个村镇，行程一万余里，连小说作者古华的老家湖南嘉禾县也去了，但仍不免令人失望，以至于副导演在长途电话中带着哭腔向谢晋报告说：“嘉禾没有景，只有一口井。”最后，在谢晋“没有选好外景地，你们就别回来”的严令下，他们经过反复筛选只好选了三个景地供谢晋选择：一个是怀化的黔城镇，一个是湘西自治州的吉首镇，另一个是永顺县的王村镇。但从内心来讲，对于这三个景，他们也是不太满意的，但谢晋盯得紧，他们没办法，只好请谢晋来“钦”定。到了12月底，谢晋带着摄制组的几个主创人员风尘仆仆赶到了湖南，复审外景地，一连看了几个外景地，统统被摄影师为首的复审人员否定了。最后只剩下湘西四大古镇之一的王村了，选景组的人员心情很紧张，万一这个外景地再被谢晋“枪毙”的话，那他们真是山穷水尽没有路了。没想到谢晋一到王村后，便眯起了眼睛，站在这个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古镇旁，他极目四望，看到了那蜿蜒曲折的猛河洞、那古朴幽静的石板街、那傍水而筑的吊脚楼，谢晋的脸便渐渐露出了笑容。随后，在摄制组人员的陪同下，他又沿着石板铺就的小路缓缓而行，时而拾级而上，时而走家串巷，在五里多的长街上，谢晋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在街后面的一个广场上，谢晋双手叉腰站着不动了，因为他看到了这里建着一幢气魄宏大、建造华美的大吊脚楼。吊脚楼近处溪水环绕，远处峰峦叠嶂，松林碧翠，谢晋看着看着，便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你们看，多漂亮的吊脚楼啊，全国少见，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芙蓉镇’了。”
《芙蓉镇》的外景地就这样在谢晋亲临王村后一锤定音，尽管选景组带队的副导演一再向谢晋作检讨：“谢导，你选景确实高我们一筹，我们来王村两三次了，只看到临街的大木楼，却没看见这小巷里藏着的一对大吊脚楼。我该作检讨……”但王村毕竟是他们发现的，从这一点上说，选景组应该说是功不可没。因此，谢晋还是表扬了他们，并在镇上的小饭馆里请他们喝了一顿酒。
在王村过了元旦，因为还有大量前期工作要准备，在基本确定《芙蓉镇》的镇址定在王村后，谢晋便带着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匆匆赶回了上海。在离开王村的那一刻，谢晋站在车门旁，再一次向身后的王村望去。
王村，这个秦汉时期土王的古都和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刻正在淡淡的晨雾和袅袅的炊烟笼罩下，若隐若现，朦朦胧胧。那潇潇洒洒地散落在山的斜坡上的村子，那村子中高低起伏弯曲有致的石板路，那街两侧被长年的烟熏火燎熏得墨黑油亮的吊脚楼，那在清澈的山溪边饮水的老黄牛、牛背上的牧童和那粉墙斑驳布满苔痕的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等等，都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湘西古镇的生活是多么的安宁、纯朴、恬静和悠闲。可以这么说，这里几乎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但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这里将要上演一幕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悲喜剧，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真诚与虚伪、磊落坦**与卑微鄙陋，生旦净末丑，就要在这条约五华里的长街上，展开一场灵魂的厮杀和生命的搏击。诚如谢晋在《芙蓉镇》的《导演阐述》中所说，这“又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严峻深沉的悲剧，一部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结合的令人思考的悲剧，一部歌颂人性、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美好心灵、歌颂心灵搏斗的抒情悲剧……”影片通过芙蓉镇上一群普通人的起落沉浮的命运的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进程中所经历过的曲折和多灾多难，从而揭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中野蛮、愚昧、荒诞的一页。可以这么说，《芙蓉镇》是中国那个特定历史阶段曲折道路盛衰起伏的缩影。
回到上海，谢晋就一头扎到《芙蓉镇》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去了，当然主要的是剧本。剧本由阿城改了几稿后，都不是很理想，于是他就想找原作者古华来帮忙，可古华又去瑞士访问了。等到1月份，古华出访回来的那一天，谢晋就专门去机场截他，但古华说自己有要事，再加上他也无意与原先的改编者争高下，不愿参与剧本修改的事。这更使谢晋的心里火烧火燎了。
而此时风是早已放出去了，准备的时间也是够长了，而媒体又几乎三天两头热炒《芙蓉镇》。兴许是炒得太火的缘故吧，使得一些原本对《芙蓉镇》抱有成见甚至有敌意的人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便纷纷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来，有人表示公开的反对，有人则施以讥谑和嘲讽，更有人在背后大放暗箭和毒器。
