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节前夕，在中国云南边境一个叫都龙公社的地方，一个名叫卫国的小伙子在即将与他相恋多年的情人完婚之前，不幸踩上了一颗由越南军人埋在中国境内的地雷，再也没有醒来。
在这之前，与这个国家仅隔一条边界线的我广西、云南地区的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有数百余人被打死打伤，而半年之内这个国家对我国的武装挑衅竟达470次之多。在一段时间内，在我国这个原来和平安泰的土地上，顿时腥风血雨，生灵涂炭。面对如此明目张胆地侵我领土、毁我村庄、杀我军民，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行径，1979年2月17日，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被迫之下，对侵略者进行了奋勇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中越自卫反击战。
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都会在这场战争的进行当中或结束之后，催生出与这场战争同样辉煌和伟大的文学作品。尽管这场中越自卫反击战才进行了短短十六天时间，但这可以说是浓缩了的十六天，这十六天，对于整天醉生梦死的人来说，的确是太短了，短得几乎来不及品味人生太多的享受和快乐。而对于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前方将士们来说，又的确是太长了，长得几乎望不到尽头。许多人，就在这十六天中的第一天，就走完了生命的旅程，而有的人，在这十六天中的最后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十六天的战争，铸就了十六天的辉煌，而十六天的辉煌，则成了文艺家们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宝藏。
由济南军区政治部歌舞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创作员李存葆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可以说是所有描绘和再现这十六天辉煌的文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虽然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是在1982年的11月，离那场战争发生的时间已有三年之久，而所有以那场战争为背景和素材的文艺作品在这个时期内又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其中的佳作亦不胜枚举。但这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而又不苟言笑的山东大汉，仍然认为描绘这场战争的真正力作尚未出现，于是，以他作为一个军人特有的政治敏感和别具一格统筹全局的历史意识，“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反击战前后，我军基层步兵连队普通平淡生活的真实画卷，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我军最基本成员的鲜明形象，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这些普通小人物感人肺腑的命运，展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情操、胸怀、理想、爱情、生活和死亡。”
《高山下的花环》发表以后所引起的轰动和震撼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它的问世，就仿佛是在人们的头顶上爆炸了一颗氢弹。而当这颗氢弹的硝烟散去之后，被兴奋和激动所鼓**的人们才静静地思考起来，为何以前那么多描写这场战争的作品都没有像这篇《高山下的花环》那样具有辐射力和穿透力呢？为何当人们看了以前的那些作品之后，虽然也激愤过，虽然也流过泪，但都没有像读过这篇作品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而在这千千万万个沉思者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沉思者，一年半以后，当他把自己的沉思变为行动之后，他献给中国观众的是一部比小说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作品，这就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这个人就是谢晋。
