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了《花环》，对于长年累月在外奔波的谢晋来说，总算有了一个难得的相对集中的空隙，尽管这个空隙并不长，才不过几天的时间，但对谢晋来说，已经是很长很长了。而对于徐大雯和她的孩子们来说，则已是心满意足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家住江宁路上的小主人们马上就发现，才休息了一天的父亲从第二天起又变得“不安稳”起来，要么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半天不出来，要么就是去接打那没完没了的电话。孩子们的抗议和不满虽然没有从嘴上说出来，但谢晋从他们的脸上察觉出来了。特别是阿三和阿四，总是默默地坐在沙发的一角，爱理不理地，连平时常见的傻笑也不见了。每当这时候，谢晋只好走过去，摸摸两个孩子的板刷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又走进自己的那间工作室。
自从《花环》公映后，有两件事是令谢晋始料不及的，也是令他常常深思和纠结的：一是观众人数达到一亿七千万，二是没有评上金鸡奖，这是个强烈的反差。观众人数多，说明这部片子大家喜欢看，受欢迎。而金鸡奖没评上，说明这部片子在专家那里没过关。这就向谢晋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现实的问题，他以后的片子怎么拍？熊掌和鱼如何才能兼得？如果要评金鸡奖，观众可能不喜欢；如果观众喜欢看，金鸡奖可能评不上。而对于导演们来说，这两个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可以这么说，对于这件事，谢晋的内心里是迷茫的，也是苦闷的，他曾试图找出一种两全其美的好方法，他找了，但是他找不好，也找不到，他以后所拍的一系列电影，也都印证这一种状况。
经过了短暂的休整，谢晋犀利的目光又开始盯上了下一个目标——《赤壁之战》。这是部历史巨片，如果真要拍摄的话，其工作量要超过《花环》好几倍。特别是资金，最少也得两千万。但谢晋对此是充满信心的，他为此已付出了三年多心血和汗水，就在拍摄《秋瑾》一片时，他已在开始酝酿此片了，现在时机已基本成熟，可以上马了。
所有围绕《赤壁之战》的工作在短时间内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了。按计划，谢晋打算在上海植物园或动物园附近建一条“东汉街”，内辟周瑜都督府、吴侯府及一批茶肆酒铺等建筑。待电影拍完后，作为上海的一景，向旅游者开放。同时，该片总美术师韩尚义也带着美术设计组全体人员下湖北，逆长江去选赤壁古战场的外景了。而有关道具、服装、兵器以及主要演员的物色等工作也在按部署分头准备和物色。全国许多媒体对这部巨片的拍摄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情，几乎隔三差五，总会在全国各地的一些重要媒体上，看到《赤壁之战》一片拍摄进展的消息。
然而，就在这时候，谢晋却反而变得冷静起来了。这就好比一部正在路上高速行驶的车，突然之间刹住了。为什么刹住呢？因为前面的路况不明了。而电影界的“路况”当时又是怎样呢？局外人不清楚，但谢晋是清楚的，1983年的中国电影是衰迹显现的一年，据新华社在1985年年初编发的一篇题为《观众是上帝》的文章中透露：1984年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国产故事片比1983年增加了三十四部，但电影观众却减少了十三亿人次。而著名电影导演宋崇在同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观众不是阿斗，是上帝》的文章中说得更加尖锐，他一下子提出了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今年(1984年)电影票房收入下降了一半？为什么我们(包括某些领导和专家)认为比较好的一些影片，卖座情况却不佳，而一些娱乐性比较强的喜剧片、惊险片，却能拥有较多的观众？为什么许多重大的历史题材、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耗资百万，精工制作，可观众却不太欣赏。为什么有些著名艺术家的传世佳作，对今天的观众也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至于上海一位姓朱的青年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渲染的上海人在打“大怪路子”(一种扑克游戏)输掉后，被罚去连看十场上影厂的片子的笑话，虽有点过于尖刻和夸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反映出观众对电影的不满和企盼。
