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禾和何伟喝了谢晋的“御酒”，尽管两位东北汉子喜喝的是高浓度烈酒，对南方糯糯的黄酒不习惯，可谢晋叫他们喝，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喝，因为谁敢当着谢晋的面说他家乡的酒不好喝呢。更有甚者，当三个人喝足了酒，步出餐厅的时候，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而又和蔼可亲的谢晋竟一手搂着一个人的肩，像顽皮的孩童似的畅笑着。忽然，吕晓禾对谢晋说：“谢导，有的人说我的嘴巴太大了。”谢晋看了吕晓禾一眼，咧开他自己的那张大嘴巴笑了，说：“嘴巴大好啊，说明你是吃地瓜长大的，能体贴老百姓的苦。”这句话一出，把在场所有的人都引笑了。
1983年10月3日，经过了漫长的半年多时间筹备的《花环》摄制组终于正式成立，这一天，各路人马从全国各地集结到北京钢铁学院留学生楼。这一天，李存葆从山东赶来了，李准也从河南赶来了，几乎所有的摄制组人员全来了。对这支即将出征的充满生机而又阵容庞大的队伍，谢晋的心情十分激动。作为电影拍摄当中的“三军”统帅，他在会上作了一番极具煽动性而又十分鼓动人心的讲话。他说：“《花环》剧组既是个生产单位，也是个科研单位，又是个学术单位。全组要明确提出一句口号：‘坚决围剿模式化’，向陈旧感、一般化、平庸化发动进攻。在艺术上要提倡创新，提倡争论，要有对艺术魅力的刻意追求，做到离生活越近越好，越真实越好。达到看不出导演、摄影、化妆、录音、表演等方面的痕迹，要在严肃严峻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一个崇高、悲壮的诗性颂歌，展开一个崇高、悲壮的诗性画卷，不但要使中国人民喜欢，也要得到国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承认和喜爱，要争取把《花环》打到世界影坛上去，占领一席中国人该有的地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激动人心的会议上，谢晋还提出了一个令摄制组全体人员颇觉新鲜的名词——研究读者。要知道，这还是在198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还没有被人正式提出，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电影界，都还在温暖舒适的计划经济的温**梦境未醒。谢晋这时候提出要研究观众，其实质就是要研究市场，因为你再不研究市场市场就要开始冷落你了。你听他说：“我们过去只研究作品，再深入一步就研究作家，而从不研究对象——读者。拿电影来说就是不研究观众。好像我们的电影功能跟社会学、美学、跟娱乐、跟目前观众的主观经历没有关系。后果已很明显，近年来掏钱买票来看电影的观众日益减少。”“为什么群众喜欢这一些作品，不喜欢那一些作品，这与他们目前的主观经历，处境和感情有很大关系。《高山下的花环》写大事，抒大情，讲出了许多老百姓想讲的话，许多生活里明明是非常好的人，却没有受到重视，这些情节都和他们的主观经历结合起来了，电影要争取多一些人看，一定要研究观众心理。”
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萌芽的话，那么，谢晋在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提出的这个论点，无疑就是这些萌芽中的一瓣嫩叶。若干年后，当他投亿元巨资拍摄他的得意之作《鸦片战争》的时候，他采取的是股份制形式，尽管这在电影界又开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先河。但此时此刻，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奔涌向前，再也无法阻挡了。事实证明：《鸦片战争》在中国电影业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能够顺利发行，取得良好的业绩，无不与在操作过程中按市场法则行事有关，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山下的花环》则是谢晋萌生市场意识的一块试验田。也是他的电影在影视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的形势下能够凝聚观众和占领市场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难怪在谢晋那天的演说结束后，有人问李准：“电影《花环》拍成后，能否超过电视剧《花环》？”李准是个很谦逊的人，他笑笑说：“争取要比电视剧好些。”正巧谢晋走过来，听到后，便大声说：“超过电视剧？那你把标准定低了。”谢晋说的这个标准除了影片的艺术质量外，是否还包括影片的市场定位和市场操作呢？那或许就是藏在谢晋心中秘而不宣的“秘密武器”了。
《花环》摄制组在剧组正式成立后的第八天起程，即1983年10月30号，去剧中人梁三喜的故乡——革命老区沂蒙山区体验生活。沂蒙山也是《花环》作者李存葆的故乡，因此谢晋选在这个地方作为演员体验生活的地方，是含有深意的。