谢晋是在中国作协创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十月》杂志上读到《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的。在上影厂，大家都知道谢晋有两大嗜好，一是喝酒，二是收集刊物。他自费订的报章杂志有数十种之多，有一些拍摄题材，如《牧马人》、《国殇》、《人约黄昏后》等等，都是他从这些刊物上读到后，才引起他的兴趣的。当然，这些题材中有些拍摄成功了，有些因种种原因没有拍成。但不管怎么说，谢晋对这些报纸杂志，是情有独钟的。诚如他自己所说：“五十年代《新观察》创刊，我订阅时还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那时学习劲头很大，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电影、戏剧、文学本行的专业知识外，还挤时间，抽空隙阅读各种期刊，其中，《新观察》使我得益很多。它使我从各个侧面认识社会，认识时代，认识世界，也使我扩大了眼界，从各种角度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新鲜事物。”又说，“我爱读小说和报告文学，有相当数量的这一类作品，不但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且它们忠实地反映了生活中亿万人民心中的声音，引导和推动历史前进。我从这些优秀作家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献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火光。这是十分值得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习的。”
在《十月》杂志中读毕刚出版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后，谢晋的心被小说中的人物和命运震撼了，他说：“我是在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下阅读《高山下的花环》的，不少段落使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当第二次、第三次阅读时，它还使我一再流下泪水。经验告诉我，如果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我能将它拍好。”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我第一遍看小说，为这一家的命运和精神哭了，第二遍看时还哭，第三遍看时还有泪，小说能够这样强烈震动我，我相信电影也能震动大家。”至于为何能震动大家，他分析说：“《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一出来，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花环’热。研究其原因，我感到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是极左路线包括十年灾难留在观众思想上、政治上、感情上的余波所产生的作用(如‘欠帐单’、‘开后门’、‘臭炮弹’等)。虽然这些事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极左路线不断得到纠正，但这个余波还是能够震动广大观众的。”
这就是谢晋决定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最初的冲动，也可以说，是他职业的本能，他的职业就是要把好的题材搬到银幕上，按他的好友罗艺军所说，谢晋是不会漠视社会生活热点的。现在，这“热点”就在他的手心里，他怎么会把它轻易放弃呢？但话又说回来，这部颇具“热点”的小说现在虽捏在他的手心里，但能否搬上银幕去，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中国有见地的艺术家多的是，自从《高山下的花环》一问世，艺术家们的眼睛便睁大了。大家感觉到一部好作品问世了，中国描写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但唯有这部作品很特别，因为涉及到中越乃至中苏关系上的恩恩怨怨。它既不同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对外战争，又使这场战争的性质由以前通常所说的阶级斗争而变为爱国主义。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第一次突破了几十年来军旅文学的一条不成文的戒律，相当尖锐地触及到部队生活当中的现实矛盾乃至腐败。这在当时的中国军事文学创作中，堪称是一块里程碑。因此，作品一经问世，顿成洛阳纸贵，全国各地根据小说改编的各类艺术作品：话剧、歌剧、舞剧、广播剧、吕剧、评剧……纷纷跃上了各地的文艺舞台。