面对这一种状况，谢晋的心里是非常着急的，他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艺术家，他怎么能目睹自己和同事们呕心沥血拍出来的电影在电影院遭受观众的冷遇和非议呢，这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比死还难受。可他也知道，要改变这一种状况，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够的，中国的电影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电影的功能，拍出来的电影究竟给谁看，是给领导看？还是给观众看？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还是要突出审美和娱乐的作用？是片面强调主旋律？还是提倡多样化？而更不容回避的是，电影除了是艺术品，是否也是商品呢？这些问题在电影界已争论了好多年，其中有很多人因此而倒了霉，但最终还是没有争论出结果来。
电影界虽然在走下坡路，但电影还是要拍的，至于究竟拍什么电影好，导演们好像一夜之间变得谨慎了许多，这谨慎也影响着谢晋，还要不要拍《赤壁之战》呢？他不断地问自己，说内心话，他是很想拍这部片子的，这可是部巨片，一个导演一辈子能接手这样巨片的机会并不多，有的人似乎永远也与巨片沾不上边，现在这部片子就捏在他手里，谁也别想夺走它。而更重要的是，他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去拍好它，拍出一流的水平来。但谢晋又是一个头脑十分冷静的人，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利弊的权衡，他决定还是先把这部片子放一放，至于具体的原因，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这样说：“目前拍《赤壁之战》，条件还不太成熟。美国的一些制片人说，你这个戏拍两三个小时实在太可惜，应该要同时拍电视剧。现在打入美国电影市场很困难，应该拍两个版本，电视剧就在电视台播映，这么一来，构思也要不同，要多花些时间再想想。而且成本也贵了，以前要一千多万，现在要两千一百多万。所以暂时搁置起来了。”可见，电影的成本是决定着谢晋将《赤壁之战》暂时搁置起来的主要原因。试问，中国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人及发行人再不注意电影的成本——票房——利润的话，那么等着他们的将不仅仅是亏损和惨败，而是死路一条了。
将《赤壁之战》的拍摄工作搁置起来后，谢晋似乎有一段短暂的“失业”期，但没过几天，他就应邀去美国举办他个人的影片回顾展了，其实这是早就定好的。他带去了十多部电影，当然少不了有他的优秀代表作《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这次巡回举行回顾展的美国城市有五个，其中对谢晋影响最深和最有收获的是洛杉机，他在这个城市里遇到了两件事，一是有一个台湾的著名作家要见他，并请他吃饭。谢晋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和我见面？”那位作家说：“我是看了你拍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才想与你见见面。这样尖锐的作品和小说能出版，能拍成电影，而且带到全世界放映，我开始相信大陆的政策有很大的改变，我不相信报上的空话。像这样敢于批评政府，敢于批评党的错误路线的电影作品，居然能在全国、全世界公映，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敢于把自己的缺点错误公诸于世，是一种非常有信心、非常坚强的表现。这在台湾不可能。如果你批评蒋政权，根本就不可能给你发表、上演。”第二件事是坐落在洛杉机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要邀请他入会。这个权威的学院共聚集着全世界四千名精英和“大师”，其中有日本的黑泽明、意大利的费里尼……而该学院的主席金·艾伦就是从谢晋的电影中了解谢晋的，他认为：“谢晋是一个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艺术家。”正因为如此，金·艾伦还就当时争论得热火朝天的两部片子《莫扎特》和《印度之行》中究竟哪部有可能获得奥斯卡奖而征询谢晋的看法。当然，谢晋的看法并非一言九鼎，但他的看法起码可给金·艾伦提供一些参考，这是肯定的。不久之后，以新任主席罗伯特·怀斯的名义签署的一份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邀请信送到了谢晋的手上，上面写着：“我们高兴地通知您，本院理事会邀请您为本院会员。我们希望您能参加本院，并喜爱和参加本院的许多活动，这些活动展示了我们全体引以自豪、为之献身的艺术形式。”
作为这个大师云集的学院中的一员，谢晋是中国艺术家中唯一的一名代表。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殊荣了，但谢晋则把它比作是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他可以更深切地了解世界电影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并与更多的世界各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开展进一步交流。