11月15日，摄制组全体人员在沂蒙山区体验生活结束，时间虽然只有半个月，可对演员们来说，这半个月的感触却是很深的，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体验是住在城里时永远无法得到的，特别是当地的人民对党的感情竟是那样的深，对自己的军队竟是那样的爱，是出于演员们的意料之外的。虽然他们的生活还很穷，环境还很差，他们的一切与城里人相比，特别是与面前的这些演员们相比可以说是无法比拟的，但他们对党的情、对党的爱还是那样的坚决和执着，他们相信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们更相信，共产党、解放军，才是他们的大救星，大恩人。这是一种真正的情，一种真正的爱。正因为有这样的情，这样的爱，才孕育出了红嫂和梁三喜，孕育出了梁大娘和韩玉秀，孕育出了一大批革命的先驱者和后来人。
因要去法国参加“南特电影节”，已先期回到上海的谢晋在南京军区在上海的招待所——延安饭店为摄制组全体人员安排好了住宿。当带队的副导演武珍年风尘仆仆地跨进延安饭店六一七房间时，谢晋自己则去法国西部的南特市参加第五届三大洲电影节——南特电影节了。在这届电影节上，谢晋作为唯一一个参加电影节的中国导演而备受各国艺术家们和当地市民的特别关注。在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布列塔尼大饭店里，他的巨幅工作照和《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的剧照被挂在大厅的正中，这种显眼的布置和编排，在所有与会的各国艺术家眼里，是一种相当高的殊荣了。当然，更令各国同行钦慕的是，就从南特电影节开幕的当天起，在法国颇有名气的“阿波罗”电影院里，谢晋执导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等九部影片，将依次在这个电影院里展映。因此，有一位外国记者称谢晋是这届南特电影节上的“皇帝”，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在法国待了十多天，谢晋就急匆匆地回国了。虽然法国同行竭力挽留他多待一些时日，但谢晋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心里牵挂着《花环》，《花环》一天不拍成，他的心里一天不安神。
离家十多天，谢晋要求武珍年天天叫演员们做小品，武珍年虽是个女的，可对演员却像谢晋一样狠，有些演员第一次到上海，难免想去看看南京路，逛逛大世界，可武珍年就是不答应，其实她心里也是十分同情这些演员的，人之常情嘛。可她敢开这个口子吗？万一被老头子知道了，不骂得你眼前金星乱迸才怪呢。因此有人说了句玩笑话，叫武珍年跟着谢晋转，大家了也只好跟着武珍年转。
总算老天爷帮忙，谢晋8号回上海，9号他就叫演员们做小品。小品做完后，他开始像以前一样板着脸不表态，眉头紧皱着，直吓得武珍年和演员们心里打小鼓，直到晚饭时他从那只编织精巧的小草篮里拿出两瓶葡萄酒，大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但这并不是说他对所有演员的小品都通过了，对有些演员的表演痕迹太重、动作逻辑安排不合理、许多戏太过，他还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他是有根有据的，批在点子上，所以大家面子上虽有些过不去，心里还是服帖的。
《花环》的内景戏排演得基本可以了，接下来就是外景拍摄了。谢晋把出发的时间大致定在16日，没想到在起程的前三天，即12月12日，发生了一件在谢晋的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那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三创作室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慎重讨论并通过了谢晋的入党申请书，并接纳他为中共预备党员。这一天，谢晋静静地坐在电影厂那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面对他所熟悉的党员同志们，脸上闪现出与他这个年龄有点不太相称的红光和兴奋。他是一个历经磨难毕生坎坷的人，他经历过的曲折和打击太多了，从反右开始到“文革”当中，不幸和灾难几乎一个接着一个袭击着他，但他却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支撑着他意志的是信念，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他心里仍然闪耀着一盏灯，那就是他相信共产党，他要紧跟共产党。
谢晋入党的消息在次日的《文汇报》上见了报。这件事在文艺界的震动是很大的，这震动并非来自谢晋入了党，而是大家真正意识到党确实将自己的胸膛敞开了。
12月16日，备受世人注目的《花环》摄制组大队人马，在谢晋的率领下，乘坐一架大型飞机，向昆明进发。当天抵达后不久，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治委员谢振华分别在繁忙的公务中，接见了剧组有关人员。两位首长对《花环》剧组到前线拍电影，表示非常欢迎，希望谢晋能尽快把《花环》拍出来，送给在前线守卫边疆的指战员们看。谢晋也向两位首长谈了一些在《花环》拍摄中需要部队大力支持的事，张司令员当即表示说：只要部队能做到，一定全力配合好。
第二天，摄制组大队人马就直奔边陲重镇屏边县。当天，谢晋要带领大家去瞻仰一个烈士墓。这个烈士墓坐落在屏边县南边，有几百位烈士长眠在这里，他们大多是在1979年那次自卫反击战中为国捐躯的，年龄最大的不过三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十七岁。
谢晋带着大家，迈着沉重的脚步，沿着墓冢间铺设的花岗石台阶，一步一步往前走。四下寂静无声，大家唯恐惊醒了正在灿然的鲜花丛中酣睡的烈士英魂，只有几声抑制不住的抽泣打破了这墓地的宁静。