在全国各地上演的二十几台话剧《花环》中，第一个将《花环》的艺术形象动人逼真地献给观众的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而在离作者李存葆生活工作地点不远的山东电视台，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在1983年的“八一”建军节，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六周年之际，用最快的速度将《花环》的电视连续剧推出，从而夺得了当年的“飞天”最佳电视连续剧奖。至于全国各地的大小报纸杂志连载《花环》小说的原本，或者选载《花环》小说的精彩章节，那更是不计其数，不胜枚举。
这还不算，阵容强大而又嗅觉灵敏的全国各大电影厂的领导和编导们，这时也为了夺得《花环》的改编权，从一开始的暗中争斗发展成了后来的公开“厮杀”。而在这场硝烟弥漫各不相让的拉锯战中，八一电影制片厂一开始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因为早在1982年4月，《花环》尚在李存葆的“母胎”中，他只不过是在全军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谈了谈作品的基本情节和构思，八一厂的一个编辑就盯上了，因为同是军人，大家容易沟通，他就与李存葆商量，要他把《花环》修改权，让给八一厂。李存葆是个很实在的人，他不想开空头支票给自己军队的电影厂，因此也没有明确表态，待到《花环》一出来，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八一厂的那位编辑又赶紧来找他，但这时李存葆周围的电影厂编辑或编剧，已围成了一大圈。这场电影厂之间为了争夺一部作品的“拉锯战”，最后终于走上了“公堂”，这个公堂就是济南军区政治部。
谢晋就是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的。说是乘虚而入，其实也不是，因为早在半年前，也就在《花环》最山花烂漫时，上影厂文学部就派出了一位颇有能量的女编辑武珍年赴泉城与李存葆谈判，武珍年的口袋里当时装着两张牌，一张是如果《花环》由上影厂拍摄，执导的将是大名鼎鼎的谢晋大导演；第二张牌是，如果济南军区政治部同意把修改权让给上影厂，改编将由鼎鼎大名的李准大编剧出马。这两张牌一出，《花环》的作者李存葆便不得不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了。没想这时候，第三张牌又来了，不过这张牌不是从武珍年口袋里摸出的，而是从首都北京打来的。打牌的人是中国赫赫有名的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的负责人冯牧，他写了封信给李存葆，说：他是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不断流着眼泪读完了《高山下的花环》的，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及早搬上银幕，最好交给上影厂去拍。而导演，非谢晋莫属……就是这一张牌，使一直举棋不定的济南军区政治部和李存葆本人下了决心，把修改权交给了上影厂，交给了谢晋。
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电影界为角逐《高山下的花环》电影修改权拍摄权的“拉锯战”，终于硝烟散尽，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谢晋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情时，曾激动地说：影片《花环》的成功，冯牧当立头功。
1983年7月的一天，正在老家绍兴为拍摄《秋瑾》一片的外景而忙碌的谢晋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匆匆安排好他离开后摄制组要做的几件事，就与上影厂副厂长王林谷、已任副导演的武珍年一起赶赴济南，与专程从河南赶来的李准汇合，去青岛找正在修改《高山下的花环》剧本的李存葆讨论有关剧本修改方面的事。因为在这之前，李存葆曾经写出过一个初稿，在动手之前谢晋和李准、李存葆，还有《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的编辑李培森曾共同议过一个修改方案，谢晋对这个修改方案作了简洁明了的概括。他说：“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有很大的生活容量，很大的思想容量，它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可以在改编它的时候给我们留下很大的创作余地。不少话剧是按小说以赵蒙生的转变线索为主，而我们影片的脉络是以梁三喜一家(梁大娘、韩玉秀)的命运为主线，结合展开了靳开来一家(杨改花、小虎)、雷军长一家(雷凯华)、赵蒙生一家(吴爽、柳岚)，还有金小柱和他的父亲等五个军烈属家庭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的悲欢离合。”