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直至回顾展结束，谢晋才匆匆回到上海。这时，已是4月的下旬了。原本，他还想再去美国其他一些城市作交流访问，美国一些名牌大学和艺术机构也请他去作报告，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因为他手头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子需要立即投入筹划，而这个本子在拍摄前能否通过，还是个未知数，就他本人而言，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本子的，这个本子就是后来拍成电影后风波不断的《芙蓉镇》。
《芙蓉镇》是由湖南青年作家古华在1981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82年在全国长篇小说评选中，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由于小说反映了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镇上一群普通人沉浮升降的命运和我国历史进程中所曾经历过的曲折，尤其是《**》的磨难，从而揭示了我国社会生活中野蛮、愚昧、荒诞的一面，以及产生此类悲剧的社会土壤和条件。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立即决定拍摄，并开始着手准备。而闻风先动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连摄制组也已成立了。后来因为政治形势的突变，再加上一股从上面吹下来的颇有来头的极“左”阴风，才使这朵刚刚燃烧起来的热情火焰，被暂时扑灭。直至过了四年之后，谢晋才又捧起了这只烫手的山芋。
但谢晋马上就感到1985年的天，也并不都是和风拂面的艳阳天，他要拍《芙蓉镇》的消息一传出，那可怕的阴风，又不知从哪里刮来了。有人说谢晋又在讽刺社会主义了，有人说谢晋又在挖疮疤了，还有人说谢晋拍来拍去又在拍悲剧，等等。这些流言蜚语和政治帽子，谢晋以往都是领教过的，因此对他来说，已起不到多大的震慑作用。但从内心里来说，他还是想不通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些人为什么总对“**”情有独钟，对此，他有一次在与友人的交谈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美国自从参加越战以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很多人，在老百姓心中投下了无法抹掉的阴影。后来出现的嬉皮士、雅皮士以及性解放、同性恋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而我们的‘**’在老百姓心中投下的阴影远比美国的越战在老百姓心中投下的阴影要严重得多，你能说在几年当中消除得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漫长过程才能消除。你能说现在没有‘文革’的遗风吗？我们有些人反对作家写‘文革’，不知道他们究竟安的什么心？”同时他又说：“中国的大作品，也许会出在写‘文革’的题材上，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运动、大劫难，全中国有这么多人卷进去，心又那么齐，运动的渗透力，甚至到了人烟稀少的原始部落。你们想一想，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现在有人虽写了不少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但都不是大作品，到将来所有的文件资料公开了，由你们的儿子、孙子来写，可能会写出大作品。当然，什么时代出什么作品是没有规律的，十九世纪的俄国是够野蛮和黑暗的，但却出了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大作家。中国解放前也够黑暗的，却出了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和郭沫若等大师，所以说，经济发展了，并不一定会出大作品，两者虽然有联系，但并不一定成正比，因为，构成一部大作品要有很多的因素，这因素究竟是什么，眼下还很难说清楚。”
干扰归干扰，拍电影是拍电影，谢晋还是那个老脾气，谁也奈何不了他。决心一经定下来，他就急着想与作者见面了。作者古华在湖南，以前他们也不认识，再说谢晋又不是写小说的，隔行如隔山，这事被谢晋的老朋友陈荒煤知道了，他自告奋勇地做了牵线人，约两人在湖南见了面。谢晋一高兴，就对老朋友许诺说，什么时候《芙蓉镇》拍成后，他一定请他这个大“媒人”吃两只大蹄髈。后来《芙蓉镇》真的拍成了，可谢晋却把送蹄髈的事忘了，以至于陈荒煤在后来一篇写谢晋的文章中这样戏说道：“谢晋原来要请我吃的两只蹄髈，我连影子也没见到。大概是他奔波劳累了一阵，或者已经毫无兴趣，或者完全忘记了。我却在年老健忘的记忆里还留下这两只蹄髈的影子，当然，还不知道是红烧的，还是清炖的。”这当然是趣闻，但说明谢晋对《芙蓉镇》的偏爱和钟情，也说明他对老朋友的尊敬和友情，更说明他在与原作者古华见面后，获得了《芙蓉镇》拍摄权后内心的喜悦和兴奋。