但谢晋对于这种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了。尽管对《芙蓉镇》的干扰远比他以往拍任何一部片子时要来得阴险和凶猛，而来头又要大得多，但谢晋并未因此而动摇，当然他更不会因此而屈服。他有一次对大家说：“我的每一部片子几乎都经历过折腾，拍《红色娘子军》时折腾过，拍《舞台姐妹》时折腾过，拍《高山下的花环》时也折腾过，现在拍《芙蓉镇》又开始折腾了。但有一点我却感到特别的欣慰，我的所有这些经过折腾的片子，几乎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欢迎和好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拍的片子都是跟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息息相关的，我的片子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揭露了中国社会中尖锐的现实矛盾，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是打不倒的。”
在有关《芙蓉镇》的闲言碎语和风风雨雨此起彼伏的时候，1986年的春节到了。虎年的到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吉祥和喜庆，而是一种对于美好前景的实实在在的祝愿和期盼。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整个中国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持何种政见，只要他是正直的，他都不会不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或者表示冷漠。与这种有目共睹的物质巨变相关联的，是中国的文艺，平心而论，中国的文艺与中国的经济一样，同样走过了不平凡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在经过脱胎换骨式的变革过程中，中国的文艺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种痛苦的过程，曾使许多人为之激奋，为之躁动，为之迷茫，为之沮丧甚至为之绝望。于是旧的壳脱去了，充满生机的鲜嫩的新肉生长出来了，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磨合过程中，经济巨人的脚步比文艺巨人的脚步似乎快了许多，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人腰包里的钱好像比以前鼓多了，粮仓里的粮比以前更满了，住的房子比以前更宽敞亮堂了，而东方人多有菜色的脸，也比以前要红润得多了，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作家们写的书反而比以前没有人看了，杂志社有的倒闭了，剧场和影院变得冷冷清清甚至门可罗雀了，艺术受到了人民的冷落和挑剔。痛苦不堪的艺术家们在顿足捶胸之后仰天长叹：这是为什么？
1986年除夕的晚上，谢晋在家里与徐大雯和孩子们吃毕团圆饭后，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上影厂的办公室。除夕之夜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除了门卫以外，几乎空无一人。偌大的厂区内，灯光稀疏，不时有几束零星的火花，从曹溪北路两侧的居民区内升起，在半空中稍作停留后，便悄悄熄灭了。今晚，谢晋的心情有些沉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除夕之夜与妻儿暂别的惆怅，有一些人对尚未投拍的《芙蓉镇》进行非难所引起的激愤等等。但这些，对于谢晋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他并不会因此而过多地放在心上。因为他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搞大事业的人，坦率地说，他虽常因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而自责，但他绝不会因自责而丧志。他也常因别人对他影片的非议而感到委屈，但他绝不会因感到委屈而气馁。他今晚考虑的是与《芙蓉镇》成败攸关的事，就是剧本，剧本改不好，他过不好这个年，即使待在家里也不舒服。
他在上影厂办公楼自己的办公室里住下来，他关紧了敞开着的门窗。外面，迎新辞旧的鞭炮声在晴朗的夜空下响成一片。窗下，喜气洋洋的人群手挽着手，三五成群地朝那灯火辉煌的闹市区涌去。他们的脸上泛着由酒精和兴奋拌和着的红光，这是中国一个普通年份除夕之夜的街头小景。但谁又能想到，在这个理应合家团聚的夜晚，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则把自己关在一间斗室里，而且不是一个晚上，也不是一天，而是整整三天。直到大年初三上午，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一进家门，孩子们便把他团团围住了。
但谢晋分配给孩子们的时间仍是有限的，一共只有半天时间。尽管他给予孩子们的父爱是无限的，但他是一个导演，是一个身负艺术重任的人，他只有把对孩子们的爱，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才是一种更宽泛的、更高层次的爱。于是，到了大年初四一早，他又吻别了几个曾在睡梦中的孩子，匆匆到法国大使馆去了。因为再过一些时日，他就要飞抵法国，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恺撒国际电影奖的颁奖仪式了。