站在这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一个座座新坟面前，谢晋禁不住泪水涟涟。
他是个自控能力很强的人，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很少见到他会流泪，但是今天他却再也控制不住了，因为躺在他面前的是几百个那么年轻的烈士遗骸，曾几何时，他们还是那么的生龙活虎，那么的朝气蓬勃。生命就像这南国旺盛的红棉树花一样，是多么的灿烂夺目。而现在，他们却长眠在这里，他们的妻子，也许刚刚向他寄出了儿子满月时拍的照片；他们的情人，也许正在台灯下给他写着含情脉脉的情书；他们的母亲，也许正倚在门框上，向远方的大路上眺望，因为儿子来信说，他快要探家了。多么平和安详的生活图景啊，然而，这幅美丽的生活图景却被无情的炮火摧毁了。
哭得最伤心的，是老演员童超了。这位年近六十的老艺术家，大病还未痊愈，就跟着大部队上来了，他的腿脚还不听使唤，只好拄着拐杖。此刻，他似乎已不是以一个军长扮演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到这里，他的心在剧烈地颤抖着，在流着血。他不敢大声恸哭，只好任凭泪水沿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庞流下来，落在他的衣襟上，落在他脚下的这块红色土地中。
瞻仰完烈士陵园，谢晋就带着摄制组马不停蹄，朝驻扎在南溪的边防某部进发。这是个英雄的团队，在自卫反击战中，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烈士，就是这个团队的一名战士。谢晋带的摄制组，就要在这个团队体验生活，然后才进行实拍。
春节在不知不觉中临近了，《花环》开机之前的大部分工作这时已基本就绪，被称为“工作狂”和“谢旋风”的谢晋应该松一口气了，经过他的恩准，演员们在腊月二十九放假回家。大家正在欢呼雀跃之际，他又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所有演员，都必须在正月初五，也就是2月6日准时回来，不得有误。大家虽觉得谢导定的这个时间，似乎太苛刻了一点，但转而一想，比起演梁三喜的吕晓禾来说，他们已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因为谢晋决定，其他人在春节可以回家，唯有吕晓禾不能回家，因《花环》的成败得失，最关键的在吕晓禾演的梁三喜身上，他要吕晓禾在春节期间好好静下心来，把梁三喜这个人物的“精髓”吃透。对此，吕晓禾在十四年后的庆贺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回忆起这一情景，他说：“那年春节其他人都走了，谢导要我留下来，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真是孤独啊！特别是听到了马路上传来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听到孩子们欢快的嘻笑声，我在想，这时候，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在干什么呢？也许，他们也在马路上开心地玩着鞭炮，也许，他们正坐在家里，企盼着我的回去，也许，那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他们已热了一遍又一遍……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当然，吕晓禾是坚强的，毕竟，他是条硬汉。
拍摄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整个拍摄过程，对所有的演员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陶冶的过程，在这里，大家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没有三心二意，更没有敷衍搪塞。这里充满着团结、友爱、纪律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大家对烈士的崇敬和追思。
转眼之间，4月初到了，除了“战后连部招待所，无名高地、主峰、坟地”等几场重头戏未拍，其他的戏已基本拍完。因此，按原定计划摄制组将在这个月的下旬，要离开南溪。
但这时候，边境的形势又开始吃紧起来，越军又不时地向我国的一些边境村镇炮击，造成很大伤亡。我人民解放军驻边防部队都已奉命进入一级战备，在潮湿狭小的猫耳洞里待命，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昆明军区的首长这几天也特别关注《花环》的拍摄情况，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拍摄的进程。因为据可靠情报，河内的“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已在广播里报道了谢晋在边境拍摄《花环》的新闻，措辞严厉，字里行间充满了威胁、恫吓的火药味。而几乎在同时，又不时传来越军特工人员潜入我境内进行干扰破坏的消息。所有这些情况都引起了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和警觉，要知道，这支引人瞩目的百十几号人的摄制队伍，正在离边境仅千米之遥的高地上拍戏，越军的任何一种哪怕是射程最短的火炮，都可以将炮弹打到这里，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个责任，昆明军区是无论如何担当不起的。因此，军区首长在将战情和敌情通报给谢晋的同时，也含蓄地暗示了另外一层意思，希望尽快结束在边境前沿的拍摄，尽快撤下去。