《芙蓉镇》的剧本改编谢晋决定由青年作家阿城来担纲。阿城是中国电影评论界的权威钟惦裴的儿子，不过这事与钟惦裴并无关系。谢晋挑选阿城任编剧主要考虑阿城的一些作品很有个性，他写的《棋王》既幽默而又富哲理，被称为文坛奇才。当然，谢晋也考虑过请李准改编，但他与李准之间太熟悉了，李准知道谢晋需要什么故事，需要哪些情节，而谢晋也知道李准拿出来的本子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的合作，好像有点“近亲结婚”的味道。而谢晋希望的这个本子，要有一点出人意料和别出心裁的东西，虽然这势必会和他以前的创作风格有所不同，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落实了编剧，谢晋稍稍放宽了心。在剧本改编的这段时间里，他可以静下心来考虑电影拍摄方面的事。好在摄制组基本上还是拍《花环》时的老班底，对这个班底他是非常满意和信任的，因此用不着他多操心。难的倒是挑演员，《芙蓉镇》这部长篇他曾看了六七遍，笔记也做了一大本。他认为有两个人最难演，一个是女一号胡玉音，一个是男一号秦书田。这两个演员如果挑不好，《芙蓉镇》就失败了。
除了全身心地考虑《芙蓉镇》拍摄方面的事，在这段时间里，谢晋的社会活动也很多，上半年，除了去美国举办他的个人电影回顾展，下半年接着要去法国参加一个颁奖会，回来后，又要去香港举办《花环》电影的首映式。这种走马灯式的活动时间虽不长，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每次活动总免不了要开记者招待会，开学术讨论会，要举办与观众恳谈见面会，还有各种各样的酒会宴会什么的。有时为了省时间，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心里老惦记着《芙蓉镇》，急着想回去，只好把几个活动压缩在一块。人是够累的，可时间却是节省了。
9月的一天，尚没有从频繁而劳累的活动中缓过神来的谢晋，带着一脸的疲惫来到湖南长沙，与他差不多同时抵达的还有其他省市的一些文化名人，当然大多数是从北京来的。这些人是来这里参加《芙蓉镇》改编学术讨论会，这个会是由上影总公司、湖南省文联、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的，邀请的都是活跃在中国文坛和影坛上的一些名流，如陈荒煤、康濯、李陀、黄健中、阿城、古华等。著名美籍华人董鼎山先生、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经理许敦乐、导演许鞍华等也都专程前来参加这个争议颇为激烈的会议。
那天的会谢晋选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招待所里举行。会议的主持人是上影厂的老厂长徐桑楚，谢晋对这个会定的基调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带框框，不讲套话。大家可以针锋相对，唇枪舌战。这个基调一定，会议一片活跃，作家李陀说：“我们老远被请了来，是想出点力，并不是说几句客套话，是想让谢晋的《芙蓉镇》比他所有的影片高出一截，达到国际上经典电影的水平。”而古华一见到谢晋，首先向他作了个揖，说：“我这部小说的结构这么怪，要改编成电影连我自己也一筹莫展，真给你添麻烦了。”说得在场的人一阵大笑。这次会议总共开了七天，确切地说是被关了七天，因为整整七天，大家都窝在招待所里，足不出户。大家你争我论，什么改编《芙蓉镇》究竟取什么角度好，主题又怎样开掘，制片方针又怎样确立，如何把握小说提供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确立这部影片的式样和风格，等等。大家你一句我一言，你一“枪”，我一“棒”，思路敏捷、新颖，语言锋利尖锐，时而三五成群，“争吵”不休，时而两大阵营，相持不下，“争吵”时常常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相持时常常壁垒分明，势不两立。但无论是“争吵”也好，辩论也好，言和也好，谢晋在这个会议上却很少发言，他总是坐在一边，静静地听，默默地记，有时“斗”了半天，硝烟渐散，于是他又冷不防抛出一个观点，顿时“战火”又起，“战场”之中，又闻声声鼓点。七天之后，会议圆满结束，小结的时候，陈荒煤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个会在电影界来说，恐怕是首创，老的小的在一起吵吵闹闹，这的确很好。”而谢晋则沉着脸，严肃地说：“对于我来说，从现在开始，就要接受煎熬了。”