应该说，剧本修改的思路和脉络是十分清晰的，按理这个剧本由原作者李存葆执笔，是最理想的人选了。但李存葆写的一稿出来后，谢晋不满意，于是只好请李存葆再改第二稿。谁知二稿出来后，谢晋仍然不满意。这时谢晋的心里，真的有点焦急起来了。俗话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文学剧本是影片的基础，一个能打七十分的剧本经过导演和全体人员的刻苦努力，可以达到八十分，一个仅仅是六十分的剧本再努力也难达到八十分。”
看来，只有叫李准改这一条路可走了。但要叫李准改，又必须动员他把手中正在创作的《双雄会》放一放。这一稿，必须是真心实意地改，而不是三心二意地改，而且必须要改好。因为时间不能再拖了，舆论已经造出去了，老是不见有动静，说不准又会生出什么枝节来。再说谢晋又有《秋瑾》一片在拍摄，那边的事情也多得不得了，他不可能老待在青岛受无穷无尽的煎熬，尽管青岛有海水、有沙滩、有美味的海鲜和迷人的风光，但他对此却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剧本，一个像样的剧本。
李准答应暂时把手中的《双雄会》放一会，再改《花环》的第三稿，当然，这是他在听到李存葆真心实意的恳请后才答应的。因为李存葆是原作者，原先又讲好先由他主笔，他不能做反客为主的事。不过，修改之前，他也不是没有要求的，他的要求很简单，既然叫他单独修改，就由他一个人改，而且在十天之内，任何人不要打扰他。谢晋和李存葆答应了他的要求，大家说好，除非有天大的事，这十天内决不“理睬”他。果然，到了第八天，面色憔悴的李准把一个改好的本子送到了谢晋的手上，谢晋面无表情，抓起本子就看，随着剧本的不断翻动，谢晋原本绷着的脸在慢慢的**开来，随后他的脸肌松动了，随后嘴巴咧开了，随后剧本看完了，随后他满意地笑了。
谢晋是个平素不太愿意轻易表扬人的导演，但面对一个心中渴望和满意的剧本，他还是禁不住想表扬他的老朋友李准几句了：“剧本最触动我的地方，也是我生活中最想发言，最要抒发的那种感情。《高山下的花环》引起我最大共鸣的是梁三喜这一家。这是因为这一家的命运最拨动我的心弦。我在日记中写到：‘梁三喜这一家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民族的伦理。’这个家庭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震动，还因为这一家人的命运真实而又自然地抒发了人世间最难能可贵的革命之情、天伦之情。人情、感情的抒发，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空洞的口号，没有贴标签，一切顺乎情理。人的感情在这一家人身上得到了最美的体现。这种美的体现，在国内在国外都能得到共鸣。”
对于李准来说，这难熬的十天时间总算没有白过，因为，没有什么比谢老头子的笑脸更让他宽心的了。但话又说回来，假如他不度过这十天的煎熬，谢晋也决不会放过他的，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谢晋也会想尽办法找到他，将他欠他的文“债”逼出来。
剧本通过，谢晋就急着赶回上影厂，厂里的领导也正焦急地等着他，剧本出不来，他们的压力也很大，现在导演一关迈过了，最后还要经过厂党委和厂艺委会讨论，如果通过了，剧本就可以正式拍摄了。就如谢晋所料，厂党委和厂艺委会对这个本子是满意的，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厂党委和厂艺委会全票通过。
消息传到北京，立即也传来了热烈的反映，陈荒煤同志建议在拍《花环》时最好要加强梁三喜这个人物。而刘白羽同志说：梁大娘这个人物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一定要加强。冯牧同志则十分喜爱小北京，几次嘱咐谢晋要加强他的分量。面对这三位文艺界前辈对《花环》的热情关心，谢晋内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他说：“《高山下的花环》小说能够出来，完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成果。试想一下，在十七年里，这篇小说，这个剧本能出来吗？那不成了给部队抹黑？”“《高山下的花环》这么尖锐地写了死、血、穷、苦、债、悲伤，甚至还写牢骚、写官僚主义、不正之风，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大家都成熟起来了。”
这之前一直对外界的舆论作低调处理的谢晋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一个好本子到手了，也就是说电影《花环》已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只要演员选得好，各部门共同努力，这一炮一定能打响。在一次会议上，因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的谢晋甚至向大家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作为写军队生活尖锐矛盾划时代作品的《高山下的花环》，是中国影坛的第一个，影片《高山下的花环》要超过自己所有的作品，电视剧、十几台话剧都有了，退路没有就没有好了，拍不好《高山下的花环》，我永远和电影界告别。”