其实这何止是昆明军区首长的意思，就是在摄制组内部，也早已有人提出了撤出南溪的建议。这倒不是说这些同志怕死，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因为《花环》摄制组的驻地以及所有的拍摄点，都处在敌方炮火的直接控制下和覆盖区。在这种情形下，别说对没有当过兵的绝大多数摄制组人员来说心里很紧张，就是对当过兵，甚至打过仗的人来说，心里也不会很坦然。毕竟，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面前的敌人，不是电影中扮演的敌人，而是真正的敌人，那些把黑洞洞的炮口对准我们的大炮，也不是电影中的道具，而是真正能把人炸得血肉横飞的真武器。
谢晋表面上依然故我，照样有说有笑，一副轻轻松松的样子，但他的心里却是沉甸甸的。是啊，大家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万一他们住的房子顶上落下一颗炸弹，或者越军派几个武装敌特在夜里来袭击一下，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但形势就这么摆着，该怎么办呢？《花环》已经拍到这个份上，总不至于停下来打道回府吧，这样，他们又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呢？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把队伍从南溪撤下来那是很容易，不用半天工夫，保证撤得无影无踪，然后，再到内地找一个地方补拍。但这样一来，谢晋毕生追求的艺术真实以及演员在前线的典型环境中刚刚找到的那种感觉，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在《花环》拍摄前立下的把质量最好的影片献给全国人民的诺言，都要化为泡影了。
《花环》摄制组仍然坚守南溪，继续拍摄，这是《花环》摄制组临时党支部、导演组和制片主任作出的慎重决定。决定一出，一度有些动摇的军心也就很快稳定了下来。当然，必要的防范和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的，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嘛。在敌军炮击后的第七天，谢晋在昆明军区首长的全力支持下，把队伍拉到了一个距国境线仅千米之遥的高地上，这时要演出的一场戏叫“无名高地，主峰攻坚战”，是场重头戏中的重头戏。因为在这个高地上，梁三喜、靳开来和“小北京”都要在这里牺牲，而赵蒙生和段雨国的思想转变和精神升华也要在这个高地上完成。因此，拍摄场面之激烈，参加人员之众多，气氛之悲壮，是以前的拍摄中所没有的。
4月9日，“无名高地，主峰攻坚战”正式开拍。一时间，这座长满茅草和芦苇的小山包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穿插到位的九连，要在这里与越军决一死战。
按原计划这场戏必须要在五天内完成，因为昆明军区首长针对近日日益恶劣的边境形势，又连续多次指示，希望尽快拍完，及早撤下去。但在这关键时刻，老天又不作美，比如拍靳开来牺牲一场戏，按剧情要求，靳开来牺牲时必须是毒日当头，战士们口渴难耐，这样才能为靳开来违反纪律去砍越南老百姓的甘蔗而不幸触雷牺牲的场景作铺垫。但平日摄制组拍戏不要太阳时，太阳却一个劲地出来讨好，现在要太阳出来了，太阳又不见了。直至到了13日早上，天空才现出放晴的迹像来，高兴得何伟一骨碌从**爬起来，一边大声嚷：“太阳你快点出来吧，让我早点牺牲吧。”一边去催化妆师化妆。何伟长得胖，天生爱出汗，前几天太阳也躲躲闪闪地出来过几次，每次化妆师都给他手忙脚乱地化好妆，太阳就不见了。这时候可把何伟折腾惨了，自己究竟是卸妆呢，还是不卸妆，卸妆的话，说不定太阳待会儿又出来，自己大汗淋漓的又要上一次妆，如果不卸妆，让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粘在人脸上，可不是好受的，特别是大热天，那些东西与人的汗水一混合，都发出怪味了。
总算是老天爷帮忙，13号这天，老天还真的要让靳开来牺牲了。这一天，太阳自从出来后，就一直火辣辣地照在天空上。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立即做好了准备，全神贯注地为靳开来“送葬”。不一会，戏开拍了，并且很快就进入了**，在一声沉闷的地雷声过去之后，只见扮演炊事班长的李丹军背着血肉模糊的靳开来进入掩体，所有的演员都进戏了，在那种特定的氛围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在演戏，而都认为靳开来真地离开他们了，于是悲痛欲绝的哭声顿时响起。
机器一停，掩体里面鸦雀无声，只有那轻轻的抽泣声，打破了这“战场”的宁静。显然，大家还没有从刚才失去战友的悲痛中缓过神来。
谢晋站在摄影机旁，两眼噙着泪花，仰天凝神，不言不语。
接下来是梁三喜牺牲。因为天气的原因，使靳开来挨了四天才算“死”成之后，老天似乎对梁三喜的牺牲也心有不甘，总是变着法子与导演作对，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似的。最后，当愈来愈紧的战争形势不允许再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的时候，谢晋只好采取第二套方案，即用照明组撑起的一面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巨幅尼龙华盖，把多余的阳光遮住，营造一个天阴地昏的战场氛围，好歹把梁三喜中弹以后脸朝地下的牺牲场面拍完。