带着这样一种心情，谢晋在长沙会议结束之后，即匆匆飞回上海。也许就从这一刻开始，谢晋的生命之钟，又要随着电影《芙蓉镇》进展的节律而摆动，他的一切的一切，包括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思维，乃至他的情感，都会紧紧地围绕着《芙蓉镇》这部电影而展开，他的浓浓的像岩浆般滚烫的热血又将在他的血管里奔涌起来，燃烧起来。这是他用生命对艺术的投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每一次艺术实践，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燃烧。一个艺术家，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做燃料，把自己变成一团火，才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才能把别人也变成一团火。”
回到家里，还没放下行李，徐大雯就迫不及待地迎上来，告诉他，老家来人了。老家的人是请谢晋回故乡参加文代会的，他们在上海已经等了整整四天了。谢晋一听来不及吃饭，赶紧叫徐大雯把三位老乡请过来。听说家乡要成立文联了，他从心眼里高兴。上虞是舜的故乡，历史上文化名人辈出，如王充、嵇康、谢安、谢灵运、倪元璐、夏丏尊、马一浮、章学成、徐懋庸、胡愈之、竺可桢等等，有些还与他家有密切的关系。现在老家要成立文联了，可以把这些先贤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继承下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他对在座的上虞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蔡德亿说：“自从那年结婚去过谢塘老家，眼睛一眨，四十多年过去了，要不是《芙蓉镇》把我缠住了，我真想回去看看啊。”谢晋老家谢塘镇的方副书记说：“你再忙也得抽出几天时间来，我是代表谢塘镇的父老乡亲来请你回家的。”文化局的谭寿焕说：“我们来之前，县委县政府关照说，文代会的时间根据您的时间定，您几号有空，文代会就在几号开。”在一旁的夫人徐大雯也加入了动员的行列，她说：“领导们既然这样说了，你即使把《芙蓉镇》暂时”放一放，也该回去一趟了。”
既然大家这么说，谢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重新把筹拍《芙蓉镇》的工作日程表排了排，按照原计划他在10月初，要去北京物色《芙蓉镇》的演员，而在10月下旬，又要去香港参加一个活动，左排右排，只有中旬有几天空，而这就必须要把他在北京活动的时间压缩一下，这样，空出两三天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当即决定：“去，我一定去。”
送走了几位老乡，谢晋就为物色演员而忙碌了。《芙蓉镇》的主要演员有八个：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李国香、王秋赦、黎满庚、黎桂桂、五爪辣，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玉音和秦书田。而这两个人当中，胡玉音又是最重要的。谢晋曾说：“胡玉音在片中是最重要的，应该将她善良、灵魂深处很复杂的东西，要非常自然地、看不出刀斧痕迹地揭示出来。”但这个角色由谁来演，谢晋心中并没有底，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但都不太理想。正在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打出的地点是长春，他拆开一看，是刘晓庆打来的，电报的第一句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演胡玉音……”短短的电报中，一连用了四个“非常”，谢晋禁不住笑了。他了解刘晓庆这个人，虽然她并没有在他拍的片子中演过戏，但他们接触过多次，也看过她演的片子了，应当说，她在谢晋的心目中，是一个不错的颇有前途的演员。只是以前一直没机会，才使他们在许多片子中失之交臂。这次，刘晓庆来主动请缨，而且态度如此坚决诚恳，这竟使谢晋产生了一丝由衷的感动。因为他知道，胡玉音这个人物是非常难演的，如果演不好，不仅影片要演砸，演员的名声也要受损害。因此，要演好胡玉音，除了演员有生活，有演技，还要有信心，而在这方面，刘晓庆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了。当然，谢晋这样想，刘晓庆在当时是并不知道的。作为一位名演员、名女人，她当时正处在各种难言的纠葛和绯闻的包围中，社会和生活正举起无情的利斧向她砍下去，虽然她已演过十六个角色，观众对她也已经承认了，但有许多人，对她仍是排斥的，而我们的社会，对她也是排斥的，她太锋芒毕露了，太与众不同了。因为写了《我的路》，因为与丈夫离了婚，因为拍了电影《原野》和《无情的情人》……她一下子从事业的顶峰跌入了险恶的低谷，而如蝗的谣言也像毒蛇一样缠绕着她。这个时候，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解、需要同情、需要友谊，当然更需要支持。