这哪里是什么宣言？这分明是把自己逼到悬崖绝壁上去了。这就是谢晋的风格，他这人说话向来都是算数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然，也有热心的观众为谢晋的这句话捏了一把汗，他们说：万一谢晋真的把《花环》拍砸了，那么，中国的影坛上，不就要陨落一颗耀眼的星星了？我们不就看不到他拍的电影了？当然，能解答他们担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谢晋。
谢晋这时已无暇来回答这些热心观众的担忧了。虽然完成了剧本，还来不及好好喘上一口气，他又被挑选演员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电影界里的人都知道，谢晋挑选演员很特别，甚至很古怪，有一些演员大家都说好，而谢晋却连想也没有想到他。而一些演员，长期受人冷落，偏偏谢晋相中了他，这并不是谢晋别出心裁，或者故弄玄虚，更不是他歪打正着，而是有着深刻道理的，因为谢晋有谢晋的审美眼光，谢晋有谢晋的用人标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凡被他相中的演员，许多人都出了“山”，甚至平步青云，成为中国影坛耀眼的星星。那么，这一次，谢晋又会挑选谁呢？《花环》要拍电影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电影界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震动最大的，还是演员们。因为机会毕竟太难得了，中国几十个电影制片厂，最多一年才拍摄几十部上百部电影，而中国有名气的演员又那么多，很多人几年当中才轮得上扮演一个角色，当然还不大可能是主要角色。因此，只要一有新片投拍的消息传来，影坛便会出现一阵**，演员们可以说是各显神通，有写信毛遂自荐的，有打电话请谢晋高抬贵手的，有托关系找门子的，有请权威人士写条子要求照顾的，甚至有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招待所直接面陈谢晋的，等等，不一而足。这期间，谢晋光收到的信足足有上千封之多，这还不包括好事者上海《青年报》转给谢晋的数千封信。这家在读者中颇具影响的报纸，或许是出于一种对电影《花环》的企盼和厚爱，专门在该报辟出栏目，搞了一个“请您为《花环》摄制组推荐演员人选”的栏目。一时间来信来函如雪花一样飞到编辑部。最后统计出来，竟有四千封之多。这些宝贵的信函，也都转到了谢晋的手中。
坦率地说，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哪种途径，谢晋对每一封信，每一张便条，甚至每一个电话，每一次求见，他都是十分重视和谨慎的。因为他要找的正是他需要的演员，现在大家这么热切地关心着《花环》，这么热心地想来参与它，这应该是好事，说明《花环》在演员们的心目中，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虽然有些人的做法并不是他所赞同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一些好演员，正在他们的之中。比如扮演韩玉秀的盖小玲(后改名为盖克)，就是她找到谢晋住的北京西直门某招待所，有人介绍她过来找谢晋的，那时候她还在中央实验话剧院读书，既没有名，也没演过有影响的戏。但谢晋看她这人气质很婉顺，是个悲剧型，与韩玉秀的生活很贴近，于是就将她留下来，事后证明谢晋的眼光是准确的。但遗憾的是，就在盖克主演了《花环》而功成名就后不久，她就远去了美国，谢晋对此感到非常的惋惜，在他看来，只要在中国，盖克是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八一厂演员唐国强，也是毛遂自荐的。当时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自荐信给谢晋，他在信中说：他非常希望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园丁将自己这棵长了过多枝杈的小树修剪修剪。唐国强当时已经演过几部戏，一开始反映还不错，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演的几部戏，反映都平平，这使他的心情很不好，特别是有人把“奶油小生”这顶帽子套在他头上，更使他恼火。因此，他在信中慨然向谢晋提出了要求，希望谢晋能让他扮演赵蒙生一角，他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谢晋当然不是被唐国强美丽而激昂的言词打动的，他从内心里觉得唐国强这个演员的气质的确与赵蒙生相近，而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哀兵必胜”的理论，因为此时的唐国强正处在急欲奋发的状态中，他不甘心，他要重整旗鼓，所以，他在塑造人物时必定会竭尽全力。因此在文艺界同仁和摄制组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下，他斗胆启用了唐国强，事实证明谢晋的目光是正确的。