新年在人们喜气洋洋的心情中和红光满面的笑容中悄悄地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节奏。约摸在节后的三四天之后，《芙蓉镇》的绝大部分演职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上海。演秦书田的姜文、演谷燕山的郑在石、演李国香的徐松子、演王秋赦的祝士彬、演黎满庚的张光北、演黎桂桂的刘利年、演五爪辣的徐宁等主要演员全到了。刘晓庆因为在3月份要去美国举办她的“刘晓庆电影回顾展”，迟了几天才到。演员们一到，《芙蓉镇》真正拍摄的序幕就要拉开了。演员们一开始的任务是排戏，做小品。其他各个部门也都纷纷行动起来，为3月份正式去湖南王村拍外景做准备。由于谢晋说过“胡玉音与秦书田的塑造，是影片成败的关键，而秦书田的悲中幽默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片的风格”。这句话，因此在试戏时，有人曾对年龄比刘晓庆要小得多的姜文能否把握得好这场戏提出了疑问，姜文自己也曾说：“开始我很害怕，生怕演砸了。因为这个角色的分寸不好掌握……但谢导演相信我，说不管年龄，等试了戏再说。”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姜文来到了谢晋家，与另一位演员祝士彬演起了“申请登记结婚”的小品。在演的过程中，姜文把原先定的台词和演法改动了好几处，按他自己编好的台词和演法演，没想这一改动竟把“右派”秦书田的癫狂急切、强忍屈辱恰到好处地表演了出来，谢晋感到十分满意。事后谢晋曾预言：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其表演才能将会大大超过人们的估计。刘晓庆后来也说：“姜文眼睛小，样子不好，可是演技好，演对手戏好重要，就像下棋的人爱棋逢对手一样，爱跟自己差不多水平的搭档。”刘晓庆这话当真，继《芙蓉镇》在全国轰动之后，她又与姜文合演了《春桃》、《大太监李莲英》等电影，被人称为“黄金搭档”。因为在刘晓庆眼里，姜文是中国最好的男演员，而她自己则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
在上海做好了《芙蓉镇》拍摄前的大部分准备，3月初的一天，谢晋就带着《芙蓉镇》摄制组的全体演职员直奔王村。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谢晋在演员们住的上影厂的招待所，把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招拢来，谈了自己对《芙蓉镇》一片的“导演阐述”。这篇名为《悲剧，对一个时代的反思》的“导演阐述”，谢晋已准备了好几个月时间，可以说是几次推翻，反复修改。现在终于完成了，但对于谢晋来说，一篇“导演阐述”的完成，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字的构成，而是对一部影片思想的构成、灵魂的构成，说得再高一点，是一部影片生命的构成。否则，一部影片拍成了，只是一种胶片的堆砌，是一个没有灵魂和生命的躯壳。正如他所说：“一部深刻的文艺作品，它的内涵、思想、艺术感染总是立体的、多元的。《芙蓉镇》这部长篇小说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写了1963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是十五年，在小说和剧本里还有一点倒叙，还有五年。这样，影片时间跨度有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时间，恰恰是中国一个曲折道路的缩影。中国从那么封建迷信、那么多灾多难中走了过来，这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值得认真回顾、反思的，有着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宏观的、反思的高度来认识这段历史，总结产生这段历史的根源、土壤，它的近因和远因以及中国长期封建思想、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等等。……《芙蓉镇》是一个特殊的悲剧，全世界都没有发生过的悲剧，为什么会在我们国家发生？这是我们拍这部电影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思……”
在谈完了“导演阐述”之后，这天晚上谢晋还就演员要有良好竞技状态、追求有魅力的表演、演员的基本功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直至夜很深了，他还谈兴很浓，这使许多第一次在他的麾下拍片的演职员们感到纳闷不解，谢导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对大家谈这些问题呢？有什么事，到了拍摄现场说不行吗？但他们哪里知道谢晋的心思呢，他这样做，是自有他的道理的。因为这次赴王村拍戏，大家在途中共有几天时间，及早地把自己的导演意图告诉大家，就可以使大家在路上慢慢领会消化，以便使全体人员及早地进入“角色”。他不能容忍一支庞大的摄制队伍在向外景地浩浩****开进的时候，全体演职人员竟还不知道导演在想什么，这种拍摄方法或许在其他导演身上可以发生，在他的身上，绝不允许出现。
3月初，已经被媒体炒了半年多的《芙蓉镇》终于要拉开它神秘的大幕了。