于是，她想到了谢晋，她有一次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爱上《芙蓉镇》，除了有堪称上乘的一个好剧本，有一个为演员创造角色提供了挖掘的基础及想象的余地，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大导演——谢晋。”她深情地说：“我喜欢谢导演的艺术风格，很早以前，就希望在他的指导下，进行艺术表演创作，给自己提高艺术素养，探索表演技巧，必大有裨益。”应当说，刘晓庆说的是真诚的，在以往的拍片生涯中，她共有九次到上影厂拍片的机会，其中也不乏在谢晋拍的片子中担任角色的机会，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如愿。而这一次，她是志在必得了。其实，为了争取这个角色，她早在长春拍《心灵的火花》时就认认真真通读了一遍《芙蓉镇》，可以这么说，在她拍电报给谢晋前，她对演胡玉音这个角色已有把握了，正如她所说：“我的特点是在艺术上喜新厌旧，虽然对已演过的十六个角色都偏爱，可最爱的却是下一个。目前对我来说，当然是胡玉音。”她又说：“胡玉音是个情种，而演感情戏则是我的特长。”“我一定要全身心地饰演好广大观众殷切期望、自己又热爱的胡玉音这个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
与刘晓庆毛遂自荐相反，《芙蓉镇》中另一位主角秦书田“秦癫子”的扮演者姜文，则是谢晋登门邀请的。这倒不是说姜文架子比刘晓庆要大，其实姜文当时才23岁，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不久，论起知名度，他比当时的刘晓庆还要差一大截，谢晋找上他，是因为看了他演的《末代皇帝》等几部电影，看过之后，这个小眼睛、直鼻子、翘嘴角的其貌不扬的青年演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姜文的评价是，这“是个颇有艺术天赋的青年演员”。事实证明谢晋是有眼力的，《芙蓉镇》中因为有了刘晓庆、姜文两人担纲，使整部片子拍得分外精彩。撇开政治上的因素不说，单从艺术上来说，他们两人的表演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诚如“狂妄”的刘晓庆预言：“我热切希望《芙蓉镇》不仅成为我的代表作，也成为谢晋的代表作。”
物色好了几个主要演员，谢晋的心里稍稍得到了一些宽慰。他有种预感，拍《芙蓉镇》可能要比拍《花环》顺利些，因为物色《芙蓉镇》的演员比物色《花环》的演员要顺利。带着这种美好的愿望，谢晋回到了上海，徐大雯告诉他，老家上虞又来电话了，文代会召开的时间已确定，定在10月19日。听说韩尚义也要去，谢晋更高兴了。韩尚义也是上虞人，他老家在东关镇，与谢晋的老家谢堂镇约有三四十里地。不过韩尚义从影要比谢晋早，他现在是上影厂的著名美术师，又是副厂长。当晚他与韩尚义通了电话，韩尚义也正好在等他归来的消息。10月18日，上虞县委县政府派出专车，专程来沪接谢晋、韩尚义及其他上虞籍在沪的有关领导和名人。坐在车上，大家分外兴奋，离家数十年来，这样集体被邀请回故乡，对车内所有的人来说，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大家平时工作都很忙，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老乡们要见一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大家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汇聚在这里，所有人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谢晋，他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人，大家以前只知道他是上虞人，但除了能在银幕上见到他的大名外，真要当面见上这个老乡一面，又是谈何容易。现在这个大名鼎鼎的老乡就坐在老家派来的伊维柯上，大家纷纷上前，争相与他握手，并说着多年来已难得说上几句的上虞话，回忆着数十年前留下的童年的往事，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
那时候从上海到上虞的交通还不方便，如果不堵车的话，约摸得花上七八个小时。但大家还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仿佛在不知不觉间，故乡就在面前了。那小桥、那流水、那古纤道、那乌篷船，都一一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变了，变了，一切都变了，谢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嘴里不停地絮语着，看得出，他的眼睛有些潮湿。透过迷蒙的眼帘，他似乎在寻觅一种已经消失了的东西，那是他童年歪歪扭扭的足迹，是古纤道上赤膊蹬腿的精瘦汉子吭唷吭唷的号子声，是破草房前倚门远眺目光空洞的祥林嫂式的妇人，是古运河上漂浮着的已经发胀了的暴尸——而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见了，一切都变了，变化说明了一切，变化向这些少小离家的游子们展示着故乡灿烂的今天和昭示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晚上的接风宴是在家乡新近落成的上虞宾馆里举行的，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都来作陪。