在整个《花环》的拍摄过程中，唐国强扮演的赵蒙生从开始时志得意满，接着被人冷落，最后振作起来完成了自我价值的重建。特别令观众难忘的是，在九连向敌人的无名高地冲击时，连长梁三喜牺牲了，这时候，目睹了刚才一切的赵蒙生在阵地上发出了一声近乎狼嚎般的大吼，由于拍摄时全身心投入到角色的体验之中，唐国强的脸扭歪了，手被枪栓划出了一个大口子，以至于鲜血如注，他也不知。后来有评论家说，唐国强付出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正是这一声大吼，把赵蒙生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也把他唐国强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因此，无论是起用盖小玲也好，还是起用唐国强也好，谢晋不愧是独具慧眼的艺术家。这一点，连许多当初极力反对谢晋决定的人，最后也不得不佩服。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已经物色了韩玉秀和赵蒙生的扮演者，但他们毕竟还不是最主要的角色，最主要的角色是梁三喜和靳开来的扮演者，但这两个人目前又在哪里呢？茫茫天涯，朗朗乾坤，要寻找谢晋心目中的这两个人，谈何容易。
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副导演武珍年这些天没有少挨谢晋的剋，主要演员无着落，老头子近来情绪不好，连他最钟情的酒，也几乎不碰嘴唇了。但干着急又有什么用，难道她武珍年不急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比谢晋还要急，因为她是副导演，物色演员是她的事，演员没物色好，她能吃得香，睡得稳吗？
9月底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这是个一家人容光焕发欢欢喜喜外出旅游的季节，也是辛勤劳作了大半年的农人终于盼到了收获果实的季节，总之，它是个令人陶醉的季节。但这个季节，对于客居在北京西直门一家招待所里的谢晋来说，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跨入10月了，《花环》自从向外界发布消息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半年多时间，但时至今日竟连主要演员也未物色好，这部从中央到老百姓都在热切关注的片子什么时候才能与观众见面呢。不错，这些天他天天都在脑海里谋划着物色演员的事，凡是能够看到的《花环》剧目，无论是话剧也好，歌剧也好，电视剧也好，无论是地方剧团演的，还是军队剧团演的，他都看过了。中国一些有名气的男演员，在他的脑海里也像梳头一样，几乎被梳了个遍，但是，梁三喜在哪里呢？靳开来又在哪里呢？
平心而论，中国的演艺界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各式人等，应有尽有，如果按一般标准，挑一个梁三喜和靳开来的扮演者，应该不成问题。但谢晋心中却另有标准，他要找的必须是有“男子汉气质”的演员，不漂亮，有特点，要硬派，最好有军人气质，能掌握一些军事动作，丑点也不要紧，因为丑，也是一种特殊的美，这就是谢晋要找的梁三喜和靳开来。也就是说，是他心中的梁三喜和靳开来。
因为主要演员没物色好，国庆节也过得不愉快。虽然外面的景色是那么的美，气候又是那么的宜人，可看到谢晋板着的那张脸，看到那张紧抿着的有棱有角的仿佛随时都会朝你喷出一腔怒火的嘴，大家谁还敢去玩呢。
国庆节的第二天，谢晋还是开口了，他觉得再待在北京这个圈子里面找，恐怕不会再有收获了，他要武珍年立即赶到长春去。但长春能否找到梁三喜和靳开来，他也没把握，反正去碰碰运气吧。作为《花环》的副导演，武珍年当然是知道谢晋挑人的标准的。但谢晋总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在送她上车时，还再三叮嘱她：漂亮不应该是选择演员的唯一标准，唯一的标准是符合角色的形象。在物色演员时绝不能开后门，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找不到理想的就不开拍。
武珍年走了，带着谢晋的重托，带着全国观众的期望，也带着她自己的企盼，心中是忐忑不安的。成败在此一举了，如果长春还找不到理想的梁三喜和靳开来，那么他们只好从北京打道回府了。而《花环》也就面临着以下的选择：要么挑选谢晋并不满意的演员担任梁三喜和靳开来，要么《花环》拍摄的时间无限期地拖延，直至找到理想的人为止。而这两条，对于正处在创作冲动中的谢晋来说，无疑是太残酷了。