在经历了几乎与靳开来牺牲时相同的悲痛欲绝的感情伤痛之后，摄制组人员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收拾起行装。这是《花环》摄制组在南溪拍的最后一场战场戏，也是整部《花环》中最震撼人心的戏。
4月24日，《花环》摄制组便悄悄地撤离了南溪。并于两日后在江川、马龙一带扎下营寨，这里离云南边境已经很远了，不过这里要拍的戏，却是整部《花环》中场面最大的，谢晋要在这里展现的，是197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卫反击战中大兵团挺进的壮阔场景。4月26日下午四时整，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射上天空，谢晋导演的这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大兵团作战的战争戏拉开了序幕。
谢晋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手里拿着望远镜，不时地举起来，就像一个将军一样，在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程和战场的变化。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将军”，他所要达到的，并不是战争的胜负，而是真实。
1984年8月13日，这对谢晋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个日子他已经盼望很久了，为了这个日子的到来，他和《花环》摄制组的同事们，曾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汗水啊。而现在这个日子就要到了，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反倒生出一些不安和惶恐来。这是为什么？因为《高山下的花环》就要接受审查了。他和摄制组全体同仁为之奋斗了一年多心血的结晶就要亮相了，这次亮相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好是环，是优是劣，是美是丑，他不得而知。因为《花环》的对白双片刚刚出来，上影厂的领导就急着要看了，他们也和全国广大观众一样，对《花环》这部片子的问世有点迫不及待了。
审查《花环》对白双片是在上影厂的放映室里进行的。参加审查的有厂长徐桑楚、副厂长韩尚义等领导，谢晋及主创人员和全体演员作陪。几位领导神情严肃，端坐正席，不言不语，看得出，他们的心也和谢晋一样紧张和不安。
但这一片笼罩在领导们心头的忧云愁雾，在两小时二十五分钟之后，就渐渐地散去了。随着《花环》最后一个镜头的结束，银幕上的画面消失了，灯光开启了，大家——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的人在抽泣，有的人在不断地擦着眼睛，有的人仍在默默地流泪。老资格的电影家和上影厂厂长徐桑楚用手绢擦着红肿的眼睛，他不想掩饰自己对于这部影片的由衷喜爱之情，握着谢晋的手连连说：“我非常满意，非常满意。”谢晋舒心地笑了，老厂长是中国电影界的权威，他的话一言九鼎，他能对《花环》作如此的评价，谢晋心中一直悬着的一块巨石落地了。
接下来是8月16日接受市电影局张骏祥、吴贻弓等领导的审片。与前次审片一样，当影片结束，放映室的灯光重新开启时，谢晋发现他的老师、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正用手绢反复地擦着自己的眼睛，看得出，他的眼睛已经很红肿了，而坐在他旁边的吴贻弓正低着头，在使劲地掐自己的脑门，从他高耸的鼻腔中，发出抑制着的抽泣声。
影片在上影厂领导和市电影局领导的严格审查后顺利通过。虽然审查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但传递出去的信息在观众们心中所引起的震动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谢晋在影片正式公映前的每天都要接到大量的来信和来电，他们问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花环》何时才能与观众见面呢？
谢晋的心里当然也很急，作为导演，他当然巴不得马上将自己的作品与大家见面，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影片正式公映前，要做的前期工作还很多，而最主要的当然是审片。
因此，在上海有关方面的领导对《花环》审查结束后，他又在9月4日带着已经混录合成完毕的《花环》进京送审。也就在他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国家电影局的石方禹局长和顾问陈播就有点迫不及待地对《花环》进行了审查。这种工作速度，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也是少有的。当然，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电影界的领导对这部片子的关注和期盼。两位领导对《花环》审查后的评价是简洁而明了的：满意，相当满意。