坐在金碧辉煌的大餐厅里，品尝着久违了的家乡特产霉千张、霉干菜蒸肉、霉苋菜梗等，喝着香醇的女儿红酒，谢晋与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文代会的嘉宾们感慨万千。席间，他数次站起来，向在座的省内外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文艺界的朋友及各位上虞籍老乡频频敬酒，大家也纷纷过来，向故乡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导演举杯。在觥筹交错中，谢晋红光满面，笑声不断，他有点醉了，从心里醉了。但这绝不是酒醉，他年轻时可喝八斤老酒，今晚连四斤也不到，他怎么会醉呢？他是被情醉倒了，被故乡人民的热情醉倒了。
次日上午，县文代会正式开幕。谢晋作为来宾代表，在会上发言。其实在这之前并没有告诉他要发言，后来当会议开幕以后，才由会议主持人临时通知他，谢晋稍稍沉默了一下，就悄声说：“好的。”显然，他是来不及作文字上的发言准备了，一切都要即兴发挥，但正因为是即兴发挥，才使他的发言显得特别生动，分外精彩。他说：“昨天，上虞是双喜临门：一是上虞县文联成立，二是《浙江日报》头版表扬了上虞县。精神的、物质的都获得丰收，这是很值得祝贺的事。我们一些在外地搞文艺工作的上虞籍同志从四面八方赶来，说明大家很怀念家乡，再忙也要来，向家乡父老问好，向家乡父老致敬。因为是家乡的父老抚育了我，家乡的人民抚育了我，春晖中学的老师抚育了我。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辞里讲：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们都是上虞人民的儿子，今天有机会与家乡父老见面心情特别激动。……昨天报告中说到上虞是鱼米之乡、文化之乡，今天我要补充一条(这条不注意就不全面)，上虞也是一个封建之乡。上虞过去是属于绍兴府的，现在归属于绍兴市。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也到过世界不少国家，比较起来，绍兴是封建思想最厉害的地方。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经济改革上的难度，同时也给我们在文艺创作上带来了艰巨的任务，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深刻的解剖封建思想的机会。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已经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几十年前，他作为文化革命的主将，高举反封建的旗帜走在前面，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物极必反，在最封建的地方，出了反封建最坚决的旗手鲁迅，最封建的地方对妇女压迫是最厉害的地方，出现了鉴湖女侠秋瑾。这是我们绍兴人民、上虞人民的骄傲，也是绍兴人民、上虞人民学习的榜样。”说到这里，谢晋话锋一转，谈起了自己的身世，他说：“我出身在一个封建的书香门第。我的祖父和徐锡麟、秋瑾在大通学堂一起教过书。可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比较高的家庭里，为了我要参加演戏，竟掀起了轩然大波，说谢家塘谢某人家里出了个败子，破坏了风水。因为我祖父的坟是请风水先生选定的，坟山下两边是江，坟做得也讲究。据说风水是荫孙子的。过去早婚，人活到五六十岁死时，儿子早已长大，是龙是虎是蛇是耗子已很明显，而孙子却还小。风水荫孙子将来要做大官的。我祖父在乡下名气很大，我又是长房长孙，像巴金《家》中的觉新一样，阖家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期望什么呢？做官，可是我偏偏爱演戏，这就叫‘败坏门风’，要给我在家谱里除名。其实那无非是我在中学读书时，业余演的话剧罢了，话剧乡下人叫文明戏。当时我演岳飞的儿子岳云。岳云是少帅，台上拿着宝剑很威风。那时我亲戚来看戏，说风水还是灵的，我还是做官了，只不过是在戏台上做官。我演戏为什么要在家谱上除名？因为演戏当时被看作是下贱的，这和娼妓、求乞以及绍兴的‘堕民’差不多。我这些话青年人听起来好像是遥远的故事了。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呀。今天家乡成立文联，大家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学艺术活动，多么幸福，而我那时家谱里要除名，所以感触是非常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