在长春，武珍年住进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深秋的长春，比北京要冷得多了，漫步在长长的斯大林大街上，凛冽的西北风把地上的梧桐树叶吹起来，在半空中漫无目的地飞卷着。武珍年触景生情，不禁感慨万端，她想此时此刻，她难道不也如这梧桐树叶一样吗？在长春，她人地两生，举目无亲，而身上又肩负着这样的重任。万一完不成任务，她将怎样去向她的恩师谢晋交代呢？这么一想，她的心里不禁油然涌起一股苍凉而无助的感觉。但是，上苍最终还是把成功的绣球抛给了武珍年。在招待所，武珍年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曾在上影厂拍过戏的女演员，真是“巧她娘打巧——巧急(极)了”，喜出望外的武珍年就像找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紧紧地拉住了她的手。
在这位女演员的引荐下，第二天，沈阳市话剧团一位名叫吕晓禾的演员进入了武珍年的视线。武珍年不看也罢，一看，禁不住脱口而出：“嗬，老天，我总算找到你了。”站在相对瘦弱的武珍年面前，年已三十九岁的吕晓禾是那样的挺拔，他的黑而粗糙的阔脸，他的发达的一用力就会凸起一块一块疙瘩的肌肉，他的又黑又亮被包裹在一圈浓密睫毛中的大眼，他的那只布满着坎坷的有点不太规则的鼻子，尤其是那张嘴唇有点外翻的阔阔的大嘴，这张大嘴曾使吕晓禾失去了一次扮演敌后武工队队长李向阳的机会，也使他失去作为一个男子汉在女人心中的风采，尤其是笑时，特别是在大笑的时候，这张大嘴所牵动的肌肉能把他的整张脸笑得变形。应该说，在一般人的眼里，他算不上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但在武珍年眼里，他却是一条硬汉，一条的的确确的硬汉，这样的硬汉，你能在一米远的距离外，感觉到他的幅射。武珍年开心地笑了。吕晓禾也笑了，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幸福怎么会落到他的头上呢。
物色好了梁三喜，但还缺少一个靳开来，如果有了梁三喜，而没有靳开来，《花环》主角仍然缺着一条腿，不能拍。看来，只有拜托吕晓禾了，既然长春能出梁三喜，想必也能出一个靳开来。
吕晓禾听武珍年说还要找个靳开来，就咧开他的大嘴巴笑了，他甚至连想也没想，就推荐了一个人：长春市话剧院的何伟。何伟何许人？武珍年没见过，直至拉着吕晓禾闯进何伟的家，武珍年又乐了，这个长着络腮胡子、虽比吕晓禾矮了一截、但粗壮厚实的东北汉子活脱脱就是一个靳开来。尤其是那双滚圆的有点玩世不恭的大眼睛，与靳开来的形象简直太像了。
来长春才几天，就逮住了两只“东北虎”，简直把武珍年给乐坏了，她是个急性子的人，真恨不得把这两个大汉装进口袋里，带到北京去，但毕竟两人也是有单位的人，不是说想走就走的，再加上何伟这几天骨折，腿上的石膏还未拆，再紧打紧算的，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吕晓禾与何伟邀武珍年在长春再玩几天，也好谢谢这个伯乐的知遇之恩，但武珍年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知道她的心里虽然急，可住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里的那个人比她还要急。她要再不回去的话，万一把那个人急出毛病来，她可是承担不起的。
但武珍年这次可是急蒙了头，待她兴冲冲地从长春赶到北京西直门招待所，把吕晓禾、何伟两人的情况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向谢晋一汇报，谢晋问她要照片，她才想起把这件要紧的事忘了。要是在往常，武珍年这一次难免又要挨谢晋一顿“骂”，但念她这次长春之行的功劳，谢晋也就“饶”了她。
一星期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天，两个黑乎乎的东北汉子，互相搀扶着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找到了武珍年，武珍年把他们介绍给谢晋，谢晋打量了两个人一眼，脸绷着，嘴抿着，眉毛紧皱着，过了好一阵，便冷冰冰地叫两个人做小品。在场的人心里都像揣了个小鼓，咚咚地直敲着，武珍年也被谢晋今天的表情吓得直犯怵，要是老头子对这两个人还不满意的话，她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这一天，对于吕晓禾和何伟来说，也许是永远值得纪念的。这一天，可以说是他们从艺当中最难熬的一天，这一天，也可以说是他们一生当中获得了最大转机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名字，将会在中国影坛的人物画廊里，占有了一席十分重要的位置。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影坛灿烂的天幕上，又有两颗耀眼的星星在冉冉升起。
谢晋对这两位年轻人加入《花环》摄制组的欢迎方式是传统而又特别的，那就是用他家乡的绍兴酒。每当他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或者在他心情舒畅的时候，他就会把那坛香气四溢的绍兴酒打开来，分给大家喝，即使你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他也要叫你喝，谁又会拒绝喝一杯高兴的喜酒呢。但话又说回来，若是他的工作不顺利，或者心情不好的话，他是没有兴致喝酒的，相反，如果你喝了酒，把酒气带进摄制组，那么，你可就有好瞧的了。