这一天的早上，《芙蓉镇》摄制组全体百余号演职人员，在导演谢晋的率领下，乘火车直奔湖南长沙。因为火车不通王村，因此在抵达长沙之后，还要再转乘汽车。在这支庞大的队伍里，饰女一号胡玉音的刘晓庆仍不在之列，因为从3月2日开始，她要去美国参加由中华联谊会等十余个华人团体发起的“刘晓庆电影展览”。这个影展，对当时的刘晓庆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写了《我的路》所带来的打击，因为《原野》的谣言，因为婚姻的破裂……使她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人生中最最痛苦的泥潭。这个时候，她是多么需要同情、需要友谊、需要支持。谢晋是同情她、关心她、支持她的朋友中的一个，因为他不仅接纳了她请缨饰演《芙蓉镇》女一号的要求，又准许了她的美国之行，当然不仅是以一个导演的身份，更是以一个兄长的身份，这使一向性格孤傲的刘晓庆尤为感动。
《芙蓉镇》摄制组如期进入王村，使这个地处穷乡僻壤的深山小镇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在摄制组下榻的驻地，每天都有包着头帕穿着民族服装的苗家人、土家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像看西洋镜一样，看这些从大上海来的人，看他们说话，看他们吃饭，看他们拍片，看他们的一切。他们的到来，仿佛给这个差不多与世隔绝的山乡小镇吹进了一股令人怦然心动的新风。
拍摄的进展是顺利的，虽然各方面的条件与城里没法相比，生活也显得相当的清苦，但大家都知道这部片子的分量，都知道谢晋导演的拍摄作风。因此没有一个人为此发出怨言，即使一些大牌明星和后起之秀，如后来赶到的刘晓庆和早她一步到王村的姜文，都对此毫无怨言。当然，在生活方面，最受“煎熬”的，还是谢晋自己。谢晋嗜酒，而且酒量极佳，若在平日，几乎餐餐要喝，但自到了王村，做到了滴酒不沾，这种克制能力，是非喜酒者所无法体验到的。有一次，北京、上海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来王村采访、参观，在离开之前，谢晋设小宴以示欢迎，席间，谢晋向记者们频频劝酒，连几个不会喝酒的女记者也被劝了半杯，但是陪餐的摄制组同志却无一人喝酒，因为谢晋有令在先，工作期间，谁都不准喝酒。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刘晓庆也从美国回来了。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尽管每天处在观众热情的包围中，还是在鲜花和荣誉的海洋里，刘晓庆的心里却总惦记着那已在开拍的《芙蓉镇》，惦记着这部片子中的女一号胡玉音。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惦记，才使她不愿再在美国多待一分钟，并且婉谢了美国其他城市和加拿大有关方面的挽留和邀请，她甚至连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及最大的城市纽约都未去，就急匆匆地往回赶。
从刘晓庆的神色看，她的这次美国之行很成功。据说在“刘晓庆电影展览”的开幕式那天，侨居美国的华人团体成员，美国文化界人士有不少都到场了，连她的好朋友陈冲、陈烨、杨海莲也专程前来祝贺。特别是中国联谊会在洛杉矶帕沙迪娜学院大礼堂举办的“刘晓庆之夜”演出活动中，刘晓庆一人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极尽表演之才能，征服了在场的一千多名华侨、影迷和美国朋友，大家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她的精彩表演。这次美国之行对刘晓庆的心灵触动是很大的，她是一个成功者，但她又是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充满着无限辛酸和痛苦历程的成功者，在她成功的光环背后，是一大片阴影——嘲讽、污水和挫折。她甚至牺牲了本该得到的爱情和青春，但谁又能理解呢？就在这次出国之前，一位领导前来送她，与她半开玩笑说：你可别跑了。刘晓庆听到这句话，怔怔地看着那位领导人，一股委屈与怨恨之情从心底深处油然而生。但从美国回来后，刘晓庆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她有一次对谢晋说：“到了国外，才能分外感受到祖国的可爱、可亲。我平时爱发牢骚，有时，也对国家的某些弊病看不惯，到了美国，才觉得国家在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刘晓庆到了王村，便一头扎入到《芙蓉镇》的拍摄现场中去了。虽然她很疲倦，真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但她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向谢晋开口了，因为她的出访，谢晋已经把好几场戏都推迟了。于是，在抵达王村的第二天，刘晓庆就把她身上的新潮服装脱下来，换上了当地的大红土布衫，梳上了湘西妇女的发式。但谢晋还是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一下子很难入戏，你必须忘掉自己才能进入角色。于是，她便像一个普通的当地妇女一样，接连几天悄悄地混在人群中。有次，她在一家摊档上一下子要了五大碗米豆腐，一边品尝，一边观察，只见主妇招呼顾客，应酬自如，尤其是那一连串的连贯动作：舀豆腐撒葱姜、蒜泥、浇汤水，简直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看得刘晓庆心中暗暗叫绝，赞叹不已。这段生活，后来被刘晓庆吸纳到自己创作的胡玉音身上，把个米豆腐西施，演得活灵活现，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