第二天下午，文化部丁峤副部长也审看了《花环》，看完之后，这位资深的老部长禁不住连连称好，说：“《花环》是一部非常难得少见的优秀影片，极为感人，震人心弦。”数日之后的9月8日下午，中国电影家协会又特请电影界的权威人士陈荒煤、冯牧、钟惦裴，总政文化部的刘白羽顾问，副部长李瑛等领导观看《花环》。正在参加整党的总政文化部与会人员也暂停当天下午的活动，全部参加观摩。放映结束，观摩的人员十有八九都红着眼睛，连连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那天刘白羽对《花环》可以说是作了最理性的概括：“巨大心灵震动的艺术是最崇高的艺术。”
10月下旬，对《花环》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谢晋，再次来到北京，不过这次不是来接受领导审查的，而是来接受观众审查的。一年前，也就在《花环》正式拍摄前，谢晋曾提出过，《花环》的拍摄一定要有观众意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拍的片子观众一定要喜欢看。这是谢晋针对日益不景气的中国电影市场提出来的，这一论点，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界开始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萌芽，这里暂且不论，但它实实在在的是谢晋在漫长的从影生涯中所得出的真实而切肤的感悟，因为在这方面他吃的亏已经不少了。
北京的观众在观看《花环》后的现场描述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轰动。真的轰动了。在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里、走廊里和进出口都站满了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的是从很远的郊区赶来的，有的是偷偷地从办公室里溜出来的，而有的则是专门与人调了班才来的，虽然他们都知道不久以后《花环》就要公映，但他们图的是先睹为快。现在，他们都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或者默默地站在过道里、进出口处，大家人挤着人，但谁也不在乎这些，只顾把眼睛牢牢盯在银幕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这拥挤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开始掏出了手帕，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开始有人只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有人发出一种抑制着的抽泣声，最后就有人控制不住地哭出声来了。而这哭声又像会传染似的，你传染我，我传染你，可大家谁也不觉得难为情。随着剧情的递进，大家的灵魂得到了净化，精神得到了升华。一位看过这场试映的观众后来对人说：“我这一辈子看过不少电影，一般我从不流泪，但看了《花环》我流泪了，我忍不住，战士们太伟大了，他们都是中国真正的脊梁，我从心底里敬佩他们。”
《花环》的拍摄成功和试映后引起的轰动，不仅引起了全国广大观众的关心，也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就在谢晋携《花环》在北京试映期间，即1984年10月24日，北京正在召开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即十二届三中全会。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与会代表观看了《花环》，在座席中，有一位身着军装的老将军也在观看，他就是对这部《花环》给予了极大支持的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两个多小时后，影片放完了，许多代表都向张铚秀表示祝贺，说：这是建国以来军事题材影片中最优秀感人的作品。代表们希望通过张铚秀，向《花环》摄制组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特别是向导演谢晋表示祝贺。据说后来万里、胡乔木等领导在调看了《花环》后，也流下了眼泪。而总参谋长杨得志在看了《花环》后，则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下了“希望文艺工作者创作和拍摄更多的像《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好作品，好影片，对军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题词。
除了赞扬、好评和肯定以外，《花环》试映后给人所带来的震动也是空前的，特别是对烈士的抚恤金及部队干部的“欠账单”和如何看待靳开来式的人物等问题上，上上下下的反响之强烈，甚至连谢晋也是没有想到的。就在《花环》试映后不久，老将军秦基伟有一次到胡耀邦同志家中汇报工作，顺便问起胡耀邦有没有看过《高山下的花环》，胡耀邦说还没有，老将军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我们战士牺牲后的抚恤金太低了，才五百一十五元。这个数字是抗美援朝时定下的，而我们的烈士家属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就拿着这点抚恤金去还债了。胡耀邦动情了，他立即调看了《花环》。也就是这以后开始，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慢慢增加了。对部队干部的负债问题，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同志看了《花环》后，心里非常难过，他特地关照有关人员说：“这个细节非常真实，要好好搞。”
在《花环》一片中，靳开来这个人物可以说是谢晋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就如电影评论家罗艺军所说：“在影片中，谢晋在靳开来(何伟)身上倾注了最多心血。作为一个战士(其实是副连长)，靳开来在战斗中表现很出色，可是没有被提升，牺牲之后，连个三等功也未评上。原因仅仅由于爱提意见敢说真话。讲真话，本来是人之为人起码的行为准则，却成为代价高昂的奢侈品，这其中的悲剧意味实在太深长了。人的尊严，人性的复归，第一步就应该从这里跨出。谢晋精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塑造的靳开来这个典型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正因为如此，影片在社会上放映后所引起的心灵震**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在北京大学，《花环》放完了，大礼堂里鸦雀无声，有的人抹着眼泪走出去，有的人在严肃地思考，有的人竟坐在座位上久久不愿离去。是什么东西震动了人们的心灵？是什么东西激起了大学生们心灵的共鸣？这时候，大家看到了扮演靳开来的何伟也在观众中，大学生们激动了，大家纷纷拥上去，紧紧地围着他，并且亲热地抚摸他的脸。因为就在刚才，当影片中雷军长大声吼道“不给靳开来记功，天理难容”时，大礼堂里曾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面对如此场面，同在现场的谢晋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曾收到一位守卫在老山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来信，信中夹着一枚三等功勋章，勋章已经有些陈旧，上面还沾着一些老山前线的红土尘。他在信中说，他代表守卫在老山前线的全体战士，非常感谢谢导为他们拍了这么好的一部片子，战士们看了后，都禁不住哭了，特别是像靳开来副连长这样的人，在部队多得很，他们其实是一些对祖国非常忠诚对同志非常热爱的人……他的信写得很长，字也写得有些潦草，看得出那里的恶劣环境不允许他从从容容地写信。遗憾的是，不知是无意间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回避，这位小战士却没有在他的信中留下姓名，后来也一直未与谢晋联系过。
诚如大家所料，备受世人关注的《花环》在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它应得的殊荣。在第八届百花奖评选中，它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饰梁三喜的吕晓禾获得最佳男演员奖；饰靳开来的何伟获最佳男配角奖；饰梁大娘的王玉梅获最佳女配角奖。这样，第八届百花奖中四个获奖演员除在电影《人生》中饰刘巧珍的吴玉芳以外，其他三个都被《花环》的演员们囊括。此外，《花环》还在这一年中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新加坡的观众则把《花环》评为1985年的最佳华语影片，谢晋本人，则被评为1985年的最佳导演。
然而遗憾的是，在同年举行的第五届金鸡奖评选中，获奖呼声极高的《花环》竟然榜上无名。最佳故事片奖的奖杯被北影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影片捧去。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金鸡奖毕竟只代表了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它并不代表广大观众的意愿。纵观谢晋所有电影的观众人数，《花环》达到了一亿七千万之多，可以说是最高的。因此观众在百花奖评选中投《花环》的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金鸡奖也并没有完全将《花环》冷落在一边，它还是给了《花环》不少的荣誉：如李准、李存葆获得最佳编剧奖，吕晓禾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何伟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王玉梅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周鼎文获得最佳剪辑奖等等。
至于《花环》一片中的“三军”统帅谢晋，则吃了一个零蛋，什么也没有。但谢晋是肯定不会计较这些的，他得到的荣誉已经够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太多了。反过来再说，荣誉对他又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导演，他关注更多的是观众、是艺术、是市场，这才是他为之奋斗的电影事业的全部核心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